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四清”前后

我今生的第一笔收入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稿费。当年,副导演苏里和剧务主任杨文浩开着车子挨家挨户跑了一圈,把稿费送到十九个小演员的家中。稿费为三百五十元、三百元和二百五十元三个等级。我是三百元那一档的。当时,我对此事并不知情。

“文革”结束,已是拍电影后二十二、三年了,苏里叔叔到北京来,我去探望他。闲聊之中,他谈起对各位小演员家长的不同印象时,我才知道自己竟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挣过一次为数不少的钱,多到和我参加工作第一年的总收入差不多。苏里叔叔说,我的母亲执意不肯收下那笔稿费。她说:“电影厂给了大渝这样一次锻炼的机会,我感谢都来不及,怎么还能要钱?”母亲还为我在拍电影期间的淘气,给电影厂添的麻烦,二个劲儿地道歉。

五十年代的人们只知奉献,不会索取,似乎一谈到金钱就很庸俗。母亲大约怕我受到“精神污染”,所以从没跟我提起过稿费的事情。我至今也不知道那笔槁费究竟派了什么用场。

母亲在襁褓之中便父母双亡,她生活清贫,勤俭耐劳。我受母亲的影响很大。

自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日到电视台报到那天起,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不再向父母要钱了。在中央电视台二十七年的时光,我从二十七元五角起家,一年后转正,涨到三十七元五角,以后,又是四十三元、四十九元、五十六元、六十四元,一直到七十二元的时候我离开了中国。

到电视台不久,我便显露了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我用的一切东西常常是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又便宜又好。音响播音组了解我的女同事常常戏谑我为“处理品专家”,我似乎成了个很有威信的生活顾问,尤其是沈力,她买了任何服装鞋帽或其他物品,如果我说一声“值了”,她绝对特别踏实。

以电视播音员当年的低收入来说,自然无力购置高档服装,所以,上屏幕时穿的都是公家的演播服。我很主动地把申请播音员服装经费等业务性的工作承担了下来。但是,我进入电视台的时候,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置装经费少得可怜,每位播音员没有几件衣服,三个播音员的服装只一个一米左右宽的立柜就全装下了。我经常穿的一件棕色西服上衣,是沈力穿小了的一件旧服装。好在当时是黑白电视,老百姓的服装样式也很单调,播音员又不必领导服装新潮流,所以,播音员在屏幕上出现时并不显得十分寒酸,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播音员又只出半身图像,只要上半身庄重大方就可以掩人耳目,蒙混过关了。夏天,在演播灯的照射下,播音员在小播音室里往往汗流浃背。女播音员穿条裙子,上身穿件西服还看得过去,但赵忠祥上身穿件毛华达呢的中山装,下身穿条短裤,光脚穿着塑料凉鞋的模样就有点喜剧效果了。

播音员工作量不轻,又是直播,备稿时间尚嫌不足,再加上粉墨登场上屏幕前的梳妆打扮,更是忙上加忙。虽然人们从屏幕上看到的播音员个个仪表整洁。容光焕发,但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屏幕下,播音员都不刻意打扮。简朴轻松的穿着,一则是休息,二则也与播音员的薪资收入相当。

当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分为总编室、对内部、对外部、电视台、技术部、科研所、广播剧团、局办室等八大部口。对内部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就是对国外广播的北京电台。

有一次,同组的音响师杨美莲告诉我,一个外部门的小伙子背后叫我“大皮鞋”,还有人称我“邋遢帅”,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了之。那时,我经常穿的是一双十元钱的翻毛或猪皮的高勒儿皮鞋,像军服似的斜纹布上衣也很旧,扣子掉了,抓到针线随便缝上一个就算了。那副打扮像男孩子一样。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我在广播局其他部门人们的眼里,就是这么一副“大皮鞋”、“邋遢帅”的模样。

母亲节俭的美德,继承到我这里,加上了我随意的禀性,便发扬光大得让人哭笑不得了。

母亲有两块压了多年箱底的毛料,我去电视台以后,就传给了我。这两块毛料在我的箱底又压了两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我总算到蓝天服装店照着母亲的一本美国西服样本做了一套西服和一件外套。同时做的还有一件浅蓝底小白花的布料连衣裙,样子是我自己设计的,简单大方。“人是衣裳马是鞍”,即使这几身衣服穿起来显得那么精神,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们不如我的“大皮鞋”和旧衣服穿着自在随便。于是,母亲压箱底的毛料终于变成新衣服以后又在我的箱底压了两三年。这一压,就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四旧”,一天都没穿过的新衣服转瞬之间就成了废物。

后来,那件新连衣裙又在箱底压到七十年代初我的儿子出生后,才变成了有用之物,我把它改成了小尿垫。浅蓝色小白花的尿垫看上去还真漂亮,但那身新西服和新外套连做尿垫的资格都没有。

虽然我的工资和工厂的三级工一样,可我量入为出,不但不感到拮据,有时还能大方一下,日子过得倒很开心。

平时,我住在广播局的集体宿舍,一星期才回家一次。“困难时期”过后,寒暑假的时候,我都会与小弟大谷有约,找个我不值班的日子让他到电视台去,我带他到西单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小吃店饱吃一顿正宗的川味小吃。他那时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还肯仅仅为了一顿面点,兴致勃勃地从东城跋涉到西城。每次,我都让他约上他的好同学“老朱”同去。担担面、红油抄手、赖汤圆,我请他们吃个够。

那时,大弟大庆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平时,弟妹兄长们都直呼我“大渝”,但是,如果哪天大弟先尊称我一声“姐”的时候,下面一句话准是:“给我点钱买色儿吧”。他说的“色儿”就是做画的颜料。他还许愿:“等我长大了,我给你买一双皮鞋。”大弟那时还没有皮鞋,在他的心目中,皮鞋大概是件很有气派的东西。

父母的工作很忙,六个子女除了学校教育外,课余的智力开发全是自生自灭。大弟从小不声不响,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不知他怎么考取了美院附中,一个并不容易进去的学校。

大弟找我要钱,那种被人需要的感觉很是不错,买颜料又是正事,我一般都会给他五元钱。那差不多是我月工资的七分之一。

大弟长大成人以后,每到全家团聚的时候,我都会嘻嘻哈哈地问他:“嗨!我那双皮鞋呢?”直到我从美国第三次回国探亲,大弟请全家人吃了一顿“便宜坊”的北京烤鸭,算是抵消了他少年时代许下的给我买双皮鞋的诺言。

自一九六零年六月四日被突击发展入团之后,我在“困难时期”受到了团组织的第一次教育。

那已是从广播学院回到电视台了,文艺播出部团小组开生活会的时候,团小组长批评我借了二两食堂粮票没有还给他。我当然不是有意打劫,而是忘得干干净净。在“困难时期”,二两粮票就等于一个人的一顿早餐。虽然我非常自责难堪,但内心对团小组长的做法却有些抵触:直接提醒我一声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到团小组会上小题大做?但我当时一句话也没说,就还给了他二两粮票。这个教训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让我明白了“好借好还”的重要。

由于自小就有个学电影的生活目标,我把“事业”看成是人生第一大事。到电视台后,我最不喜欢听的是别人把“电视播音员”称为“电视台报幕的”,加上播音员又只能播报别的编辑和记者的槁件,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电视播音员,特别是女电视播音员,好比一本杂志的封面,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一旦人老珠黄,将一钱不值。我明确意识到充实自己的重要。

那时我正年轻,自然容易引起各方小伙子的注意,于是,我便在加强学习、充实提高的自律中,又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十年内绝不涉及个人问题”的法律。那时人们说的“个人问题”,就是男女间的恋爱婚姻。我给自己规定;不管有多好的小伙子从我的身边走过都绝不能动摇这条法律。我要把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去西单买点东西,在等公共汽车回宿舍的时候,一个男人盯上了我。他江浙口音,又瘦又矮,手里只提着一件白衬衫在大街上闲逛。他自称在建筑设计院工作,正要到洗衣店去,一个劲地找我搭讪。在五、六十年代淳朴的社会风气中,这类无聊之辈并不多见,我很害怕。后来,那个人并没有去洗衣店,而是我上车,他也上车,我下车,他也下车,一直跟着我。好在天还不黑,也好在广播大楼有警卫站岗,我没敢直接回宿舍,而是向警卫出示了工作证,走进了广播大楼才甩掉了那个讨厌的尾巴。

那次被跟踪的经历,使我感到了社会的复杂,更使我对自小就相识的朋友越发看重,觉得知根知底,令人踏实。

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我认识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的来信。信中传来了他的同班同学、一个我从少年时代就相识。自高中起又主动与我通信及来往多年的男孩子的消息。信件的内容暂且不提。我明白,我已经失去了那个曾与我有过少男少女间朦胧感觉的自幼的朋友。

天地万物,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更何况活生生的人?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已毫无必要再提及那件在我生活中早已没有任何痕迹的陈年往事,但是,不提一笔就说不清楚早年在电视台我何以大闹不安心工作,直至团小组开了我的批判会,并由此被第一批发配到农村去参加“四清”的缘由,以及对我日后处理“个人问题”的影响。

年轻并不是错误,但年轻往往使人偏颇。当时,我错误地把生活中发生的那件事情归咎于我没有读大学而被人小看所致。为此,我从十岁起就拥有的长大报考电影学院,将来从事电影事业的梦想又那么强烈地死灰复燃,并以星火燎原之势闹得满城风雨。

我不听从任何人的劝说,还常常在孟启予台长早上上班前,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站岗”,软磨硬泡地要求她同意我去报考电影学院。我很感激老台长孟启予,她对我就像对她的孩子。她说,她希望她的女儿久久能上大学,希望我也能上大学,但是,广播局和电视台人事部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招来了我,怎么能说走就走?看着我那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她最终还是同意我去报考电影学院了。

虽然我满怀憧憬、大张旗鼓地温习功课,准备考试,但是,我并不走运。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各行各业都在精简机构,电影学院也隔年才招生一次,那年刚好不招生。我雷声大雨点小地闹了一通,结果还是得老老实实地呆在电视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事隔多年,我常常庆幸上苍让我去不成电影学院的安排,否则,毕业那年,恰逢“文革”开始,与其像所有艺术院校的学生被轰到军粮城之类的军垦农场白白浪费艺术青春,还不如留在电视台干些播出第一线上的实事有价值,况且我后来已经深深爱上了电视事业。

如果我是个胸有城府的老练的人,即使想去报考大学,也应该不露声色地与领导私下周旋,但我并不懂得这些处事方法,而是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闹得全台皆知。

早年电视台的领导中,妇女似乎不只“半边天”,人情味似乎也浓一些。现在想来,在那些老政工干部们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任性的大孩子,在我大闹了一通之后,她们并没有十分难为我。但是,对于我这种“来去自由”的作为,她们总得做点什么,才能对我有所教育,才能对群众有所交待。所以,政治处责成团小组开会,批判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那天,电视台政治处的领导还到场说了几句开场白。

一九六三年初,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全国性大饥荒的高峰已经过去,国民经济大崩溃的形势趋向了缓解。林彪在军队里搞了多年的学“毛着”运动,并编辑了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在“大跃进”失败后,名义上已退居二线的毛主席看了沈阳军区某汽车团学“毛着”标兵、五好战士雷锋团公殉职的事迹简报,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大字,又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和大将们个个题词。于是,一场“学雷锋、树新风”以及“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活动在全国展开了。

在团小组对我的批判会上,学雷锋运动正好派上用场。我不安心工作、想去读大学之举,在雷锋“作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精神对比下,就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了。但是,批判我的团员似乎并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或许因为大都是与我平日私交不错的年轻人,当面批判狠了,以后不好共事,或许因为个个都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兵”的思想,他们并不认为一个才十九岁的年轻人想去大学深造而不安心工作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错。

团小组批判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久,我就成了第一批“四清”工作队队员。那或许是对我的一种惩罚,但农村八个月的生活仍然令我兴致勃勃。

我去的是北京密云塘子人民公社。工作队队长是广播局对外部的叶夫。我和电视台的摄像师刘瑞琴及新闻部记者小朱分配在霍各庄生产大队。刘瑞琴是摄像组惟一的女摄像师,个子很高,大家称她为“大刘”。

霍各庄大队距离公社所在地仅八里之遥,由南霍各庄和北霍各庄组成,两个村子被一条只剩下河卵石的干河套相隔。我和大刘住在南村,小朱住在北村。那年我才十九岁,为了显得老成一点,我把‘小辫儿’盘在脑后,老乡们都叫我“老吕”。

所谓“四清”运动,就是在学雷锋运动的同时,为了抵制农业学大寨的左倾思潮,为了把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以中央文件形式肯定下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主持制定了一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条例”,即“前十条”,并决定在农村进行一次“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以缓解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的矛盾。中央机关也大张旗鼓地组织了好几批“四清”工作队奔赴农村。

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说是河北省公安厅的处级干部,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整理出被誉为“桃园经验”的关于“四清”运动的步骤和方法,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没过多少日子,原来受到毛主席亲笔批示赞扬的“前十条”,又被毛主席指责成为邓小平、彭真放弃阶级斗争,搞人人过关,变相保护地、富、反、坏,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云云。于是,又重新制定了一个“农村工作条例”,即“后十条”。毛主席在“后十条”上又亲笔加上了四个“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千万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道路、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

按照工作队的安排,我们依靠贫下中农,扎根串连、个别谈心、大会宣讲、小会讨论、发动群众,开展“四清”。我虽然年轻,可上级交待的工作都完成得不错,我们大队的“四清”工作还受过表扬。我没有赶上贯彻“后十条”。但是,既然人民公社本身就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又早已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荡涤得无影无踪,所以,管它“前十条”也好“后十条”也罢,我所参加过的“四清”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想必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

虽然,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在农村付出的八个月的辛劳,又像一九五八年的“打麻雀战役”以及“深翻土地”、“大炼钢铁”一样,也是个提来汗颜的无效劳动,但是,农村生活的实地体验毕竟还是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按规定,“四清”工作队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刘瑞琴与妇女队长、中农宋桂芝住在一起。她还没有出嫁,住在她瑞江二哥家北房的西屋。

在乡间的烧水、做饭、取暖等日常生活中,燃料来源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房东二嫂不过八九岁的大儿子大林子,是全家“搂柴禾”的主要劳动力。他每天清早背着筐,带着一个长长的耙子就出门去“搂柴禾”,傍晚回家的时候,也不过一小筐而已。到了冬天,搂回的柴禾就更少了。他穿着空心的棉袄。棉裤,戴着只剩下一个“耳朵”的棉帽,整天流着两条清鼻涕。我看着大林子一副不胜寒的瘦弱模样,又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天天去上学念书,心里实在酸楚,就把我的翻毛“大皮鞋”送给他穿了。我知道,一双“大皮鞋”并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也并不能解决受教育的问题,但我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四清”工作队常常在公社召开全体工作队员会议。开会那天,散布在公社各个大队的工作队员,清早,就分头从各村步行前往塘子公社办公室所在地。

冬天,太阳暖洋洋的,宽宽的土路两边,庄稼早已收成完毕,秫秸秆也都砍倒分给社员当柴禾了,放眼望去,只是一片光秃秃的土地。大路上,除了偶尔碰到个背着粪筐的老大爷,几乎见不着什么行人。每当这个时候,边走边唱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一种享受。当时收音机里常常播放故事影片《怒潮》中的插曲《送别》:“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那是关贵敏的男声独唱,我喜欢歌中那种人情味和淡淡的哀愁。

从霍各庄到公社有八里地,我和大刘及小朱花上四十分钟就轻轻松松地走到了。

“四清”期间,工作队员每天在各家各户轮流吃“派饭”,并按规定交给社员粮票和现金。那时,北京郊区密云农村老乡的生活并不富裕,白薯面加上榆皮压成的“饸饹”就是很好的款待了。所谓“饸饹”就是用一种底部有漏孔的“饸饹床子”把养麦面、高粱面、白薯面等压成长条,煮着吃的一种食物。

霍各庄方圆十多里最好吃的东西就数塘子公社旁一家小饭铺卖的油饼了。每次到公社开会,回村前,我一定要去小饭铺买上两个油饼。我有一双黑棕色格子的大棉手套,一根军绿色的带子把两只手套连在一起,挂在脖子上,省得丢失。我把两个热腾腾的油饼塞在两个厚厚的棉手巴掌里,再把棉猴罩在手套外面,进村的时候,油饼还是热乎的。我把大林子悄悄叫到西屋,我们俩一人一个油饼吃得又香又快。

有一次,大林子患了严重的感冒,他家没有能力带他去看病,正好我有一些治疗感冒的成药,就给他吃了。但是,工作队长来视察的时候提醒我,工作队员不要把药品送给社员,万一社员病情发生了什么变化,怪罪到工作组给的药品上就说不清楚了。我知道这是经验之谈,就没有再给大林子吃药。但是,看着大林子烧得通红的小脸,我心里很不好过。

大林子是个聪明憨厚的孩子,我很喜欢他,还教他认了一些字。他也跟别的社员一样,叫我老吕,我们像朋友一样。平时,我在社员面前得时时记着自己是工作队员,甚至要装作很老成的样子,像一个真正的老吕,只有和大林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大渝,轻松自在。

结束了“四清”,我离开霍各庄的时候,大林子哭了,哭得很伤心。

霍各庄的村民由周、邓、宋三个姓氏组成。因为燃料短缺,村民在冬季有个“归房”的风俗。就是一大家子几代人到了冬天就全睡在一间屋子里的一条大炕上。

入冬以后,看着宋桂芝的光棍四哥晚上进到了哥嫂一家的屋子里,我纳闷极了,直至有一天,我在井台边帮二嫂挑水的时候,一位叫周福田的老大爷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和大刘到他家去“归房”的时候,我才明白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自然没有去周福田家“归房”,但我对这种因为贫困而形成的风俗十分理解。

“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初中毕业生宋桂芝也没有去“归房”。我们三人几乎睡了一冬的凉炕。但是,过年之前,我们终于睡上了热炕,热到了我的褥子都被烧糊了的地步。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做豆腐。房东二嫂做豆腐那天晚上,西边的锅灶忙个不停。我睡在西屋的炕头,整夜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真正体会到了何为热锅上的蚂蚁。

在密云“四清”的时候,我最怕上厕所,尤其是雨天。房东二嫂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既要轰着一团团的绿豆苍蝇,更要时时提防着拱上来的小猪。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满地的屎尿和泥浆混在一起,更是难以下脚。有的厕所虽然挖了个坑,但白蛆和尿尿混在一起,也是恶心之极。

那时,“四清”工作队员绝不能流露出对农村厕所的丝毫畏惧,连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说成是长了“革命虫”,否则就会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

在密云的日子里,我对厕所从未发表过任何牢骚。中国几亿农民世世代代在那种环境中从出生到老死,我只不过在那里生活短短的八个月而已,还有什么话好说?

一九六五年前后,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台值班的时候,来了一对瑞典电视同行。当那位年轻的太太嘻嘻哈哈地对我说,在中国什么样的厕所她都用过了的时候,似乎只是猎奇,并无恶意。我知道她是指什么而言。我笑不出来,一句话也没说。

八十年代中期一位美籍华人朋友曾对我说过,一个国家是否富足,看它的厕所就知道了。我的心为中国的贫困感到深深的悲哀。

离开密云农村已近三十五年了,虽然我没有再去过霍各庄,但我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乡亲们应该已经摆脱了贫困,大林子也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了,或许他早成了乡镇企业家或农村专业户,生活好了许多。

结束了农村八个月的“四清”,回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岁了。离开学校都四年了,我才把全部心思踏踏实实地放在了电视事业上,不再心猿意马。

播音组还是只有沈力、赵忠祥和我,钻研业务的气氛浓厚,合作关系仍然单纯,从没发生过任何矛盾。

我和赵忠祥没有家累,不值班的时候,也总呆在电视台。去电视台参加演播的都是各文艺团体各剧种的优秀演员和剧目,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孟台长倡导下电视台自办英文班的时候,我和赵忠祥都报了名,跟着国际组的陈维熙读了一阵子英文。我知道陈维熙是归侨,是前“右派分子”,心里一定有很多故事,但他除了教我们读英文,从来不多说话,只有一次,他私下很认真地对我说,希望我能坚持学好英文,颇给我语重心长的感觉。

电视大学中文系开课的时候,我和赵忠祥也都入学了,我们利用近水搂台之便,直接坐在演播室里听课。

由于年龄和个性的原因,在播音组里,我那时和赵忠祥相处得比较随意。他家住在北京火车站旁边的一条胡同里,我曾跟他去过一次。他的母亲在北京租赁公司工作,是个很端庄。很有风度的老人。

赵忠祥对我非常直爽。有一天,他把我拽到办公室放置演播眼的大立柜前面,让我侧过身子,现身说法。指着我的袖子,他说:“你瞧瞧,你瞧瞧!都那么大个子了,怎么这么邋遢呀?”

那是个夏天,我穿了一件白色短袖针织衫,“处理品”便宜货自然比不上世界名牌打马球的“polo”伏贴了。只见袖子上都是摺子,还翘了起来。

虽然我从心眼里感谢赵忠祥的提醒,但他直爽得真让我下不来台。我毕竟已不再是刚刚摘下红领巾的孩子了。

从密云农村“四清”回来后,我和沈力、赵忠祥,还经人介绍,从师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王嘉祥老师。他教我们练声。上课地点在北海公园少年水电站旁边。一起学习的还有北京和外地文艺团体的演员们。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晚上,李光曦、刘秉义、李双江、吕文科等老艺术家和华盛顿交响乐团同台做庆祝香港回归中国的演出。我去后台看望来自北京的老朋友,从柳石明那里,我才得知嘉祥老师已故去四年了。柳石明与他生前同一单位,也是当年与我一起在北海练声的伙伴。当我听说,嘉祥老师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几天之后引起邻居疑惑,破窗而入才被人发现,心中凄然。

虽然嘉祥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当年,每天清晨,他在北海公园吸引了多少努力上进的年轻人啊!

整整三年,我和赵忠祥不管晚上值班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五点,都会准时在十九路公共汽车站集合,乘坐头班车,一起赶到北海公园去练声。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雨雪风霜,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中学的历史课上,老师讲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的时候曾说过,欧文是个贵族,他让仆人每天早上到他的床前大声说:“伯爵,起来吧,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欧文就会一跃而起,绝不睡懒觉。我不知道历史老师讲述的这段花絮出自何处,也不知道有多少演绎的成分,但我却由此扎扎实实地记住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

其实,在去北海练声的三年里,有的时候,我真想多睡一会儿,不去练声。但赵忠祥还在车站等着我,怎么能如此没有毅力?我往往以“伯爵,起来吧,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这句名言调侃自己,一跃而起。

在北海练声的同学中,我最年轻。年龄比我大的学生们都称王老师为嘉祥,他喜欢大家称呼他嘉祥,似乎这样显得很亲切,于是,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叫他嘉祥了。嘉祥老师一直叫我“小辫儿”,他的女儿小梅叫我“小辫儿阿姨”。我有时还会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去,嘉祥老师当时的夫人教我练习身段。她是位舞蹈演员,特别注重眼神的训练。

除了上课,嘉祥老师还常常谈些处事为人之道。他曾告诉过我:“小辫儿,记住,为一个人很难,可伤一个人很容易,一句话就够了。”“为”读第二声,是“维系关系”的意思。如今,王老师走了,但他三十五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仍没忘记。

从北海公园练声回来,我和赵忠祥就到大演播室去做形体训练。电视播音员比电台播音员多了一个屏幕形象的问题,形体训练是不可或缺的。

赵忠祥在中学的时候是体操运动员,我在少年宫受过五年的舞蹈基训。我们有着不同的自我训练方式。

为了承担更广泛的电视节目,我不想总当“小辫儿阿姨”。我要求孟台长允许我剪掉辫子,但是,她不同意。于是,我又到她办公室门口去“站岗”,一直磨到她同意我剪了辫子为止。

“四清”归来,国家已经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电视事业如同各行各业一样,开始复苏。年轻的电视工作者也逐渐成熟起来。

那时,我已深深爱上了电视事业,又正值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大好时光。眼前的生活是如此充实美好,我希望自己能用结结实实的步伐,一直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

但是,当我和我的民族一起刚刚走上坦途。又到了建国后近几十年中“七八年来一次”的“阶级斗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历时十年的更加深重的灾难,波及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以及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也未能幸免。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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