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祖父周宏有写下周家《生耕薄》
父亲死了。那天我和妻子在西边水豆沟割豆子，侄儿周旭骑着自行车来到田边，把父亲死亡的消息告诉我们，我和妻子收拾工具默默离开田头。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父亲虽说七十岁，五脏六腑没什么毛病，划为地主仍旧持续保持乐观情绪，性格开朗。一条街子，上村下营，看着父亲穿梭在牲口和马车间，把一堆一堆马屎拾起。虽说他是个急性子,不到六十岁头发就全白了，但精神矍铄，人们普遍议论：“老周大活九十岁没问题！”我也赞同人们的观点。
但，父亲死了。我和妻子背着九个月的儿子，回到故园，父亲安静地躺在那里。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时，我流不出眼泪，因为我不相信他会死，而一旦见到他确确实实躺在那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往事不堪回首，联想到父亲的一生，联想到全家的颠沛流离，我气昏了头，从喉咙里断断续续、哽哽咽咽吐出一句十分反动的话：“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别的人恐怕没有注意听，但我在第二章《悠悠少年愁》提到的，那个光脚板富农的儿子的哥哥，他也是四类份子，他是父亲的好朋友，他却听得非常清楚，而且产生了共鸣，他补充了一句：“老周大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全个村子都晓得”。就这么一句十分反动的话，给父亲盖棺论定了。因为是丧事，因为范围太小，也没有因为给四类份子歌功颂德、涂脂抹粉遭到杀身之祸。在给父亲送葬的过程中，从生产队干部到社员群众，看不出来谁把父亲当四类份子看待，当阶级敌人看待，对死者反倒充满溢美之辞。我的天哪，那还是1970年啊，但经历了四、五年疯狂的阶级斗争，人们已经疲乏了，人们产生了下意识的反抗，在一次短暂的送葬活动中作出了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可以安息了。
据我祖父亲笔写下的《生耕薄》记载，父亲周明高生于清光绪27年农历辛丑年冬月初四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即公元1901年12月14日，出生地点在牛井街卖糠市黄家地基。幼年进过民国初年兴办的牛井街武神庙小学堂，与后来的中共将领赵容（伯涛）中将一度同窗，算是小学水平罢。1916年追随蔡锷将军参加护国起义，曾赴四川参加过著名的棉花坡战役，多次战败袁军，取得讨袁反帝胜利，后任班长、排长等职。父亲每忆及这段从军经历，总是怀着遗憾。凭我父亲强壮的身体，过人的智慧胆略，是可以在军队里干一番事业的。因我的伯父周明轩浪迹天涯，祖父周洪有无人赡养，只好卸甲归田。父亲常常给我兄弟三人讲他的军旅生涯，对滇、川交界地带的民间疾苦、人情风俗亦娓娓道来，对我兄弟三人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素性秉公办事，被地方乡绅推举为牛井镇民团教练，训练团丁，保一方平安。先后担任过仓管、村管事、保长、校长等职。
美国建国之父富兰克林，在《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一向爱好搜集有关祖上的一切珍闻轶事。你也许还记得当你跟我同住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为了那个缘故跋涉旅途，遍访家族中的老人。目前我正在乡间休假，预料有整整一个星期的空闲，我想你也许同样地喜欢知道我一生的事迹(其中有许多你还没有听过)，因此我就坐了下来替你把这些事迹写出来。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些别的动机。我出身贫寒，幼年生长在穷苦卑贱的家庭中，后来居然生活优裕，在世界上稍有声誉，迄今为止我一生一帆风顺，遇事顺利，我的立身之道，得蒙上帝的祝福，获得巨大的成就，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这些处世之道，其中一部分或许与他们的情况适合，因此他们可以仿效。
当我回顾我一生中幸运的时候，我有时候不禁这样说：如果有人提议我重新做人的话，我倒乐意把我的一生再从头重演一遍，我仅仅要求像作家那样，在再版时有改正初版某些缺陷的机会。如若可能，除了改正错误以外，我也同样地要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但是即使无法避免这些不幸的厄运，我还是愿意接受原议，重演生平。但是由于这种重演是不可能的，那么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似乎就需要把它记下来。”
如此大段引用名家之语，乃写作之大忌，但是在我阅读过的书籍中，找不到比这更贴切的语言，来表达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来表达我此时此地的心情，只好敬请鉴谅。 祖父周洪有，是从云南省楚雄府大姚县苴却司管下大成里沙沟，迁来宾川县牛井蔡官营居住，伯父周明轩就是在蔡官营出生的。为了弄清楚先祖由何地而来，我千里跋涉到了永仁县，通过调查考证，原云南省楚雄府大姚县苴却司管下大成里沙沟，已划归四川省攀枝花市，我得重新回去打证明，重新回去找有关部门联系，否则被派出所抓起来咋办？在富兰克林的国度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在我的经历中，却令派出所的人百思不得其解，始终用怀疑和警惕的眼睛瞅着你，只有来年冬天再去。
蔡官营位于溪河村东，放眼望去一马平川，但全是雷响田胶泥地，靠天下雨才有收成，难以解脱贫困，祖父周洪有是个有文化的人，作出决定又迁居到全县的经济中心—牛井街居住，祖母在这里生下了父亲。父亲从军回家担任民团教练后，在社会上闲游浪荡了几年，一度染上恶习，迷上了赌博，不但在赌场上把家里的钱输得精光，还在赌场上欠下一屁股两肋巴的账。父亲躲债在外，家里缺了主心骨。债主像催命鬼，母亲带着两个哥哥，既要侍奉祖父祖母，还要侍奉瞎眼的叔祖父和他的妻子及女儿，母亲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母亲精神快要崩溃了。瞎眼的叔祖父为了挽救家庭的危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瞎眼的叔祖父认为，他们一家三口之所以能够活在人世上，靠的是侄儿周明高，现在侄儿有家不能回，是逼债的人造成的。逼债的人是百户长村姓刘的一个大户人家，有权有势，而作为弱势群体的欠债人，已经没有伸冤的地方。这个家不能没有侄儿周明高，他决定吃了毒药去死在刘姓人家，通过这样的抗争，嫁祸于刘家，反败为胜，使侄儿周明高从不能自拔的困境中摆脱。在当时的农村社会，哪怕是又过了七、八十年的当今农村社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也足以使一个抗风险能力差的家庭倾家荡产。瞎眼的叔祖父决心已下，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的母亲帮助她们母女俩，把自己的女儿拉扯大。母亲一个来自异乡的家庭妇女，举目无亲，为了挽救家庭的危亡，除了使出这一撒手锏，还能有什么办法。七、八十年过去了，我感叹在我们的祖上也曾出过，像我的瞎眼叔祖父这样一个易水悲歌式的人物。
事物按预定的计划进行，瞎眼的叔祖父去到逼债人，百户长村姓刘的大户人家，要求讨还自己的侄儿周明高，一口咬定被他家害死了。双方僵持不下，瞎眼的叔祖父是有备而来，刘姓人家得理不让人，哪把一个瞎子放在眼里。半个时辰过去，瞎眼的叔祖父气绝身亡。好事不出门，恶言传千里。平时痛恨刘姓人家的村民，迅速在百户长村发布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下川坝，传进县衙门。人们愤愤不平，乡绅仗义执言，社会舆论倒向瞎眼的叔祖父一边。逃匿多日的父亲大摇大摆回到家里，叔祖父死了，远在兰坪县拉井盐场的伯父周明轩，穿越崇山峻岭，经过多日跋涉也回来了。他们作为当事人向县衙门提起对刘家的诉讼。刘家根本不敢提赌场上赢钱的事，赌博在中华民国执掌政权的年代里也是非法的呀，绝对不是合法的。刘家败诉，接下来就是赔偿。
在父亲的一生中，没有比这一次犯的错误更大的了。他在负罪感中生活，瞎眼的叔祖父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父母承诺扶助叔祖母和她的女儿，但后来叔祖母带着女儿改嫁他人，父亲为不能悔罪而痛苦。父亲死前两年吧，叔祖母的女儿突然来到我们村里，要找他的哥哥周明高，我和大哥，茫然不知所措，通过父母回忆旧事，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们家土改后划为地主，断了亲戚往来，现在她的几个儿子有的当了大队干部，有的当了生产队长。闲了两天，我和父亲去了他们家里，与兄弟姐妹们相聚一堂。后来还把我的一个堂妹妹找了一个婆家，嫁到我们村里。
父亲在人生中遭到这样一次重大挫折之后，并没有消沉，他发出“三年不赶牛井街的”的呐喊，以表明和赌博彻底决裂的心迹，痛下决心重新做人。毅然搬出住了三十年的牛井街，在身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下，租种二十亩山地，到地里搭起窝棚，进行艰苦创业，父亲背着大哥犁地，母亲背着二哥播种。次年有了好收成，生活勉强过得下去。两年后父亲到华坪县引进土瓜良种，土瓜抡生，产量高，味美可口，经济收益很好，银元、半开挣得不计其数。父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时值乱世年间，匪患甚多，单家独户，防不胜防，父亲从安全考虑迁到溪河村。桑园河从村边流过，风景优美极了。租人家的房子住，雨季洪水暴涨屡遭水灾，搬迁三次。父亲经过艰苦创业，手上挣了钱，就把二十亩山地退还原主，另买了三十亩山地。置得恒产以后，还向村中租了三亩水田，每年种植棉花，加上山地的包谷、花生，经济收益颇丰。父亲是一个多面手，他善相马，懂兽医，牛井街天，马市边缘拴着一匹毛发不整的马，无人问津，父亲看了牙口，退居另处，待收市之前再行讨价还价，花了二十余元半开，买得此马。早晚牧马，夜间加足青草蚕豆，未几膘肥体壮，一溜小跑。被一驻军营长看上了，欲购为座骑，父亲卖得八十余元半开。这样的小钱在父亲，在父亲的手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父亲了解到永胜县（当时叫永北县）有一种早熟蚕豆，于是引种栽培，又卖了好价钱。挣的钱多了，又买进洋纱数十包，遇物价上涨，倒手出去，挣得的钱就更多了，父亲抓住时机向牛井街破落户买了六亩水田，把原租的三亩退还原主去了。水田靠近南边山地下脚，一积水塘约有五分，经过开挖翻犁竟扩大了一亩的面积，共有水田七亩，山地三十亩，父亲由此开始发迹。
在我出世前，父亲已在村西买了一亩五分地，请工建盖了两排草房共九间，我就诞生在刚刚落成的草房里。此后请有长、短工不等，成了这个村里先富起来的人，这是父母亲扬长避短、勤俭持家，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父亲凭借年轻时外出当兵的知识储备，干起了到省城的长途贩运，找了几文钱，经过五年教训、五年生聚，重新进入这个小镇的上流社会。父亲杜绝了赌博和抽大烟这两项致命的恶习，有了几文钱，却经不起女色的引诱，和一个寡妇女人勾搭上了。
这女人姓刘，从我们村里嫁出去的，她的父亲刘爷爷，常常带着我到她家玩，她也常常带我去跟她住在一起，我叫她娘娘。她住在新街子一栋新盖的楼房里，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下半期这个小镇的新式建筑，其中一个铺面出租给一位西医师，这个西医师叫张克仁，他的诊所就叫克仁诊疗所，牌子是中英文对照，这是小镇第一家西医诊所，西医诊所的开办，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气息，已进入这个沉闷的小镇。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对这类新的气息会记得这样深刻。
我们家住的是茅屋，刘娘娘住的是小阁楼，生活环境的改变，我一时难以适应，我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晚上。刘娘娘丈夫死后，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和我二哥年纪相当，据二哥讲，双方父母有过撮合这门婚姻的意向。父亲和这位刘娘娘私通，是在非常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孩子家哪知道，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父亲和母亲常常吵架、打架，搅得一家人不安生。后来刘娘娘死了，大出血造成死亡，在那医药不发达的年代，在那封闭的年代，在那三从四德的年代，刘娘娘的死因难以确定，有人认为是打胎所致。刘娘娘的父亲刘爷爷，三天两头扳着面孔来我家里，要找我父亲的麻烦。我父亲早溜之大吉，到昆明去了，到哪里去找。刘爷爷要告到官府，但又为什么没有结果，我不得而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父亲又露面了。刘娘娘之死，刘爷爷和父亲究竟怎样私了，我也不得而知。
云南起义，中共建政，父亲没有再去省城做生意，埋头经营农业。这样过了三年，土地改革中把父亲抓起来，让刘爷爷作为苦主来控诉父亲，要向父亲讨还他女儿这条血债。鹤唳风声，草木皆兵，着实让父亲担忧了一阵子。苦主刘爷爷也是地主，也被斗争，显然冲淡了事件的严重性，加上证据不足，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次逢凶化吉。母亲肯定狠死了这位刘娘娘，但她是无辜的，她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她虽然死了，但我对她仍怀着童年深深的依恋之情。
父亲也好，我本人也好，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谁敢说不是像人生一样，起起落落，悲喜无常。往往在取得一定成绩和进展之后，放松了思想改造，忘乎所以，就会跌交、翻跟斗。我用“思想改造”这个语境有其特殊含义，纯属个人自愿，不是被别人强加的那种思想改造，更不是那种打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的所谓假马克思主义。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仍旧奉行“工作要往上看，生活要往下看”。父亲也好，我本人也好，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好，在犯了错误以后，在遭到挫折和失败以后，怎样正视错误，这远比改正错误还重要。不承认主义，淡化处理，唱“自己相信自己”的高调，等等。最要不得了，最害人了，最自欺欺人了。由此也使我想到，最不能相信的就是人了，只能相信制度，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绝对不是那种充满随意性的游戏规则，黑箱操作，互相制衡是一句骗人的鬼话的那种。如果在正视错误的理念上就犯了错误，必然产生一个堕落的人，堕落的家庭，堕落的民族，堕落的国家。
说完父亲说母亲。母亲王氏与父亲同年，但她比父亲幸运，多活了二十四年，终年九十四岁。我和妻子背着九个月的儿子来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凄婉地说：“昨天下午你爹还在叨念你，说你明天就会回来了，他的病不要紧，让你开个方子，吃了就好了。想不到，下半夜一阵剧烈的咳嗽，一口痰阻死了。” 大哥过来对父亲的病情作了补充：“父亲就那老慢性支气管炎，平时不吃药，这次病重，我去请杨存智医生来给他看，但他没表现出严重的病容，昨天下午还走进来一趟，走出去一趟。”父亲就这么一个人，从病理机制看，并不是什么致命的病，我问了杨存智医生，他给父亲用的是小陷胸汤，黄连、瓜蒌仁、半夏。父亲平生没用过西药，如果我在家换个思路，打打青霉素，说不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也未必，若干年后，我从个旧回昆明去看一位熟人，他先前在一个县级医院任院长，后来调回省卫生厅工作，我去他家里时，他也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待我回到家里以后没几天，传来消息说他死了，住在大医院里，医疗条件可谓好矣，然而还是一口痰阻死了，听说家人要告，也没有什么结果。
父亲死了就死了，想起武斗期间，我们村庄河对面的总府庄，有两个“四类份子”，因为儿子参加造反派，被对立面活活打死，被掏了心脏。据村里人讲，父亲为砍一根竹子被村里一个民兵掐住脖子，受到侮辱，村民们看不下去。母亲那么大年纪，缠足小脚，被民兵强迫去打土坯，当她向我哭诉时我哭了，如果我在家里，我要代替她去做义务工。父亲算是善终，没死于非命，算是幸运了，活着比死了还痛苦的日子，还是死了好。我又回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中。
说起杨存智医生，不能不燃起我对故乡小镇中医的热情。前面我提到新街子一栋新盖的楼房里，一个叫克仁诊疗所的西医诊所。而古老的四方街却是中医的大本营，杨存智的父母、哥哥都是有名的中医，就在方圆几百平方公尺的四方街，有五、六家中医诊所，他们坐在街心的石凳上，谈经论道，伤寒、金匮，信手拈来，有寒凉派，有温热派，有滋阴派，有经方派，有时方派，今天的争论没有结果，回到家里挑灯夜战，继续寻找中医理论依据。那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历史见证了故乡小镇中医的鼎盛时期。把缺医少药强加给这个小镇未必实事求是。好景不长，一场变革把这些中医打得落花流水，杨存智的哥哥、嫂嫂因为交不出浮财而自杀，幸被救活，留下终身残疾。杨存智高中毕业，看不起学医，后来在省城金库工作，政权更迭后在银行留用，划为右派后劳教了几年，回到母亲身旁无事可做，于是半路出家，找几本中医典籍来钻研，比他母亲强多了，很快就以他为主，他的母亲看点妇科、儿科，内科、时令病他全包揽。在中医学术上，我和他曾经有过探讨和交流，后来由于命运的改变，我们相继离开了故乡小镇。
母亲姓王，是风仪县下锦场人，她的曾祖是进士，家道中落，她父亲这个贡生是买来的，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母亲小时读过私塾，稍识文字，自幼敏慧贤淑、勤俭朴实、和善待人、善治家务。常常以《三字经》教育我弟兄三人。母亲和父亲认识以前，她已经许配给了别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风仪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各拉山头。后来爬上宾川县长宝座的闫德臣，时任大理八属联合剿匪总司令，他用计谋招安风仪这支土匪队伍，这支队伍在没有放下武器之前，他满口承诺：愿意留下的原有职务不变，不愿意留下的发给盘缠各回各家。可想而知，愿意留下的大多是匪性十足的油子，不愿意留下的大多是被裹胁参加的农民。闫德臣在风仪县政府设宴招待愿意留下的土匪小头目，酒过三巡，砸杯为号，顿时枪声音大作，全部倒在血泊中，母亲许配的那人，就是在这次大屠杀中丧命的。
风仪方面的亲戚有一种说法，父亲是闫德臣的下属，但父亲在与我们进行的大量的、长期的交谈中从来没有曝露过这种关系的蛛丝马迹，闫德臣贵为县长红极一时，父亲每提及他总是持鄙夷的态度。父亲到风仪是投靠从军时的朋友，找出路和做点小生意。母亲从白族聚居地区嫁到汉族聚居地区，在少数民族受到严重歧视的氛围中，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她凭着能掌握汉语，坚决否认自己的白族身份，很快融入汉民族的生活圈子。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听人议论过我的母亲是白族。白族地位上升以后，没有人敢于歧视的情况下，父亲建议她恢复族种，亦遭到她的拒绝。
母亲一辈子都是那样谨慎小心，从不张扬，从无害人之心。她的饮食起居极有规律，从不暴饮暴食，年届八十，风仪的亲戚还用自行车驮着她，到繁华的下关街头观光。晚年耳聪目明，对于一生中主宰中国政坛的领导人，谁谁谁，记得非常清楚。母亲于1994年5月8日辞世，享年九十四岁。母亲病重时，我回去看过她，我回去她又好了，她说他如同熟透了的桃子，随时准备落，不要为她耽误我的工作。我到外地出差时她死了，我没有赶回去。母亲是村中第一高寿老人，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大哥高中时代的同学、结拜弟兄杜荣写的悼词：“一生勤劳又善良，呕心沥血育儿郎。长子教书育人才，次子秉公把民怀。三子奋学钻医业，救死扶伤人称杰。长子孝顺有名望，四代儿孙皆志争。寿近百岁心温暖，精神物质双瞻养。一家和睦邻里颂，贤淑慈惠人人夸。振振家声是美德，声声祖祖心甜热。寿星本是风尚高，乡里人人皆称颂。寿星本是女中魁，留得清白永留芳。惊闻噩耗寿星落，人人痛伤祖宗跃。”母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
在我的童年，母亲常常告诉我，我的伯父周明轩在兰坪县拉井盐场，伯父死了但伯母还在，很远很远。后来我买到一本地名方面的书，终于查到兰坪县，拉井是县城所在地，我在上面特别标明“伯母居此”。因为成分，在家乡呆不下去，我常发奇想，是不是去投靠伯母，但一直难以实现。父亲去世后，伯母的弟弟突然来到家里，他来打前站，伯母和他的儿子要求迁居宾川。大哥协助他去联系了几个生产队，接收条件苛刻，未能达成协议。伯母一家虽生活艰难，但看看我们家庭的恶劣处境，只好放弃回归宾川的打算。
若干年后我来到拉井，找到了伯父的儿子周自华。周自华并非亲生，是伯母哥哥的儿子过寄给伯父。哥哥周自华行动不便，嫂嫂和我去给伯父扫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拉井是云南西部食盐的主要输出地，三川四码头的人都汇集这里，从“闹里找钱，静处安身”考虑，伯父的选择是对的。我在拉井采访了与伯父年龄上下的老人，他们说：“谁不知道周大爷！” 伯父做过滚龙头子，一日闻讯盗匪来犯，街坊邻居都跑了，他在暗处，盗匪在明处，烧了几大锅水等着，把沸腾的开水泼向盗匪，盗匪吃了亏，可见伯父之独出心裁。又一日，盗匪大队人马来攻城，他独自站在城门口，用黄栎柴块打翻了几个人以后，盗匪撤退，伯父的胆识可见一斑。伯父参加过国民自卫军，到怒江边阻击对岸来犯日军。伯父英年早逝，抗战胜利后回家务农，一天上山砍柴砍伤了手，因为那天看见一条蛇，病情日益加重，以致死亡，哥哥周自华是这样描述的。我进一步询问了砍伤手以后的情况，他说手肿了以后，腋下肿痛，伯父用乱头发拴住手腕。从以上情况证实，伯父死于严重感染，腋下肿痛表明淋巴腺感染，与看见一条蛇无关。伯父缺乏医药知识，因为迷信未积极治疗，还有一种可能是破伤风感染，但从发病的时间来看，积极治疗是可以挽救生命的。究竟死于愚昧，还是死于缺医少药，可能是二者兼有之吧。在我参拜伯父墓地第二年，嫂嫂死于车祸。哥哥周自华在悲痛中，带着子女顽强地生活着，后来孙女考上大学，可告慰伯父、伯母、嫂嫂在天之灵。
顺便也就说说我妻子的家世吧。这么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赤贫户，按理说应是三代贫农，若不是外界知情人士向我透露，我也无法揭开妻子的身世之谜，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父亲郭家早，江西宁都人，看到宁都二字，必然联想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这个地区“闹红”的故事，是的，郭家早带着弟弟参加了红军。红军长征以后兄弟离散，命运各不相同。弟弟在过草地时受伤，后来辗转回到家乡，最终落实了红军待遇。郭家早在长征途中被国民党军打散，又加入国民党第二军，开赴抗日前线参加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当国民党第二军开赴云南时，他终于找到机会做了逃兵，落籍宾川。
她的母亲雷氏可不是出生穷人家，前面提到的宾川县长闫德臣，曾任大理八属联合剿匪总司令，并兼任第一路总指挥，雷氏的生身父亲是第二路总指挥，上川坝赫赫有名的杨尊保，杨大爷。但雷氏的母亲是杨大爷的小妾，雷氏生下不几年，她那显赫的父亲在南行的途中一命呜呼，母亲和仆人挑着雷氏，回到杨大爷居住的老赵村，虽说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财主，但继承权牢牢掌握在杨大爷前妻儿子的手中。因为有杨大爷的骨血雷氏，母亲作为杨大爷遗孀的名分，并不是谁想否定就否定得了的。无奈杨大爷的儿子是个大烟鬼，要不了几年，家产全部被他吹光，没有办法，随同妻子回娘家谢官营，雷氏和母亲一同前往。苦苦支撑的守望，竟落得这样的结果，这个异乡女人终于带着自己的孩子，嫁到大罗城雷家。这就是我的妻子的母亲雷氏（准确讲应是杨氏）的来历。
雷氏出生在大户人家，一辈子过的却是穷人的生活，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忠实地继承了他哥哥的遗风，把吹大烟的劣习带进棺材。雷氏的婚姻不顺利，先是给人家做小，后来逃了回来，然后嫁给一个在一平浪背矿的矿工，这人叫张金有，当她怀上我的妻子的时候，矿洞崩塌，她的丈夫张金有，即我的妻子的父亲不幸身亡。雷氏以泪洗面，拿着一点抚恤费回到大罗城。
我的妻子的父亲郭家早，和我的妻子的母亲雷氏结合在一起，生下了他们的女儿郭定芳。严格意义上讲，郭家早是郭定芳的养父，但郭家早似同己出，从来没有发生过争议。加上保密工作做得好，要不是外界知情人士向我透露，我的妻子恐怕至今也不知晓。
无独有偶，我二哥的妻子也碰到这类涉及血缘的问题，但，那是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没有什么隐秘性。二哥本来不存在上门的问题，他是在法院结的婚，二嫂是在轧花厂，结婚后二哥下放农场，二嫂下放回农村，她不可能光光头找刺篱笆钻，只能回她贫农的家，从此在漫长的阶级斗争岁月中，就永远永远落籍深山，并没有因为后来处境的改变，毅然走出那夹皮沟。
因为二嫂的生身父亲生病隔离后，母亲才带着她改嫁，这事急坏了父亲，父亲经过一番探询，终于廓清了传闻撒下的迷雾。二嫂的父亲是大军阀杨如轩的侄儿，人称三大人，当他有了两个女儿，即二嫂和她的姐姐，他患了一种皮肤病，久治不愈，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和认识水平有限，就把他作为麻风病人隔离起来，其实从后来对病状的描述，并不是麻风病。二嫂的姐姐留在杨家抚养，做了一辈子地主子女。二嫂跟随母亲嫁给蔡木匠，取名蔡中香，是贫下中农子女，他们的子女全姓蔡，二哥的长子蔡朝应由于对周姓和杨姓血缘的认同，坚决把自己的儿子改回周姓。至于二哥和二嫂，始终把蔡木匠当作生身父亲奉养，博得远近村庄的赞誉，发扬光大了周、杨二姓，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之家声。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