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关金券
在湖南和平解放的前夕，大人们打讲的时候，都说风潮蛮紧。我地是国统区，对于共产党、解放军方面的消息封锁得水塞不通。祖母千手万手纺出的棉纱，千梭万梭织出的土棉布，都堆在那厚实的木板凳上，上面压着一块平滑的青石板。祖母把这纺织出来的几十匹棉布，看成是家里的一笔财富。如果真的共了产，她的劳动成果就白做了。如何处理这一担多（四十匹）棉布，成为祖父母目前的紧急大事。
长沙的风潮更紧，祖父别无选择，只身挑着这担土布，两头黑才赶到浏阳城。但街上已经是满目萧条，找到原来的行业熟人也无法帮忙，都是唉声叹气的说：这么紧的风潮，谁敢进货哟。无奈的祖父只好又挑着这担土布直奔大瑶镇，但这个距县城四十多华里的工商名镇也是死一样的气氛，祖父成了一条死蛇，只好雇了挑夫担到江西上栗。
上栗是一个小小的山城，还是有一部分做纱布生意的经纪老板。这是货到地头上，货到地头死的结局了。祖父狠心把这担布低价丢出去了，把收进来一扎一扎的直版票面关金券严实包好，又踉踉跄跄步行了两天才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家。祖父有气无力地躺在那张刻着“长生不老”的竹椅子上，把一个包袱交给祖母，叹气说：脱货求财，卖了，是关金券票子。
自祖父挑着那担土布出门以后，祖母几天来心急如焚，一种可怕的气氛充满老屋的每一个房间，祖父的可怜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着。祖母说不要对外人透露阿公去卖布的事情，我和祖母两个只是火烧乌龟肚里痛。当时听到的消息是这里失守那里失守，这里有人被打死了，那里有人被捉去了。我生怕祖父的布被人抢走，祖父的钱被人劫走，甚至做起了更可怕的噩梦。现在阿公安全回到家里，本是件清清吉吉的好事。谁知道只隔了几天，关金券突然变成了一钱不值的倒票子！祖父只好把这堆曾令他欢喜一时的关金券，都丢到一个篾制皮撮里，放在楼板上的烟窗斗缝里。
祖父沉默着，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的，可能像针一样刺着他的心。他来回走了四百华里旱路，肩头还压着百把斤布匹。这是走冤枉路，走闭气路，早知道脱货求财只求回来一堆废纸，何不把棉布留下来，留了黄金有时价，何况这土棉布是做内衣和被单的好材料。
祖母躲在屋里嚎哭了几天几夜，慢慢地抽泣着。她只能一天吊十二回颈，自宽自解，或许阿婆她老人家想到了退财折灾这句俗话。她不想上楼去看这堆关金券，但又痴想如果关金券还可以流通就好了－－这当然只是自我宽慰。到土改时，她亲手把这一皮撮关金券烧成了灰，原因是她怕民兵查出来，划一个有变天思想的反革命分子，那是“发长子（地方一个叫徐发桂的养鸭户）杀鸭子，抖都不要抖！”。
果然在土改划成分时。有人检举我家有几亩田，有几担布，有好宽的房子，可以划个地主。经过土改工作组的调查，童养媳带走了一坵田，人平田亩不够划地主；清查家里也没有几担布，只有祖母起本时的烂絮棉花，更没有发现啥可分的胜利果实，于是只好划了个中农成分。祖母也终于想通了，退财真的折了灾。
当时流通的货币除了关金券外，还有金圆券。老百姓不相信这种走水的纸票子，手里有了纸票子，马上就囤货。最硬扎的货是食盐，其次是稻谷和茶油。日军占据时，两块光洋粜一担谷，一担谷换两市斤食盐。光洋又分大脑壳和细脑壳两种，还分开了塹的和没开塹的两种。当时的行情是一担谷换十斤茶油或者十二斤猪肉，所以好户头都囤货不留钱，而我的阿公阿婆，却把布匹换成了关金券。这种既不囤货，也冒得到钱的做法，是坏事变成好事，无意中顺其潮流，避免了三十年的灭顶之灾。
还有一种只在本地流通的手写纸票子。这是本地开铺子的财东们发出的一种调节流通的缓冲措施。票子是竖式的，用毛笔写出大小不等的面额，盖上一方条形印章，如徐益和兴号、尚有堂号等，平时可到地方各商店去购货，不讲信用的票子有时也购不到货，到了年关只好到发票子的财东们那里去兑现金。祖父手里也存了一些这样的票子，花不出，也兑不到现金，叫做烂票子，可能也起到了退财折灾的作用。这种地方流通的商家票，只流行了几年，大约是1944年到1948年之间。
在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不少花纱布行，一些做花（棉花）布（棉布）生意的经纪人活跃在城乡之间，如龙伏的付志仁、寒沙塘的戴宇朋、打泥塘的焦志田、杜公塘的刘少锦、米龙嘴的刘次和等。他们都与纺纱织布的村妇们打得火热，把从村妇手里收来的棉布送到浏阳城出售，把得来的现金送到湖北朱河购回棉花，又将棉花去兑换土布。人一熟，就可做无本生意，即先赊走布，等赚了钱再给棉花。
祖母的盈利经验是靠赚浆水和手工。如果棉花上了潮或者夹了沙子，一定重量的棉花就做不出规定长度的土布。祖母她们就先看花，再给布。每匹布赚几两花，几次兑换后就能赚一匹布。为了使得布织得有手感，还要用米汤来浆纱，织成厚墩墩的布。好的纱手和织手，用三匹布兑换来的棉花能织出四匹布，而且织出来的布边整齐，布面平滑，手感板扎。祖母在当地可算是纺纱织布的通家，关金券使她成为输家，最后划成分又使她成为赢家。
祖母纺纱织布的尾声，是在哭关金券之后。她重整旗鼓又积累了几匹布，不幸被石江陂陈冰清那个吝皮打卦的赌徒翻摊子翻去了，陈同时在祖父手里赊走了四只小猪崽。这两笔账是钱落了英雄手，米进了叫花子袋。祖父把陈冰清家的门槛都跑出了个氹还是没讨回这两笔账。地方把这种无赖叫做强鼻子，到社教时，陈吊颈自杀了，这笔账就烂到了死人身上。
这是祖父母哭关金券之后的最后一场输局。关金券藏在楼上一扎一扎原封未动，都是号码未乱的新票子。记忆中是蓝底金字的竖版，当时饱了一下眼福，随即从眼眶里付出沉痛的泪水代价。祖父的染业不可复兴，祖母的纺织业也彻底落了气。家里翻箱倒柜也寻不到一块光洋，连铜毫子和穿眼钱都很难找到了。从此，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处于困难危急的境遇。
如果祖母不烧毁那些关金券，能闯过多个社会政治运动的生死关头，留到如今，或许能成为古董市场上旧票证收藏商的珍品，卖成人民币也算真的“关了金”。但如果冒险冒到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清查出来，将是戴个三尺高的尖帽子，背上五十斤的木牌子，得个游村上台坐班房的下场，甚至吃粒花生肉，脑壳开花。
还是莫哭关金券了，祖父祖母九泉安息吧。求财恨不多，财多害人己，还是退财折灾好。
17、男女保长们
1949年前的绥和乡，范围相当于现在撤乡并镇前的龙伏乡辖区。绥和乡治下的三保，即现在的福源和上源两地，四保即现在的江美和太白两地。
我很清楚地记得三保的保长是刘兴文麻子。大家当面恭称他为保长，背后贬称兴文麻子，他是一个无文化、无口谈、无能力的憨厚之辈，一个纯粹的农民。四保的保长是沈全福，以挖草药和行夜教为业，故叫全道士。
另一个末届保长叫陈三祝，是一个做牛筋的手艺人，都叫他三牛皮。全道士住在我的出生地大塘源四合院下厅西边，按派分我叫全阿公。三牛皮住太白杜公塘，是我生母的房份老弟，故叫他三舅父。
这三个保长一没有安邦治国的能力，二无舞文弄墨的本事，三不能摇唇鼓舌调解纠纷。兴文麻子更是一个口钝舌拙的人。
这种无社会背景和社会活动能力的人为什么能当上保长呢？他们只有跑腿子的本事，他们的差事就是送通知公文，催壮丁，摊工派夫子等，他们背后的操纵者是一些绅耆和地霸等。地方人称这样的保长是影戏菩萨，和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与鹿子霖相比，他们只算是个屙霉豆腐的人。
但在土改时，他们还是判了管制监督改造。我也与全阿公、三舅父他们一起经受了十五个春秋的磨难岁月。因为他们是保长，我是右派分子，无情的历史，注定都是“黑五类”。
我还接触过很多保长，可不是全道士三牛皮那样有职无权专跑腿子的保长，也不是白嘉轩鹿子霖那样有权威的保长，而是一些农村妇女。只因她们具有强壮的体魄，能说会道的口舌，能操善做的手脚；只因她们能主持家政，成为真正能干的主妇，遇事不畏难，不怕苦，更不怕强暴，地方人把这样的妇女称为保长婆，简称为某保长。著名的如闺保长、德保长、三保长、仁保长是也。
闺保长本名刘闺秀。可是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很少，知道闺保长的人却很多，周围几个村的人都认识她，并且很了解她。可是孩子们都畏惧她，因为她总是女扮男装，剃着光头，夏天草鞋赤脚，口里吧嗒着水烟筒（到六七十年代改成喇叭筒，九十年代是火炬和香零山）。
搞集体时，她是一个公平负责的管水员。她的嘴巴一扁，眉毛一竖，谁也不敢背着她挖缺口偷水。我回老家受监管时，常见她头戴草帽，卷着裤脚，扛着板锄，穿梭于太和塅的大小水圳之间，是一个地道的男型女社员。
她在年轻时，在长沙市掌勺站灶，接触过各流人物，手下有一套拳脚功夫，交往也懂得一些圈子行话，一秉正气逼人，谁都不敢与争长短。孩子们在吵闹时，看到或听到闺保长来了，都收口不哭，甚至躲到门角落里去。
金甲将军是她从平江县长田市分来的香火，金甲神就安置在她屋侧的独间瓦屋里，所以她应是金甲庙的主管。金甲神的香火以前一度兴旺过，信士频频出入。她的家庭也一度热闹过，她为小孩“收煞”、“摸米”从不收取报酬，所以地方人都说她肯管闲事肯帮忙。
可是，她的婚姻问题很不幸福。虽然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她决不容忍有外遇的丈夫同居一起。她丈夫只好与情妇一起避居他乡，直至终老归世。所以，她的中晚年其实是独自寡居的生活，儿孙们的赡养只是物质上的需求。这是婚姻上的悲哀，也是道德上的正气。
她有一个胆大刚直不畏强蛮的故事。当她年轻时，一次与女友陈庆芳（绥和乡干事沈丁山之妻，又叫庆老芳）携手搭肩在黄桥大路上闲游，却被区长朱冬爱看见，朱即训斥“下流无耻，伤风败俗”，并欲以鞭抽之。可闺保长毫无惧色，厉声回答：“请区长下马察看，我马上脱掉裤子！”朱不解其意，询问旁观者方知此人非男性，两女抱肩而行，非异性之不轨也，遂飞马而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九八几年葭管飞灰的季节。她拄着拐杖蹒跚来到蹉跎坡本宅，坐下后抽了一根香零山，对我说：只有你的柑子经留，封在坛子里能吃到过年。我每天晚上睡觉吃一个，吃下去心里就清凉些，舒服些，还有吧？想买几斤。她提着盛有柑橘的青布袋出门时，目送着她的背影慢慢向尹家塘方向移去，一个光皮脑壳隐约在竹林下消失。
第二个保长叫德保长，她的名字叫傅德秀，是个牛高马大的农妇，心直口快，与人口角毫不示弱。她的丈夫熊杰老子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弱，多次寻刀自刎未遂。
一九四八年，我住在宝乔宗祠时，她家住在我老家大地坪下墈，叫塘前屋场。熊杰从水车槽里寻到菜刀，把喉头割断了，倒在血泊中，终于达到了无事寻死的目的，于是德保长成了一家的主妇。
德保长很喜欢小孩子，经常从身前的围裙包里摸些薯片、盐姜等给我们吃。我们都叫她德老阿婆，她总是统称小孩为伢子。她去世时，我去写了哀联，还代人写了一副“德范长存”的祭幛，至今印象犹深的，是她那塌着鼻梁的长面孔。
第三个保长是欢保长，她叫刘欢莲，住在老屋大地坪南侧的楼里屋场前面，一栋有槽门的五开独字屋。她的左手上经常套着广东道士徐文明上的那只银锁，丈夫是个寡言的木匠，比她长十多岁，家事一概不过问，全由保长主持家政。这个比赵树理小说里“二诸葛”还要老实的丈夫，很少呆在家里。
六十年代丈夫去世后，欢保长即与我的一个近房伯父结了婚。因伯父的父亲声色俱厉地反对这桩婚事，所以保长不敢去伯父家里过门，只好在这五开独字屋里举行婚礼，办了五桌酒席会了个亲。此后伯父就常来常往这里，表面上看是名正言顺，若按本房辈分，伯父应称保长为祖母也，所以这桩婚事还是有点不伦不类的。
到七十年代末，伯父成了不受保长欢迎的人，后者冷淡对之。此后伯父与保长藕断丝也断，回到龙兴寺老屋，与发妻相依为伴。每天托着水烟筒，翻翻线装书，过着清闲自在的晚年。八十年代初，伯父去世，与其发妻合葬于龙兴寺后山，我写的挽联是：
堂前失训，奠言千古恨；
枕上离情，化作九泉欢。
欢保长是个治家的好手，手快脚快非常利索，为维系支持这个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历任妇女组长和晒谷组长。我当右派时，每逢送稻谷交牛草之类，总是小心谨慎。
八十年代末，欢保长患癌病去世，那筒银手圈就由她儿子套在手上了，广东道士的神锁成为传家宝，但望能保清吉平安。
最后一位女保长是仁保长，叫刘仁秀，这也是离我最近的一个保长，她就住在我老宅大地坪的北横厅。仁保长做事也是手快脚快，只是有点挪剐马虎不细致。另外一个特点是心直口快，肚子里藏不住半点事。如果她的鸡丢了或者死了，就要恶言骂起来：偷了我的鸡吃了死！吃了下氹！你要鸡打夜锣！你要鸡摆斋饭！你的手发了鹰爪疯！你要像鸡一样的死！
仁保长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自当童养媳始到当母亲，直到当祖母，没有显露出操持家政的能力，只是肯帮忙肯管闲事。每逢我祖母牵布穿筬上机，或打薯糕、烫米面之类时，为了赶时间或者赶天气，她都自告奋勇帮着干到底。
我叫仁保长称刘阿婆，她当过我的临时奶妈。当我生母去世时，我才出生三个多月。祖母抱着我到处讨奶水吃，祖母说我抓住刘阿婆的奶头不放，吃得满头大汗，所以我对她抱有“粒米渡三关”之恩。对我来说，一顿奶水胜过甘霖时雨，可没能以涌泉报得。当她猝倒去世时，我为她写了讣告和挽联，帮了几天忙。丧事最后一晚，我在灵堂陪奉了一通宵，才觉得心里好过了一点。
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用右手挟着她的孙女园坨子，像挟柴草一样，挟到我们家里来闲坐。有时用围裙抱几个黄皮李子送给祖母。祖母比她后死上十年，祖母常说：仁老死了，真蛮现！
除了上述这些保长，还有三保长四保长，金保长银保长等，不胜枚举，各有同异，一言难尽。到二十一世纪初，保长们都已去世，不管什么保长的称呼都已悄然消失。今后，记忆中的保长也随之消失，岁月不饶人，只留下了这文字的痕迹。
18、钻亲家婆
女中豪杰的保长们，不仅是能干、泼辣之辈，有时还喜欢打些抱不平，做些男人不好出面的事情，例如钻亲家婆之类。
祖母说，贫苦人家的女儿，没钱读书，连衣食都缴不起，很小年纪就送给别人当媳妇，这叫童养媳，也叫汗毛媳妇。男家把她养到十六七岁，就和他的儿子圆房，这才成为男家的正式媳妇。
等她生了孩子做了娘，就升了级，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等到家娘家爷去世后，这个曾经当过汗毛媳妇的女人就升级为下一代汗毛媳妇的家娘，她与汗毛媳妇的母亲互称亲家婆。
所谓钻亲家婆，就是女方亲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女保长们出谋划策，纠集几个妇女去惩罚男家亲家婆的行为。
曾听祖母说过一件钻亲家婆的往事，她说的有名有姓有地方。我虽然记不住真实姓名，但在玩游戏时，也学着用小指去钻别人的肋骨肉，几个人围着钻一个人，直钻到他求饶才罢休。这个钻亲家婆和名词和动作，就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
祖母说，本地某邻舍的一个女儿嫁到某地某人家里做童养媳，家娘很刻薄，规定每天早起晚睡完成所有杂务。另外还限定要纺几两棉纱。如果发现纺了烂纱，就要点燃烂纱去烧她的眼皮和手指，这样使得她吃痛记住。吃的是剩饭剩菜，穿的是补丁摞补丁。不准打插言嘴，不准哈哈大笑，不准和男人并坐，没有言语行动自由，过着犹如女奴的生活。有次偷烧了个芋头吃了，家娘把她毒打了一顿，令其下跪求饶。
这个消息传到娘家。邻居都愤愤不平，由保长们组织几个手快脚快的妇女，把做鞋底的钻子或鞋底针都藏在身上，由熟知路线的领队，打听准确的机会，选择最佳的时间，从男家的后门轻步潜入。发现了亲家婆，并不吭声，大家一拥而上，不由分晓，用针和钻子钻她的嘴巴莫骂人，钻她的手指莫打人，钻她的屁股刮尿桶……。
总之，动作快手脚快，钻个伤皮不伤肉，钻得血点满天星，然后就还从后门溜走。有时被钻的亲家婆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来钻人的队伍就已经完成任务走得老远。
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速战速决的钻亲家婆，是对刻薄汗毛媳妇的婆婆们一种警告，也是一种最有效的惩治方法，使得一些恶家娘能从此善待媳妇，不敢下次作恶了。
由钻亲家婆的惩罚，也影响到另一种钻法，即家老婆钻野老婆的搞法。有的妻子无能控制丈夫的私情苟合行为，并且野老婆毫不掩饰，常上门噪牙骂俏，大有鹊占鸠巢的野心。这种情况也会引起不平，于是效钻亲家婆之法，找几个心腹女友，伺机偷袭，把情妇裤裆里的鸡婆钻个鲜血淋漓，以此警告。使得这个野老婆声张不得，哭笑不得，起到奸情收敛之效。
以上两种钻法，都没有把矛盾扩大，却使被钻者感到羞不见人，于是矛盾多半就床底下晒冻米－－阴干了。
被钻者一般在慌乱中，认不准来者何人，不能疯狗乱咬，如果公开生事，谁也不承认，对方都若无其事，自己反而成了不打自招。所以，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五十年代以后，童养媳渐渐绝迹，婆媳关系也慢慢改善，至于偷野老婆的人，美其名曰婚外恋，又曰性解放。一些金屋藏娇的官员，更是以此为荣。故钻亲家婆和野老婆的风气悄然灭迹。
19、地道的外号
一、牛皮与天经。
上个屋场叫对门屋场，是我宝乔宗裔迁于此地的祖堂屋。有个裁缝出身的汪牛皮，喜欢走门串户喝茶谈禅，谈起来既慢条斯理，又漫无边际，没有主题，此外还有四牛皮等也称牛皮。不过，牛皮两字用在不同口语中，有不同效应。例如：“某人做事真牛皮！“这个牛皮即表示拖沓，说话不兑现。如说“某人真有牛皮，一年盖了两栋房子！”则此牛皮表示有本领、有块方。
也有的人称天经，如软桥组的培天经（潘培根）等。这种人说话多而且急，嗓门较高，稍有哗众取宠之态，于牛皮相近，但与之相比有明显的个性。
二、痞子与赖皮。
痞的原意是指一种消化道疾病，现在所说的痞子是一些流氓地痞街痞之类的无赖之流。而我地的汪痞子（陈汪清）、闲痞子（陈闲僧）都是旧知识分子，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流氓地痞沾不上边。地方上把这种不修边幅、自由散漫的人称为某痞子，与地痞之流有本质的区别。如此类推，扬州八怪也可成为板桥痞子等。
而赖皮的本义是推故不肯兑现的人，如本地的继赖皮（陈继纯）（都喜欢喊成继烂皮）。凡是做事不简洁，说话重复冗长，不抓紧时间的人，都叫烂皮官士。俗话说：烂皮官士来了，椅子都要坐断一只脚。
三、黑时与时子。
如沈国俊叫国时子，沈玉泉叫玉黑时，胡耀邦的老师喻科盈叫坚黑时（他原名叫喻坚茂）。所称黑时与时子的人，都是不畏强悍，带有一点霸气的人。所以黑时与时子没什么本质区别，习惯喊什么就喊什么。到二十一世纪初，还有一些青年称时子的，不过称黑时的人就消失了。因为称某人很霸气，就是很黑时，不能称很时子。我理解，习惯上认为某时子比某黑时要霸气少一些。
四、霸蛮与霸王。
做事不遵循可行性规律，凭主观做事，或坚持错误言论，不听从别人指导或纠正的人，叫霸蛮。这样霸蛮的人就叫某霸蛮。
比霸蛮智商要高一点，且霸气十足的人则叫某霸王。如太白村的沈松柏叫松霸王。松霸王个子高大，既是地道农民，又是老牌砖匠，地邻不与之争。他去世时，我去悼念，为他写了副挽联，至今在地方流传，其联曰：
亦工亦农家声正
非王非霸秉性刚
五、矮子与长子。
本来根据实际身高称呼某矮子或某长子是无可厚非的，俗话说长子压不矮，好人讲不孬。真正是长子的，可直呼某长子，如舅祖父黄季棠和胞兄沈怀希，都被人直呼季长子和怀长子。
至于矮子，如果是有身份的人，或是很要面子很自尊的，只能反呼长子。我的同事陈益士老师本身高在一米六之下，则都尊称为益长子。但与矮子关系甚好的，可直呼某矮子，如王宫廷老师，同事们都直呼宫矮子，他也没意见。
有的长子，是有身份的出头人物，如房长、绅士们，称呼这种长子就要去掉“子”字加个“老”字，例如太白的沈雅祥，就不直呼雅长子，要恭称雅长老。
又如绅士沈畅晴，背地里叫畅矮子，当面称畅胡老。好比明代解缙一样，当面称解学士，背地里称解矮子。
六、拐子与蛮子。
童年，我与李拐子和晓蛮子玩的时间最多。李拐子叫徐李国，也读了四年书，个性憨厚，凭着刻苦耐劳把几个孩子都拉扯长大，并成家立业。他总是顶着一个烂草帽，一只裤脚卷到大腿根上，另一只裤脚卷在鲵鱼巴（小腿肚子）上，衬衣扣子总是找不到对应的扣眼。做事泥一脚水一脚，不是碰了菩萨，就是扎了香烛。地方人把这种身体壮实、刻苦而粗鲁的人叫拐子，拐子的个性特征是做事认真，没有心计。
凡是既没文化，又头脑简单，不循理做事的人，叫蛮子。蛮子往往蛮到“横了被子就刮床”的程度，三句不好就喷蛮痰。与蛮子打交道，首先要让他三分，然后慢慢讲清，等他醒了气，就没事了。
记得七十年代，晓蛮子读小学的儿子哭着回来告状，说周维新老师打了他。他即赶到学校，质问为什么打孩子。周老师解释道：他扯烂了本子，我冒打他，只吓了他。他即喷出蛮话：“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准吓人！”周老师害怕这种蛮出来的最高指示，不久就离开了这个学校。
七、麻老与麻夫。
我的祖父沈苍松，都叫他苍麻老。老宅大地坪南横厅有四麻老（沈子俊），北横厅有五麻老（沈五俊），正下厅西厢有腊麻老，我祖父住在下上厅西厢，如此这个大屋里就有四个麻老。
此外，我出生地的大塘源也有囧麻老等，三兄弟皆称麻老，其中沈卢煌本称卢麻老，奇怪有很多人叫成卢麻屎。
我一直不解麻老这个词意，于是把这些称麻老的人个性特征总结为：既不憨厚也不霸道，做事认真守本分，不能与那种不认旧账打麻赖的人混为一谈。所以麻老一族属于中性人群，无什突出表现。
麻夫一词其实就是马虎，凡做事不细心，粗枝大叶，不讲究排场的人叫某麻夫，麻夫一族的人都是丢东拉西，做事不到位，只求个大概差不多就完事。叫这种人返工重做也无济于事，盖麻夫已成了习惯。
麻夫与不讲卫生似有连带关系。凡是称麻夫的人都不能安排进厨房，只要一道肥肠猪肚冒洗干净，就会使得所有菜肴都沾上猪屎臭。每逢办酒席搞人事安排，都会把几个麻夫放在机动一项，或是安排接客唱喏，这叫“先发制麻夫”。
八、米汤与迷细。
我的一位同事徐老师，都叫他喜米汤。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乡政府工作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孩，双职工独生女本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徐的父母做出坚决的表态：为传承东海郡徐氏的香火，必须生个孙子，宁可丢掉你们的公职。喜米汤于是让妻子怀上第二胎，夫妻俩在失去公职后，开始了漂泊于湘鄂赣边区的超生游击队生活，直到第三胎才生下一个男孩，可是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思想负担，使喜米汤的头上增加了很多银丝，容颜憔悴。
这种这种小事拖沓，大事糊涂的人，都称为米汤官士。刘姓有个海米汤，王姓亦有个看风水的先生被称为王米汤。据说有人请王先生看风水点穴。人说这里如何？王说很好！人说上一点如何？王说也好！人再问下一点如何？王说都好！王先生的脑壳并冒动，他没有勘察这牛眠之地该选何处为好，所以他也是一碗不折不扣的米汤。
称迷细的人也不少，有时也称腻细。如太白的升迷细（村支部书记沈升平）、少迷细（民兵干部沈少颂）等，石江的叔腻细（陈叔中）、守腻细（陈守中）等。迷细人和腻细人的特点是相同的，地方把这种人称为结毛篦梳，意即总是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不厌其烦地重复又重复，掰烂唠叨，不管你听与不听，硬要讲得自己收场才行。地方流传一句话：女子不偷人，只怕迷细人。
九、癫子与谈子。
癫子讲话不考虑避讳，不考虑后果，讲起话来俨然旁若无人，并且嗓门较高。如老中医刘祝融，叫融癫子，土改时划了地主，但还行医，大家都认为他冒城府，是直爽的急性子。
地方还有称谈子的人，如沈青生叫青谈子，妇女张尚友叫尚谈子，陈雪卿叫雪谈子。一般来说谈子讲话嗓门平静，讲得有头有序，这种健谈的人方称某谈子。但雪谈子例外，他的嗓门高而急，态度不平和，豹眼圆睁，一脸络腮胡子令人可畏。我小时候很怕他，特别怕他手里的竹鞭手杖。
十、天师。
所谓天师，是集牛皮、天经、谈子之大成者。蛇屋场沈章华叫章天师，谐汉朝受封的张天师之音。这位天师是裁缝出身，讲话是高嗓门，出起劲来就口水两边流。他的高嗓门叫唱大花，说是唱薛刚反唐。
他的儿子沈远谋，传承了天师的衣钵，叫远天师。他喜欢争着发言，第一句就说：这个事我最清楚，等我来说吧！于是引经据典，从长江发源地在巴彦克拉山讲到经崇明岛归入东海而止。这种人一般称为万宝全书，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因此谁都不与之争辩，免得脸上火烧山，免得颈壳出青筋。
十一、驼牯。
凡属叫驼牯的人，都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讲价钱不吭声，不管农活多重多苦多脏，反正日子牛毛多，三百斤的水牯，四百斤的脲砣，慢慢踏。这种人不多，如党上刘家的任驼牯（刘任生）是也。
十二、青龙屋场烂皮多，柯树矶猫狸脑壳多。
我曾与老伴在青龙屋场做裁缝时，发现这里的男人都有个烂皮的外号。如汪烂皮、衡烂皮、湘烂皮等，大概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出工拖沓，行动迟钝，说话游丝冒气吧！
柯树矶的上一辈有外号叫锦猫狸、霍猫狸、松猫狸等，以后的青壮年则习惯在名字后面加上脑壳二字，如神山脑壳、康寿脑壳、成国脑壳等。
十三、麻子、瞎子与癞子。
这三种人是生理缺陷，不能取笑直呼某瞎子、某麻子、某癞子。大人也常教导，活到八十八，莫笑他人跛脚瞎。可是，有的人看到癞子过路，便叫天亮、灯笼、石灰罐；看到瞎子过路，就说独眼照乾坤；麻子过路，就说苦瓜皮；跛子过路，就叫架渡船。
最为刻薄的，是我在谭家山煤矿劳改时碰到的。有个同监犯姓丁，外号叫丁麻子，一日同监犯人送了他一首宝塔诗：
筛
天牌
蜂筒盖
雨打尘埃
虫吃萝卜菜
石榴皮翻转来
长街积雪印钉鞋
老渔翁挂网当门晒
九坨开暗杠岂不怪哉
十四、缎套子、浮头鱼、拦水板。
小时候，祖父常说：今天来了一些缎套子。我不懂什么叫缎套子，祖父指出某人某人是缎套子，但没有解释怎么样的人才称缎套子。到我做父亲以后，儿子又问什么叫缎套子。我实在不能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好指着祖父的照片说：这种穿装叫缎套子，但你曾祖父不属于缎套子一类人物，他不过是个染匠师傅。
凡属一些出头人物，有点权势的，都叫缎套子。到上个世纪末时，也称浮头鱼或拦水板。后来的村干部和退休员工及一些文化人，常在各种场合做主露面，有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和能力，在大小红白喜事上有支撑面子的象征，也相当于过去的出头人物，和缎套子有相似之处。
十五、潘金莲与老严嵩。
出集体工时，人多嘴杂，说话最要小心。不然，无形中就戴上了一个外号帽子，万担河水洗不清。一经大家认可，比五类分子摘帽还难。
社员如果看了一部皮影戏，或听了一夜评弹，就要冒出几个外号来。如某妇女叫潘金莲，某干部的婆娘叫齐天大圣，某矮子叫土行孙，某老头叫老严嵩，某下台干部叫张士贵，某长颈壳叫申公豹等。但这些外号只是暗地里称呼，当面不敢叫。不过，这些外号还是安得恰如其分，很能逼真地刻画出被加官进爵者们的个性和品德。这是一种评论，也是一种指责。
此外还有一些外号是交流时的暗号，如高鼻子、驼耳朵、脚猪、绿帽子、三只手等。用特指来代替其真名实姓，这只是少数人掌握的暗号，便于密谈议论，鲜为人口。
十六、还有一些外号是非常低级的，如和麻屁、毛鸡公、骚根、撬屎棍、阴寂鬼、差货、烂事鬼、毛弹神、轻神、泡皮鬼、死宝石、狗卵天师、背时鬼、勾嘴脔心、瞎眼师君、烂油鞋、公共汽车、贱妇、吵唠野猪、瘾猪、屙尿变、万利风、跳板客、发山狗、猴子卵、反神、黄眼狗、吹火筒、泻狗屎、黄腊手、庙后老鸦等，这种低级的俗号，都是贬称，普遍用在背后称呼。
20、沈载得轶事
小时候，大人喜欢用“惹不得的沈载得”来评价某种人或某个孩子。有时说：“沈载得吃包子，反正两只热的，两只冷的。”我从懂事到现在，六十多年来，沈载得这个名字听得很耳热，其人其事至今仍在老家周边流传着。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退休后一直注意打听有关沈载得的事情，不少人说他是蛇屋场人，更有人说他就住在蛇屋场中厅的两边厢房里，还有人说他其实就是绵长子（沈希和）的老阿公，绵长子住的房子就是沈载得住的房子。祖父也硬说是蛇屋场人。
但蛇屋场只有六七户人家，谁都不认账，谁都否认沈载得是他们蛇屋场人，更不承认是他们的老阿公。于是口耳相传了一百多年的沈载得，成了一个悬在空中楼阁中的神秘人物。
我们的宝乔宗房分为东四房和西四房。东四房除蛇屋场之外，还有住在岭背的、白羊坪和沈家坡的，此外还有一户独房住在楼里屋场。我首先确定应从东四房着手，于是我找到宝公房谱，按世系表顺藤摸瓜，东四房没有沈载得这个人。既然一百多年来，都一直流传他是蛇屋场人，应该是有一定可靠性的。
然而蛇屋场只有一户不属东四房，应是西四房人。此住户是沈邦献两兄弟，为西四房长房永发公三子光铭公之后，沈载得即是永发公次子光高公之孙（第五十六世）。光高公自蛇屋场迁至烟竹坦，生有四子，载得之父为长，载得本人娶刘氏为妻无嗣。载得之二、三叔各有一子，均无后。唯载得只四叔有三子，第三子有后，传至第六十二世，留下一个光杆司令。
据谱载：“五十七世，秉贵，原讳立贵，字载得，清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九月初四日申时生，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十一月二十四日巳时殁，享年四十九岁（1768－1817年），葬桃花坦。其妻刘氏欢贞，年四十四岁，葬烟竹坦屋右。”
烟竹坦在橙橘峰南坡，水出桃花洞石船，现属赤马镇所辖。桃花坦在烟竹坦之下的丁家坑，其坑边的荆棘之中仍有一土堆，立有一块青石碑，上刻“沈公载得之墓”。故谱载与墓碑相符，沈载得确有其人，有关流传的故事，也应不是虚构。
家喻户晓的故事，是“沈载得吃包子，两只热的，两只冷的”。
沈载得到街市去包子时，说要买两只热的，两只热的下肚后，又要买两只冷的。于是他两热两冷先后吞下多少只包子，只有老板最清楚。两热加两冷乘以次数等于所吃包子的总数，他是不会糊涂的。装糊涂只因为囊中羞涩，只有四只包子的铜板，而肚子却有若干个包子的容量。
一顿饱餐之后结账交银时，他只承认吃了四只包子。老板说：你先吃了两只热的，他说是吃了两只热的；老板又说：后来你又吃了两只冷的，他点头说是吃了两只冷的。老板这样重复了多次，他也照样回答，先吃了两只热的，后又吃了两只冷的。
算来算去，还是只吃了四只包子。最清晰的数字是两热两冷之和等于四，最模糊的数字是多少个两冷两热。老板没有任何依据证明两冷两热的次数。
蛇屋场以上叫塘尾冲，塘尾冲有个老屋场叫老屋陈家，虽只两进三厅，但建筑非常讲究坚固。屋上的栋（屋脊的脊条）、楣（桁条）和簷条都是由两根圆木合镶起来的，十分硬扎，几百年来都不见走样。
钉在条上的椽条，都是一木对开的通椽条，上齐栋下齐簷，钉的钉子不是铁钉，为了防蛀防锈，都用煮熟的方型竹块削成楔形钉住。这种椽条能承住厚重的青瓦，盖瓦的密度是寸远三皮瓦，每皮瓦的长约六寸，因而每两皮瓦的重叠长度长达五寸多，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漏水。
屋顶上的盖瓦是个很重的负荷，都由这样的椽条和桁条来支撑住，桁条上的两端搭在粗壮的经柱上，经柱由大梁、短梁和短柱连成一个整体，称为木排扇。木排扇的空隙再用木板装上，叫鼓皮。
这种木结构的瓦屋从来不漏雨水，所以一直不用检修加瓦，可以说是建筑学上的一个小小奇迹。
小时候我随祖母到此走亲戚时，发现上厅满地青苔，阴森可怕。下厅的门楼是用红鸡冠岩石做的门楔和门梁。门楔外侧，各有一面旗鼓石傍住，门楔上端则各有一块书卷型的托石，叫门托。粗大的门楣石就横搁在门托上，门楣石上四个圆圈内刻有四个篆体字，一直无人认得。
土改时，这栋屋的主体分给四户贫农合住。到文革时，当局派五类分子把正梁上的文字及雕饰砍烂了，门楣上的四个篆体字也被他们用烂泥巴专门糊住了。
上世纪八零年代，我在门楼下做木工活时，把泥巴除掉，描下这四个篆体字，回去查对，方知是“清风徐来”四字，取于苏轼的《前赤壁赋》。由此想起“……清风徐来，泛舟于赤壁之下，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真是羡慕古人的自由，能“于是饮酒乐甚而歌之”。当此时，我还是顶着右派帽子，串乡走户，缘门苦作。
到了本世纪初，“清风徐来”被拆下来，深埋在村民陈燕飞的新楼墙角下。
此老屋原是石江陂义门陈氏三十九世裔孙陈闿运的住所。陈是当时的大财主，与住在蛇屋场的沈载得乃同母异父兄弟。由于贫富悬殊，且相住甚近，只有一垅之隔，两者时常发生一些小矛盾，乃至打出一场场官司。盖因沈载得滑稽多智，机警过人，陈闿运虽然财高势大，却一直奈何不得一贫如洗的沈。两者之间的故事在地方流传，颇有几分像阿凡提和地主斗法的新疆民间传说。
此后沈载得从蛇屋场迁到烟竹坦，公元一八一七年去世后葬在其下桃花坦的丁家坑。草塚隐于荆棘丛中，墓碑尚在，其人已杳，唯有其传奇故事流传至今。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