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万万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刻笔生涯。我刚刚找到一条谋生之路,就被无情地剥夺了。当新年元旦泛舟程海之际,我还高唱:“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哪怕是遇到一点挫折之后,我仍然坚信做点手艺谋生,不会为当局所不容。我太幼稚了,我大错而特错了。1977年3月24日那天,我在街上摆的刻笔摊子,被县公安局端掉了,我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我靠它跑生意的交通工具--自行车也被没收了。

从这一天以后,我对“元旦”和“3.24”这两个日子,特别的恐惧。先说“元旦”,我认为一年之首不应该出门,应乖乖地呆在家里,怪我不识时务惹下大祸,几十年过去了,我仍旧没有走出恐惧的阴影,老老实实呆着,不去作为。至于“3.24”,联想到一个文化大革命抓人的日子,觉得不吉利,似以避开为宜。以此延伸到整个春天,都使我感到不安全,因为春天万物萌动,以整人为业的人,随时盘算着整人的人,他们更躁动。总之,一句话,连年连月的搞运动,把人整怕了。当天并没有关进县公安局,可能是级别不够吧,而是回到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被押进了我所在公社的学习班。

进学习班我并不陌生,六年前,1971年8月5日早上,我上门的白专大队“一打三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突然把我定为学习班对象,押到另外一个村庄隔离审查。管理学习班的人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一位姓赵的队员向我宣布了学习班的纪律,我表示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坚决服从。还向我宣读了伟大领袖批示“照办”的“三、五、六号文件”和县委印发的关于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材料。啊!这是伟大领袖的声音,我受宠若惊,我告诉他们,我感到无比温暖,无比亲切。我向他们强烈表明,我的问题主要是地主子女的问题,像我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地主子女,居然能够跟其他贫下中农在一起进学习班,(我看了一下,其他受审查对象都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这使我太感动了,这是党和人民对我这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地主子女的宽大,我决心清清楚楚,仔仔细细交代自己的问题。第二天,白专大队“一打三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负责人杨丕昌对我说:“你的问题不是一打三反的问题,是‘5.16’问题。”呵,算是给我交了底。第三天,我向杨丕昌提出请求,要再学习一遍县委印发的关于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材料,杨丕昌并非等闲之辈,他曾经在过省军区保密局,在过县武装部,放着七八十块的工资不拿,要回家当农民,不知道他嗅出了什么,他回答说:“不需要学了,叫你今天写,你就今天写。”

乡间流行的“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一旦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为百般重要,乡谚加强了我的自知之明,我不能和他们拗犟。按照当时的惯例,我开始写了。顶格是最高指示,用哪句最顺他们的心最合他们的意呢?莫过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我不同于那些献身乌托邦的勇士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不承认自己是错的,甚至像另一个伟人邓某勉从虎穴暂栖身瞎掰“永不翻案”,他们都不愿意,结果和乌托邦同归于尽。我一下子就把自己放在敌人的位置上,其实我也有我的用意,别人使用的标题是《交代》,我用的标题是《坦白》,我心地坦白,我襟怀坦白,我究竟犯了些什么,万一被整死了,也能给后人留下一份控诉材料。当然,这需要文字技巧,不信,你往下慢慢看。在以往的篇章中,我曾经吹嘘过自己学毛著背语录的雕虫小技,一度赢得造反派的青睐,混进一个造反派别中去,这下可要动真格了。用一句什么来作最高指示呢?毛至死都没有放弃的就是阶级斗争,我用的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的父母是地主份子,我特别在前边加上“没有改造好的”;大哥是摘帽右派,因为当过宪兵在一年前的“清理阶级队伍” 的运动中,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二哥站错队,在划线站队中受尽皮肉之苦(在行文中我不敢用这类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我用的是受到严厉批判)。

在对阶级进行了分析之后,接着从个人的世界观深挖。我读过的是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学过的是刘少奇的黑“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毒,一股脑儿找到了刘少奇这个空泛得不能再空泛的阶级本质上。具体的事例不说上一点也不行,我就专拣那些与还在台上的造反派头头有关的说,我在造反派派报上发表的文章,请他们去定性。我把造贫下中农的反和造无产阶级的反,列为我的第一大罪状。在来了一些空的以后,我开始来点实的,我极其详尽的记述了我去北京上访的经过,他们要抓我所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就在这里。因为在以往的篇章里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必赘述。我说,北京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居住的地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8个多月,革命和生产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市面上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秩序。我们还没有去北京之前,清算“5.16”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已经发表,“5.16”兵团的成员已经被逮捕,“5.16”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总理,所以街头张贴的大幅标语是“谁反对周恩来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在北京期间从未看见过一张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因为他们对我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谣言:我把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城楼。我用这样一种说法,对谣言制造者进行了反击。

最有可能坐牢的是开仓放粮,绝对不可等闲视之。1968年1月16日,下关发生的那次大规模群体屠杀事件,曾经被中央定为谁也翻不了的铁案,无独有偶,我向杨丕昌要求再学习一遍的县委印发的关于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材料中,又再一次把“滇西挺进纵队”定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办学习班的几个人恰巧是主张翻这个铁案的人,所以杨丕昌硬是不让我听第二遍。我抓住他们的心态,着力渲染这一事件的背景,把处于弱势的一派为了反抗可能遭至的血腥屠杀,向当地粮食部门借了4000斤大米,给那些无家可归的、逃难而来的人们解决吃饭问题。决策者是造反派头头杨英,杨英指定我作记录,化整无零,分配到他依靠的堡垒户家庭,这些家庭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赤贫户,既“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的依靠对象。来领取者,一斤一两,签字划押,清清楚楚,我上门的这个贫农家庭也领取了96斤。我可以负责地说,这些赤贫户领到的这些粮食,是给那些无家可归的、逃难而来的人们吃了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干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是在保卫毛。这等事情,可大可小,我早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就窥探到阶级斗争新动向,赶紧把这96斤大米还给当地粮食部门,尽管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结婚以前,尽管我岳母有微词。至于另外一些赤贫户,一方面沉浸在站对队(就另一派站错队而言)的胜利中,另一方面别人吃了让他们买单,他们也想不通。早在进学习班两个多月之前,我已把领条、收据复制一份交大队党支部保存,请予审查。我既把事情说清楚了,又拼命把责任推在自己身上,我说了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如果我拒绝办这件事情,找不到人办理,这4000斤大米岂不是又送了回去?我振振有辞强调要负主要责任,并把“破坏战备”、“破坏文化大革命”这些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强烈要求给予法律处分。

当时大队的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是于家福,副组长是王槐清。我搜肠刮肚找自己的罪状,呵,找出来了,在批判“四清”工作团党委时,我们把“四清”上台的党支部书记黄志拉下台,重新把“四清”下台的党支部书记于家福和王槐清扶上台。我又给自己扣上“推翻‘四清’运动伟大成果”、“破坏党的干部政策”、“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等等大帽子,看看这两个在台上的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于家福和副组长王槐清,是不是会自动下台。

看了以上我罗列的四大罪状,朋友们大约可以粗略地看出来,我是如何利用当时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乃至语言上的混乱,在他们的逼迫下写交代,怎样在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怎样挖空心思逃之妖妖。我也没有忘记给那些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评功摆好,我说,根据学习班负责人、宣传队、骨干、积极份子的指示,毛的指示是最高指示,他们的指示自然是次高指示了,要我专写大的,不能写小的;专写重的,不能写轻的;专写暗的,不能写明的。我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做的,借此机会把他们的言论,通过我的《坦白》而记录在案。第一次不彻底,再写第二次,第二次不彻底,再写第三次,这样的交代在一个月中居然写了七次。在别人也许很累了,我却侥幸给后来研究文革史的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在省军区保密局干过的杨丕昌要求我,祖宗三代的驴屎(历史)马屎要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政治面貌也要写,文化大革命要写,“四清”前也要写,一下子把范围扩大了,不具备写回忆录的手笔,恐怕难以胜任。一个积极份子给杨丕昌帮腔说:“你去过的地方,一路上的揭发材料都寄来了,就看你老实不老实,坦白不坦白。”我不敢笑出声来,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记日记。

这下子我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沿途见闻感受,风土人情,各色人等的来龙去脉,跃然纸上,六、七千字一气呵成。可能是有一定的可读性吧,杨丕昌又发话了:“你文化水平高,理论水平高,政策水平高,不再给你定框框套套,自己的问题自己去写。”捷克作家伏契克说:“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俗语有云:“言多必失”,他是不是放长线钓大鱼,要从我自己亲笔写的交代中,找蛛丝马迹去断章取义。我明白我面对的是什么人,我的头脑特别清醒,我的文思异常活跃。我反复强调,我的地主子女身份决定了我的水平不可能高,特别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操劳于家务,奔走于生计,已是一个庸庸碌碌、不问政事的人。要说水平,充其量在宾川这块碟大的小天地里,有点资产阶级的文艺水平吧。于是痛述自己如何如何受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伤感主义的毒害,思想悲观,情绪颓废。是姚文元同志的文学评论,使我逐步摆脱了伤感主义的羁绊,有了生活的勇气,然后肉麻地吹捧了姚文元一番。特别祭起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用希特勒宣传部长戈培尔“谣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真理”的名言,打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类的反革命手法,对侯永年等炮制的《关于阶级报复份子周元川的调查报告》,层层剥笋,一条一条进行批驳,最后的结论是,我与“5.16”八竿子打不着,我是这个阴谋集团的受害者,受害最深,时间最长。我强烈要求把我的交代,送到县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那里,让他了解所谓造反派的狗咬狗的斗争,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这个地主子女虽九死而犹未悔。

一写就写了几万字,他们也不让我瞎掰了,把我们几个学习班对象押到各生产队,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揭发和批判。杨丕昌要我对群众的揭发作出回应。放屁不沾大胯的也就忽略不计,涉及《公安六条》的,可得建立备忘录,不否认等于承认也是整人的铁律呀!1971年8月18日在大罗城接受批判,黄义揭发说:“周元川这个人很阴险,他在北京写周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人家说贴在一道圆门上。” 8月19日在白专帽接受批判,一个姓杨的国家干部追问我:

“你在北京丢失了钱包以后,你说了些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回答说。
“那别人咋个知道你丢了钱?”我没有回答。
“我说出来,算你交代的,还是算别人揭发的?” 他继续追问道。
“当然算你揭发的了。”我答复道。
“你说,想不到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这样。你丢了钱,你凭什么要发牢骚,你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满。你说了没有?”他问。
“我绝对没有说这样的话。”我答。
“我们也不要你承认,我们会给你拿出真凭实据。”他从容自如。
“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也绝对没有说着。”我矢口否认。

8月20日在马官营接受批判,徐克昌揭发说:“你们从北京是怎样回来的?”我回答说:“中央文革开了客车专用票,坐火车回来的。” 徐克昌接着对大家说:“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逃跑到新疆,人民解放军把他们押回来的。不晓得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又到中央文革搞了客车专用票。”

唉!我还以为我的那支秃笔能让人坠入五里雾中,你看人民群众有多么无限的创造力,不但能把白的说成黑的,甚至……我是地主子女,我是被批判的对象,无论人家怎样说,我也不能申辩,我记起父亲用一味常用中药创制的一句歇后语:“地主申辩--白芍(说)”。但是,党的政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可是天天挂在口上的,我写道:“上面所举三条,如果接受批判的次数再多一点,我敢断言,还会变换出来上百种说法,可以保证不会雷同。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我请求上级派专人找这三位揭发人,请他们写成书面材料,按照他们提供的线索,我相信最后总会挖出老根根来。到那时,根据《公安六条》中‘有意捏造事实陷害革命群众,应依法查办’这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饶恕不了犯罪份子的。”写着写着,连《语录》上没有的,《毛选》上的“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欲聋。”也蹦了出来。杨丕昌找不到这一句,我告诉他某卷某页,他也就无话可说。

过了几天,要在新庄开全大队的批判斗争大会。我寻思,学习班办了几个星期,我得交代自己怎样洗心革面,我得歌颂大好的革命形势,为什么会有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我得歌颂这个县的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袁政委。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在的这个县,我在的这个碟大的小天地,比袁政委大的人是没有了,如果有人制止我歌颂袁政委,那我找到了口实,今后解决我的问题,对我总是有利的。想不到,主持批斗大会的领导竖着耳朵听了一阵,摸不着边际,不便制止,却让一个不唱主角、外八脚的信用社会计沉不住气了,他说:“今天是批判你,还是让你来作报告,你歌颂袁政委就不批判你了?”由于时间用去了半个小时,还要批几个人,特别是批到老造反派于之江的时候,他是聋子,你说葫芦他说瓢,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折腾半天,只好草率收场。说他老是因为六十多岁了,另一层原因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保安队服役,和攻克县城的红军对着干了一阵子,幸好跑得快捡了一条命;四十年代末期帮助共产党游击队攻打县城的国民党;六十年代中期跟着毛闹革命参加所谓造反派,一样官职没有捞着,反而成了阶下囚。

眼看就要秋收了,学习班不能老办下去,于是把我们放了回去,还是另有原因,我就不清楚了。整了那么多材料,总是要给我们定案的嘛,拖了四年,不但没有定案,连那几万字的交代材料,经过县委什么一个办公室审查之后,用铅笔写上“应退本人”四个字,于1975年10月25日退还我。原因何在?世事如棋局局新呗!话说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运动搞得早的地方,雷厉风行,暴风骤雨,冤死的人不计其数。但搞到我们头上时,已是强弩之末,而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我放回家里十多天,拴在我家墙外桉树上的大喇叭,在骂“叛徒、内奸、工贼”时,添加了“卖国贼”,听话要听音,我断定有新的人被抓出来了,但不知道是谁?

一天, 我去县城,还在城外,遇到一个与我同为地主子女身份的老同学张第,他喜悦而谨慎地告诉我:“林彪乘飞机逃跑苏联,周恩来指挥用导弹打下来。”原来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出事了。有人偷听敌台最先获得消息,消息不胫而走。这样的消息是勇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传出来的,我知道当时的法律中有“偷听敌台”罪,像我这样身份的人,只要一弄收音机就可定罪了。我获得信息固然慢,但是传递信息快得很,当局始料不及,因为已经怨声载道。过了一段时间,全县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集中开会,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我的一位熟人在里边做饭,见我从门口过,有意从里边出来,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当局的倒行逆施,无人不切齿痛恨。我想到,一位熟人的舅舅,被一个人诬告:在祝福毛万寿无疆和祝福林彪永远健康时,他说祝林“一身烂疮”,他的舅舅坚决否认,没有第三个人证明,居然被判了六年徒刑。随着林的垮台,他的舅舅也该释放了。(顺便补充一句,他的舅舅并没有释放,而是坐满了六年才释放)。

这下子好了,林彪死了,我的麻烦少一点了。但是要让毛来给我改变地主子女的身份,是绝对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定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等待他的死亡了。用他的话说 “人总是要死的”,尽管他亲笔添加“毛万岁”(官方史料已确认),天天被祷告“万寿无疆”,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唯我主义者,他还是相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这样一些朴素的地主子女感情(相对于市面流行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苦思苦盼,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1976年9月9日,他终于驾崩了。一个人的死总会给被他掌握着命运的人,带来被解放,只要是专制主义的政体,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斯大林,不是么?毛的死,难道不意味着我们这样一些人的命运的改变吗?否则,我怎么敢于在1977年新年元旦泛舟程海之际,高唱:“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毛的尸骨未寒,他最忠实的四个信徒,所谓“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在我看来,那是多大的手笔,那是毕其功于一役,直捣黄龙府,直捣他的老巢,直捣他的根基,直接铲除他的土壤,我认为比斯大林死后处决贝利亚的水平高多了。紧接着的清理“四人帮”,又把地主子女作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进行清理,像我这样参加过几天造反派的人,更是首当其冲。其实,1977年3月24日把我抓起来的根源,还是这一点,至于刻笔做点小手艺不是抓捕的主要原因。关进学习班的第二天,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揭批“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有几十个人捆到台上斗争,我是其中一个。当时流行挂黑牌,我的牌子上写的是:“投机倒把”四个歪歪扭扭的字,也没有加上“份子”一词。我酌量,看来还不是大的政治问题,需要沿着他们的思路去引申发挥,切不可与“四人帮”那杀头的事情上去靠。开斗争会之前,被斗争的人一摆溜儿集中在棚屋里,有从县公安局看守所押来的在押犯,一直被捆着,我们从学习班押来的人还没有捆。大会要开始时,公安局一位叫王刚的股长一声令下,全都捆了起来。 有几个由王刚指名道姓往死里捆,我只是象征性的捆了一下。我想,可能是王刚认识我二哥,他们是政法部门的老同事。但是,当索子捆住我自由的双手时,我鼻子一酸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我自从出娘胎后,虽然经过无穷的打击,被捆绑还是头一遭啊!被捆的同伴认为我给他们丢了脸,一位从县公安局看守所押来的在押犯瞅了我一眼说:“汉子人,值价点,头砍了才是碗大个疤!”说这话的人是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与另一个生产队争水发生械斗,把他抓起来。他这样一说,我更伤心了,他们是贫下中农,都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当局的对立面,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持反抗的态度,我算什么回事。我们几十个人捆在台下,面对的是黑压压的人群,从那以后,在我脚下的这块地面上,再也没有见到过聚集过那么多的人群,因为那时是记工分,每个社员为了取得这活命的工分,不去不行。过了两年,包产到户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从此走上了私有制的不归路,没有人再有这样的能力,把我所在的这个公社(后来换回了国民党时代沿袭下来的乡、镇等名称)的黎民百姓,不费吹灰之力驱赶到这块土地上。

当我回到我被关押的学习班,同来的有一位带着行李,他就是王刚发令往死里捆的其中一名,四十开外年纪,大字不识,祖宗三代贫农。管学习班的要他写交代,他请我帮忙时,我才弄清楚啥也不为,只为跟生产队长顶嘴,骂了一句:“你干不了让别人干,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触犯了天条,被戴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帽子。当时华国锋主政,搞什么抓纲治国,“农业学大寨”搞得如火如荼,这顶帽子太好戴了。我问到他一些具体细节时,他说,派到生产队来的学大寨工作队整他的理由是,他“掐”生产队长。我企图用恐吓、威胁、质问、教训等词语来表述他的意思,都遭到他的拒绝,我也觉得表述不准确。这个“掐”字可为难我了,我不知道这个字啊,幸好我离家时在带一本书的问题上,作了周密的策划,这一次关进去,不知道何日才能出来,犯讳的书太多,我想起一位朋友说过阅读字典的事,我茅塞顿开,没有比带字典更好的主意了。字典派上了用场,我用“qia”第一声来找,找出来“恰”、“卡”、“掐”、“洽”、“葜”、“袷”、“髂”七个字,企图从中找出一个音同义同的字来,没法儿,用普通话的发音来框定宾川方言太难了,但他始终坚持,一定要把这个“掐”字写上。我想,本来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不能让整人的人找到口实,我只好从这七个字中选取了这个“掐”字。虽然有一定动作,好在是一个动口不动手的案情,定不了案的。

为此我还请教了同在学习班的罗祯祥,他就是我在第一章《童年》中,我大哥的同学,一个把着头、二名的高才生,据说有一次到大理参加知识竞赛,八所中学的精英汇集榆城(大理雅称榆城),他获得演讲冠军,还进行了一项现场比赛,谁读书最多?各自报上书名后,由担任裁判的老师随机抽样,询问人物、故事、情节,结果战胜了一外位来自鹤庆,夺标呼声甚高的同学。他后来怎样了?中共建政初期,他被吸纳到银行工作,因为不能戒掉吸食大烟的恶习,被开除工职,好在他的家庭属于贫下中农这个范畴,吸食大烟的恶习不改,就为这,华国锋的“抓纲治国”,也把他抓了进来。以前,只是听我大哥说起他的学识,这一次殊途同归碰在一起,算是领教了他丰厚的文学基础知识。关于“掐”字,他同意我的处理方法。他纠正了我几个读错了的字,经我查字典而得到证实。他还教了我几个大家平时挂在嘴上,但不知道怎样写法的字,如木匠弹墨线时的奓墨的“奓”(zha),虽然有点“孔乙己”(鲁迅小说人物),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但又不能不佩服他的博闻强记。他还有一个绝活,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世代更迭,每一个皇帝他背的烂熟。我称他大哥,他叫我老弟,牢笼里苦相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为自己吸食大烟而感到幸运,他的理由是,以他的才能,在国民党政权里谋一个乡、镇长没问题,因为吸食大烟躲过一劫,中共建政后乡、镇长全枪毙了,他说得很幽默:“背脊上冒火焰”。在共产党政权里,“三反”“五反”就开除回家,免了后边的“肃反”、“反右”、“文革”,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戴上“右派”、“反革命”、“坏份子”的帽子。他自鸣得意地说:“我的问题就是吸食大烟。”仿佛吸食大烟是他的职业,与我的“地主子女问题”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他对历次运动的经验,他严肃地对我说,据他偷听到的消息,我的问题是“四人帮”帮派问题,至于其他人三教九流、偷鸡摸狗,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是啊,在共产党看来,只有跟政治沾边的问题才会是大问题。他跟我讲:“文化大革命我也参加了,一个生产队全都是“大联合”,你不参加没有工分呀,那些蠢猪,摇点笔杆子哪是“六.二三”的对手,“六.二三”贴两张大字报,他们就就猫下塘子--抓不开,高中生、大学生搬出来也对付不了,都知道我的文才高,求我帮忙,我可是要一升米或者一升包谷,才给他们写一张。大家都知道我吸食大烟,只好照办。”我作为他的老弟,语重心长地说:“吸食大烟毕竟有害身体,有害家庭,那么昂贵的费用,老婆孩子怎么承受得起。”他说:“这老弟就有所不知了,大烟那么昂贵,哪吸得起,都是反复拌上头痛粉。”唉,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门道,经他一说我恍然大悟。

进学习班的人不少,三天两天又进来一个,也有升格的,公安局的警车开来,戴上手铐送到县看守所,一般就不会再回来了,无论如何要给你判上三年五年。这无疑对其他人有极大的震摄作用,每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一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教育的绝好机会,抓走的都是不坦白的例子。最凄苦的是,一位公社医院的会计,论辈分我叫他表叔,听说帐目不清,有贪污嫌疑,也送进学习班审查。我对此大惑不解,帐目不清就清帐呗,有嫌疑的人都抓进学习班,那要抓多少人。罗祯祥作了这样的诠释:“严刑拷打,直到犯人甘愿招认其所从来未犯过的罪行。”呵,原来是这么回事。后来这个人死了,有的说是病死的,有的说是整死的,我看可能是二者兼有之。我苦思苦盼毛死后的变局,却把我划归他的余党。这又为什么?罗祯祥说:“老弟,你太幼稚了。华国锋的执政纲领是‘凡是毛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任何一种主义,一旦在历史上产生了影响,就会有无限的灵活性,任人解释了。宗教式的狂热,急功近利的冒进,僵死的教条主义,我们看得还少吗?抓你我这样的人最省事,哪个上台都会这样做。老弟,你来日方长,不要想不开,在这大的格局下,根据物极必反的规律,你也许会有出头之日。”

入夜,我躺在地板上辗转反侧,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上面所说的那么多条,我究竟会走哪一条,不知命运会把我抛向何方。但我警告我自己:千万不要寻短路啊!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