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徵千里寻夫

一天傍晚找猪草回来,松林之荫,稻场边,站着善徵和李斌,我呆了。高峰到这儿近千里。我惊问:“你们是怎么来的?!”

后来,善徵说,当时我的样子“像个老疯子”。

这可是村子里的天大新闻,妇女为先,陆续来了许多人,或近或远站着观看。李斌对他们也好奇,一个人站在稻场上看他们。小孩子渐渐围上来搭讪,和李斌说话。在他们心目中,我的儿子一定穿得不如他们,更不会长得俊。不料。一会儿,他们便向李斌挑衅,一个个指着李斌,兴灾乐祸地戏谑:“你爸爸是个右派!”这突如其来的不友好,使五岁的李斌难以忍受,他一边大嚷着:“不准你说!不准你说!”一边拳脚并出,凶猛地冲打过去。挑衅者四散奔逃,队长在一旁看见,迷着双眼,嬉笑着夸奖李斌:“这个娃娃,不简单啊!”

善徵母子是先乘火车到宜良,又换乘汽车到达陆良县城,然后跟随前往活水送盐的马车,平路坐车,上坡下来走,一路艰辛来到蛤蟆井的。上山后遇到瓢泼大雨,车夫怜悯李斌,不叫他下车。善徵泥一脚、水一脚在山路上扶着马车,任由雨打风吹。雨中油布覆盖着马车,李斌也在油布底下。善徵总不放心,不断抢着风雨喊:“小斌!你在哪里?”李斌大声回答:“妈妈!我在这里”。走一会又喊,走一会又喊。途中,他们在山村鸡毛店歇宿了一晚。店家听说善徵是来找遣送到这里的“九种人”,支她母子睡在地板上,丢给她一床满是大洞又黑又脏,褴褛不堪的棉絮。因整日和风雨搏斗,精疲力竭,困顿难当,只好和衣躺下。一会儿,几支小兔子咻咻不歇地来钻,在他们身上跳来跳去,善徵会意,把破棉絮归还它们,才相安无事。

善徵母子见我住着新房子,略感舒慰。次日下午,李斌尾随我去找猪草,我弓腰寻觅、采摘。他爬树玩,矫健、灵活,爬了一棵又一棵。他坐在树丫叉上问:“爸爸, 我们是受哪个剥削?”我说:“你还小,不懂事,不说这些吧”。过一会他说:“爸爸,我不想去托儿所了。”在这空山野林中就我父子俩,他想到几天后就要撇下爸爸回昆明,而妈妈也要将他撇下,去那遥远的高峰。心底的郁闷,长期埋藏着的愿望,此时不向爸爸诉说,还等何时呢。不管这位自身难保被人放逐到遥远大山顶上的爸爸能否帮助他、同情他,他还是要说,不向爸爸说向谁说呢?纵然爸爸无法帮助,也许能给他出个好主意吧。

从李斌零星的话语中,从他妈妈的嘴里,我窥见了李斌不愿去托儿所的实情。托儿所里,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爸爸妈妈来接的娃娃。每周六下午,只有两个小姐姐来接他。托儿所里,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糖果,没有玩具,没有零用钱,没有新衣裳的娃娃,天天都穿着那件已经洗白了的蓝布小罩衫。托儿所的阿姨曾经问他:“你爸爸妈妈在哪里工作?”他答不上来。当时,盛行将“九种人”的孩子称为“黑崽子”。托儿所阿姨嘴里不说心里明白,李斌无疑是个“黑崽子”。狠心的阿姨每天叫他倒楼上楼下小朋友解大小便的痰盂缸。小朋友也时常欺负他,他总是一个人玩。

每个星期一早晨,照例要送他进托儿所,他往往赖在床上,喊他不理,拉他不起。两个小姐姐要忙着去上学,上课铃声迫近,犟不过他时,只好把他锁在小家家里。李斌宁愿被锁在五平米的小屋里,也不愿上托儿所。有时,大姐的同学马丽上学时来约,三个人才犟得赢他。一个抬头,两个抬脚,任他哭喊,硬把他抬出门,强迫送去托儿所。

孩子幼稚的心灵,本来天真无邪,而当歧视一再重复地强加在他头上时,他感觉到了不公平,小小年纪,他就祈望脱离困境,免遭虐待。这个让他承受污辱的地方,他有一千个理由不去。现在,在蛤蟆井,在爸爸妈妈身边多好啊!所以,他抓住时机向爸爸倾吐心中的晦气,希望爸爸能帮助他。

我望着这个孩子,心酸苦涩,五味杂陈。我能对他说的话,只能是他最不愿意听的。他的生活没有选择,他还是只有回到昆明的托儿所。爸爸妈妈远在天边,他只能在隐忍中长大。

李斌赤足三十里

善徵千里寻夫,他们母子在蛤蟆井待了五天。

要走了,我能给予他们的,是一点洋芋。这是队上分给我的口粮,我装了一背箩,约三十公斤,送她母子上路。

听山民指点,此去距公路最近处约八十五里(四十多公里),那是从贵州省兴义县过来的一条公路,若搭得上过路车,当天可以回到昆明,比从陆良县城走要快一天。只是这山很高,要翻一架梁子,过一个村子。从未走过这条路,路上遇不着人问路,走岔路就麻烦了。

凭我在山区生活多年的经验,认定了方向,以天边两个山头为路标,记住山民说的途中几个显著特征,我有把握达到目的地,不致误入歧途。当然,当时主要也考虑了经济原因,这样走,可以给善徵节省十几块钱(从陆良走要住一宿,次日才能搭车回昆明)。一角钱,对我们家也是等着派用场的呀。

天未明,山民还在睡梦中,我们就上路了。我背着沉沉一背洋芋,李斌跟着妈妈,我们踏上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凶吉莫测的路。白天苍茫无际的山野,这时好像一个灰蒙蒙的无底洞,由我们去钻。我时时考虑着如何对付突然向我们扑来的龇牙咧嘴的豹子或野狗。三个人各有各的担心,谁也不说出口,彼此紧跟着。穿过草丛,钻出密林,三个人提心吊胆地急忙赶路。大约走了五十里,李斌的鞋底通了洞,接着前掌也脱落了。本来,娃娃穿的鞋,制鞋人就不曾考虑用它走长途。在这荒野中,无计可施,只好泪向眼包流,让他赤脚走。

李斌跟在我后面继续走,走啊走,上坡、下坎、过水又上坡,一个又一个看来很难越过的山凹已经甩在了我们的身后。

我虽说干了十多年的体力劳动和苦役,但不曾背过这么沉重的东西走长路,走着走着,逐渐感到吃力,举步艰难。但一想到这背洋芋送到昆明,三个孩子半年内不必买菜,就一直勉力前行。

李斌见爸爸背着一大背洋芋,妈妈显然背不动他,无所指望,望望我、望望妈妈、望望前面的山,竟然毫无难色,继续默默地走,从未有过一声呻吟。但走到午后,他还是明显的落后了。我担心下午公路上车少,怕搭不上车,不得不厉声呵责,催促他:快点!快点!

大约下午四点钟,我们终于看见公路。李斌欢呼:“汽车!汽车!看见汽车了!”三个人好似见了救星,喜悦的心情,难以言传。

我们停站在下面就是一段公路的一个山巅上。此时,我才觉察到今天碧空万里,抬头看了一眼美好的阳光山色。然而那是山谷中、群山环抱中的一小段公路,极目所见渺无人烟,日已西斜,万一没有来车或来车不搭人,我们在这荒山野岭里怎么办?三个落难人也许都想到一起了,谁也不做声,一起大步流星朝着脚下的陡坡冲下去。刚跑上公路,我才把背上的洋芋放下,一辆汽车就开过来了,急忙招手,太幸运了,车停下了。那位驾驶员很友善,他叫我把箩筐放在货箱里,让母子坐进驾驶室,来不及说什么告别话,瞬间车子离去。李斌探出头,向我挥手,高喊着:“爸爸再见!”那声音充满醉人的欢欣和凄凉的惜别。我一个人呆站在旷野中,望着远去的汽车,泪眼迷蒙,……。

几十年岁月过去,李斌“爸爸再见”的呼喊声,至今音尤在耳。我相信,那一天上帝确确实实在天上看见我了。

俯身小溪,饱饮清澈山泉,充饥,反身上山。在山林里选了一根坚硬的柴棍作为哨棒,以防不测。别无选择,我必须连夜摸回蛤蟆井。一夜黑路,次日凌晨进村不闻犬吠。天晓得,我怎么就摸回去了。

对牛唱歌

放牛,有段时间,我的任务是和一位老者一起放牛。

每头牛都有名字,根据长相特征或是说不清楚的印象,如‘短尾巴’、‘趴角’、‘花牛’、‘大牯子’……,它们似乎也听叫唤。每天吆喝着它们的名字赶出村子,前往草场的一段路走得挺快,贪馋的牛一路上忽儿窜入庄稼地捞便宜,呼其名同时以石击之,它抢吃两嘴后便慌忙归队。没有牧犬,全靠牧人随时吆呵,牛群才不至于过于分散而走失。到了草场,牛低头吃草,老者吸烟,我就开始唱歌。

逝去的岁月,唯一留下来伴随我度日的,就是这些盘缠胸怀的歌曲了。清风徐徐,面对芳草如茵的山岗,面对与我一样任人吆喝的牛,叫我如何不唱歌?开心地唱、反复地唱、高声地唱、纵情地唱!

“……那一年,我流浪别了旧家园,冷凄凄心头没有一点儿温暖。视生命如同落花,人生好比梦一场……那时候,她才十八,我有二十三。十八岁的姑娘呀,像火辣的太阳,像红红的一朵杜鹃,我们玩得欢,唱得欢,默默无言相对也是欢。凄冷的心儿温暖了,我爱生命,我爱草原,我更爱杜鹃……”。

“想看看天边的云桦树,奈眼前有万丈高墙,手扶在铁栏杆上,痴痴的想我家乡……”。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年华如水?你知道,秋声添得几分憔悴?垂!垂!垂!垂!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你想想啊:对!对!对!对!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人生如蕊?你知道秋花,开得为何沉醉?吹!吹!吹!吹!你知道尘世的波澜,有几种温良的类?你讲讲呵,脆!脆!脆!脆!”

“……你别说我们唱歌尽是Do,Re,Mi,Fa,sol,你别笑我们唱歌尽是哇哩哇啦叫,唱歌使我们勇敢向前进,唱歌使我们年轻又活泼……。”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呼唤我奔向远方,到处流浪! 没有约会,没人等我前往,到处流浪!孤苦零丁,露宿街巷,我看这世界像沙漠,空旷无人烟,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到处流浪!活在人间,举目无亲,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到处流浪!在黑暗当中,好比星辰迷惘,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到处流浪!命运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黑暗当中,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到处流浪!我忍受心中的痛苦,幸福地来歌唱,有谁来禁止我歌唱,到处流浪!

命运啊!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 命运啊!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捉弄我,奔向远方!没有约会,没有人等我前往,在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

沉郁凄凉的歌声,倾诉着我春水般的思绪,宣泄了我化为灰烬的理想,掠过山野,驰过连绵起伏的峰峦,飘向远方。

山民问老者:“李师傅可会放牛?”老者回答:“唱哦!一天的唱歌哦,从去唱到回来哦。”

我这一代青年学生,可以说是歌声把我们培植并鼓舞起来的,是歌声伴着我们走向革命的。我们曾经用歌声送走旧时代,却唤出了一个鬼也猜不着的新社会。

记得18岁为革命被捕,在“夏令营”结束的晚会上,在国民党军警林立的监视之下,全场学生禁不住唱起“再见之歌”:

“四万万同胞哪一个不是你的朋友,千万里的土地,到处是你的家园。战斗的呼唤将我们离得远,这原是志士们的命运啊,我们何必多依恋,去吧!朋友,在战斗的哨岗上,我们再相见,我们再相见,再见!再见!在欢叙的那一天。”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社会、乃至亲友,更不用说昔日的同志,一概视我为国家的敌人,岂止四万万同胞,哪一个不以我为异端,千万里的土地,没有一处是我的家园,这就是志士的命运吗?

一九四八年,“七·一五”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三万大中学生游行。经过半天不停的呼喊口号、唱歌、走路,往云大返回时我们已经饥饿、疲倦、口干舌燥。走到绥靖路时,前面不知那个学校带头唱出了“反动政府要垮台”这首歌:

“反动政府!反动政府!要垮台!要垮台!马上就要垮台!马上就要垮台!垮下来!垮下来!”

“反动政府要垮台,垮下来!”多开心哟!顷刻之间,连贯几条街的游行队伍都相继唱起来了!歌声此起彼伏,如江河奔涌、海浪喧腾。市民惊呆了,停下一切活动,伫立围观。三万大中学生,忘记了饥渴、疲乏,激昂慷慨高唱“反动政府要垮台!”市民和学生的心连上了,歌声与大地浑成一体,似长江黄河一般涌进昆明城。

游行队伍过后,这支歌流行全市,无人不会唱。银行职员下班时,擎起算盘摇打,噼啪有声,有板有眼唱“反动政府要垮台”;傍晚时分,大街小巷,三五成群的孩子玩操兵、游行,唱“反动政府要垮台”;据说五华山省政府卫队,每周六洗衣服,配着一下、一下搓洗时的节奏,卫兵们也唱着“要垮台、要垮台”!四面八方,白天黑夜都听都得见这歌声。

那时候,我们满腔热血,“反复地唱、不停地唱、高声地唱”,但最终我们唱出了什么?如今,我又“一天到晚地唱”,听歌者,只有这几头牛而已。

亮武工队特派员气概

一晃又要过年了,农历庚戍年到了(一九七一年一月)。生产队结算,人民公社社员分红了。信用社到蛤蟆井,队长挨家点名发钱,我的名下是七元。山民羡慕,问我:“李师傅,要咋个用啊”?

承蒙队长恩准,给我半月假期,回家过年。

在陆良县客运站买票时,售票员说:“拿证明来”,我诧异。她指指窗墙:“看通告”。窗口上方贴着一张布告:”购买车票者需持单位证明”,平常没有这规矩,莫名其妙,莫非陆良县发生了什么大案。“证明”别人拿得到,我上哪儿去打,难道返回蛤蟆井,岂有此理!我不信会这么倒霉,来到公路边竟上不了车子、回不了昆明。抖擞精神,换上风衣,亮出当年武工队特派员的气概来,我提起行包,迈开大步朝城外走去。走到城外两公里处,到转罗平县的路口小站去搭车。没想到这里的气氛也异常,路两边都有佩戴红袖套的“工纠”,盘问过往行人。那时节的“工纠”,天是老大,他是老二。谁敢不乖乖接受询问,解放军也不敢不买账。我把行包往路边小食摊前一放,两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走近盘查点端详,发生龃龉时,我从旁帮腔插几句话。突见一辆开往昆明方向的客车驶来,我举手示停,指指路边的行李包,它嘎然停在那儿,我大模大样走上前去提行包,它已开门待我,顺利到家。

哪来的紧张气氛,抵昆始知,原来是昆明军区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在家中被刺杀身亡。

高峰寻母

到家,门锁着。凄凄冷冷的破屋,小方桌上有字条:“我们去找妈妈。”

三个孤单贫苦的孩子,放寒假次日,牵着手,踏上了百里寻母的途程。

高峰在哪里?依照妈妈的嘱咐,先乘火车到一平浪,在一平浪亲戚家住一宿,第二天再到元永井亲戚家,从元永井爬山,走到高峰。一平浪这位亲戚,是因为手头不宽裕呢,还是怕政治上惹麻烦,他采取了不同情“黑崽子”的态度,竟然没有给三个小孩找车,只是远远地指给他们看去元永井的公路,一步不送,让他们各自走。一平浪距元永井二十八公里,有一条干海子煤矿往返元永盐场运煤运盐的公路,全程曲折蜿蜒于阴冷的山谷中,极少行人。李玲、李娟姐妹俩,用一根柴棍抬着一个大提包,里面装着他们的假期作业,三个人的换洗衣服,和送给妈妈的礼物--两包食米粉,二两白糖。

食米粉和白糖都是计划供应物资,买食米粉要扣每月的定量口粮。白糖每人每月一两,李斌的供应在托儿所里,拿不回家。这二两白糖是李玲李娟一个月的供应,调一碗食米粉,放一点白塘,一调羹、一调羹地品尝,是他们的奢侈享受。姐弟三人,节约了好久,渐次积攒,彼此勉励着不吃这个好东西,等到过年,送到妈妈那儿,和妈妈一块吃。今天总算带着这个好吃的东西,一步步朝妈妈所在的方向走,路有多远都无所谓,只是一心一意想尽快见到妈妈。

遇着小溪,他们就坐下来歇歇、喝几口水,又走。谷深路长,走乏了,见路边有阳光照射的草地,就躺一会。一躺下,困顿想睡,大姐连忙喊:“睡不得、睡不得,起来!起来!”

有些路段背阴、潮湿,长着青苔,不免要滑跤。风吹草动,生怕闯出一只大灰狼。在这前后无人烟的山谷中,三个孩子相依为命跌跌撞撞,像三片落叶一样飘泊,约下午三点钟,终于走到了他们一无所知的元永井镇。问了不知多少个叔叔阿姨、奶奶爷爷,上上下下寻了不知几条街巷,才找到亲戚家。亲戚要留他们住一宿,明天再上山,李斌“哇”的一声哭开了,嚷着:“我不住!我不住!我要找妈妈!”。当家的深受感动,亲自送他们上路,时不时背李斌一程。穿云乘雾,夜半时分,总算爬到了高峰卫生所。

一见妈妈,李斌就迅跑上前诉苦:“妈妈!我跌了九跤。”话没说完,又是一个扑爬。

稍后几天,我也到了高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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