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最后的消息
一直到五个月以后，已经是夏天了。家家户户的窗门都打开着，半夜三更，我们听见有人在那里敲着厨房后面的玻璃窗。越敲越紧，我和小梅贴着厨房的小门往那里张望，一个黑影在那里闪过，小梅突然叫了起来：“哥哥！”
我吓得跟了上去，晓岑从后楼梯上跑了上来。小梅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刚要去开灯。晓岑赶快暗示她：“不要开灯！”接着他又问道，“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啊。”
我们都吃惊地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晓岑说：“我是从隔离室里逃出来的。”
“你算被隔离了？”
“不要怕，他们总要放我回家的。”
“怎么能从隔离室里逃出来呢？”
“我跳到靠近窗口的一棵树上，然后翻墙出来的。”
“他们要发现了怎么办？”
“不会的，我吃了东西就从原路回去。家里还好吗？”
“还好……”
家里什么吃的都拿不出来，终于发现还存着几根妈妈买的香肠，把它们全都煮了。晓岑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着，像是没有咀嚼就往下吞咽。我们都着急地问他，爸爸的书呢？
“被他们抄走了。”
“是在你那里吗？”
“在我那里，妈妈交给我保存的。”
“你把它转移到哪里去的？”
“我就把它放在学校宿舍里的床单下面。”
“那你为什么说放到青浦朋友家去了呢？”
“我原来想在半路上甩掉他们，结果他们就那样押着我，盯得死死的，逃不了。只好把他们带到学校去了。”
“妈妈怎么会说出来的呢？”
“妈妈一定是给他们打得不行了，才说的。”
“五舅舅现在怎么样了？”晓岑问道。
我们全都在那里摇头，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我说：“他们干什么要陷害舅舅？”
小兰大声地说：“都是他自己不好，我看见了，那语录上的东西，是他自己写的，那笔迹就是他的。”
我和小梅都迷惑地追问着：“会不会是别人模仿他的笔迹？”
“没有那么像的。”晓岑也说，“我看是他写的。舅舅这个人是他们朱家最聪明的，这次他要被自己的小聪明耽误了。”
“舅舅还敢批评毛主席语录啊。”
“舅舅这个人厉害，说不定他的话将来就变成了真理呢。”小兰笑了。
“舅舅其实不怕他们啊。”
“是的，是的，他就敢说，他看不见革命群众。”
“他有夜盲症，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嘛。”
“什么革命群众，王道这种人根本就是个流氓。”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几个人就在那里七嘴八舌地说着，话题越说越不着边际，不知说到哪里去了。最后的胡说八道让我们在黑暗中变得无所畏惧，肆无忌惮起来。我们胆敢在黑暗里，接触到生活的本质。管它什么三七二十一的，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毛主席语录又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肯定是舅舅自己写的，他不怕给自己找麻烦，我们还为他着什么急啊。这时候，我们四个人在黑夜中都笑了起来。
实际上，至今我们全家的孩子都对五舅舅的聪明和能干充满了佩服。
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晓岑说：“我该走了。”
“还会关多久？”
“谁知道，爸爸的稿子也给他们拿去了。我还怕什么呢？那里关的人多着呢。”
“多保重了。”
“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
我们把他送到房门口以后，全部跑到小晒台上站着。那是夏天的夜晚，路灯静静地照耀着，暗黄的灯光洒在街面上，沿着人行道，路边的躺椅和小板床上睡着不少穷人。法国梧桐的叶子长得茂盛极了，大叶子很快就把晓岑的身影遮挡住了，他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到冬天的时候，五舅舅失踪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失踪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曹杨中学的造反派冲到我们家，把我和小梅、小兰分开来质问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五舅舅真的跑掉了。在那个年头，他能跑到哪里去啊？谁家敢收留任何一个人？派出所、居委会，甚至农村里的生产队里，来一个陌生人，都是要被仔仔细细盘问和交代清楚的。他能到哪里去啊？后来，曹杨中学的造反派经常突然袭击到我们家来找人，连舅舅无锡老家都查过了，就是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深夜的时候，舅舅过去教过的学生汤厥言（他已经是公安局的警察了），也不安地敲着我们家的门，偷偷地溜进来打听老师的下落。我和他一起去试着问了好几处舅舅的同事，那几个人开着一小门缝，慌慌张张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事情。”话没有说完，就将门关上了。
我和汤厥言在寒冷的街道上推测，他会上哪里去呢？还会有什么学生会收留他？汤厥言说：“和他有来往的学生我都认识，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他们甚至还上我这里来打听。”一点想法都没有。亲人们都有一份焦急，但是大家都没有舅舅的消息。五舅母着急得生病发烧，最后耳朵聋了。我们都害怕起来，猜想舅舅一定死在什么地方。造反派去公安局查了无名死尸，也没有舅舅的消息。
一直到两年以后，我们都不敢相信，江西南昌的拘留所通知曹杨中学，说是人找到了，让学校派人去接五舅舅。
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五舅舅趴在门上听见王道在跟学生交待，让他们准备器件，第二天要狠狠地打他一顿。他们还说了什么，五舅舅对我讲，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只有一个感觉，他一定会被他们打死的。王道说话的时候，毫不掩饰他会干出各种卑鄙勾当的情绪，他恶狠狠地交代着。他只为自己想不出更恶劣的手段，而感到一份丧气。他们停留在空泛的设想之中，以至于最后走的时候，没有锁门。整个生命，开始沉甸甸地挂在舅舅的脑袋上，他必须想出一个解救自己的办法，他不愿意被他们无端地打死。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是漆黑漆黑，外面开始飘起一点雪花。五舅舅检查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但是，哪里都找不到一分钱。他已经把犹豫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他集中精力对付外界，他居然相信自己是可以对付寒冷和死亡的。于是他有意穿着一件单薄的春秋外衣，什么都没有拿，打开了隔离室的小门，直直地朝曹杨中学的操场走去。他穿过静寂无声的操场，那里一个人都没有，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走出校门。看门的老工人看见了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五舅舅，但是他居然什么都没有说，人还是有人情在的。就是那一份同情，放弃了阻拦和盘问，就让舅舅在寒冬的大清早，在大风里，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他穿得那么单薄能走到哪里去？他一定冻死在街头了。
没有，他说了他不能这样无端地死去，他就一定会做到。这就是我们的五舅舅，他的聪明甚至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他把手上的表摘了下来，用六十块钱，卖给了一个路人，然后他用这钱买了一件棉袄。最后他穿上棉袄买了南下的火车票，走了。钱，很快用完了，五舅舅开始沿路乞讨，他只有一个信念：“我决不死在你们手里，我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样收场的。”
五舅舅平时看上去，总显得那么怯懦。他害怕死，他没有什么英雄主义的东西……不久，五舅舅在乞讨的时候被抓进了江西的流窜人员拘留所。他蜗居在人群中间，满身的虱子，满脸的泥垢。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就是看上去不像一个乞丐。那时候，他才四十左右，苍白的脸上总能让人感觉出什么。说不出是什么，至少是在那蓬头垢发下的一双眼睛，老像是在那里思考什么。一进去，五舅舅被人们痛打了一顿，要他交代自己的来历。但是，五舅舅无论人们怎么打他，死死地咬住牙关，就是什么都不说。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有一天，他能穿越过死亡，重新走回自己的生命中去。那是哪一天呢？
听他的故事，总让我充满了深深地钦佩，只是到了后来，知道五舅舅从拘留所的报纸上看见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激动地以为生命中的太阳出来了。这时，我才觉得五舅舅原来也是幼稚的。
我说：“你干什么那么快就把所有的垃圾和愿望都抖了出来呢，当初我才十五岁。我都不相信开个会，就会有什么希望的。”
五舅舅叹了口气：“拘留所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不过，我没有饿死在路上。”
他也总得给自己一个理由，结束这样的日子。所以他向拘留所交代了自己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逃跑出来，现在他想重新回到上海曹杨中学去。
回来了，放出来了，五舅舅活下来了。
回来的时候，王道被另一个派别的造反派抓起来，在那里挨整。但是，五舅舅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他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已经不会再被挨打、批斗。伤口的边缘露在外面，看着它在腐烂，疼痛，但是不会制人于死地，生活就算是顺利的。实际上，我们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
这些事情是一九九八年的夏天，五舅舅跟我说的。那时候他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谁都不会相信他已经是七十二岁的人了。他还在一些中学里兼职教数学，他太聪明了。常常是那些复杂的题目，经他一说，就变得非常简单明了。“文革”以后，他又开始教书，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教数学，同时担任了班主任。学校总是把最难教的班级交给他，但是第一年高考恢复的时候，舅舅非常骄傲地跟我们说，他班上的学生竟然全部通过了高考，进入了大学、大专。那时候他还是在曹杨中学教书，那里大多数都是工人子弟，家庭条件都不是很优厚，学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请家教之类的事。五舅舅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他们身上，他甚至退休了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无锡，只希望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学生，只希望看见他的学生有一个好的前途，希望他们有生存的本事。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么精力旺盛的老师，竟然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而且来得那么突然。是在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十二月三日晚上他因心肌梗塞而死亡。
那一天黄昏的时候，他的学生姚国忠为老师安排好了简单的晚饭后，五舅舅跟他说：“你走吧，我晚上还要备课，然后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要给华师大附中去上课。”一切都和以往一样，老师没有什么特别异样，还是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就像每一天，每一天那样。姚国忠是舅舅七○届的学生，因为家境困难，一直得到舅舅的帮助。后来他毕业了，为了报答老师，姚国忠默默地，三百六十五天，一直照顾了舅舅二十八年。可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学校的一个民工经过五舅舅的门口，只见那里开了一个门缝，舅舅整个人和椅子却倒在地上，他的头抵在门槛之间。人们都赶来了，给110打了电话，等警察和法医到场后，确认五舅舅因心肌梗塞而死亡。
按照五舅舅历来的习惯，家属和我们都决定为五舅舅做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西宝兴路火葬场举行的，曹杨中学为他租了一个小厅。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也没有发出什么隆重的通知，可是他的学生，上年纪的、过去的、现在的，都传开了。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学生，哭着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今天我不能去向朱老师告别了，我要去上课。但是你们不能去上班，你们一定要代我送送朱老师。”
人们都赶来了，整个小厅挤得满满的，以至于很多人只能站立在厅外面；有的学生在舅舅的遗体前跪了下来，学生们哭得说不出话，学生和许多老师都向照顾了舅舅二十八年的姚国忠，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在朴素却充满了真情之中，家属和他的学生们将舅舅送别了。
舅舅安静地沉睡在一片鲜花之中。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热、最焦灼的一个夏天。爸爸去世的这一段，动笔写着，改写，再试着动笔，都无法把它写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在小钧描述的那个过程中，我一直扭曲着自己的脸，全部的勇气都消失了。至今不敢再去面对和回忆它。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去世了。
（25）在洞穴里的日子
一九七○年，我第一次从插队的江西农村回到上海探亲。
这时候，我听到了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深挖洞，广积粮。
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会儿，是看不见地面上的变化的，没有人造新楼房，没有打桩机的嘈杂声，也没有建筑工人。一到夜晚，城里静得像在农村。可是，走到哪里又都会看见，人们推着自己制造出来的土砖，一车一车往居委会里送。住在高楼里的人家，把泥土抬了上去，用里弄里借来的木头做的制砖器皿在做着土砖头。全城的人都发动起来了，默默地没有代价地干着。一个城市，像一个廉价的兵工厂，大量地生产着砖头。老百姓更像一群训练有素的耗子，成群地簇拥在一起忙碌着，一会儿涌向这一处，一会儿又慌慌张张地跑向另一处。居民楼前，到处都是砖，每一家每一个人，一星期要做六百块砖。
做了砖，是为了挖防空洞，说是苏修帝国主义打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有个躲藏的地方。但是，这变成一种自作多情的行为，苏联人几乎把我们忘记了，没有打来。可惜，毛主席也没有发出其他的号召说是要建设地面上的东西。挖了太多的洞，又没有什么用处。在后来的日子里，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劳力和钱去填洞。地面上的人，住得越来越简陋，但是人们没有抱怨。只有那些比较深，也比较复杂的洞，填起来比较困难，就让我母亲这样的人住进去了。这样，他们就更容易被看管了。
遇上下雨的时候，大水“哗哗”地往洞里流，那里就像是一个蓄水池，妈妈盘着腿坐在床上写交代，一旦下床干什么，她就必须在大水里面走着。那儿没有窗户，没有日照，等到水干的时候，差不多该是夏天快过去的日子了。
妈妈在鬼子监狱里得的关节炎又复发了，她瘸着腿，独自一人关在防空洞里。在一片空虚中，只有屋里的水是可怕的现实，冰凉冰凉。她不记得还有什么争吵，还有什么灾难，只记得有一次，她涉水走去取牙缸刷牙的时候摔倒了。浑身湿透，她原想脱下衣服擦身子，重新换上一件干衣服，但是她发现门洞上的小眼儿上，有一只眼睛在转动，不好意思脱掉衣服，因为看守是个男的。于是，她穿着一身又湿又脏的衣服坐在那里，直到用自己人体的温度把它焐干为止。
小兰从“五四”农场回家休假。妈妈得到造反派的允许，送回来很多东西让我们拆洗。一会儿是件棉袄，一会儿又是一条夹裤，不然就会是外套。我把它们扔在床底下，根本不去管它。可是，母亲一次一次让造反派告诉我们，快拆洗了缝好送去，因为防空洞太冷了，她急着要穿。
谁都会说我是个混蛋，我想我确实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人。火不打一处来，穷讲究什么呀，还要让我们拆洗，将就穿穿不就行了吗？我当作什么都不知道，造反派亲自上门来了，他们是害怕母亲真的倒下来，于是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逼着我赶快洗好了送去。我从床底下把脏衣服又翻了出来，当我拆开它们的时候，我浑身都在冒冷汗，在衣领的夹缝里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妈妈在上面用很细的钢笔写着：高峰逼我交代，打得很厉害。告诉我，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材料。
余下的是母亲排列了十二件事情，都是关系到爸爸妈妈的朋友，她编上了号码，要我们尽快告诉她，哪些是他们真正掌握的材料，哪些还只是在那里讹诈她。这时拆开其他几件衣服的时候，都发现了同样的小膏药。我害怕起来，多怕母亲被他们打死啊。我开始在不断为妈妈洗衣服，希望能赶快把它们缝好，尽快把它们送去。小兰说：“来不及了，等这些衣服干了，缝好。妈妈那里又要出事了。”她急急忙忙跑去买了一瓶驱蚊药水，在瓶子上用铅笔大大方方地写了六个号码，这是当时我们认为造反派掌握到的事情。这六个号码，看上去就像是随意留在那里的电话号码。衣服还都扔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又匆匆忙忙把东西往隔离室送。我把那瓶驱蚊药水交给了高峰，他虽然人很坏，但实在是一个比较笨的人。老天还是善意的，让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让我们混过去了。回来以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做得很成功。
事后，母亲跟我说，恐怖啊。在那阴森森的房间里，逼着你说假话，逼着你去陷害别人，在蛛丝马迹中制造罪行。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想起来的能不说就尽量不说。怎么能再去害别人，我们一家已经被害惨了。于是，高峰就在那里不断给妈妈制造黑材料，不断往她的档案里塞东西。最后，在酷暑里，在大操场下，让她站在毛主席的像下“请罪”。就那样，深深地弯下腰，在烈日下暴晒。一直到她昏倒在地上。
高峰的形象，我记得。坚硬又冷漠的目光，从来不会犹豫。当我们陷入沉默的时候，他不停地为我们洗脑子，让我们跟母亲，跟家庭划清界限。他或许真诚地相信，他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几乎能把毛主席的语录，全部都背诵下来。他会想出很多很多的罪状，加在其他一些善良的人身上。他一直像在捍卫着一个利益，一个在大声呼喊中的利益。在黑夜里，他不妥协，只要看见防空洞里，被他送进去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有一种成就感。原来我总是相信，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可能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左派。渐渐地，渐渐地听说，他把乡下的黄脸婆扔掉了，在译制片厂里找了一个上海女人重新结了婚。
几乎不能相信，一个还有性欲的男人，至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却会在那里染上一个陷害别人的嗜好。回头望去，戴学庐也不可理解，怎么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也会出事呢？
一个转动的舞台，眼前的戏还没有看明白的时候，下一场又开始了。
日子转到今天，更是使人眼花缭乱。我路过新搬到永嘉路上的上海译制片厂门口时，一个满脸堆笑的老板，撅着屁股在那里殷勤地招揽着顾客，那，那不是高峰吗？不由得让人羡慕，他还是活得那么好啊。在译制片厂的门口，开了一个小饭店，顾客盈门。
那时候，大家还说我是一个小“拉三”、小流氓，那么一点点大的人，就已经开始在那里谈恋爱了。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婚姻法规定十八岁就可以结婚了。我都过了十七岁的生日了，一切都很正常。那时候我脸色苍白，焦黄的头发又细又软，明显地看出营养不良的样子。平平的胸脯，穿什么衣服都显得不合身，像一个大袍子挂在我的两肩。但是我满不在乎，就敢穿得那么随随便便的和一个男人，靠得那么紧，并肩地走在淮海路上。要说我的样子，那比我同年龄的孩子看上去显得更小，一张完全没有发育的孩子脸，五官紧紧地挤在一团，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实在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居然就敢走在我们的邻居的眼皮底下，毫不回避地经过居委会的门前，有时甚至是无端地放肆大笑着，并且是和一个男人这么走过。我似乎是有意去激怒人家。我遭到报应了。
刹那间，又看见了对面17号里的一对小眼睛。自从妈妈出事以后，这对小眼睛像一个忠实的战士，永远坚守在岗位上。明亮的眼球，一团闪烁的火焰，忽明忽暗。只要有人在敲我们家的门，那门上的小玻璃后面有张纸就开始掀动了。当男朋友来看我的时候，在一个大白天，我又看见了那对眼睛，没有性别，看不出年龄，那黑黑的眼珠专注地盯着。
那里住着妈妈厂里的同事，李凌云。已经再也不愿意叫她什么小李阿姨了，那眼睛像一对冷冷的蛇眼，慢慢地爬到了我背上。我屏住呼吸，不敢说话，在农村呆了快一年了，几乎忘记了这双眼睛。突然，它又出现了，在黑暗里它闪闪发亮，骨碌碌地转动着。我害怕得很，我跟男朋友说：“不要来了，有人在监视我们。”
“怕什么，我们又没有干坏事。”
但是，我怕，说不明白我在怕什么。就是在大白天的日子里，我也害怕。常常觉得像在往下沉去，腿软软的，怎么都站立不住。我完全是自找苦吃，外强中干的窝囊废。我又开始慌慌张张在那里整理行李，准备逃回乡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造反派通知我去译制片厂。夏天，造反派的办公室里散发出一阵霉气，老式的电风扇不停地摇晃着，吹出一股股热气。那风扇像个鼓风机，轰鸣着。我不再说话，看见造反派我自觉地耷拉下脑袋，蜷缩成一个很猥琐的形象，似乎不用人斥训，我已经认罪了。我被训练得那么好，造反派还在吼叫着，骂出了声，就管我叫“拉三”，我没有回嘴。实际上，真的面对这些大白话的时候，我又一点都不害怕了。我木然地听着训话，后悔没有早点回到农村去，不吃他们的饭，凭什么受他们管？
“你都弄清楚了吗？”
造反派还在叫着。我管他说什么，随口答道：“清楚了。”
“那是什么？快说！”
“彻底和她从思想上划清界限。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是反革命，坏分子。”
“这个态度就对了。”
突然，办公室的门开了。母亲站在那里，花白的头发，穿着灰蓝色的列宁装，苍白的脸，连嘴唇都是惨白的。她拖着一条腿朝椅子走去。她也丝毫准备都没有，看见我坐在屋角里，她大睁着眼睛，几乎惊呆了。她痴痴地看着我，一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刷地一下从眼睛中滚落下来。我只觉得浑身发烧，敢在我那样的年龄，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男朋友走在大街上的我，也快哭出来了。母亲这一滴泪水，让我从麻木中惊醒过来。这是我的母亲！我怎么可能和她划清界限？就是让我当着她的面，骂她一声，我也开不出这个口啊。
造反派宣布释放母亲回家，其中有一条原因，居然是为我着想的，他们怕我最后学坏，被毁了，让母亲回家管教我。真是太矛盾了，要我和她划清界限，又要她来管教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母亲愣了好一会儿，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放她回家了。只听见她在那里呜呜地哭出了声音，还说了些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之类的话。她有罪，她一定会好好地接受改造什么的。怎么会是为了我，把妈妈放出来了？大家在那里不住地训斥着她，又把我给忘了。
叫了一辆三轮车，我拿着破网兜，里面都是妈妈的生活用品。车子在路上颠簸着，那些破罐子破缸子撞得“乒乒乓乓”地响。一个瓶子碎了，从那里撒出一大把药片。碰到红灯的时候，有人在边上扫马路，一片灰尘飞扬起来，弥漫在我们脸上。妈妈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在那里擦眼泪。就这样她回到了人间，没有任何绚丽的画面，也没有思想准备，我们像是被一把扫帚给清扫回家。
严重的关节炎使她两膝全部变形，肿大。前后持续了两年，关在这潮湿的防空洞里。到了最后，她是不抱希望了。她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在那里。她说，不是为了孩子，她是绝不愿意再回到尘世里。想想看，在日本鬼子的监狱呆了十天，直到最后逃回新四军也只有十个星期。可是，现在光在监狱里就待了两年多，后面的岁月还无边无际。而她，已经完全残废了。
“日本人打我的时候，我敢大声地说，我抗日无罪。可是造反派打我的时候，我怎么竟成了叛徒、汉奸？抗日战争是谁在那里打下来的？是他们造反派吗？想想你父亲，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日本宪兵队的死牢，最后，最后他死在共产党的大学里……”
还没有说完，母亲竟然失声地大哭起来。踩三轮车的工人回头看了看我们，可是妈妈根本没有顾忌，就那么让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妈妈，你知道爸爸的事情了？”
“知道了，是戴学庐来通知我的，他说‘彭柏山畏罪自杀了’。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我就对他们说：‘好吗，他解放了。’他们休想看我的笑话。紧接着戴学庐就说：‘彭柏山都死了，你怎么还不死啊？’我说：‘我不死，我还有五个孩子！’”
听着母亲不停不停地说着，我像生了疟疾似的，不住地在那里哆嗦，什么都答不上来，张着嘴就那样看着她，似乎已经不认识她了。在关押了这么久以后，在被打成半残废时，她还敢大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还在那里开诚布公地向我诉说。我越来越害怕，我的虚弱让我自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只要我不死，你用轮椅推着我，我要跟他们把这个官司打到底。我不是叛徒，我日本鬼子都不怕，我怕你戴学庐，怕你高峰？”
“他们凭什么说你是叛徒，说你要嫁给伪警察局长做小老婆？”
“凭什么？他们找到当年出卖我的汉奸，他在青海劳改农场，他还活着。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只相信汉奸，只要听汉奸说的话！”
烈日当头照着，我该回乡下去了。躺在地上的大席子上来回地翻动着，流下的汗水把席子浸透了，变成了深棕色。我注意到妈妈躺在床上不住地摇着大蒲扇，她显得那么焦灼不安，她东拉西扯地问我一些家里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问关于我男朋友的事情。这一定是她最担心的。直到深夜降临时，直到黑暗中，我不需要再面对母亲的目光时，我想该是我们坦诚问话的时刻了。我先开口，我说：“妈妈你自己多保重了，我不会做任何让你伤心的事情。你还要问我什么？”
原以为，母亲会接着我的下文开始盘问我男朋友的事情，谁知她在那里长长地叹着气，说道：“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们，我和你父亲对不起你们。”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
“那次看见你和小兰在厂里，给戴学庐打成那样，我坐在边上什么都不说，就看着他那样打你们……我什么都不说，我还算什么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给人家打，竟然就不敢说一句话……”
我突然笑起来了。妈妈从床上支撑起半个身子，探头看着我：“你是在笑，还是在哭啊？”
“我在笑，我突然想起戴学庐那个样子，把衣服往后面一甩，这样……是这样……手臂扬在半空中……”我在席子上站了起来，学着戴学庐当时打我们的姿势，就像一个小分队战士在演戏。“他打一个小孩，还要打出一个架式来。演员就是演员，什么时候都要表现一番。”
我想把妈妈打发到正题中去，越早越好。我心里想，老是这样等待着判决，日子不好过啊。她要骂就赶快骂吧，骂完了我也该回乡下去了。她不就是想让我说我和男朋友的事情吗？可是妈妈就是不开口问我，她使劲地扇着扇子，像在想别的事情。
“他们通知我你父亲死了，我当时一口气就在那里憋住了。我跟自己说，就不在你们面前流眼泪。我就知道他们想看我们的笑话，我就不让这群王八蛋得逞。可是走进防空洞的时候，走进那间四平方米的小洞里，又潮又湿。我靠着墙真是忍不住地淌眼泪。你父亲这一辈子就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你说，活着怎么能那么苦啊。晚上，看守把灯关灭以后，我看见窗子上有一根粗粗的绳子在那里，我上去把绳子拉了下来。我想，我也死了算了，真是痛苦得很。人都是那么残酷，就是要制你于死地。我哪里斗得过他们啊……死了，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我拿下绳子，把它又重新结好，再要挂上去的时候，我想起你父亲跟我说的，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两个小的，还那么小。你父亲一九五六年关在里面的时候，不就是为了要看一眼你们俩的照片吗。怎么就盼不出个头啊，我要死了，你们怎么办呢。真成了孤儿了。我想着就哭，手也软了，绳子怎么也挂不上去……小莲，你不能做对不起你父亲的事情啊……”
“我没有！”我大叫起来，我几乎在母亲的诉说之中，窒息过去。
“你向你父亲保证。”
“我向爸爸保证！”
“那就好！”
母亲不再说话，她似乎不想再问我什么，她完全放心了。但是我猛地坐了起来，恐慌地凝视着黑夜。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可是父亲在黑夜里消失了……我呢……我所有的肆无忌惮却在母亲的一句话中消失了。我这才知道，父亲一直是那么神圣地活在我们心里。母亲在为他吃了无尽的苦楚之后，还是把最后的位置留给了父亲。她要我向他保证，向父亲保证，面对这么庄严的形象，母亲对我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测试。
我的惊恐不是因为我的内疚，我是被妈妈的原则感染了。她竟然永远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维持一个父亲的尊严，无论社会上是怎么贬低、诋毁、唾弃爸爸。可妈妈带领着我们，从来没有践踏在父亲这个形象上。我会忠实于自己的保证的。
这些原来是这么不足为奇，如今当小钧都快是七十岁的人的时候，她还会跟我说，她记得太清楚了，爸爸被捕的第二天，妈妈就把他们三个大孩子叫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每一个人都端坐在她的面前，像是在跟他们布道似地说：“你们父亲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和皮司令打下了孟良崮战役，后来又打下了淮海战役。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和警卫员从日本人的宪兵队里冒死逃回了‘新四军’，如果他是坏人，他当初就不会逃跑回来了……”
小钧说，妈妈一直跟他们说这几件事情。她确实没有怀疑过父亲是坏人。但是，说着，说着，她也愤怒起来。“真的，就像你的感觉一样，我们这个家就是那么鬼鬼祟祟的。家里从来听不见真话。爸爸开除党籍以后，妈妈都没有告诉我们。后来我在班上申请入团，填表的时候，还写爸爸是‘党员’，结果被我们班主任找去臭骂了一顿。当时，我真是觉得羞辱极了，恨透我们这个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话？我们在外面怎么做人啊。”
真话，什么是真话？当我的目光越过母亲满目疮痍的面孔时，我对生活的玩世不恭一扫无遗，只留下我深深的悲哀和恐惧。我常常会想到美国小说《第二十二军规》里说的一句话：战争致使多少诚实的人变成骗子，勇敢的人变成懦夫，赤胆忠心的人变成叛徒。
我再也不会相信那些天真的忠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以为我们还是什么人？我们是骗子，是懦夫，是社会的庶民。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明白。如果那时候我就能意识到这些的话，我也许能活得快乐一些，至少可以明确一些。但是没有，我什么都不明白，就是慌慌张张地在那里活着。老是害怕哪里又出问题了。直到很久以后，直到我去了美国，看见了别人的生活时，我才彻底理解了自己当初的处境。我混乱的童年生活中……可是，怎么写着写着，我又会处于一种更加混乱的感觉里。
因为在“文革”中，妈妈不完全是那样一个要死要活的面目。她跟我说，在下放农村劳改的日子里，有一次潘我源阿姨踩死了一只雏鸡，立刻被造反派发现了，这就宣布召开批斗大会，妈妈必然是陪斗对象。他们说潘我源是蓄意破坏，是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报复，是她的阶级本性又一次大暴露。
开会前，潘我源阿姨低着头凑着妈妈的耳朵悄悄地说道：“我踩死一只鸡有杀生之嫌，看来是对不起这只雏鸡了。现在我成了反革命，但是我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妈妈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跟着说道：“对，对。我也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