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村口，天已经黑了，正是点上灯火吃晚饭的时候，环顾四周，没见到一个人影,所以就没人见到我这副仓惶失魄的样子。一幅奇妙无比的图画，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胜利吧。搞阶级斗争，已经把所有的人（其实不光是所谓阶级敌人），在二十四小时内都搞得颤颤惊惊，别人看不到，但，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一个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一定看到了，它比耶和华还耶和华，怎么会看不到呢。我挑着行李和工具，迈着沉重的脚步，充满着自责，我怎么总是给父母兄嫂找麻烦，灰头土脸地跨进了自己的家门。
说是家，只是凭着旺盛的人气而成其为家，如果以物而论，即唯物主义的物，物质的物，实在不成其为家，因为它已经破败不堪。土改时，我们家里就是住着一点土墙茅屋，所谓浮财，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作为胜利果实，有人要，惟有这已经住了十年的，极待翻新的茅屋，农民协会认为，这样的房屋比贫农还贫农，不能作为胜利果实分配，如果把这样的房屋分给贫农，那是对贫农的不敬，对土改的亵渎。于是，这已经住了十年的，极待翻新的茅屋，给我家留下了。但是，农民协会想错了，在村庄南头，一个叫杨锡林的人，这是一个外来户，他已经分得住房，他以超乎常人的眼光，瞄准了我们的栖身之所，找农民协会哭诉，要求分配给他家。他看中的是发展空间大，于是我们全家又被赶了出去。是的，凭着我父亲精明的头脑，我家买下的这块地，少说也有三亩，后来被分给了四户人家，连我家在内，由五户人家占领了这块地盘。现成住进去的只有杨锡林，其他人家要现盖，但另外三家有住屋，可缓行，可从从容容图之，只有我家，迫在眉睫。杨锡林的儿子，读书是劣等资质，但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如何弄进自己的口袋里，却表现出异常聪明。他早在公共食堂解体以后，抓住时机，彻底抛弃了土改分得的残留物，盖了高大的新楼房。改革开放以后，还把五户人家中其中一家，荒废了几十年的一块地，也买了过来，盖了更高大的楼房。他的女儿嫁到香港以后，去了两趟，发现那里更好，索性一家人搬到香港定居。
我的嫂嫂和侄子侄女住原来那间，我的父母就住在新搭建的那间厨房里，学校放假，我跟父亲睡一铺，一直到二十岁。由于在住的问题上，有过这么一段痛苦的经历，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对于吃不挑剔，对于住，我追求独处一室，以此慰藉受伤的心灵。一直到1965年盖了三间房，才结束了住厨房的历史。因为成分不好，处处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三间房盖得不伦不类。就是这不伦不类的三间房，万万没有预料到，会跟蒋介石反攻大陆联系到一起。
一个叫陈玉明的小学教师，本已分配在别的公社任教，但他对我们村里的阶级斗争十分关注，他是党员，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嘛。无论星期天回家，还是假期，他都要召集地富子女训话。一天晚上，他说：“国民党蒋介石随时想反攻大陆，我们分了地主富农土地，他们不死心，随时想配合国民党蒋介石反攻大陆。周锦川家盖的那个房子，是平行四边形，在几何学上是相对边相等，他家企图证明，国民党的力量和共产党的力量是相等的。怎么会相等？这是阶级敌人的痴心妄想！” 陈玉明为了表现他比全村任何一个人的水平都高，不惜凭空捏造，说出来语惊四座，令人瞠目结舌。但是他说错了，你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早在十年前就拿回去了。改革开放以后，他到医院里找我看病，我问他：“当年我们家盖了一间使人伤心落泪的房子，你怎么无中生有地说？”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瞎分析，我瞎分析，我乱说，我乱说。”一再赔不是。他当时已经调到县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
说起陈玉明的一生，那才是不伦不类的一生。共产党建政初期，他也是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但还没有结婚。农村里结婚早，这么大年龄不结婚，是被人看不起的。但他的情况有点特殊，母亲死得早，父亲不理事。父亲到城里办事，因为不识字摸进女厕所，被警察抽打了几皮带。就这么鸡毛蒜皮的事情，村里的好事之徒，或者说是口头文学家，编了一个顺口溜，曰：“弯弯手左德才，爱吹大烟蒋文才，二气八侉陈有才”。左、蒋二人，实事求是，惟有陈玉明的父亲陈有才，蒙冤一个世纪，因为顺口溜成了乡谚，已无人去纠正了。其实，最有资格来纠正的应是陈玉明，但是他不但不理直气壮地站出来纠正，反而与庸众同流合污。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因为不识字而受辱，立志让他们兄弟读书，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应该成为村庄里一个有教养的人，洗刷父亲的耻辱，让母亲含笑于九泉。然而，在大变革的时节，他接受了不伦不类的理念，成了一个变形人。
土改时，他投笔从戎，但这个戎不是正规军，是民兵，他当上了民兵队长。家族里的长者，认为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应该让他做一点礼尚往来的工作，以提升文明。正好家族里的一个堂弟定婚，宾川人叫做“吃定嘴”，“送定亲礼”。这项任务安排他去完成，把定亲礼送到一个叫团瓢的村庄。然而他特别看重他这个民兵队长的身份，让两个小男孩挑着定亲礼走在前面，他挎着一杆木柄冲锋枪，就是杨孝（又名周孝）看守万福寿用过的那杆。陈玉明比杨孝威风，腰上还系了一枚椭圆形的铁柄手榴弹。挑定亲礼队伍耀武扬威开拔到团瓢村口，受到村口民兵的盘查，他仍然趾高气扬，仿佛团瓢村民兵也在他的管辖范围内。结果可想而知，被缴械了。挑定亲礼队伍灰溜溜地开了回来。后来，乡里打了证明，木柄冲锋枪是要了回来，铁柄手榴弹至今也没有要回来。村里人给他赐名“成不得”。
陈玉明分了土地，分了房产，还买了一匹骡子。他们家族中本有相马高手，但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自作主张买了一匹会踢人的骡子，让他读高小的弟弟陈玉亮去放牧，结果一脚踢着要害，医治无效，死了。弟弟死后，他患了一场重病，久治不愈，他的父亲只好请巫婆神汉，看看能不能神药两解。巫婆神汉发话了，声称陈玉亮安葬时穿着哥哥陈玉明的衣服，一经核对，果然如此，怎么办，掘尸，开棺，剥鬼皮，为了陈玉明能够得救，也只有干这种冒天下之大不讳的事。后来，陈玉明的病好了。
陈玉明的父亲怀着失望的心情，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老夫少妻，备受争议。庸众的观点，不足为训，陈玉明本应站在父亲这一边，捍卫父亲的正当权益，但他不是这样，反而站在庸众一边，认为父亲真的是“二气八侉”，羞辱了他的人格，与父亲分道扬镳。
我现在跨进的门，就是被陈玉明上纲上线，配合国民党蒋介石反攻大陆，用平行四边形相对边相等的原理，来证明国民党力量和共产党力量相等的那座房屋那道门。在明亮的电灯光的照耀下，我看见一家人喜悦的欢迎我，丝毫没有埋怨的神色。父亲已经卧床不起，两个月前，我父亲在饲养生产队的耕牛时，被牛撞倒，被好心人背了回来，一直在家休养。这两个月中，生产队处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父亲幸免于难。
大哥谈了情况。一个叫余波的马车司机，是外村来上门的，他成分好，他上门这家的成分也好。他利用优越的工作条件，肆无忌惮地玩弄妇女，已经到了晚上大姑娘，小媳妇不敢出门的严重情况。经过捆绑吊打以后，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和地主、富农一道管制劳动。需要说明一下，为了适应阶级斗争新形势，工作队一句话，就把原来的上队、中队、下队合并为一个队。所以大哥把上队这个余波抬出来介绍，开头我觉得有点茫然。第二个是张聪，下队人，他是外村来上门的地主子女，他是我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谈，他有音乐天赋，我在水利工地上教大家唱过的一首歌曲，就是由他谱曲作词的。只因贫农丈母娘双目失明，未被派去水利工地上。群众揭发他有参加大同党的嫌疑，不管怎样捆绑吊打，他都坚决否认。至于大同党这个名称，他是知道的，是向我借去的一本书中看到的。
这本书叫《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书中介绍了昆明师范学院学生吴文懿之所以划为右派，就是因为他要求公开组建中国大同党。因为我不在场，工作队就问我大哥，有没有这本书，我大哥当场作了回答：“这本书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的，是学习材料，我也看过”。张聪的问题，就这样被搁了下来。我大哥认为，从他掌握的情况，运动中与我有关的主要是这一点，一份众所周知的材料，办不了罪的。关键是张聪表现很好，并没有因为屈打而成招，没有乱说乱咬，否则溪河村的地富子女就要大难临头了。大哥特别强调，没有的事情，就是拉出去枪毙也不能承认。
我躺在床上，寻思如何对付所谓“大同党”的指控，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以往，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我还从内心里谴责我认识的这些同代人，谴责他们利令智昏，以卵击石。当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时，我才刻骨铭心地理解了“莫须有”。我在精心设计如何面对公安局的庭审人员，所有共产党跟国民党在监狱里作斗争的故事，都一股脑儿跑了出来，态度要好，决不能顶牛，要采取迂回战术，核心是正确判断他们要抓哪方面的问题，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没有思想的书呆子，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决不能让公安局的庭审人员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至于他们要抓的“大同党”，我将竭力把他们引导到，1958年在大理市九顶山马厂箐，大战钢铁铜上面去，说来笑话，名之曰炼“大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炼出来的却是连做秤砣都不能用的含铁铜。总之，从小我就积极要求靠拢党靠拢人民群众，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本性，使我的世界观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阅读了许多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中了资产阶级的毒，分不清香花毒草。尽量找一些不着边际的大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凡是实质性的东西，坚决予以否认。
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我久久不能入睡，我干脆拉亮了电灯。这一面临进劳改队的前夜，我触景生情。如同白昼的电灯，不就是我们民工修建井头营水电站的成果，多少年以来，我在昏黄如豆的煤油灯下穷写苦读，这下子有了电灯，有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但我已经不能享受了，我是痛苦的，在痛苦的时候，抚平痛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回忆，于是我又回到了三年前，修建井头营水电站的日日夜夜里。
美丽的炼洞河，因为那样一段苦涩的恋情，我不愿意再回到那里。在第十一章《山地回忆》中，让我去乌稍山地薅包谷草，时间只是半个月，我嘴里不敢说，心里极不愿意。这一次修建水电站可不是一年半载，要作长期打算，生产队长甚至开玩笑说：“电站修好，你们就留下当工人了”。玩笑归玩笑，不管我内心怎样不愿意，还是只有挑上行李和工具，和同伴一起走。
叫井头营水电站，工地并不在井头营，因为机组发电的厂房建在井头营水坝，故名。我们牛井大队的工棚，特别挨近我曾经劳动过的下四村，你说这不是专门跟我作对吗？工棚刚刚建好，又来了一个大队的民工，炼洞公社甸头大队的民工。炼洞公社有两个大队，炼洞大队因离家近，民工回家住，甸头大队的民工离家远，与我们比邻而居。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偏偏搅合在一起，我无法解释这一使我难堪的设置，听命吧！
我们的工作是挖沟，但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做司务长。炊事员与我同姓，喜欢唱滇戏，恰好甸头大队那伙人，特别喜爱，一个叫蒲老师的，还有前一章我提到的杨秉钧的弟弟、妹妹，吹拉弹唱，丝竹乐器，一应俱全，每天晚上不绝于耳。这些音乐、戏剧的爱好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么是地主子女，要么是地主份子。像这位成分好的周姓炊事员，是极少数。如果我会唱滇戏，我也要加入其中的。
我们牛井大队这伙人，也有几个会吹笛子，会拉二胡的，其中拉得较好的是王纳，他的名字取得比较有文气，想必是他父亲王明德取的。王明德做过牛井镇的镇长，我识字始，记下了他写下的对联中的上支还是下支：“争什么你强我弱启眼一看都是同胞兄弟”，是对我民主、平等思想的最早启蒙。在我的记忆里，担任过这个职务的没有被枪毙的，几乎没有了。王明德当然也被枪毙了。惟有他的发家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有参考价值。据中共党史称，1933年红军经过宾川，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孙定国有诗为证：“竞传一九三三年，红军半日克宾川，兰英鲜血浇沃土，换得今朝锦绣天”。当时有钱人都逃跑了，王明德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带着他，穷得揭不开锅，哪有心思跑，红军来了，见到他们母子俩，如同见到自己的母亲，阶级情谊海样深，把搂获的银元给了他们母子俩，具体数字不详。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资金垫补，母子俩惨淡经营，几年光景，进入了富人行列。王明德任镇长期间，正是游击队活动频繁时期，他积极与共产党联系，要续上这段历史情结。中共建政初期，掌权的与王明德不睦，说枪毙就拉出去枪毙了。根本没有人去管他这段历史情结。他算什么，一个剃头的师傅，他的徒弟检举他杀过人，这个剃头的师傅就拉出去枪毙了，过了一些日子，师傅漂亮的妻子和徒弟结合，才有人对这个案件产生怀疑。更有甚者，一个工作队员就有权批准杀人，在村庄的墙上巴一张告示了事。王明德的发家史，王明德的被枪毙，留与党史学家去存查吧！
王明德的儿子王纳，不但会拉二胡，还会画画，但不善于言辞，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王万春”。那时，我正在阅读《鲁迅全集》，不去听戏的民工，要求我读两段听听，这可难着我了，鲁迅的文章，民工听得懂吗？乐于听吗？合时宜吗？一连串的问号，把我难住了。这时，忽然呈现出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给工人读文学作品的动人场景，使我茅塞顿开。我几经权衡，认为读《阿Q正传》不容易被人抓辫子。于是《阿Q正传》的阅读，在井头营水电站牛井中队的工棚里开张了，在阅读中，我加上艺术性的注释，听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开头，与我同一个生产队的陆文太，以及王纳，是我的忠实听众。听着，听着，炊事员加入了，中队长老熊加入了，石匠师傅加入了，几乎全工棚的民工都加入了。阿Q成为热门话题，《阿Q正传》中的人物成为互相奚落的笑料，特别是摸小尼姑的头，赵太爷的竹杆打在阿Q的头上，阿Q用手去拦，民工们在对谈时，还要加上动作，一派欢乐。
欢乐没有持续多久，王纳与陆文太在河里洗澡打起来了。中队长老熊不在，我大小也是个领导，民工们叫我去解决。我问清原由和具体情节，拟了一副对联：“王纳拳打陆文太 发科鞭抽王万春”，横批是“各打五十大板”，叫王纳写了贴在工棚里的柱子上。陆文太的乳名叫发科，他是贫农，祥云迁移户，性子犟得很，搞毛了，他敢把棒棒拿起打生产队长，他是我的朋友，他对我特别同情和尊敬，别人说的他不听，我说的他听。改革开放以后，他发了，溪河村人想不通，那么一个不起眼的迁移户，怎么会发了？溪河村人怎么知道，仅仅在我迷茫的时候，他能够超乎常人，对我同情和尊敬，这里边本身就存储了后来发展的信息密码。开个玩笑，以后有机会再说他。关于陆文太和王纳打架，就这样干戈化玉帛。民工们有的说是阿Q打王胡，有的说是阿Q打小D,大家都在活学活用《阿Q正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连陆文太和王纳都逗笑了，仿佛他俩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过去了几十年，我大哥竟然会背出这副对联来，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人家告诉我的。”从它在民间产生的影响，映衬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也算是黑暗中的一丝亮光。工棚里的民工，所做的工种不相同，一部分挖沟，一部分挑土，一部分打炮眼、放炮，一部分是石匠师傅。这四部分人中，挖沟挑土劳动强度大，打炮眼、放炮，相对劳动强度小一点，但安全系数不高。只有石匠师傅的技术性强，待遇比其他人高，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甚至有六十多岁的老人。还有一位到北京参加过人民大会堂建设呢！他们都是有一定阅历的人，善于苦中作乐，打发难熬的时光，多少年以后，他们那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生活方式，依然感染着我。特别是斗嘴，这不是吵架，也不是骂人，是用一个又一个独立成章的小故事，来反击对方，涵蓄，幽默，寓意深刻，使你哑然失笑，使你无话可说。一个叫戴师傅的，他有七、八个精彩故事，那是经过反复提炼，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珍品，用毛的话说，是精益求精了。每有新民工来到工棚，他都要重来一遍。有一次，一位师傅讲了一个小故事挖苦他，他的新故事来了。“故事发生在伙食团时代，用一个乌龟给大家熬了一锅汤，有一个人意见特别大，老是埋怨给他的汤少了，分汤的人反问道：一个乌龟你有几勺（说）？一个乌龟你有几勺（说）？” 那位师傅听了斗气不吭。戴师傅不识字，我把他称为口头文学家，一点也不为过。他私下跟我说，这种世道，唠嗑只能唠庸俗下流的嗑，不能唠与政治有关的嗑。人心同然啊。
说与政治有关，电站指挥部有两个技术员倒是跟政治有关，一个叫刘荣泰，一个叫马荣勋。无独有偶，他们两位都是我中学时代两位老师的哥哥。先说刘荣泰，云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毕业，参加过淮河水利工程，划为右派后发配到宾川农场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孤傲的人，来到农场后，有人死了，安排他去抬人，遭到他的拒绝，理由是从来没有干过。在人们看来，这是多么的不合常理，多么的不合时宜，人们暗自思量，黑暗会吞噬他，只是时间早迟而已。谁想到，县里边大干水利，最需要的就是刘荣泰这样的人才，他像宝贝一样被县里的领导接走了。不说你也知道，搞点实用主义，我们的党实在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且不论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哪一项具体事情，不是因人而易？造物主的作弄，没有把刘荣泰往死里送。他技术过硬，给县里的领导添了光彩，我敢说，当时在水利工地上他是水平最高的了，县里的领导在使用刘荣泰上，没有瞎了眼睛。刘荣泰从离开农场到右派改正，没有干过一天重体力劳动，因为宾川的兴修水利没有停止过一天。
刘荣泰的弟弟刘荣康，做过我们学校团支部书记 ，是党组织考虑发展的重点对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哥哥划为右派，斩断了他腾飞的翅膀，他恨死了他的哥哥。割不断的手足情谊，他的哥哥到了农场以后，来找自己的亲弟弟，很想趁此机会到他处饱饱地吃上一餐，然后向他要上几件穿旧了的衣服.想来同胞兄弟在这两点微不足道的小要求上，弟弟不会拒于门外。哪知方才见面，便劈头盖脸地大骂起来：“你还好意思来见我，居然挣得这么块金字招牌，典型的右派分子。”这一骂，什么吃餐饱饭要几件衣裳全在大脑屏幕上一扫而光。但是不得不认真严肃地向他解释清楚：“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真诚地劝告党的领导不要再利用运动人整人，假若运动不止，那就整人不止，国无宁日。”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拦腰截断大声吼道：“你看看你看看，至今你还坚持反动立场。”
论学识水平，与他哥哥相比，他差远了。他教过我的化学课，一个化学方程式的解法，他在讲坛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听的人就是不明白，一个右派教师张鸿铨来讲，一下子弄明白了。不管他怎样表现自己，教学毕竟是个硬通货，学生反映多了，学校只好把他调整去搞总务。他结婚时，哥哥近在咫尺，他也不告诉，怕右派哥哥给他丢脸。哥哥后来知道了，直奔接纳弟弟的这个家庭，哥哥非常清楚自己的家庭背景，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怎能跟弟弟计较。弟弟上门的这户贫下中农人家，反倒比弟弟明白事理，对于弟弟不理睬哥哥，这种不通人情的做法给予批评，热情款待了刘荣泰。
刘荣康也知道自己没有好好读书，是滥竽充数，只好从行政方面去发展，他认为是他哥哥害了他，从此郁郁不乐，患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处于病休状态。右派改正，他哥哥请客，二十一年的积怨解除了，他特别兴奋，多喝了几口酒，第二天他死了。人家告诉我，他是高兴过度死的。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像娘啊！一种思潮如果你对它像宗教式的崇拜，会把一个人的灵魂扭曲得面目全非。
再说马荣勋，他是马荣庚的哥哥。马荣庚教过我的生物课，在第四章《炼洞河畔的恋情》中，已经提到他了。洱源凤羽的马家是望族，最有名的马瑛，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做过云南省绥靖公署副主任。中队长老熊告诉我，他在过国民党保安团干过，团长马荣凯，相貌跟马荣勋极相似，可能是弟兄，经我落实，果然如此。马荣勋比较随和，年纪也比刘荣泰大，妻子还在单位工作，我见到他时，儿子已经七、八岁，以此推算，应该是划右前出生的。他在看小说《小城春秋》，我的眼睛顿时明亮起来，《小城春秋》这本书，我在第八章《作家彭荆风》中，花了大量篇幅来描述，我以为有人读这本书，可以与之交谈了，我说：“《小城春秋》这本书，写得很好。”坐在一旁的刘荣泰说：“好什么，写得不好。”他一句话把我打噎了，我无话找话又说了一句：“我的感觉是文笔朴素。”他又把我顶回去：“哼，什么文笔朴素！”弄得我莫名其妙，这不是抬杠吗？我想到欧洲有的政治家甚至是仇视文学的，他是不是就那类人，有他在场，我也无法和马荣勋交谈下去。在以后的交谈中，我弄清楚了一个情况。这四个人，都是幼年就到昆明上学，马家是从洱源去的，刘家是从大理去的。马家是从政，刘家是经商。共产党建政初期，马荣勋和刘荣泰还在大学念书，马荣庚和刘荣康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毅然离家出走，到宾川参加革命工作，一起分配到宾川中学任教，他们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连媳妇都是找得同一个村庄的。马荣勋和刘荣泰是在他们的弟弟来了八年之后，才来到宾川的。来的方式全然不同，一个是志愿，一个是强迫。人的出身（绝对不是指的人为划定的那个成分）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固然影响一个人的发展方向，但是不可能像马、刘两家这样，因为一项错误的反右政策（虽然后来改正了）而毁灭了人的一生。
我是不是说过火了一点。就在刘荣泰跟我抬杠那天傍晚，一个炮手炸死了，是力角公社来蹇街公社马家院村上门的，是地主子女，当然是领导比较信任的人，不然谁敢把爆炸器材交到你手里，阶级敌人搞破坏咋办。人都死了，还说这些干什么。他们村里一个熟人跟我讲，这个炮手临死前有些前兆，他妻子连续带信要他回去，但他一直往后拖，死前那一天他终于决定第二天回去了。据这个熟人讲，死前那几天晚上他会唱起戏来，唱孔明点七星灯，平常没听他唱过呀。吃饭时还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年深月久已经记不起是一句什么话了，总之是一句不吉利的话。中国人就会这个，人死了搜肠刮肚找联系。这个炮手死了，他的死，给每一个民工再一次蒙上厚厚的阴影。唉，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也未能记下来。
炼洞河啊，我对你是又爱又恨。你那秀美的风光和我曾爱过的姑娘，我愿意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你不给予，不但不给予，还使我受辱，我不愿意再来到这个地方。命运和我作对，硬要把我送到这里来。我是第二次做司务长，1958年曾经干过两个月，后来就去大炼钢铁去了。好在中队长老熊与我相处甚恰，他是党员，我这个司务长就是他向大队党支部推荐，经过大队党支部认可的，我主要是处理帐务，采买归他管。根据我的亲身体会，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办伙食，因为众口难调。有一次，在工棚里讨论吃鲜肉还是吃腊肉，大部分人主张吃鲜肉，一个小青年表示反对，反对的原因是，吃鲜肉他会拉肚子。我可为难了，中队长老熊骂了一句：“你是狗肚子装不了羊油，人家别人吃了又不会拉肚子。”本来，从尊重人权来讲，要承认个体差异，但是在办伙食这类问题上，人多口杂，马多乱挝，缺了中队长老熊这样的人，还不行呢。
马家院炮手炸死的地方，就在井头营水坝上方一个陡峭的悬崖上，我想去看看。我们一起去了好几个人，看完以后到水坝下游泳，我自认为技术高超，一个猛子扎了进去，这下子翻船了，从大坝上飞落下来的水流，翻腾着数不清的漩涡，我在漩涡里挣扎，总是浮不出水面。我预感到死亡即将降临，完了，就这样完了，二十一年的生命历程，想不到被漩涡吞噬。来不及继续想下去，一咕噜奇迹般地冒出了水面。岸上的伙伴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要是平静的水面，岸上的伙伴还会去搭救，翻腾的漩涡，谁也不敢去搭救，束手无策。一回就把胆吓散，二回不敢咚咚哐。从此，再也不敢去漩涡里游泳了。炼洞河啊，旧的创伤还没有抚平，你又给我添了一道永远忘记不了的伤口。
我在修建井头营水电站的沉重回忆中睡着了，醒来时天亮了，脑子里还留着朦胧的记忆。反正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了，还得打起精神去公安局，向庭审人员报到，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以争取宽大处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