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4、另类“战斗组长”
还是停课闹革命，左中右阵营转瞬即变。运动之初，党员聚集的“造反派”组织HQ战斗队名噪一时，一夜之间成了保皇派，一个叫做DFH兵团的组织夺了权。形势逼人，每个人都得站队，站错了队就成为“老保”（保皇派的俗称）。看来是“左派”的DFH，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肃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准我这个并不受他们欢迎的人加入。教研组随着旧体制被“砸烂”，成立了战斗组，革命群众公推我为“战斗组长”。
我主持政治学习，每天照例先做三件事：唱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念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原来的红五类组长带领大家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同样的歌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曲谱，他五音不全，每次起头唱第一句，大家都摸不准他到底唱的那一首，于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场面滑稽，众人爆笑，组长则一本正经警告大家严肃对待“三件事”。我主持政治学习，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职责，教师的天职是教育培养学生，舍此谈何革命？“组长”无正业，我不想徒有虚名，自问，能为群众做点什么好事呢？我无实权，能做的只是关心、帮助同事。组长当得无聊，辞职又辜负了大家的信任。终于，事情找上门来，“革命委员会”决定解决教师住房拥挤的问题。我全面了解组内情况，就把名额给了最困难的教师L，他是少数民族，一家三代住一间12平米的集体宿舍，人又老实，与人无争。全组同事都拥护我的决定，DFH“左派”革委会却不批准，说L是HQ老保。我据理力争，L按“革命”要求站队，他一个普通群众，怎么知道那派一夜之间倒了台？“造反派”群起攻我，指责我不该为保皇派谋福利，蛮不讲理地说，他们是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份上，才让我加入了造反派，我却不与他们合作，威胁要开除我。我回击说：“你们这样造反，不用你们开除，我主动退出，但是革委会必须解决困难户的房子！”争执中，围观者已人山人海，异口同声赞扬我的正义与刚直不阿：“保皇派”的核心人物——原来整过人的党员向我示好，似乎认为我站到了他们一边。其实我哪边都不站，就是坚持合理解决问题。同情弱者，这是自幼父母教育使然。
掌权者滥用职权，最终没有分给L住房。我深感歉疚地向他检讨，他知我无权，不仅理解，而且一再感谢，叫我别得罪那些不好惹的造反派，我只遗憾自己没能尽到责任。
不久，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组织采取了新的“革命行动”，八十万人上京告状。我早就担忧整个国家坐吃山空，如此大举行动更将劳民伤财，当然坚决反对。我的态度与一起劳动补课的几个教师以及学生不谋而合，成立了一个战斗组，反对上京告状。这当然为当时的多数所不容，攻击谩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掌权的造反派千方百计地要揪出叛逆，文革造反派和共产党一样不容异议，只要一言堂。我们不得不转入“地下”，被查出者得在私设的公堂里“逰地府”，那里的刑法相当于“下油锅”、“老虎凳”之类。
围绕“上京告状”，掀起了新的辩论高潮，少数人哪里挡得住一心上京的千军万马？许多人并无政治观点，要的就是免费旅游，这样的人主意尤为坚定，他们成行了。
15、“要武嘛！”——武斗
一句“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引发大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更给本已疯狂了的“革命群众”以启发——武斗开始了。就连我们这所高校，红卫兵都在校办工厂造起了手榴弹，成功后还满街张贴“公报”。持枪的人也不在少数，军警才有的枪支怎么会到了造反派手里？街上很危险，不断传来有人中流弹的消息。一位女医生正在哺乳的初生婴儿中了流弹，尚未满月就在母亲怀中离开了他还一无所知的世界。我校一名教师头部中了流弹，幸而距离较远，子弹未穿透颅骨，在颅骨上转了一圈，此人虽未至死，但已失意识。
一天晚上，命令传下，说保皇派要反扑，全校进入战备，人们纷纷抄起家伙。漆黑的校园里，仨一群俩一伙地议论着。忽见远处有一身影走来，黑色衣裤，前胸后背绑着畚箕，头上扣一畚箕，黑布蒙面，只露两只圆睁的眼睛，恰似古代战场上身披盔甲的武士。开口说话，方辨认出是同系的W.他十分郑重地批评大家警惕性太差，没有像他那样武装到牙齿——他的样子又瘆人，又好笑。
时已夜深，没有什么动静，大家自动散去。接着的日子很不平静，据说校园之外，形势紧张。W的小道消息最多，一天更兴冲冲地讲他的英勇事迹，说他在路上骑车，有保皇派跟踪，他警惕而沉着，暗地里瞄准老保，一枪打中其小腿。（当时只惊其枪法不练自通，“要文斗，不要武斗”之后，有关方面追究流失的枪、弹，有人记起W的英雄事迹，让他缴枪，吓得他魂不附体，连声承认那是吹牛。严肃的阶级斗争中，竟无人穷追猛打，因为都知道W一贯厚爱吹牛。）
危急形势下，终日惴惴不安，渐渐地，校内几乎无人留守，集体宿舍里除我之外，还有一外来人家。我的大家小家都在北京，每年只在假期短暂团聚，除此之外，不敢想到回家，只能不情愿地遵守规定。我只盼着快放暑假，名正言顺地回家，因而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外来人家是躲避更厉害的武斗而来的，问我为什么还不离校，我说还没放假，他们说我太老实：“现在还等什么假，学校领导都躲起来了。”这一语提醒了我，平时领导管得很严，有些群众也紧紧盯住，我一离校，必有人一天天数日子，归期延误，扣发工资。武斗使他们吓破了胆，老领导、新头头，革命群众，全都逃之夭夭，倒是我这个被他们指为问题严重的人自觉地坚守岗位，若因此卒于流弹，岂不冤枉！
我决定回京，当即轻装去了火车站，打算买了票就走，不回这空无人迹、冷冷清清的学校。
16、文革中的旅途
火车站已是水泄不通，挤了半天才找到买票人长蛇阵的队尾。排了一天一夜，总算买到了直达北京对号入座的硬座车票。好容易挤进站台，顿时被那场面惊呆，根本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只有一列是开往西安的。车站处于无政府状态，无处说理，我想，西安就西安吧，近了一半，而且西安应该有开往北京的车次，上去再说。隔着拥挤的人群遥望车窗，只见车内黑压压地塞满了人。我奋力挤到车门，众人在门口乱推乱搡，根本无法上车。想找列车员说明我连夜排队购票，无论如何也应该让我上车，可是不见列车员的踪影。原来，在我们老老实实连夜排队买票时，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纷纷捷足先登。车厢里早已挤满不买票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就是他们的理，因为有理，所以造了购票乘车的反，买了票的反而没理了。
开车时间已到，车门依旧拥堵不堪，急中生智，我钻到火车下面爬到了另一侧。车窗离地面太远，我又刚犯过关节炎，怎么也爬不上去。天无绝人之路，一位熟人送家人上火车，他帮我爬进了车厢。多想说声谢谢，可是我已无法再近窗口，视线完全被无缝的人群遮挡。
座位早就没有了，我下定决心站到西安，但走道上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车下的人继续挤进，我理解玩命上车的人们，他们一定是买了车票的，挤不上来票就作废，无处说理，希望守规矩的人都能上车。脚下地盘越来越小，我被迫踮起脚来，直至被架空，只得央求坐着的人允许我坐在椅背上。他们勉强同意，却不断流露明显的厌恶，并给以颜色，把我的腿脚挤得生疼。我不愿求人，更不愿看脸色，就站上了椅背，两脚不得不踩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空处。他们借口不安全，让我下来。我被挤“升空”，休想“着陆”，硬挤下去，地上的人又该反感了。总不能下车啊，抬头望见行李架，觉得是个去处。于是，奋力挪动行李，形成一个马鞍形的窝，吃力地爬了上去，半躺在窝里，算是安定下来。碰巧近处有一年轻同事热心递给我食品，令我感激不尽。抵达西安之前，竟有人问他：“行李架上的人是医生吧？”这是因为车里的人都满脸乌黑（那时是蒸汽机车，过山洞时煤烟大量灌入打开的车窗），只有居高临下的我，显得清洁。
到了西安，关节剧痛，我已无力挤入那玩儿命的人群，不敢出站，以躲避出进站的两番拥挤和盘查。下一步该怎么办？既持有到北京的直快车票，在这造反有理的乱世，我有理由乘坐任何一次开往北京的列车，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在文革洗礼中变得很聪明。几个小时以后，来了一列到北京的慢车，我毅然登上，绝不敢傻等直快。一路竟然破天荒地没有晕车，“革命”真是锻炼人啊！
难熬的旅途终于结束，重新回到了首都北京。没有亲人接站，走得匆忙，无法通知他们。车站到处是红卫兵小将，个个盛气凌人，一派红色恐怖，没有丝毫的故乡亲情。
17、团聚也不安
回到家中见到亲人，压在心底的委屈如火山喷发，一涌而出。提起文革以来不堪回首的往事，满腔热泪源源夺眶，完全失去了克制力，母亲竭力劝慰。父母不能理解他们一贯放心、自幼要强的孩子何以成为众矢之的；家人不明白思想进步、依靠组织的我，怎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挨整；但谁都不愿寻根问底，却一致地催我求医——他们看出我病得不轻。近两年的“史无前例”，尊严尽被剥夺，进而伤害身体，噩梦频繁，往往泪湿枕巾。
医生开了病情证明，给了较长的病假。丈夫的室友回了家，我住进了集体宿舍暂时安定下来。好景不长，“造反派”夜间来查户口，来者虽是他的学生、我的校友，却明知顾问“有无不该在京逗留之人”。当时不少红五类出身的，都是这样凌驾于人。有理无处诉，我心中怀疑文革的目的，两地分居本已不符人道，我探亲、休病假，反而成了不合法居民，说中国已不存在人权问题，我不能苟同。
不过，长期孤身在外，能在家病休也算是幸运了，我不想返回。每天上午都进城，除了看病，都在父母膝下。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就没有了自己的住房，栖身条件最好的二姐家。能分得两居室住房，不仅因为二姐夫的资历，还因为迁来父母的户口。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外地工作的子女回京投奔父母，体味短暂的天伦之乐。文革中，姐夫被定为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剃了阴阳头，每天倒煤（无目的地来回搬运煤）劳改，无稽之谈的大字报甚至把二姐难产送医院，租用了单位的汽车，也列为特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不再劳改，并重新启用，但仍被视为革命对象，自己得承认尾巴没有退化，并遵旨“夹着尾巴做人”，“小脚侦缉队”警惕地盯着他们。
一天清早，我照例回家，百米之外，看见父亲站在大门口。父亲等候已久，谨慎地说了情况，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饭盒，里面装着母亲赶制的饺子。父亲不忍心地说：“去你嫂子那儿吧。”昨夜全家人被野蛮的敲门声惊醒，小脚侦缉队大队人马前来查夜，厉声质问是否窝藏了闲杂人等，还要了户口本，一一核对。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手电上下照遍，连堆放杂物的吊柜也不放过。我与父亲深情对视，恨自己不能与近在咫尺的母亲见面，理智的父亲催我快离开。事后，母亲说他们是来查我的，多亏我没留宿。
那真是无法无天的时代，小脚侦缉队凭什么夜闯民宅？没有人敢拒不开门，试想，万一是一伙强盗呢！那时若不开门，不仅门被砸破，姐夫还得落个不支持革命行动的罪名。无处说理，受过教育的人有罪，任凭无知者摆布。她们都是为人之母的人，为何如此损人不利己？她们以为世道从此变了，“红色家属”翻身了，管制别人可显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不知她们最终能否自知浅薄。
我端着饭盒，拖着沉重的步子，心中茫然。革命深入了，服从国家需要远赴他乡工作的我，却失去了自由。父母把我从遥远的地区，危险的环境，盼了回来，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聚。年迈的父母该怎么想呢？缠足的母亲，出行艰难，只能包些饺子传达母爱。这样革命下去，能得人心吗？我又怎么能拥护这样的革命呢？边走边想，好像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并不很远的嫂子家。
嫂子是有初中程度的家庭妇女，在没有文化的居民中也就备受瞩目。在那个小圈子里，硬要宁左勿右地“各阶级分析”，我家绝对离“黑”更近，所以文革期间，嫂子提心吊胆地度日，偷偷砸烂了父亲收藏的古董，旧社会银行同仁送给父亲的银盾，还有一副旧货摊买来的象牙麻将牌（从前过年时，家中娱乐用的，平时不许动它，父母不准我们玩物丧志）。不过，在嫂子家我还能安全立脚，哥哥是普通职员，维持八口之家，一家人衣食简朴，红色居民也无从挑剔。
见了嫂子，我忍不住热泪涌流，嫂子安慰并热情接待我，和侄儿侄女相聚，重拾童年欢乐，使我略感慰藉。爸妈以前也住在这里，1963年去了外地我姐的家，文革开始，二姐夫被打成黑帮，二姐上班较远，一度托嫂子照管两岁的儿子。嫂子在文革前做过大手术，所以父母特地回京，解决二姐家的困难，到京出站等出租车时，红卫兵厉声问成分，父亲镇定回答：“军属”——长孙是现役军人，红卫兵立马安排了出租车。后来我想，如果有人谎报成分，不是也能骗过“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可笑的是，红色恐怖之下，无人敢说谎。还有更可笑的呢，西单那里曾有巨幅标语：”XXX拉长你的兔耳朵听着，不老实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狗头上怎么长了兔子耳朵？处处可见”油炸XXX“的标语，周恩来也在”油炸“之列。知名红卫兵多为高干子弟，之间的相互争斗，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父辈的纠葛。封建主义这座大山并未推到，世袭传统难改，争权夺利造成社会混乱，老百姓大可不必”站队“，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总是老百姓。60年来讲历史，说过去都是改朝换代，而推翻国民党是革命，本质不同。其实，有什么两样？共党执政后，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未将人民放在首位，最高领袖农民意识根深蒂固，继承封建衣钵并变本加厉，控制意识形态，人民甚至不敢怒，谈何敢言？这是我后来的认识，过去，我期待他领导中国走向幸福的明天。
18、“要文斗不要武斗”之后
武斗比比皆是，江青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打人的人，谁会说自己是坏人呢？后果当然是打人有理。中央文革大概觉得打得差不多了，终于下达“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全国乱象这才平息。学校不断催我返回，说病休也不能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尽管我不知自己算是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但也觉得游离在京不是“革命者”的姿态。伟大领袖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和所有人一样，暗自衡量自己。运动之初我被划在三、四类之间，连“可以改造”的三类都不如，岂敢奢望左派？曾想过，我的前景必是卷起铺盖去当右派，并信告丈夫划清界限。他没听党的话与我结合，已经影响了组织对他的信任，不想再牵连他，我若当右派，他在保密专业将前景叵测。何况他说过绝不因远隔两地而变心，但是犯了政治错误就另当别论。我虽未问他所谓的政治错误之所指，但知道不如三类的我，政治上当然是犯了不小的错误，我得抢在组织通知之前告诉他。父母那里，我不用打招呼，他们不会与我划清界限，不在乎我反不反党；他们最知我的品格，即使“犯了政治错误”，父母也必不离不弃，我永远是他们心爱的孩子。
丈夫的态度出我意料，他根本忘了关于“政治错误”的话，坚定地相信我，表示我们之间牢不可破，他不在乎什么影响。这样，犹如汪洋怒涛中的一叶孤舟，拼死挣扎的我更加坚定，决心闯出惊涛骇浪，到达彼岸——我深信那里绝不凄凉。
不论政治生命将如何，都必须面对现实，我必须返回岗位。
临行前，有件事我放心不下，就是自幼的好友YL的下落。YL抗美援朝时参军，复员后上了大学，因病休学逾期，未能复学而参加了工作。YL酷爱文学，天资聪颖，文革中成了公认的笔杆子，加之组织才能，又被选为造反派头头。文革形势翻云覆雨，她又被隔离审查。其夫与我偶遇时只告知：“任何处境，YL都不会出卖朋友”。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等皆问心无愧之人，我相信她，也不怕牵连。此后一直无消息，苦于无法联络。碰巧在电视的样板戏节目乐队里，看到了YL的亲戚，就写信询问。回信令我失望：“YL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已自绝于人民，别再找她”。世态炎凉，令我心冷。YL是我最好的朋友，热情开朗，怎么会抛下年幼爱女，撒手人寰？我带着疑问、悲凉，返回远离故土的地方。
19、依旧停课闹革命
学校依旧停课闹革命，没有中央文革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复课，造成的后果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没有人为停课担忧。工厂停产的后果则可想而知，人口大国只能靠国库来维持，岂不坐吃山空？我不由自主冒出一个万万不敢公开的想法：世界上一定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想侵略中国，台湾也一定不想反攻大陆，否则，何不乘大乱之虚一举而入呢？不过当时似乎人心齐，一经号召，或许一致对外，或许敌人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得逞。折腾了很久，才想起“抓革命，促生产”。
每天照例从“三件事”开始，从早到晚政治学习、武装头脑——这就是全国性的头等大事。红宝书中，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多是某一时期的政令，如何联系当前实际，特别是个人的实际？每个人的心得体会都是牵强附会，千篇一律，可就这样，也评出了学毛着积极分子，开讲用会，现身说法证明毛泽东思想放之自己也灵验。林副统帅更说，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太远，学毛着立竿见影，一本万利，此言使我觉得林这个人颇通商道，而无商不奸呐。副帅另一高论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知识分子不务正业，只学毛着。
外面的世界突飞猛进，国人单科独进提高阶级觉悟。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中国则逆流而退，权权权，命相连，只要不变颜色的江山，不要中华民族的前途。
不知何方何高人意识到单调的政治学习不得人心，发明了“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从此革命形势生动活泼，革命群众全时投入绣毛主席像、用红纸剪出复杂而革命图形，如跋山涉水的长征队伍，延安窑洞，当然最多的是毛主席像。教研组艺术大师F更有绝招，从垃圾堆里拾来大量五颜六色的玻璃碴，混之以胶，竟然在一块三合板上，贴成一幅毛主席像，令人叫绝。众人七嘴八舌，怂恿他在头像上方加了几朵祥云。反正不务正业，做这玩意儿消磨时间，倒也是个乐趣。
大字报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可写，我等突发奇想：出个诗词专栏。首先得有诗词，我好生琢磨领袖诗词的词牌，填了许多首。由于投稿者寥寥，“天降大任于斯人”，整个一面墙上，几乎都是我的诗稿，我成了专栏作者。两位同事别出心裁，在宣纸上打了红色的竖格，展示了他们漂亮的书法，整个版面古色古香，人见人赞，轰动一时。追悔莫及的是，没有留下底稿，如今再也发不出那样的诗性。
忽然掀起了忠字舞热潮，据说是东北人发起的，遍及全国无处不跳，一边唱毛主席的颂歌，一边手舞足蹈，说实话，毫无艺术美感，绝对丑态百出。不管你是否爱好跳舞，都必须跳忠字舞，跳不跳是立场问题，跳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我时值妊娠，逃过一劫，否则，强我所难参与丑态百出之事，必将终生留下不快记忆。
“革命”就这样继续着，人们无不积极投入。
20、“劳教犯”平反
原系一党员跟我说，文革前全校大会给教师H戴了手铐，送去劳教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我即生反感，当初是你们党整了他，怎么来找我？冷静想来，这个党员并不是那种整人成性的，他毕竟认识到了错误，为同事鸣冤，无奈势单力薄，才来找我。我参加的人数极少的战斗组敢于维护正义，坚持真理，立即为此采取行动。文革中砸烂公检法，没费任何周折，就从市公安局打听来劳教地点，学校的人事科长也痛快地交出大捆“批判材料”（批判会记录）。主要工作是组里一个学生红卫兵完成的，他最早反对上京告状，具有反潮流精神。
H被营救出狱平反后的情况，我知之甚少。整人成性的人应因羞愧而改弦易辙，不再作为错误路线的群众基础，众人不推，墙不易倒。但是，打他入狱的人比比皆是，多数不甘承认错误，后来听说他又被整了。党的领导、“新生力量”都要当一贯正确的左派，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从未做错。好在，找不出什么理由，让H重返铁窗。
为受冤者平反，在那些浪费生命的日子里，总算是实质性的举动。
21、也“触及”了他的“灵魂”
“赫鲁晓夫睡在身边”
1969年初，为迎接下一代问世，我又回北京。火车一般不能正点，我虽妊娠，也没通知丈夫接我，独自回到也叫做“家”的狭小单身宿舍。已值午夜，丈夫被日益深入的革命形势所逼，次日必须交出检查，我不知他被“触及灵魂”的原因，只知不能打断他写检查。于是，一切自理，现缝被子，他只有一个人用的。我们一直两地分居，他与人合住男单宿舍，室友刚成家搬出，才有我容身之地。
凌晨，他写完检查，详告了处境。有人揭发他的室友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此人不承认，找我丈夫给他作证。揭发人说的时间正是他俩外出串联中，不可能“作案”，他一贯实事求是，挺身而出为之辩护。两天后，工宣队警告我丈夫：“你已陷得很深，敌我不分，赫鲁晓夫睡在身旁，你却包庇！”原来在红色恐怖强压下，他的室友一方面对他一口咬定没干过那事，一方面却为了争取坦白从宽，不仅承认，还深挖资本家出身的阶级根源，说自己打上了阶级仇恨烙印，中学时就在毛主席像上画过眼泪，立誓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丈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室友的保证坚信不移，软硬兼施下，毫不动摇地为之鸣不平。当工宣队告知被揭发人已坦白时，辩护人啼笑皆非，落了个包庇罪，还勒令交代是否同谋，检讨也得深挖阶级根源。我看后觉得许多内容大可不必，比如，结婚时的项链与婚纱照，我们之间的确有过不愉快的争执，我反对，他则站在家人一边对我不满。说真的，他的检查倒是说明我俭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些与“检查”毫不相干，交代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他被告知，只写人所共知的是过不了关的，必须交代人所不知的。此外，他还主动交出家里给的一对戒指。
八
楔子：回忆那年暑假
既然只能任人摆布，我静卧于床不再发表意见，结婚前后幕幕情景浮现脑海。
收到电报后
那时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约好一放暑假，我先游三峡，再沿长江直下，到上海相聚。本已感受着学生好评的欣慰，加上这惬意长途旅行的安排，我无比愉悦地等来了成行的一天。下午1：00的火车，上午11：00收到电报，ML令我开单位证明，到上海登记结婚。我从旅行梦中猛醒，中断了旅游幻想，说不出的茫然使我不知所措。本来说好了先立业后成家的，有了业绩组织就会把我们调到一起，然后再结婚，当时还不能算立业，怎么能结婚？还想到结了婚就不再是姑娘，质变之前不在父母身边，也没告诉过他们这个决定（我根本没有决定），怎么能擅自结婚？频频信件往来，ML为何从未提及此事，就这么下命令，太不尊重我了。我想哭，如果身边有知己，我一定会哭出来。真想不服从他的擅自决定，只是时间紧迫，办公室就要关门，进入暑假了。我若耍小孩子脾气，不开证明，变成了一切听我的，似乎也不合适，先开了证明，见面再跟他理论吧。
山城三日
到了重庆，我直奔朝天门码头排队买船票。分辨不出首尾的长蛇阵，使我不敢指望顺利成行。辛苦地排了一夜，意外地买到三天后的四等舱船票，喜出望外稍稍缓解了疲惫。
离开码头，途径一家小吃店，买了一碟烧卖当早点。同桌一位妇女提醒我看好自己的东西，说有人会抢。道谢之际，整碟烧卖不胫而走，来不及看到面孔的某人，代劳进了早餐。我无心“恋战”，找旅店比吃早点更重要。于是来到市中心解放碑的和平旅店，前台说凑够四个女性才给开房，让我自己去找。这事强我所难，软磨硬泡，才把我照顾到一个单间——楼梯旁的小贮藏室，没有窗户，室内漆黑，一开门就听到老鼠乱窜的声音。对于老鼠，不是怕，而是烦，断不能与群鼠同室，再说室内闷热，没有风扇，更无空调。我只把行李放了进去，白天在街上晃悠，没有目的，夜间就在旅店前台的藤椅上小憩。
轮船三天后起航，在盛夏的山城熬过三天并非易事。室内闷热，一天几次淋浴也无法爽身。烈日晒软的街道散发热气，不愧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炎热的气候，加之经济拮据，在重庆，我没有旅游的奢望，却不由得想起了小说《红岩》。一天转街，抬眼望见招牌醒目的“心心咖啡店”，是许云峰和李敬原接头的地方，进去看看才不虚此行。一只脚刚买过门槛，发现殿堂中央地上黑乎乎的一大团，定睛判断，是支硕鼠。我下意识地抽身，两腿发软。不论鼠之旁若无人，还是人之旁若无鼠，皆令我汗颜。
终于盼到了开船的时刻。四等舱连通两侧甲板，一张张双层床紧接着，我很幸运，铺位紧邻左舷甲板，沿江景色尽收眼底，拂面海风沁入肺腑，令我重享久违的舒畅。比起探亲乘坐的火车硬座，清洁的四等舱堪称舒适幽雅。
空前绝后过三峡
轮船驶过三峡，一片寂静、满目翠绿。江面似不比船宽出多少，人在船中，却好像置身幽谷。两岸奇峰耸立，异石遍坡，身处其间，显得格外渺小。神女峰、兵书保剑锋、……，古人以何等闲情逸致琢磨出他们的形象，取了如此贴切的名字，令后人遐想、陶醉。船啊，慢些走，让我融化在这壮美的大自然之中。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三峡，企盼再见，竟是诀别。
过了三峡，长江渐流渐宽，两岸也少有奇观了。在武汉换乘大船要等大半夜，又是一个火炉。我仍不奢望名胜古迹，只在沿江、近江街道游荡。黎明前上了船就呆在甲板上，不想漏掉日出的每一瞬间。
远岸海天连接处，露出一抹淡红，那是初生朝阳的边缘，淡红带渐渐扩大，色彩越发绚丽。当半轮红日升至江面，其目视直径足有两米多，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景观，遗憾没有条件摄影摄像，即使拍摄了下来也是黑白照，那时还没有彩色胶片。
在芜湖停泊时，我随着人群走上码头，又即刻被吓了回来，人群中夹杂着许多奇怪的人，眼睛直盯着游客的手袋、挎包，无疑是些小偷——灾荒的年代，饥饿逼迫他们寻此出路。
到了上海，ML在码头接我，他迫不及待地解释突然袭击让我开结婚证明的原因。原来这是关心我们的系总支书记Z的建议，不结婚，组织上不按两地关系处理，调我回京就遥遥无期。我没有暴露接到电报时的委屈，反正是这么回事了，实际生活毕竟不似想象的浪漫。
婚纱照
我受到他家人的热情欢迎，看来她母亲挺喜欢我。全家忙着准备婚礼。登记之后不久，区政府转来一家照相馆的贺信，并邀请去拍结婚照。上海可真是与众不同，政府鼓励拍婚纱照。我不愿意，不是因为政治觉悟，而是受父母影响，一贯本分、朴素，不愿背离他们的教诲，去沾染这种已归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也抵制戴项链，莫泊桑的《项链》印象极深，女主人公就因为一条项链招来灾祸；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反对奢侈，受了多年党的教育，怎么能带那玩意儿！我执意不买项链，他们家很有意见，ML愿意顺从父母，觉得我不给他面子，如果再拒绝拍婚纱照，会闹得更僵，况且婚纱照是区政府的建议，那不也是组织么！这才同意了。这家照相馆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租了婚纱和西服，拍了三种不同形式的照片，一共花了5元钱。女化妆师说我用不着绑身，直接穿婚纱就好。手拿的花束有两种，我喜欢带有丰满枝叶的白色马蹄莲，可化妆师说那是给某些需要的人遮丑的，让我拿一小束粉色的花。婚纱照令众人叫绝，连我自己也觉得幸亏拍了。虽然文革中婚纱照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但近年来，朋友们都羡慕我有远见，后悔当初太土而失去了机会。
那一夜在以上一连串回忆中入梦，次日，ML去交检查、接受批判。他出身不红不黑，表现绝不落后，且是轻信SZ的欺骗而为之辩护，没有多少人追究，批判很快就结束了，结论是，阶级观念模糊。
23、八八通令不近人情
女儿出世后，狭窄的单身宿舍洋溢着家的气氛。女儿三个月大时，革命委员会催我返校。我们把女儿交给奶奶照管，从此一家三人“三足鼎立”。同事们纷纷成家，同情我的人较前增多，说“从牛郎织女熬到了牛公织婆”，该调到一起了。可是文革非常时期，无人负责解决“两地关系”问题。
由于徒步串联中，关节严重受损，入秋后风湿活跃严重，医院给开了三个月病假，可以回家休养了。就在这时，中央文革发布了不近人情的八八通令，禁止外地人员进京，我有家不能回。好在女儿在奶奶家，我决定直奔上海。
与女儿朝夕相处，忘了病痛，女儿15个月时，我恢复了健康。返校之前，决定把女儿带走，但并未想好以后怎么安排，幸而八八通令有所松动，我就带女儿回了北京。
接着，她爸爸被学校从五七干校召回讲课，这样，女儿就可跟着爸爸留在北京，还有姥姥和姥爷的呵护。对我来说，可谓柳暗花明，姥姥则说这孩子有福气。
一天，女儿熟睡时，我依依惜别了我们的家。与父母辞别后，独自启程返回遥远的C城。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新指示下，C城的局势逐步平息。
复课闹革命
在复课闹革命的新指示下，大学招了新生——工农兵学员。没有入学考试，只是政治选拔，年龄不一，程度不齐，大多是小学程度。入学后从初等数学开始补课，数学教研组只派讲课教师，辅导工作则由专业教研组承担。我奉命辅导一门课，因为经常来到学生自习教室，仔细了解他们的程度，因人而异地辅导，无形中打破了课程界限，辅导他们各门功课。在我根据学生作业做了一次集体答疑之后，学生竟向校方要求换我讲课。我与讲课教师相处很好，合作愉快，他谦虚地说要让位于我，我则充分肯定他，支持他。他并非讲得不好，我不过是更理解学生的困难所在，更能启发他们，使之容易学会。
学生知道我能帮助他们解决多方面的疑难，都愿意来找我，并且无所不谈。其实他们也不满文革耽误了前程，说“上、管、改”是“胡闹”，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上都上不好，谈何管、改？”我鼓励他们珍惜学习的机会，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给了他们，得到学生的强烈反响，他们相信我的业务，并以我为知心朋友。我又如文革前一样，是学生心目中举足轻重、与众不同的老师，不论领导是否认可，我在学生中的影响不可磨灭，学生的需要使我感受到幸福。
术后承担工作
1971年春开始，我不时出现下肢障碍，确诊需手术治疗。文革期间，上面指示就地求医，异地治疗需“出省证明”。北京仍在八八通令严格控制之下，要求各省革委会严控进京人数，获准出省证明比登天还难，也只能在当地手术了。我正发憷当地的医术和医疗条件时，学校一位资深领导帮我弄到了出省证明，并准了三个月的假。
手术后，在石膏床里度过四个月时光，这本是漫长难熬的岁月，但于我来说，却是因祸得福，得以享受天伦之乐。女儿全托，丈夫上班（革命），大部时间独处陋室，我十分安心。白天除了读书，就是用自制收音机收听广播。晚上有时和丈夫就两地分居问题交谈、商议、讨论，直至争执。我们的分歧在于，他绝对相信和依靠“组织”，而我早就不指望他的那个组织。他们的支部书记理直气壮地说，在我养病期间不予考虑解决两地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站起来”——病中的我，还怎么信任这个组织呢？支书的话无异于诅咒，为了让他诅咒不成，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站起来。
历经艰辛，我站起来了，返回了工作岗位。暂时没有学生，系里承接了一项任务，号召教师参与。具体工作是给一家化工厂翻译进口设备的资料。我不想无所事事，就报名参加了。领取原文资料时，发现传说中的英文高手们抢先挑走了所有的表格，留下了一本厚厚的说明书。翻译表格只需对照单词，而留给我的是这次翻译的主要内容，于是昼夜兼程。交稿时，系主任惊讶地说：“你翻译得最多，倒是你第一个交来”，他不懂业务，只知多少，并不知难易。
“学制要缩短”
伟大领袖指示过“学制要缩短”，不知不觉间，我辅导过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已升入高年级，该上专业课了。文革前，校方为筹建两个新专业，十年前就派出许多教师远赴他校或工厂进修。我下厂编写了专业课教材，并获好评，但是后来被分配到技术基础课教研组，专业课教学本应与我无关。出我意料，系里要求我讲专业课，说时间紧迫，专业课由数人分段讲授。我不解，众多教师准备了十年，应十分清楚专业方向、培养目标，以及教学内容，怎么还说时间紧迫？更不解的是，系里说那些教师都不肯打头阵，让我第一个上讲台。他们算是筹建专业的元老，我想向他们请教，切磋，可是他们守口如瓶。众多人进修，十年来没有任何积累，我向系里索要文革前我所编写的教材手稿时，方知我付出一年辛苦的成果，在文革中被销毁，说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我必须从选定课程内容开始，重新编写教材，才能开出新课。
这许多工作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我怎样开头，关系到其他教师怎样继续，这个难题非同小可——在这所学校任教，这不是第一次。我乐于接受，因为这不是刁难，而是系里对我的高度信任。我昼夜兼程，开通宵是常事。这让我想到，觉都不睡了，为什么还参加无谓的政治学习？于是大胆借机提出备课时间不够，不参加政治学习的要求。系里特批我暂时退出阶级斗争，突击备课。我给系里解围，接受紧急任务，所以领导欣然同意。而于我而言，避开人人言不由衷的开会，再辛苦，也值得庆幸。
专业课在我的带领下开出，我深入备课、浅出讲解，从而赢得了学生。他们说我讲课激起他们钻研科学的兴趣，语言精练使他们全神贯注，尤其欣赏我给出所有专业词汇的英文词。科技书中各种符号的英文上、下标代表其物理意义，我做学生时就养成了在弄清物理意义的基础上记忆，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个好经验当然要传授给学生，事实证明，学生并不因多记英语词汇感到负担，相反，更易理解科学内容。多数老师不这样做，自己死记硬背，也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授工农兵学员更忌讳照本宣科，必须清除他们接受知识中的障碍，他们才能前进。我丝毫不抱怨工农兵学员水平低，这个既成事实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一心一意帮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除了讲求课堂知识的传授，加强课外辅导之外，我一如既往地关注他们的全面成长，不因他们被誉为“上管改”的主力军而放弃教师的天职——塑造人类灵魂。工农兵学员也是一代青年，能够客观地评价教师，我对教育事业和教学工作的热爱与尽职，感动了他们，如文革前的学生一样，公正地评价了我。在这个曾陷入绝境的环境中，我重新感受到幸福。我的幸福总是来自学生，这使我对教师职业无比执着，如有机会重新选择，我还是当老师，如有来世，我还选择这个职业。
讲课任务完成后，学生好评如潮。接下来上课的一些教师则认为我的“开场”让他们为难，又说不出口，只在心里嫉妒着，因而与我离心离德。做为教师，我只能往好里教书，而没有义务考虑别人能否伦比，何况他们十年前就开始准备了。领导们对我也十分折服，固然因为经过文革略改以往的专横，更重要的是，我帮他们“救了火”。
这个系的气候远好于原系，人们对我没有太大的成见，我的言行争取了多数人，他们甚至赞口不绝。
取得谅解
这时，系领导换了，新书记是原来的人事处长，就是我曾顶撞过的那位女干部。女干部一般不宽容，她会不会报复？为了顺利调回北京，必须取得她的理解，于是主动找她谈话。我单刀直入地说：“我顶撞过你，你对我的印象一定很坏，不过，……”；她立即打断我的话，说：“不，我只是觉得你这个同志（称我同志，把我当自己人了？）有些幼稚，印象是好的，一般女同志找我要求调动，都是哭哭闹闹，说丈夫、孩子如何，你却总是说怕耽误专业。我觉得你事业心很强，别人成天忙着采购，你却每天在工作室勤奋学习、工作，……。”她跟我谈文革中挨整的感受之后，说：“我是当权派，你只是群众，不该整你”。这令我感动，她被勒令劳改，比我“补课”“级别”高，红卫兵用带有铁蒺藜的鞭子抽她，抽烂了棉衣裤，可她没说自己不该挨整。她的丈夫是教务长，在讨论保密专业问题时，对我的见解印象很深，看重我的业务能力，这也使这位新书记更全面地了解我。谈话很成功，她更关心我的困难了。我也反省过去有些任性，做法欠妥，她是一个干部，整个党的政策不关心夫妻分居问题，她也难有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具体办法，我不应怪罪她。我们之间谅解了。
我是一个极易受感动的人，不论领导与群众，只要善意相待，我都不计前嫌。毕业后，在这所大学已混至不惑，大环境荒废了而立，这是一代人共同的遭遇，而我是其中的尤其不幸者，一直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境地。我问心无愧的努力终于征服了上上下下绝大多数的人，大家赞许我的业务与为人，支持、关心我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生存逐渐容易些了，要求解决两地问题不再大逆不道。
两地关系亟待解决
1、阻力所在
两地问题的解决依旧阻力重重，阻力来自BH大学人事干部的不正之风，也来自某些“群众”的无端嫉恨。早就想拆散我们的人堪称始终不渝，有人因为我们二人均强，将使他们不快，……，以致总有损人而不利己者煽风点火。系革委会领导明里说把我们排在第一，暗里故意到有关教研组挑事儿，暗示各教研组不要接受我，有关教研组主动要我，也被他搁置。越级反映意见时得知，人事干部更欺上瞒下，偷梁换柱，上级领导甚至以为我早就调来，说是他亲自批准的，并安排了我的具体工作。后来弄清是人事干部多次以我的名义要来进京名额，给关系户解决，因为我们是两地关系户里资历最高、又都是高校教师，申请指标容易。
现官惹不起现管，偷梁换柱的事不了了之，只是确切知道偷换的梁柱是何许人时，我万分气愤，我先生却依然依靠他那个不可信赖的组织。也许他是对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只有耐心等待。我的学校已完全支持我，调离调进都同意，我已没有争取组织帮助的余地。阻力全在BH方面，ML是骨干教师，校方只知使用，而不为之排忧解难。重视业务的一位校长力主我调来从教，人事干部却公然声称“反动学术权威越是关心，越不给解决”。“反动学术权威”是文革初期叫嚷出来的“头衔”，时已十年之后，人事干部还无赖般地沿用。
为了冲破来自BH的顽固阻力，我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情况，当时特别信任他。没有告状，只是问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什么我这个知识分子如此不被珍惜？既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我这个不调自动的积极因素如此不被看重？我不讲条件，只希望有个正常的家，以免除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工作。总理日理万机，显然顾不上底层呼声，这封信被转到BH的人事部门。主管调动问题的干部说：“你们的问题以后直接找周总理解决吧”，从此更加刁难。
基层领导“善意”地关照：“谈调动问题不要谈业务如何好”，高等学府不希望调进业务好的教师，令人费解！事实上，1970年代以来，他们确实调进了几百名与教育无关的人员，多数本校的一方也并非业务骨干。优先调入的，有人长期泡病号，有人专事家务。如此人事政策，当今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只能说明钱氏不了解高校内情。
就连未通过北京市政审的都举家调来了——给人事干部进了贡。我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虽说女儿已入托，还选入舞蹈队，常在重要场合登台表演，但她已到入学年龄。虽说有教学任务，聊以满足我的工作愿望，但人已不惑，总该有个正常的家。
2、又生变故
1974年底，新系领导明知我要调走，仍安排我带学生到外地下厂实习，原来的系可从不给我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动，而后欣然前往。实习结束后，假道回京与家人小聚。BH领导出我意外地郑重通知即将发出调令，说问题总算解决了。致谢后，没过春节就返回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文革中过革命化春节，照常上课。
大年初二收到丈夫的电报，本以为上面写着“调令已发”，定睛看了数遍，却是又生变故。他们的领导明明告知分配我到某教研组，以及具体工作内容，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丈夫争取不力，只有我亲自出马去找他的领导。我系领导支持我回京弄清楚，准了我一周假。
到京后无暇他顾，立即约见领导。革委会主任爱理不理的，后又态度强硬，指责我先生对组织态度不端正，必须深刻检讨，否则不予解决两地问题——原来是我先生得知变故后说了一句“欺人太甚”，就被推上了被告席。他勤恳工作了廿年，一贯服从组织，实在是组织做得太离谱，他这个老实人才忍无可忍了。我理直气壮说他没说错，几百宗两地关系都已解决，其中大多数比我们年轻，本人不是骨干力量，调进的一方也没有教学能力，在我们的问题上却出尔反尔，不是欺人太甚，又如何解释呢？那领导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我进而揭穿他们根本没有解决过我的问题，只是在我回京时设了个骗局。该领导以势压我，坚持勒令道歉，说否则他可以不跟我谈，也不予解决调动问题。我针锋相对说：“无歉可道！我校支持我自付旅费返京，专程跟你谈话，你无权不予答复。”见我强硬，又有校方为后盾，他软了下来：“你看，我这不是把工作交给别人，专门跟你谈话吗？”他解释了变故的始末，说确已安排我在某教研组，可是北京市点名要我，他们不能不放——他还在继续欺骗。我当即戳穿：“我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北京市不认识我，怎么会点名！”他忙改口说北京市急需我这个专业的人，我反驳，既是急需，怎么不安排工作？他又撒谎说把我安排到了远郊一家大工厂，那个厂不接受我，想把责任推给我。这让我怒火上升，不久前，他标榜自己关心群众，说某人之妻主动要求调到那个厂，专业对口，考虑到厂校距离太远，不方便，他把那个没有教学资历的人照顾到了本校；而我是个热爱教育事业，称职的教师，他却让北京市把我“重用”到那个远郊的工厂。我只问他为何如此不公正，他哑口无言。他关怀备至的那个教师给了他许多好处，而我们不会行贿之类的陋行。至于远郊大厂的事，我的一个学生帮我弄得一清二楚。他爸爸与那厂的一把手挚交，他了解到，该厂根本没见过我的档案。他们居心叵测，因为当初不赞成我们结合未能得逞，始终耿耿于怀，企图拆散我们，如果我们离婚，他们会举双手赞成。
这不是猜疑，此前我自己联系成了两所大学，离家近，工作又轻车熟路，我满意，可是BH人事部门出面要回了档案，说他们自己解决两地关系。我还只身闯进一个国家直属单位，人家要介绍信，我没有，只能出示工作证，证明我是好人，看门的大姐听了我的诉说，顿发恻隐，电话找来有关部门，是一位短粗男士。他说需要科技翻译，我即答能胜任；他说要考试，我迫不及待要求当即应考，他同意调档。几天后，得到通知，免考录用。该单位正值领导班子整顿，整顿完了就发凋零。又是BH的人事干部要回档案，说他们有指标了。任何单位都不愿给人当跳板，除了放档，别无选择。他们要回我的档案后，如石沉大海，无人过问我们的问题。在这样的刁难中，黄金年华白白浪费，我有条件为国效力，可是无人珍惜。
连路程在内的短短一周事假转瞬即逝，我必须返回岗位，不能辜负我校对我的关怀，争取调动事宜还得靠我先生。我不能搞得太僵，所以与领导的谈话以和为贵的原则结束。
帮我弄到出省就医证明的我校资深领导很觉奇怪，那么多人调进了北京，他认为我的条件更好，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建议我不要非调到对方学校不可，先调回北京再从长计议。我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教学工作，众所周知。当了近二十年教师，对这事业更是感情深厚，真的不愿离开教育岗位。我从不在乎教师的两袖清风，当时也没有学衔可奔，留恋的就是“人民教师”的称号，以及赋予它的神圣天职，忘不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席老话。面临不得不离开这个岗位，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我不情愿。
3、节外生枝
那位领导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回京探亲时，持信去见他的战友，一个高干，重要部门的领导。第二次见面，他告知已将我安排在他属下的国营大厂，在很远的郊区。本着先调来再说的原则，我不得不同意并感谢，总不能听任对方人事干部拖延和破坏，而继续浪费生命。工厂不是我喜欢的去处，这意味着必须离开我热爱的高校，看不见学生们可爱的脸庞，不能站在讲台上博得听众的拥戴，也不能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并悉心地去塑造，我热泪涌流。那是心底的泪，那心牢牢地栓在课堂里，连到学生的心上。
几天以后，未来的领导，那位高干，通知我去见他，说有东西带给他的妻子。原来他妻子是我校的党委干部。我不禁感慨，人家也是两地关系呀！我先生没为这次请假，因为取他要带的东西，担心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很难兼顾，我也没带女儿。这位领导主动约见我，却身着睡衣，脚踩拖鞋，故意不给女士起码的尊重。我本想取了东西就走，他却不急，还端茶倒水，让我进里屋，一时弄不清，是他没有架子，还是东西在那儿要我去拿？进门方知，那里是他的卧室，我顿生不快，就说还有事，催他把东西交给我。他说还有工作安排的事要谈，我仍存疑，基层技术干部的工作也要一把手安排？我遵其命坐在沙发上。他本应坐在小桌另侧的沙发给我布置工作，可是他踱来踱去，露出让我腻歪的笑容。我再次表示不能让日理万机的领导耽误太多时间，他“和蔼”地说：“跟你谈话也是我的工作呀。”说话间，他蹲到了我的沙发前，双手搭在沙发扶手上，没给我任何活动的余地。我已极度反感他制造的气氛，命令式地说：“X书记，请那边坐！”他不得不站起身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大道理，比如，拜工人为师，学习工人的品质等。我多次请他拿出要带的东西，他都打岔。当他又要蹲下身来时，我猛地站起，干脆说我有理想和抱负，托人解决两地关系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后不会成为工厂的包袱等等，暗示他别再“训话”。我之正气凛然，使他无从非分，但我不能忍受他贪婪色欲毫不掩饰的“赞美”，多呆一秒钟都觉蒙受侮辱。这次约见是明显的设局，根本没想托我带东西。我警惕地想着对策，明知得罪他的后果是两地问题难上加难，但顾不了那么多。趁其不备，我敏捷地夺身站到门口的位置，威慑地说：“您没有东西要我带，就告辞了！”调动的长期困扰，我不能不担心他恼羞成怒，就给他留了点面子，边往外走边说：“您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通知我吧。”
我无法忍受极度的屈辱，走在首都的大街上，痛与恨的泪水悄然涌流，普通民众的委屈能向谁诉说？
父母问及，我只说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放心。我非党员，却也习惯于自觉自愿地维护党的威信，生怕父母把个别干部问题归罪于党，可谓忍辱负重——我真的认为只是个别干部有问题。可为什么倒霉的事总让我碰上？我强忍愤怒的泪，与父母共进了午餐。
把这“节外生枝”告诉了关心我们的BH原系领导Z，现在是校领导之一。他是我大学同学，令人敬服的党员，有口皆碑，文革中，不堪小人企图整垮他未能得逞。他真诚地说我们漫长的两地生活不容易，当初他是唯一支持我们结合的领导，也了解我的业务能力和人品。说话时，他流露出胜利者的感动，似乎在说他没看错，我以实际行动有力地驳斥了闲言碎语。Z将与人事部门交代，说还是调到BH.
我请求北京人事局调回档案。一位端庄正气的女干部接待了我。本以为我反映的情况只是一面之词，她还得调查，那高干要是反诬我，他们大概会相信他，那就完了。可是接待我的女干部W毫不怀疑，她说，现在干部中这类事情很多，女知青受害者屡见不鲜。她关切地问那高干对我做了什么，我公正地说，什么也没做，但是我的直觉让我提防；若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不怕什么，自尊自爱者不会上当受骗，但会影响我的政治生命，比如这位书记冠冕堂皇地讲党课，我仍忘不了他私下的表现，不可能肃然起敬，或许还会不再执着争取加入这样人领导下的组织。他是坏干部吗？他那么受党重用；他是好干部吗？他那么令人作呕。
W女士善解我意，说还是调到大学。她当即查阅大学口的两地关系名册，几大厚本里竟然没有我的名字。她反复问及我的年龄，因为四十岁以上的两地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后来无意之中在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名单里发现了我的名字，我已四十出头，只有啼笑皆非。我的名字不在W女士管辖的大学口，她爱莫能助，但她的正直、好心令我难忘。BH人事干部WZ与人事局主管大学生分配的干部G之间多有交易，G就全按有利于WZ的原则处理该校的两地关系。一次，经人引见，我来到人事局心脏地区，在一人宽的楼梯上与WZ狭路相逢，他下我上。他惊讶我怎么能进入这必需持有公函的地界，怀疑我摸清了他的不正之风，到处散布，我若调进，将来不好管，从此铁了心不解决我的问题。他想把我先生挤出BH，以除后患，可是我先生的系里不放他。这就是他们不调进我，还阻碍我调到其他单位的根源。WZ耍尽无赖，我校委托出差人顺便促进解决我的问题，电话约见，WZ定了时间，可人家来了，他找借口不见，事后还说不能肯定打电话的人就是我校方所派，倒打一耙。我校来者必持公函，WZ是故意找茬，我真希望有机会当面驳斥他。
只得再等，女儿该上小学了。人事局终于想出良策，以那个大厂的名义发了调令，承诺进京后调换单位——进京问题总算解决了。进京指标的借口不存在了，BH校方若真帮忙，调我进校教书易如反掌，但是他们仍不安排。我只能先办理离校手续，回京待命。
空前友好的欢送
系里为我举行欢送会，曾被孤立的我料想不到欢送会的盛大和与会者的热情。无论平时有无交情，大家都不吝美好言辞，赞扬我在校十七年的表现。时任党支部书记的L女士说：“这个同志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主动担当，为系里排忧解难，很好使用。”还说，如果不是两地分居十七年，如果不是北京坚决不放对方，他们真不愿放我走。我在这所学校曾被另眼看待，由于个人坚实的脚步，也由于人们毕竟在进步，或多或少认识到不该整人，将离时，尽享同事们投来的热情友好目光，以及为我终与家庭团聚所表达的庆幸与惜别之情。
十七年辛酸历程，在这样的气氛下离开，我有一种成就感。
承上启下之结语
所写林林总总，不像是高校吧？但这就是我从教的第一所高校。它是那么革命化，可是文革时，还是把1949－1965年的教育批判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中前九年，我受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育，后八年，我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因而得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典型”。有幸的是，这十七年之前，我还受过几年不讲路线的纯粹教育，使我终生受益。
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红与专”的对立，知识分子只有接受改造的份儿，只能服从人为的“国家需要”，做“普通劳动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至于专家、学者、教授等名词，已从一代人的字典里消失，更何况大师、诺贝尔奖？
然而，“我们这儿”疯狂折腾的岁月里，德先生和赛先生周游列国，我们停滞、倒退，世界突飞猛进。一出一进，差距之大可想而知。这过程中，我们闭关锁国，不知不觉。
“万水千山”是我走进社会前十七年的亲身经历。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需要来到遥远的他乡，始终不解国家为什么需要百姓远离故土告别亲人，却认可这就是国家需要而一贯努力工作。光阴荏苒，催我不惑，历尽艰辛岁月，逝去青春年华，总算熬到万水千山结束之日。
调回北京，却未柳暗花明，我继续为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焦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篇分解。
（完稿于2012-2-11 北京陋室）
（续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