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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能上大学，对我此后一生的路程有重要提升作用，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那时团校机关里不少被认为得力的干部都因工作需要为由，申请后反而没被批准报考大学。而我选择农业作为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从此也就具体安排了自己今后整个人生的实际路程，当时我也同样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就是人生规划。几十年来，曾经遇到不少亲朋好友都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报考农业”？问讯中总是夹带着些许疑惑、惊奇，甚至遗憾或是惋惜！因此也引发自己多次反思。是的！我一直是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可以说根本不知道农业是一项什么样的职业；何况，当年高考时我的考试总成绩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不仅仅得益于早先清华中学的教学功底；还沾了三年团校工作的光，使我在政治和语文两科应试中比一般考生显得游刃有余；临考前西南团工委又组织被批准报考的机关人员集中突击补了一个月的高中数理课程，请了老师给我们集体复习辅导；更何况作为调干考生还有额外的优惠加分。因此、尽管我高中没有念完又在团校工作了三年，在解放后热火朝天的革命热潮中，高中的课程都早已淡忘，特别是我的理科成绩更差，但我本来或者确实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学校或者更好的专业的。
很多问题脱离了具体时代背景总是难以理解。我当时对大学志愿的选择确实充满着如此磅礴的政治热情和浪漫的幻想，这也正是时代特征和自己激情思想的反映。以至当我在考场中打开试卷看到当年的高考作文试题是《我的志愿》时，仅略加思索，就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近两千字的文章。在试卷上，我首先描绘了一幅阡陌相连、风景秀丽的田野，金黄色的稻麦在和煦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幅图画就是我想象中的农业；接着我又以豪迈的口气阐述了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古国，蕴藏着丰富的农业科学遗产，极待人们去总结和开发这个世界宝库；我还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的名言：生物运动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比物理、化学运动更复杂得多，能够投身于这样的科学研究真是不虚此生；最后我还落实到农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而我们更将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里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肩负着向科学进军的历史任务，以及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建设繁荣祖国的壮丽前景……。说实在的，到今天，我竟然还能如此清晰地记得五十多年前一篇高考作文的内容，主要是因为那正是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可以说这篇作文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从自己心里流出来的！热情而又浪漫。它是解放初期我国一个热血青年、怀着满腔的时代激情，响应党向科学进军、全力建设祖国的号召，再加上自己天真幼稚的梦幻，意气风发地奔向大学深造时的心理写照。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既是可贵的、当然也有着某些虚浮的成分。
就这样，我以第一专业和第一学校志愿被北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录取了，由此决定了今后一生献身给了农业。录取通知书寄到重庆西南团校，团校还专门为我们这批被录取的人员开了欢送会。领导当然免不了要再讲一番为祖国努力学习、为人民读好书、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希望在你们身上等种种嘱托，更增添了我们向科学进军的豪情。就这样，1954年9月我走进了北京农大，这个中国农业的最高学府，成了一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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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是我母亲的老家，但我从浙江出生经上海到四川，23年一直在长江流域生活，这是第一次到北方。当时由重庆到北京还没有直通火车，需乘船由武汉上车，偏偏1954年夏天长江遭遇大洪水，京广铁路中断，需从武汉换船到孝感，再乘火车到北京。
一出北京前门火车站，就受到了学校组织的热情接待。当时北京农大校址在罗道庄、位于玉渊潭北，正拟搬迁到北郊肖聚庄，界于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农机学院之间，该处现属北京林业大学范围。并在肖聚庄建立了“大一部”，把当年各系的大一新生和一些基础课教研室、实验室都临时集中在那里。由于是一个准备建设的新校址，实际只有一栋综合楼，楼下是教室，楼上就是学生宿舍。我们农学系五十多位男生都集中在三楼一间大宿舍里，住双层铺。许多实验室也是类似工棚的临时平房。但是，那时候无论谁都不会计较这些的。作为一名调干生，我每月有十七元五角的调干助学金，其中十一元五角交伙食费和杂费，剩下六元就是我的零用钱。由于我和家庭早已断绝了一切经济往来，每月就靠这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开学后进行一周的专业教育，包括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组织建设等。我们农学专业学生最多，一年级入学时有103人，分4个班，我在二班。也许因为我是由西南团校来的，而且在调干学生中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又相对较高的缘故，我被指定担任二班的学习班长，同时还是全年级四个班长的召集人，有人因此开玩笑叫总班长。其实并没有总班长这个称谓，也就是为老师跑腿通知一些事情，以及全年级上大课时叫一声“起立”而已。此外、1954年农大首次接收6名外国学生来校学习，其中农经系有越南来的男留学生5名、园艺系波兰女留学生1名。大一部又分配我协助农经系的同学一齐照顾越南留学生，共同交朋友，避免他们感到寂寞或生活上的不适应。
一年级主要是学习各门基础理论课，课程较重。物理、化学等比高中课程深许多，尤其如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我在高中时根本没有学到过。好在所有课程内容均是自成体系、从头讲起，只要自己认真听讲和课后复习，在循序渐进的讲授下自己觉得还是能够跟上来的。
一方面是自1951年以来，自己离开学校已有三年多了，现在重又获得了读书的机会感到十分可贵；另方面是前面所说的当时那种向科学进军的激情和幻想，也确实对自己的学习劲头起着很大推动作用；更何况，这和过去我在中学时的学习不同，那时自己头脑里没有任何学习目标，而现在则是要当一名新中国的农学家啊！我的脑海里甚至还浮起了少年时代留下的爱迪生、富兰克林等著名科学家的故事，不是说祖国的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遗产吗。所以，当时的学习劲头特别高，除了认真听讲和课堂笔记外，为响应学校提出要“创造性学习”的号召，每一个章节结束，我都要把全部内容按自己的思路整理成一个自我小结。可以说，在我的学生生涯中还从没有如此认真和刻苦学习过，再加上在团校养成的打夜班习惯，几乎每天的晚自习都经常拖得很晚。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个调干学生理解能力可能比应届同学要好一些的缘故，我的各科成绩都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上。
除了课程学习，我依然喜欢看小说。当时全国都处于向苏联“一边倒”的热浪中。不仅我们的课程全部采用苏联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就是我们看的小说和电影也基本都是苏联的。除了如《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等英雄故事外，我还喜欢看一些和农业有关的小说。如《被开垦的处女地》、《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等等，并且被书中所描绘的故事及人物所陶醉。至今我都记得有本名叫《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的小说，描写的是苏联青年开垦库页岛的故事，里面有段话说：“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来、而不能仅仅只是冒烟”，“党不仅需要你的头脑和双手，党还需要你的全部热情和你的心”……！觉得十分激动和引发共鸣。总之，无论当时的社会气氛还是电影小说，使我始终是在激情的包围与熏陶中，对生活的憧憬热烈而又浪漫。这既是那个时代的旋律，也是从团校熔炉里延续下来的热情。
但在农大我却找不到如清华地下组织或在团校时那种无所不谈的同志情谊，对此心中不免感到有所失落。此外作为学习班长当然要关注班里同学的学习情况，全年级大部分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另有十多位调干学生，除调干生中有四位是党员外，多数同学都是团员。我按照自己在清华中学和在团校时形成的对党群、团群关系的传统认识，认为既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作为学生的党团员就应该在学习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学得比别人努力、成绩也好。并按照自己的体会，多次在班会上提出：学习是否努力、这反映出我们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学习动力到底够不够。现在看来我这种提法确实有些偏激，容易伤人自尊；但一向性格直率、不会做人、喜欢锋芒毕露的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特别我们班里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女党员，由于原有文化基础较差，学习跟不上，考试考查经常不及格，我就很不以为然，觉得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学生党员就应该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但总体来说，我和同学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在课下常互相进行某些课程内容的讨论，或对有些同学在学习中的问题主动给予一些帮助或解答。
一个学期过去了，我每门考试成绩都得了“五分”。第二学期开始后的某天，在路上碰到负责大一部学生工作的老师齐大姐，这是当时大家对她的昵称。她突然站住脚挺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档案到了，我都看了，你怎么有这么多事呢”？！
我愕然，从参加革命以来，自己历次向组织上写过的有关家庭、社会关系、每次政治学习运动的思想总结、自我检查交代……，在我头脑里飞闪而过。
“对你的反映也不少！”没容我解释，齐大姐紧接着又说：“带头不遵守作息时间、晚上回宿舍很晚，还谈恋爱，对党员也不尊重”！
“自己好好想想吧！”她声色俱厉地甩下这几句话转身就走了。看来她并没有打算听我作什么解释或和我作进一步的交谈。
不久，我们年级的小班作了重新调整，将原来四个班合并为三个班。公开的理由是：经过一个学期学习，部分同学因病因事停学或退学了，人数减少了。具体做法是：除个别人员调整外，撤销了我所在的二班，人员分入其它各班。我和部分同学被分配到现在的三班（原四班）。
由于事先有齐大姐那一番话，我心中当然明白，这次调整分班是和我有着某种关系的。但我也不想去找齐大姐进一步问个明白，有什么好问的？又能怎么问呢？档案里的东西都是自己过去写进去的，白纸黑字。大学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应届高中生，他（她）们没经过什么政治学习和运动，档案肯定像张白纸一样，相比之下我当然“鹤立鸡群”，成了一个十分复杂和显眼的人物了，尤其自解放以来几年中自己还在向党交心下，写了那么多思想检查、检讨装在里面，这又能怪谁呢？何况公开宣布的是学生少了，就得撤一个班，又没有公开说你有什么问题。还想去问什么？难道还想厚着脸皮去问为什么不让我当班长了吗？
到学校主要是来学习的，我对这个班长真觉得无所谓。至于齐大姐其它的话，能是谁去告的状呢？一向性格孤傲、凡事大咧咧的我当时确实没更在意，因为学校并没有对这些生活问题或作息时间等方面有什么的硬性规定，我想可能主要还是自己档案里的事引起的吧。这时团支部又分配我负责全年级的黑板报编辑与出版，加上原本下学期的课程要比上学期重得多，事情还真够忙的。
1954年是农大首次对主要课程实行口试和四级评分制，即五分制的考试制度，老师和同学都很紧张。第一学年结束，我两个学期所有各科考试都取得了五分。这是我从小念书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也是自己入学前没想到的。
此时还有一条消息是：周总理亲自过问了农大的校址问题，学校决定还在罗道庄扩建，就在1955年内要把肖聚庄的大一部师生全部撤回罗道庄。校本部的设备和图书馆显然是大一部无法比拟的，而且离各课的老师也近了，要想问个问题也方便了……，我当然高兴。
总之、天还是那么蓝，心也还是那么热。也许，真没人知道，蓝天的后面常常就有暴风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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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5月24日“第二批”、6月10日“第三批”，并进一步明确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了。6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作序并写编者按。7月1日党中央下发《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在全国逐步拉开。7月13日以马适安、施平等七人组成的农大“肃反学习运动领导小组”正式宣布成立。
7月份正是我们一年级的暑期实习，在卢沟桥实习农场进行。实习结束后，根据学校的安排，果然全部由大一部搬到了罗道庄。男生住的是平房，每班集中在一室，我们三班的男宿舍住12个人。
安顿结束，就利用暑假进行有关胡风事件的学习和教育。动员后要求以班为单位，采取学习文件、坦白检举的步骤，开展农大校内的肃反运动。各班都指定由学生党员为骨干组成肃反领导小组。我们班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位工人出身的女党员，由她主持全班的肃反学习和运动。
说实在的，虽然由于自己解放前后的一些经历，使我对政治还很有兴趣。但对胡风事件我起初真没有很重视，也有些理解不上去。因为首先，这些材料基本上多是一些信件摘录加编者按语，在不了解相关背景的情况下很难看懂；其次，除信件外多处强调的是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可我没有见到这三十万言书，不知道里面说了些什么。从批判材料中能看到一点摘取的字句，但那显然是片面的；而且按我的认识：这书是上给党中央的，即使有错也只是向领导提的建议不当，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就能成了反革命呢？当时我头脑里对“反革命分子”是有个明确含义的：他们是我们在解放初期抓的那些美蒋特务，或是历史上的反动人物潜伏下来并漏网的，就像当时配合肃反运动公演的那些反特电影《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中的反面人物那样。直到第三批材料出来，其中有绿原当过中美合作所特务等内容，才意识到这可真挖到暗藏反革命集团了。（附注：1979年以后，胡风、绿原等均已先后平反，调查证明当年的相关材料是不实的）。
全班同学都集中在我们男生宿舍整天学习文件和报纸，第四天开始转入所谓坦白检举阶段。门外的围墙上还贴了几条“坦白从宽”等小标语。但会上的空气却比较沉闷，虽经那位女党员反复启发，并且强调：“要打破情面、大胆怀疑”，“言者无罪、坚决深挖、寻找一切蛛丝马迹……”，发言的同学还是不多，或者说的词句仍是报纸上那些话，或是再把那位女党员启发大家的话重复一遍，以表示自己的响应或决心。
次日、照常开会。在再次经过一段沉闷后，突然听到有人说：“我揭发，蔡方达！你姐姐在台湾，你和她现在有什么联系？给她提供过什么国家情报没有？应该交代清楚”！
由于前述种种历史原因我到农大后和自己家里都基本上从无联系，更不用说1948年前就去了台湾，和家里都早已完全失去联系的姐姐了，这些几乎也是同学都知道的情况，这么提问题真让人感到有点捕风捉影。
“我也揭发蔡方达，他晚上经常回来很晚，去搞什么秘密活动去了？值得怀疑！”
我刚要回答这些提问，却被那位女党员制止了。她很平淡地说：“你不用着急，先听大家说完了有你说的时间”。
接着同学们就都争着发言了，问题越提越多、也越提越怪，还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这时，在团校参加三反运动“打老虎”时，我们揪程玉的情景浮现在我眼前，那么这次肯定也是事先布置好冲我来的！于是我反而坦然了，看着这场面心里甚至有点发笑。因为是不是暗藏反革命、有没有这方面的事自己最清楚。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来就来吧，因此反倒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看“热闹”了。当然、这也由于那时候的运动还比较文明，不像十年浩劫搞什么“喷气式”，否则也就不可能有这份看热闹的闲心了。
这样的会议接连进行了两天，气氛越来越浓，有时还喊喊口号。让我向大家回答了两次问题，当然不可能通过。我还发现有些问题要想解释明白也相当困难，因为多数同学是应届学生，他们成长在红旗下，怀着对党的无限信任，但思想单纯，满脑子都是直线型、脸谱式的阶级斗争推理方式：父亲是国民党、儿子绝不可能跟共产党；能参加地下工作的应该都是苦大仇深的人，绝不可能有地主资本家的孩子……；总之，他们单凭想象根本无法理解解放前白区开辟第二战场的历史背景，也更难懂得当年地下组织的复杂情况；抗日似乎也离他们年代太远，更不会理解即使生活较好的中国人也会有一腔热血、也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这些僵化的认识可能也包括那位工人出身的女党员本人在内。更何况当前又是在党组织已经认定了你蔡方达很可能是反革命的前提下再来捕风捉影。比如：
“你父亲是国民党，为什么你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肯定是打进来的！”
“解放前你家又没挨饿，你怎么会去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准是伪装进步，执行阎锡山的红旗政策，想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真后悔到北京来了，要是仍在重庆，这些问题还用得着我来解释吗？还算个问题吗？！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在当年重庆几乎比比皆是。
由于认为我态度不好，要进一步打“威风”，又召开一次由一、三两个班联合组织的“批斗”会，人多、气氛也就更高一些。不过比团校斗程玉还是文明得多，只是让我站在台前，既没有站板凳、也没让爬桌子。
大会开过后的第二天，那位女党员又为我组织了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会。集中盘问有关我在南开与关性天、陈笑那一段关系。虽然这些问题自肃反以来还是头一次提出来，但显然这才是最关键的环节，是研究了档案中我过去自己写的材料后提出来的问题，也许勉强可以说这些内容和肃反还多少可以牵强附会地沾上一点可疑的边，虽然没有任何新东西，全是用我过去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再加以想象、猜测和发挥而已，显然前几天的运动群众不过是造造声势，达到孤立和打击我的目的。
不依靠真正的证据，只是用本人过去向党交心写的材料，加以想象来发现特务，搞肃反运动，岂不是给真正的敌人看笑话！要真是特务，涂脂抹粉都来不及，难道还会自己主动往档案里说些可引起怀疑的材料，来招人注意？有这么傻的特务，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
有关那一段‘故事’，我能知道的情况当时都已说过了，组织上研究我档案后现在提出来的全部问题，也都是我过去自我分析批判时说的那些问题，没有任何新东西。我只能再重复一遍，并提供些调查线索。关性天早已枪毙、陈笑我不知道参军到那儿去了；不过当时在南开中学向训导处告发我们逃晚自习的班长叫杨武，偏巧现在也是农大调干生，正在农学系下年级学习，当时的情况可以直接找他问去。尤其清华中学曹贞干等地下组织的同志还都在重庆，曹还是重庆团市委组织部部长。我还说：我参加民协后曹曾安排我负责地下联络工作，因此虽然是单线联系，但清华中学地下民协成员的全部名单和与上级的联系渠道我基本都掌握，可直到解放清华中学的民协组织中没有一个同志被捕。我要是打进来的，那组织岂不早被破坏了吗？所以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给重庆打个电话，问一下曹贞干等人我是怎样参加地下组织的以及此后民协的情况就可以基本清楚了。
当然，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北京不是重庆，调查须履行程序。早在延安整风以前，共产党历来就是主张“疑案从有”的，事情一上来就先认定你是有罪的，先当反革命打，宁肯将来再给你平反，这叫革命警惕性高，你再说也没用。不过从这次小会以后就把我放在一边了，不让我参加会议，每天就是写材料，写个人历史、写各种社会关系、写自己的思想认识等等，直到农大肃反运动结束。
在这期间，除了学习和开会时间外，我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可以自己看书、打球或散步。但同学间过去那种融洽关系不见了，都以某种另样的目光警惕地看着我，更没人敢靠近我或搭理我，似乎我真是危险人物了。不过在这种异样的氛围中，曾做过地下联络工作的我、很快就发现有个人一直在暗地里跟踪我，他就是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袁xx同学。虽然总和我保持着相当的空间距离，更不和我说话，但总会和我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包括图书馆、自习教室、乃或运动场甚至厕所。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组织上派他来对我盯梢监视的，怕我搞破坏？还是怕我自杀？我心里笑了笑干脆迎上前去，明确告诉他甚至邀请他下一步我俩是一块去打排球、或回宿舍看书？他也真跟着我走。这样一来，不仅大家都坦然了，他也省心了，免得老盯着我怕跟丢了。农大毕业后袁xx和我关系不错，退休后他住在深圳，现在我们每年都有电话或信件联系。
不久，第二学年开学了，课程依然很重，我和所有同学一样投身于紧张的学习中。由于心中无鬼，内心并没有什么压力，相信这事情最后总会有个了结，所以对自己的学习情绪并没有多大影响；但围绕在我周围的政治气氛却没有任何松弛，在班会或团支部会上，有人甚至时不时地还要当我面影射或敲打一下。比如：经常要号召大家随时提高警惕，防止班上的坏人搞破坏等等，显然这个坏人指的就是我，只是不点名而已。可以说，我虽然人身是自由的，但却是处在一种无形的政治性的精神囚牢之中。我曾希望能逐步改善这种局面，但基本是徒劳的。例如：一天、宿舍里几个同学在自习，王xx遇到一个问题，不经意间他问了就坐在旁边的我，我详细给他作了讲解；正听着他忽然醒悟过来了，我刚讲完，他立刻拿着书又去问另一位同学，那位同学同样给他再讲了一遍，并说：你刚才不是问过蔡方达了吗？王回答：“我怕他搞破坏，故意给我讲错的，害我”！这样的回答竟还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确实应该说搞运动真是当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整人的一大政治发明：每次发动运动时口号都是为了打击敌人，谁也不敢反对而且都会积极参加；运动起来后利用党的威信组织和发动多数群众出面去整少数群众，公开的说法是每次3~5%；既是群众出面，则无论是违反道德、污辱人格、践踏人性，领导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更不用说借以混淆敌我矛盾，达到原本就是想教训教训某些人的目的了。既然是利用多数整少数，使挨整的人在运动中面对着众口难辩、有理也说不清的境地，只得乖乖就范，还美其名曰这是打人民战争。待运动结束时领导才出面收摊，“揪之有理、放之有据”，即使整死了也可以简单宣布一声平反昭雪了事，挨整的人还得为最后的落实政策谢主隆恩、感激涕零，三呼万岁！党和领导的“威信”还能越来“越高”，实际是人们越来越怕。
我就是在如此沉重的政治空气压力下，在北京农大进入了二年级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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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我在农大的事就不能不说到一位同学——章耘（注）。
1954年入学时，她是应届高中生和我同在二班，我是班长、她是大一部学生会文娱委员。虽然在社会工作方面只是偶尔有些联系，但由于大一部的学生宿舍很嘈杂，晚上大家都在教室里各自找个地方自习，有时就碰到了一起，她学物理有些困难，常问我些问题，我们接触也就多了起来，有时为了系统地讲些章节，怕在教室里影响别人，两人还到室外或操场上去讲。此外，我向来比较喜欢说笑、她也喜欢看小说和诗歌，对此我们也有交流。如此经过一个学期，在班里的异性同学中我们之间的接触是相对比较多一些，除了谈学习当然也有聊天或说笑，但并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关系，齐大姐当时听到的所谓“反映”不知道是哪位？又是根据什么推出来的。
但重新分班的事件至少使我产生了警觉。她分在一班、我到了三班，除了做实验是小班外、平时上大课和自习还是可以在一起的。我觉得应该把我猜测的这次重新分班的真正原因以及可能和我的关系明确告诉她，也好让她有所警觉和考虑，别害了人家。不过，事后证明这反而推动了两人的关系，因为我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必须详细说明有关我的档案、家庭和个人经历等等，这些过去还真没有全面谈过，所以实际上促成了俩人更多的了解和相处，在谈心中还谈到各自对生活的理想和热望，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时我对学习和生活都被一种天真的浪漫激情所鼓舞着。就这样，在第二学期后期，有天晚上我们在操场散步时相互作了表白。
但是很快，肃反运动开始了。在我受到重点审查的同时，他们班上也组织了对她的追问，主要是想从她的嘴里挖我的所谓材料。接着组织一、三两个班全体同学对我的联合批斗，没让她参加，这也显然和我们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为此感到深深的内疚。本来像她这样一个单纯的应届毕业生是不应该在肃反中受到冲击的。因此，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基本上中断了来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部分同学间的关系有所改善，章耘也逐步又和我恢复了接触。特别是1956年下半年宣布我的问题已经查清后，两人来往也就更多了。这时她告诉我、前一期间她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巨大压力和同学们对她的种种“强行规劝”，看来她因为我受了很大的委屈，虽然连我自己都是属于莫须有的事情，实在是我害苦了她。她还告诉我这期间她已有了一个男朋友，是过去的邻居，比她大几岁，现在西安上学，我很为她庆幸，甚至应她的要求我还和她的男朋友通过两封信，相互也交了个朋友。
但是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有时真是说不清楚的。也许是一个十九岁少女纯真的初恋热情、不是一场强加的政治风浪所能扑灭的；也许是恢复接触后、我和她的距离终究比北京与西安的距离要近得多；还也许是因为我在当时那种人情干枯的处境下、孤独的心灵渴望得到友情的灌溉！总之，渐渐地我俩都发现，实际上我们已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三角情感纠葛之中了。但是，在那年月里政治是要压碎一切的，原本应该充满温煦浪漫的青年恋情，也只能呻吟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扭曲成为一场痛苦的精神折磨！
对此我不能不清醒过来。因为，首先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女人夹在两个男人之间，这故事无论对谁来说最终都只能是悲剧；更何况，这个三角是在政治运动的强力牵扯下造成的，也许我俩之间的感情权重更大一些，但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按照我的家庭与社会背景，如果我利用“近水楼台”，其后果不仅害了章耘那位无辜的爱人、最后也将害苦了章耘。因此，无论将承受多大的情感冲击，我都必须尽力把我这边这个角扯断，我也直接地向她说明了这一点。
果然，时隔不久，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再次受到冲击，加上强大的外界推力，1958年1月寒假中章耘终于去西安结了婚。回校时，我向她送上了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缠着红缎带扉页有我祝词的列宁《哲学笔记》。从这礼物也可看出我那时的天真和可笑。
一场情感风波似乎结束了，为这事付出最多的应该说是章耘。一个刚从高中毕业的纯洁少女，怀着对生活的满腔热望踏入大学门槛，却莫名其妙地迎头遭到政治风暴的横加冲击，为此承受的思想、情感、学习和身心上的伤害确实是无法计量的。更严重的是，外加的这种伤害还披着堂皇的鲜红色的政治外衣，使她的心灵如同陷入孤寂的黑夜中无人理解，更无法向谁诉说。内心的矛盾、苦闷与困惑更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何况这个长夜几乎笼罩了她大学整整四年的时间！
我们俩都认为：不能是恋人但还应该是朋友。毕业时她去了青海，我去了北大荒，尽管天南海北，但我们仍保持着通信联系。更可贵的是，有关我们在农大期间的这段故事，她真诚地都告诉了她丈夫，而对方也表示完全理解，不仅理解还坦然地接受了这个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故事，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生有一儿一女，以致连儿女都知道他们母亲年轻时候的这段事情。
十年浩劫、1969年我再次遭受厄运，家破人亡，给我留下一个六岁、另一个仅八个月的两个女儿，而我尚在牛棚中。章耘从我单位去青海找她外调的人员口中得此信息后，立即写信给我，她要赶来北大荒接孩子到青海去抚养。她对我的关心确实使我万分感动，但我断然拒绝了她的好心建议，因为如果真把我的孩子领到她家里去抚养，这可能会给他的家庭带来无法逆料的后果，我不能再连累他俩了。
1974年我与张逊重新组织了家庭。事前我也曾向张逊详细说明了我和章耘的故事，张逊对此也表示完全理解。此后我们这两个家庭双方都有多次调动和搬迁，以至一度曾失去了音信。
1991年我和张逊迁居北京，1994年张逊没和我商量就在单位给青海省信访办写了一封寻找章耘的信，信很快直接交到了她丈夫手里，就此重新恢复了我们这两个家庭间的联系。
这时、她爱人已是省厅副厅长。事实证明他们两人的结合和我们当时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否则章耘将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境遇了。我们两家四口人彼此都在电话上说过话、每年春节常互致问候。张逊和章耘还托人相互带送过礼物。2000年农大同学聚会章耘提前来到了北京，这是我们自1958年分别后首次重又相见。她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和张逊一直谈到深夜。2004年章耘也开始学电脑、我们经常互通电子邮件。还曾给我发过来一首诗，表述2000年聚会时她的心情：
“少年别离五十秋，老来重逢三日游，白发趣说红颜事，皓首方悟人间情”。
我们互通电子邮件还是比较频繁的，各人的生活情况、同学的信息，还交流有关电脑操作方面的技巧等，什么都谈。不过她常利用电脑和广州的女儿打可视电话，曾多次希望我们之间也能开通此种通话方式，我却借口推托了，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许距离还是一种美。
这里我改变了《回味》的写法、跨越了时空，把五十多年的事集中起来记叙。因为我觉得、也许这样更能说明白：半个世纪以前，在中国的红色风暴摧残下，一对大学生间发生的平凡又不很平凡的故事；也更能说明白：张逊和章耘的丈夫这两位既属局外又实非局外人的可贵精神境界；还更能说明白：在情感世界中真诚、宽容、信任和尊重，有多么重要和珍贵。而恰恰所有这些，正是当年左倾风暴下所批判、所鄙视、所要泯灭的所谓“善良的人性”。
同样，这里虽然似乎是在说我和章耘的事情，但其实是回味我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的四个人的共同故事，虽然我和她丈夫至今还从未谋面，没有张逊和章耘丈夫两人的共同支撑，这个故事连同两个家庭都早就完全坍塌了！
2005年10月23日章耘丈夫忽然重病入院，11月6日确诊为肺癌，11月13日由女儿陪送来北京复查治疗，年后回青海继续治疗。春节期间我和她丈夫互相再次在电话上祝福，他向我讲了自己的病情，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此后我和章耘都相互停止了发送任何电子邮件，以便她能有更多的时间、也更专心地照顾丈夫病体的康复，这是完全应该的！2006年4月12日她发来一个电子邮件说她丈夫的病情痊愈过程很快，病灶迅速缩小，我真为她夫妇俩高兴和祝福。
注：章耘为本文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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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大这一段生活，在我人生旅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今天的回味中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首先关于献身农业的事，拿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十年前的一项人生选择确实是无法理解的。正如前已说明的那样，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热血青年、满怀为国献身的浪漫豪情，根本不可能像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时从个人将来出发去选择志愿。更何况那时在革命队伍里，尤其我已经穿上了灰色的干部服，个人的人生规划是不应该有的。说得更明白一点，当时对将来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选的工作是不是艰苦？等等，真是连想都没去想。像所有的年青人一样，我们也有理想、也热爱生活，但所有这些都被当时那种相当天真的热情、燃烧得有点飘浮起来了，心里想的就是一切为了祖国。要知道那是1954年，是我们从地下亲眼看着新中国成立才第五年啊！又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整天价喊的就是要向科学进军，要尽快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落后就要挨打！……你还能怕吃苦？其实即使到了今天，我觉得仍然应该说，当时那种近乎忘我地去响应号召、建设祖国的热情本身真没有什么错，甚至让人觉得神往而可爱，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把许多事情想得有点太简单、太美好、太理想化了！
不过，如果撇开职业选择、或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生规划不说，从纯专业或科学研究的角度，我至今仍然感到，农业科学对于一切有志于挑战复杂学科探索的人来说，确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来源于它的综合性和它的不确定性，既宏观又微观。如果能够真正让我全身心地投身于这项科学探索，我决不会觉得是虚度了一生。遗憾的是，尽管我跨进了当时我国农业的最高学府，并且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应该可能由此攀登农业科学探索的殿堂，然而命运却既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和时间，更没有给我这样的条件，这才是我此生真正感到遗憾之处！
2003年5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北京农大时对现场两千名师生说：“……如果我再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一定报考农科院校。我们说实现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谈不上全国现代化……”；作为总理在农业大学师生面前说这番话，不仅正确，而且可以激励人心。只是回顾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却可以说：决定或阻碍我国农村发展的首先是执政党的政策而不是农科技术。不说我们亲身经历的那30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也不说那空想的共产主义对农村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即使就农村和农民本身来说，根据我在农村33年的感受，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长期实施的农民那二等公民的地位、解决城市对农村在人才、教育、物资、乃至资金积聚等各方面巨大的空吸现象，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可能永远是脆弱的。当然、这已不是我的《回味》该涉及的问题了。
不仅整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如此，每个人能不能为农业现代化真正出上力，是不是允许你去为现代化出力，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的经历就是最现实的例证。
当年尽管我豪情满怀地步入了我国农业科学殿堂——全国农业的最高学府；尽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认真刻苦地学习，真心实意地为建设祖国发奋努力并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但是横空出世的肃反运动却给我兜头一盆冷水，无论在思想上、精神上都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和伤害。只是靠着从地下工作及团校培养起来的对祖国的信念和毅力，才使我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继续拼命咬牙坚持着，在学习上拼搏着，希望自己不枉费了这宝贵的、学习现代化农业的条件和光阴。
然而，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些一心想为祖国建设出力的学子？！
肃清反革命，从字面上说每一个热爱新中国的人都会举双手赞成。问题是这真是为了肃反，还是项羽舞剑、另有所图。历史已经证明：作为当年肃反运动开端样板的胡风事件，本身就是个冤假错案，所谓的三十万言书更是以言定罪再由反党升级为反革命分子的样板。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份官方材料所公开的数字即可看出，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肃反运动总计冲击达140万人，而其中不该是肃反对象的比例超过九十五。这种用所谓的群众运动来替代法治社会正常的侦破与审判，自三反起、就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特色从此在神州大地上愈演愈烈，达30年之久。从我亲自参加的三反斗程玉、肃反斗我自己、直到以后的历次运动，都可以看到它们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1、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由领导授意发动群众，在人民内部、在同志及战友中间去寻找阶级敌人，每次都有一个上级下达的主观比例，如3-5%，换句话说每次运动都要逼着下面新找出这么一些“敌人”来，没达到比例就是思想右倾；2、斗争对象事先由基层领导和党组织研究确定，然后通过积极分子布置下去，再表面上采用群众公开检举的方式把预设的对象揪出来，达到表面上是打“人民战争”，实际完全是操纵群众、运动群众的目的；3、由群众出面批判斗争，一哄而上、可以为所欲为，无中生有，既不要证据，也不讲政策，打骂污辱、动用酷刑，均可归于群众的义愤，甚至还是群众革命性的表现；4、不需要任何法律根据，怀疑推断就是证据，说你是、你就是，被斗对象没有任何申辩解释的余地；5、党对运动的领导成了党员幕后操纵、可以通过运动恣意整人，借机打击报复，撕裂群众、撕裂人民；谁得罪过领导、得罪过党员，此时就可能挨整；6、运动来时“揪之有理”、运动结束“放之有据”，整完后再所谓落实政策，整了白整、被整的人还得感恩戴德，感谢党的英明伟大；即使运动中有过火行为也要保护积极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不仅没有任何赔礼道歉、更无需精神赔偿。
从此党组织和党员的地位变了，成了政治上掌握群众生杀予夺大权的主宰者；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员的领导，公开凌驾于一切国事和臣民之上，直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自此也就逐渐自然地构筑起了特权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的温床。
所有以上各点，归根到底，就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口号而无民权。然而更值得深思并认真拷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我们大家，当然包括我自己竟然都会心甘情愿的接受，甚至觉得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是符合革命逻辑的？
这已经不仅仅是幼稚了，也许要从几千年中国的历史里才能找到这个根基。
这种专制——当官说的话就是法律、人没有基本的权利和尊严。说到底，其实也是历代封建王朝传统的做法。所不同的是：这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霞光下，并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所谓革命历史的创造。人们无法了解幕后导演剧本上到底写的是什么，但人们、包括我自己却虔诚地相信台前所演出的一切。除了狂热地参与或被践踏外、也别无选择。今天你刚义愤填膺地把别人送进血淋淋的绞肉机，明天，又会有人同样义愤填膺地把你喂入那吃人的旋涡。而所有这一切，还都是在同一革命口号下实现的，以至最终使“革命”的词汇，成了一座绞杀灵魂的机器。
就拿当时的肃反运动来说，从领导到群众真以为有那么多特务吗？肯定不是，从逮捕胡风分子开始就是要通过运动、通过随时可以把你定为反革命的威力，震摄不同意见。谁让你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了那么多意见，实际从胡风事件开始已经是在对知识分子和政治上的所谓不同意见者开始动用专政力量了，这也就是肃反运动的实质，以此维持自己的统治，公开的说法是要巩固政权。而这样建立起来的统治，当然也只能是专制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1955年肃反，其实是建国后政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由领导群众革命，转化为以革命为口号全力巩固一党政权、同时也在党内巩固和维护自己领导地位的一个实际的转折点。
根据历史脉络的清理，并冷静地回忆后，我忽然感到当时肃反找上我也许还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把自己在解放初期形成的那种党群关系的认识搬到1955年来了，仍然以为新政权是最民主的政权，党是主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相信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真像书上说的那样：愿意倾听群众意见、海纳百川、从谏如流，并希望群众严格监督和要求的。我没有看到随着政权的巩固，党和党员已经变得凌驾在群众之上，要求群众绝对服从他们、包括党员的领导，主动维护和尊重他们的领导地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这就叫靠拢组织。可偏偏自己一向有点刺儿头似的性格，说话随便、心直口快、总好提意见；当了班长后，既不靠拢组织、也不理会班上的党员，不但不向党组织勤汇报勤请示，遇事还喜欢自己出个招，竟然多次在班上公开说：“有的党团员学习成绩不好这反映出他们思想上为祖国而学习的动力还不够”，“应该更好发挥党员在学习上的模范带头作用……”。我这样讲让党员的脸往那搁？正该找你的茬，偏偏自己过去又做过几天地下工作，本来有人就认为地下钻出来的不是奸细就是特务，疑案从有嘛！也可以借此好好让你清醒清醒。偏偏在档案里自己过去还自动送上去了那么多现成的材料：父亲是国民党、姐姐在台湾、参加地下组织前还结交过一些背景复杂的人。自己写的白纸黑字，辫子亮得清清楚楚，却还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运动来了，不整你又整谁呢？！
可惜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去认识，像书呆子一样把肃反看作是一场单纯清查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自己抱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坦然态度，又想着在团校三反运动时程玉的例子和王梅的谈话，像传统教育我们的那样，真心实意地把这看成是组织上对我的一次审查和考验。因此，尽管自己咬着牙、挺着胸照常坚持学业，但也没能从这起事件中取得应该取得的人生经验和教训，无论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和处世做人的本领仍无任何长进，从而使我在紧跟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