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脉相连。事实上，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在处理《剑桥中国史》时，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德国杜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 Grimm）教授夏天时来参与我们作者的研讨会。他是《远东杂志》（Oriens Extremus）的编辑之一，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应俱全。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并入《剑桥中国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再加一则注释，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这很难加以解释，尤其是在我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全心投入创作。说这话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忘记这件事，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这是大家的预期。失败就是不名誉，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小孩。
要我投入创作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牟复礼和崔瑞德试着帮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格尔和我到京斯顿（Kingston）的社会福利局去。数周后我们收到通知，概略算计出，如果我在六十二岁时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会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计划可让我每个月多添两百美元。这些还不到我们每个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更不要说房屋税和其他杂项支出。我们也去研究失业津贴的可能性，京斯顿的失业处坐落在松丛路（Pine Grove Avenue），前身是铁路车站，事实上，铁路局的标志还挂在墙上，一旁贴着新告示：“纽约州劳工局”。内部陈设和几条街外的社会福利局差不多，一进门是接待处、钢制的拱形椅、塞满手册的架子、依个案而散置不同地点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会发现气氛毫不相同。在这里等候的男人脸也不刮，衬衫起皱，他们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个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壮硕女子独自坐着，看来心烦意乱。办公室的布置比社会福利局还破烂不堪，这里根本欠缺那里的安适与轻松。
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天花板垂下一个标志：“初次申诉”。没有椅子可坐，我必须抬起下巴和负责的女士对话。她坐在桌子后方，但位置比我们高了一台阶，桌子则和我的视线同高。就像在法庭一样，辩护律师必须抬头向法官求情。她后方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让她的声音更容易传达给我，而不是将我的声音传给她。
不过，这位女士倒是很愿意帮忙。她清楚回答我的问题：是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领取社会福利金及失业津贴。她身子往前倾，给我看一份申请书，上面有两栏，询问申请人是否领取社会福利金和退休金。不过，她把表格只给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我必须等到真正失业时，这个案子才能受理。在此同时，她给我一本手册。手册说，申请人必须定期证明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而遣散他的雇主可以质疑他的申请。我把手册一丢。我已经受够我的雇主了。
我的雇主是克里夫顿·小华顿（Clifton R. Wharton，Jr.）博士，纽约州立大学校长，一年控制的预算接近十亿美元，办公室在奥本尼（Albany）。他写信给崔瑞德：“在经费缩减计划中，黄博士的表现或成就从不曾获得负面评论。”但是，在纽普兹，为了要撇清批评，不愿被人说他们受制于系及学校里的一小撮人，他们公开及私下都说自己做对了。如此一来，他们简直在暗示，被解聘的人活该。你要求他们解释时，他们会说，到奥本尼去诉苦吧。你到奥本尼去抗议时，只会见到代理副校长。他会说，都是各校自行决定。他会尽可能谄媚及同情你，同时抱怨自己的权限有多小。你当下便知，这个年薪四万美元的官吏只会解决行政问题，不打算维持正义。我就坐在那里，成为他的问题。为了正式递出抱怨，你还必须经过工会。根据泰勒法案（Taylor Law），任何州立大学体系的员工，都必须接受UUP（United University Professionals，大学专业人士联合工会）的管辖，不管是否为工会会员。“我不知道。”工会代表说：“如果你想递出抱怨函，我们会帮你忙。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这张合约定得不好，上面的确写着他们有权终止教学计划。”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员。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机处境，要我们保持耐心，他会去处理。多年来，他一直给我许多保证和解释，有些书面的承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格尔还陪我去见律师，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重点是纽约有部公务人员法。如果一个纽约州的公务人员被卷入民事诉讼，事涉“责任范围和在职期间”，如果获判赔偿金，是由州政府来负担，就像保险金一样。附带条件是，被告在被传唤或接获申诉时，应由首席检察官来负责辩护。我真的希望和纽约州的法律人员牵扯不清吗？而且由纳税人来负担赔偿金吗？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后的政治阴谋，以洗刷我的名誉。我必须找到同事当证人，三名同事愿意替我作证，其中两位更是十分热心，但第四位就犹豫不决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我不得不放弃。但是，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一定会被视为懦夫。我将符合一般人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四处含糊其辞地抱怨，但必要时却尽量避免正面迎战。
在普林斯顿无眠的夜里，我感觉血管中的愤怒逐渐扩大流窜。这时我开始体会到，有些人在正义不得伸张时，为何会丧失理性，变得很粗暴。我甚至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的工作虽然不是很有创造力，但也隐含相当有趣的内涵，可以帮忙填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间的差异，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呈现，并出之以一个普通人的闲聊。上述论点正接近被接纳的关键点，如果我再待久一些，也许会成功。
身为历史学家，我有许多人没有的优势：我可以意识到命运的干涉。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由于我们涉入太深，因此无法自行评估，更不用说事发当时。一想到我到纽普兹是纯粹意外造成的，我就觉得宽慰不少。如果航空公司职员没有让特定的两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机上紧邻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运。
1967年，格尔怀着杰夫时，我正在找工作。伊利诺有个工作等着我，但我们都不想回去。我正要飞到印地安那去面试，但那也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电话适时响起。纽普兹区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莱特（Peter Wright）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中国历史。他才去过芝加哥，参加亚洲研究协会的年度大会，希望找到教师，但没有收获。在回程的飞机上，他的邻座坐着我的朋友余英时。他们彼此介绍自己，当成开场白。为了让故事更曲折有趣，其实余英时之所以和我在人生的旅途相遇，也算是一段奇遇。十六年前，也就是1946年时，我在中国东北遇到一位余协中先生，他是哈佛的历史学硕士，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由于我是代理司令官的副官，因而有幸在总部的晚宴时坐在他旁边。十六年后的1962年，我在安亚堡修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刚从哈佛毕业的一位余教授，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这位余教授，就是那位参谋长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余英时这回去参加大会，也想替我在东岸谋职，不过也没有成功。在下飞机前，他把我的姓名和住址给了莱特。
我去纽普兹面试，一切进行顺利。除了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区域研究系里的教职员以外，我还接受历史暨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的面试。一周后，我受雇为副教授，年薪一万一千五百美元，足以符合我当时所需。
纽普兹离纽约市七十五英里远，约当到奥本尼高速公路的中间点。它位于开兹奇尔（Catskills）山脚，山景秀丽，尤其是秋天来临时，整个乡间尽是一片红、棕、橘、黄及紫色，间接点缀着残绿。我于1967年开始在此地任教时，学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对外国的研究。我们“赖以维生的课程”是“亚洲文明导读”，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每学期通常有三到五百名学生注册。每周在大礼堂授课一次，之后全班再分成二十组，接受十来位指导老师不同时段的教导。现在回想，这样的安排对学生及教师而言，都是相当有益的训练。在一般授课时段，中国历史共有四堂课，也就是说，在四个五十分钟内，必须讲完中国文明，包括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在不同的学期内，这四个主题我全都轮过。通常我说英文时不无瑕疵，有时省个元音，有时略过子音，有时多出个音节。讲到激动时，我的前一个句子往往没说完，在新主意的驱使下说出第二个句子时，不会向听众预告。但在一般授课时段，可不能容许这样的缺点。授课内容必须经由麦克风传送，面前是挤得满满的学生，座椅都没划位。讲者不知所云，或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学生就可能开始出走，首先是从后排的零落座位，然后是大厅，最后甚至当着讲课者的面直接走出去。如果讲得好，学生会以掌声鼓励，讲不好课堂会陷入一片死寂。在学期中，授课者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我必须不断练习我的讲课内容，通常借录音机之助。幸好我一学期只要在大礼堂授课一次，有很多的时间准备。
不过，准备时最辛苦的部分是授课内容。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钟内涵盖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或是在不到一小时内讲述中国哲学，但又不能遗漏重点，否则同事在分组讨论时便会无以为继。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是不行的，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整体组织成一个个分别独立的故事，描述又必须详实生动，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随着授课过程的重复，多年下来我不断寻找以最少的字来传达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要义，并加强对事实的注重，以面对人数不少的听众。这番新经验，加上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终于让我产生热情与使命感。
在纽普兹，我带领的研究生并不多。大多数研究生是以教育学硕士为目标，因为这是想在纽约州教书的必备条件。关于他们的作业，我常常要与教育系系主任协调，他则让我全权做主。这也是在小学校教书的好处。在名校中，教授很少不伤痕累累的，因为必须和同校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学者辩论不休。纽普兹还常准我留职停薪，我因此可以获得其他机构的研究奖金，但是，种种福利最终都要付出代价。
多年后，我看到一篇文章时才发现，在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纽约州立大学的注册人数增加四点四倍，教职员增加四点七倍，而同期间的预算则增加近八倍。事实上，我是在丰收期间被雇用的。而且，当时预期这种扩张现象还会持续，1980年的注册人数预估是1970年时的两倍。我们于1967年抵达校园时，到处都在进行工程，未来似乎是一片美景：老旧的校舍势微，更流线形的新建筑称霸，以前的苹果园纷纷铲平，由这些玻璃水泥的新建筑取而代之。
大学前后三任校长影响我的任教。我从没见过哈格提博士，他在我到任前不久就退休了。但我听说，威廉·哈格提（William. J. Haggerty）是个独裁者，也是有魄力的人。当应征者来接受教职员职务的面试时，据说哈格提会开车到车站去接，并抢着拿应征者的公文包。冬天时，没有人可以自行在校园内结冰的池塘里溜冰，必须等哈格提校长开着扫雪车上池塘，确定安全无虞才可以。由于他一直把纽普兹视为私人财产，许多教职员因而与他对立，但他有技巧也有能力去对付异议分子。他要他们离开，而有些人也真的走了。有一件事是哈格提绝不妥协的：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触非西方文化。纽普兹的课程十分严格。最重要的，每名学生不论主修的是物理或音乐，都必须修过亚洲及非洲研究才能毕业。因此，此地的教职员很有国际色彩，在乡间校园是相当罕见的景象。
代理校长呆了一年后，约翰·诺麦耶（John J. Neumaier）于1968年秋季就任新校长。在这段过渡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影响全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纽约。一件发生在春季，一名年方二十、名叫马克·洛德（Mark Rudd）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反对在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兴建体育馆，因为这个建馆行动充满种族主义色彩，会侵害邻近社区黑人的休闲娱乐区。抗议四起，校舍被霸占，哥大在五月封闭。其后校园的骚动不安横扫全美。在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带领下，这运动的方式是借由骚动，达到修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并要美军自越南撤军。纽普兹最初并没有卷入，但随着运动的日益扩大，终于在诺麦耶任内时插上一脚。
另一个影响校园的因素是全国经济。早期对无限制扩张的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切实际。1968年事实上是纽普兹的第一次预算删减。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那段轻率的成长期间，并没有加强与中间阶层的联系。新宿舍启用时发现的缺失更和全国趋势同步。宿舍开始建造时，一般预期人口持续成长，自然资源无穷无尽，明天的钱会比较充裕。宿舍完工后，外表看来似乎符合建筑师的特殊设计，整个区域都经过绿化，种了新树苗，挖了人工池塘，但一旦搬进去住后，机械问题层出不穷。门常常卡住，警报器没接上，许多房间内找不到桌子。没有人清楚访客的规矩何在，女学生理应有“个人宵禁”，但年轻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访客日夜耗在那里，害她们无法过正常生活。在此同时，州立大学宣布，一学年的住宿费用从三百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的平均住宿费了。无独有偶，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扩张终于停顿时，更突显这个问题。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在此时全部浮现。
诺麦耶出生于德国，英文不免有口音。不过，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因此听来颇为悦耳。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MoorheadCollege）的校长，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认为是反战人士，常形容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朱璐·帕森（Drew Pearson）还为此写过专栏。有些不满的教员批评他：“看看诺麦耶，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打上领带，别着金袖扣！”事实上，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称自己是。我和他会面数次，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饱读诗书，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场。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兵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二天，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诺麦耶抓起麦克风，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
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动荡时，纽普兹安然度过，毫发无伤。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势必能火上加油。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一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校长吞下这个侮辱，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这的确避免了校园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多年后，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事实上，这种野蛮行为和行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但诺麦耶误解了自己文理大学校长的角色。当时纽普兹还没有找到顺利运作的模式，诺麦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抚弱势团体，却不曾触及纽普兹的特殊组织问题。他见过我几次面，因此会和我握手，和蔼微笑，却顺口称我为林博士或杨教授。且不要说会让我不高兴，这样的无心疏失显现诺麦耶虽然有心领导，却忽视细节。他的校长任期持续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辞职。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长时，我正好留职停薪，人在英国。他曾担任保龄球场（Bowling Green）大学的学术副校长。1952年，他出书讨论现代诗中的意象主义，二十年后，纽约以翻印闻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 Press）认为，这本旧作值得重印限量发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剑桥，却收到尚未谋面的校长的一封信。原来伦敦《观察家》（Observer）特别报道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当期杂志上，封面照片为李约瑟、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讨论学问。我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在纽普兹的资深同仁，而他再转给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长居然不怕麻烦，亲笔写封横渡大西洋的短函，说教职员中有人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令他与有荣焉。
直到今日，我还无法确定，考夫曼该为纽普兹的情况负多少责任。毫无疑问，许多伤害都是他接任的前四五年造成的。哥伦比亚和柏克莱等大学有稳定的基本结构，因此可以承受学生的骚动，不会丧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会再回来。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及诺麦耶的容忍放任之后，很难收拾校园的残局。1973年劳动节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纽普兹，必须翻阅学校的刊物，以便调适自己。教员的代表权，是后哈格提时代的重要议题，却不曾有任何确定的形式。过渡的安排方式是创造出一个“组织委员会”，由三十二个系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总是演变成开放的讨论会，很少有任何正面贡献。更惊人的是大学课程，哈格提时代结构严谨的通识课程早已消失。现在除了英文和体育课以外，学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课程即可。教职员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课程，从“女性意象”到“美国社会中的死亡”不等。还有一些“迷你课程”和“特殊主题课程”，课程设计急就章，内容含糊不清。我提议开亚洲文明导读，看看选读人数有多大的变化。这个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课，最后只有七人选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选修课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学生。
我看校刊时发现，在我回来前一星期，詹姆斯·麦考德（James 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门案七人小组”之一，获邀在校园演讲，这是“新生训练课程系列”的一部分。学校的健康中心现在经营“避孕诊所”，据说“诊所的想法是，女性应该可以明智决定避孕的方法”，没有人提到使用避孕药可能引发的情绪问题。同一校刊中又说，宿舍内已设置“强暴防治中心”。劳动节前一周，热浪侵袭赫逊中部地带。在高温恼人的气候中，所见所闻都让人极度沮丧忧郁：新的水泥地面已经干裂。野生蒲公英丛生。新建筑物内没有一个电子钟准时，有的钟已经搬走，只留铁丝在空空的框架里摇摇晃晃，随地都是烟蒂和糖果纸。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问题，但他面对问题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学期开始时，他会找一群学生、少数教职员、部分行政人员等，举办非正式的集会，但地点不在校园内，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间小屋里。我亲自看到校长本人时，是在组织委员会中。这个松散的团体约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没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开场白来通过决议：“鉴于……校长将会……”轮到考夫曼说话时，他会采取直率而对立的立场：“如果你们说我将会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不过，即使如此顽固，他还是得屈服于大家的意见。数星期后，他指定某教员担任学术副校长，文书主任被他任命为助理副校长。组织委员会递交给他一封信，问他有何权威创造出这些职务及头衔，为何没有请教教员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释，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代理”性质，之后会送交组织委员会征求同意。最后他大叫：“我不是坏人！”但组织委员会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开场合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因此听任自己受制于少数有力人士的操纵。早在哈格提时代，他们就结党，其中有些人反对这位前任校长的国际化课程。在诺麦耶的放任时代，也产生新的派系。更复杂的是，新法规定，纽普兹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都必须由整体教员以不记名方式评鉴，如果没有通过票数的肯定，就无法继续生存。
考夫曼承认，有时他会被特定教员所刁难。有一次，我们在名叫“篱笆”（Hedges）的乡间旅馆举办欢送会，这位同事担任系主任及院长多年，即将退休。也许是为了强调过去的事已成过去，考夫曼在举杯祝贺时，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这位老同事去校长办公室有所要求时，态度是如何的专横跋扈。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不禁被背后的真相所吓倒：校务原来是这样处理的，也许连财务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评人士说，考夫曼将许多校务授权给属下负责，已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这一点。我个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几位高阶行政人员对我总是很友善，很讲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员后态度大变。是由谁做出的决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圣诞节假期，亚洲研究召集人还派人传话给我：“叫雷不用担心。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的确有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回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自由人报》（The Kingston Freeman）登出一篇社论，说纽普兹是“管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点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大学的整体注册率可能会提高；令人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身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点。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具备种种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备。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 B. 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交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种种迹象显示，部分编辑喜欢，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出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持出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美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一旦骤然面对刺眼的阳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触风险太高的事。对胆子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是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出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未完待续）
（九州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