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笑蜀：我完赞同刚才黄老师使用的极端主义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更准确，如果用这个概念，书名就应该改一下，我觉得应该叫做超越左右极端主义，我建议把极端跟激进区别开来，我只反对极端，我不反对激进，甚至我本人某种情况下也有激进的成分。极端是什么？极端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不计一切代价，只要能乱，乱中求胜就好，它散布的是一种仇恨哲学斗争哲学，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要生长。因此我们批评极端主义，本身是一个精神排毒的过程。
但是极端不等于激进，我觉得不论是左的激进，无论是右的激进，都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对激进，首先从策略上讲，并不一定错，是否错要看它所对应的现实情景。现实情景有需要应该激进的时候，我认为激进不是错的，如果现实的情景不需要激进，激进才是错的。判断激进对与错唯一的标准就是现实的情景，离开了现实抽象来谈，这本身就是错。也就是我认为该激进的时候是需要激进的，不该激进的时候是要坚决反对和抵制的，这是我讲的关于激进的第一点。
第二、还有一个情感上的因素要考虑，我认为中国的激进，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它更多的是统治集团制造的这种东西的一种创伤性的反映。没有这种社会创伤，不会有那么多的激进，有多大面积的社会创伤，就会有多大面积的激进，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因此在情感上我们必须对他抱同情的理解。把两点合为一点，其实就是把极端跟激进切割开来，坚决反对极端，但是同情地理解和认可激进。
第三、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只看了总论。我同意你说的一点，中道理性是什么东西？中道就是讲道理，就是理性，但是在特定的情景当中，理性是没有用的，讲道理是没有人听的。这个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不是你讲的道理，政治是讲力量、讲实力的，如果社会有走向极端趋势的危险的话，我觉得一方面要坚持讲道理，知识分子必须讲道理。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力量来对抗极端，这就要求反极端的中道理性的社会力量要能够迅速的集结起来，要站出来，起实际的作用，去实际的推动。抽象的讲道理我认为没有多大的意义，必须二者并存。
第四、刚才很多朋友谈到合法性的问题，萧教授反复讲到第三阶段应该是发展公民社会的阶段，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现政权的合法性首先是来自于传统的丛林哲学，就是比拳头大，打天下、坐天下，这种合法性到现在已经变了，没有谁再会去认可他。然后他认为的合法性，不是客观性的合法性，而是他自己认为的新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增长。但是这个经济增长现在也走到尽头了，因为经济发展都是有周期的。那么前面两个合法性，实际上他们自己认为的合法性都是不存在的。
公民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开始启动公民社会进程，即意味中国开始进入训政阶段。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标准的公民社会，而是一种非典型的公民社会，我们中国特有的，而且刚在起步当中、在动态变化过程当中。用西方标准看中国确实很难说有什么公民社会。但是如果用中国的视角、本土的视角度来看，中国确实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的主要意义首先在于训政。
两方面的训政：一个方面是对公民自己的训练，这个我完全同意萧教授的意见，中国的民间社会没有那种克制、妥协、谈判、对话、协商这种种训练，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公民社会。这个训练只能通过公民社会的进程求得，没有这样的进程就没有这样的训练，就没有这种自组织、自治的经验，这是一个方面的训政。更重要的训政在于，用公民社会的力量对政府进行训政，训政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实际上还可以打一个比方，这个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政府跟人民之间有很多的条约，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法规、法律。这些往往是不平等的，我们都知道它们都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而且精神实质上都是违宪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用推翻、打倒的办法，而是用公民社会的进程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就是一个个地把不平等的条约废除，废除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同时，重新定一个政府跟人民的契约，我们认为正常的、平等的契约，这才是真正的训政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建立、重新赋予公民权利，即公民自己争回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公民的自我赋权，确定政权的权力边界，在确认公民权利的前提下重新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当然这个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结果，一个渐进地通向宪政的过程。这就是我理解的中道理性。
最后再补充一点，我们讲中道理性，我刚才觉得荣剑老师的提醒非常重要，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个立场，但是我是评论员，也就是我的话语是公共的话语，我不是学术的话语。在公共话语意义上的中道理性，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不能站在给体制帮忙的立场，如果站在一个给体制帮忙的立场，这是对中道理性本身的解构，会让中道理性的空间急剧压缩。第一体制不会买你的帐，第二因为你是帮体制的，你会整个丧失民间道义的优势。所以我想中道理性可能要更多的偏向民间的这样一种中道理性，谢谢大家。
刘苏里：谢谢笑蜀。笑蜀发言的最后一句话，终于说出来我最想听到的两个字，道义。因为你讲到“力量”时，我有点担心，现在力量加上道义就比较圆满了。还有，笑蜀也强调“中道”，从你发言中，我听出陈式中道理论（笑蜀本名陈敏），和萧式中道理论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关乎价值，就是整套说法的落脚点问题。好了，我们请王焱先生发言。
王炎
王焱：我跟功秦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90年代后大概只见过一两回面。功秦的观点影响最大的还是八十年代末期的“新权威主义”，现在看来，功秦的主张叫“新威权主义”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权威（autorité）与威权（puissance）是两个概念，含义不同。权威是在社会秩序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依赖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可以不令而行。而威权依靠的却是政治强力和暴力。威权当然也有力量，但是缺点就在于难于持久，老要动员大家都起来维稳才行。
“正当性”是个政治学概念，现在人说的很多，好多人以为是外来的，其实从古到今中国人一直都在讲这个东西。中国古人管这个叫“天与人归”。执政者怎么样就天与人归了呢？古人说要“上本道揆，中依法守，下理人情”。这是三个层次，依照“道揆”行事，我们就有了正当性（légitimité）；依照“法守”行事，我们就有了合法性（légalité），依照人情行事，我们就有了广泛的民意的基础。有了这三个东西，执政者就有了强大的统治基础。当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强力也不可少，需要的时候使用一下也未尝不可，比如闯价格关，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但是长期依赖这个东西，恐怕很难长治久安，很难将国家立于磐石之安的基础上。
改革初期，我们相信先富带后富，最终大家都共同富裕。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先富的过程中，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了，甚至成为刚性的了，还怎么重新分配这个利益呢？怎么让社会各个阶层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呢？当下中国其实是个多元的利益格局。每一个小官，甚至一个小小的村官，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别说大官了。这和八十年代改革初期不同，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所有的人都清楚，一个变动，一个改革措施，谁得到了什么，谁失去了什么，所有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都已经觉醒了，这就变成了一个改革的困境了。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现在已经没有了，大家都在一个“有知”的场域里游戏。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固守自己的利益不肯放手，政治正当性就被大量流失掉了。这恐怕也不是谁的主观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客观的政治社会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说的，后来法国学者FrancoisFuret又加以总结的，叫“贵族不可能，民主没希望”。这其实也是当代中国的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科层官僚体系中的官僚作为主体的改革。现在官僚阶层希望重建贵族的等级特权之治，让自家的权力与财富能够延续下去，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几次革命的大背景下，等级特权的正当性已经被革命摧毁了，根本无法也不可能重建，所以现在的很多官是裸官，准备捞够了钱就走掉。官员公布财产的事，炒了很多年也难以实现。但是要走向宪政法治与民主，利益集团、权贵集团见识有限，恐怕也不愿意。加之现在社会还是一个散沙社会，骤然实行民主有可能带来无序。
在这种情境下，一定程度上的多元主义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萧公权先生，他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论多元主义的。多元主义承认社会的多元利益格局，允许多元表述自身的利益与意志。我们去东亚其他国家一看，比如日本、韩国，到处都写着文教法人、财团法人，这是一种法团资本主义。这个法团的人格化代表起到了类似中古时期的贵族的功能。这种法团资本主义，就是多元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样的社会也比较稳定。我们看日本经济衰退了好多年了，但也还是很稳定。
功秦的这本书强调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我觉得主要是展现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理想路径。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一个通过稳健的渐进的改革，最终达到上层与下层、国内与国际上都能够肯认的那样一种社会政治秩序。但是问题恐怕不完全在于学术界是否能够勾画出理想的一条路径，而在于执政者能否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的限制，走出一条改革之路。
有的朋友从国外回来探亲说，现在怎么人人都谈政治，都在谈中国向何处去。这其实就是一种危机的征兆，我觉得问题还不完全像功秦兄说的，知识分子主观意志上是不是受激进主义裹挟。功秦的书里有一个新提法，叫“自由派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欠界定，不然的话就变成了“语词悖论”。即使是维权者，其实他们维权的依据，就是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法律，其实就是文明的器械和稳定社会的基石。要求实现法治的人，无论按照什么标准看，都是偏于保守的人，不能说成是激进主义，更不好说是民粹派。从长远看，偏爱官僚专断（abesoluministériel）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因为这就是法国革命的重要起因之一。哈佛大学的女政治学家斯考波尔（T.Skocpol）在考察了法国、俄国与中国的革命后认为，革命是发生的（happen），而不是制造的（make）。革命不是召唤出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按照列宁的说法，是上层下层的人都不愿意照旧那样生活了，既有的秩序就瓦解了。这一瓦解既不是学院中人也不是思想界造成的。
我觉得研究政治有几个层次，一种像政治哲学或者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比如你要是想当罗尔斯，你就去写一本《正义论》；还有一个层次是中层理论，可以上接政治哲学，下联政治实践，这和现实的关系密了一些；还有一个层次是行动者的世界。行动者他要维权，并不是受学院的影响，他自己有一套行动的逻辑。而且学院知识跟政治家的实践知识，其实当中也有很深的鸿沟。你的学院知识特别扎实，也不见得能够指导政治家的政治实践。奥克肖特有一个著名比喻，说政治家就像是在四顾茫茫、漆黑一片的大海上行船的人，没有月光没有星星，也没有罗盘。政治家就要决断到底往哪里走。这个知识不是书本上能教给你的。这要依赖于政治家的直觉、悟性。所以我觉得，应当是每个人认清自己的角色，你是研究政治哲学的，研究社会理论的，或者你是个行动者，每一种角色不同，应当如何也不同。学术界的人所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也许统治者不是没有改革的动力，但是形格势禁，可能是他改不动，是一种客观的困境。
功秦说他是谨慎乐观，尽管当下中国面临许多问题，但中国文明已经走过了好几千年，大饥荒、大动乱，也都走过来了，乐观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要说我们批判了那种左右激进主义就能解决问题，恐怕这只是我们一种主观的愿望。我的感想就这么多。
刘苏里：谢谢王焱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革命激进吗，当然激进。但激进，不是任何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人民革命的权利，是反抗权的极端表达，因此，革命也是一种人民表达权。人民表达权的天然合法性，不应被质疑。你没权利质疑。它是内在于人民存在本身的。革命的基本条件王炎刚才说了一个，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列宁谈到革命，还有一条，人民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前不久有人从海外跑过来胡说八道，说什么“计划外的革命”。革命就是革命。谁听说过计划内的革命了？有请伟东，他是从医院赶来参会的。
李伟东
李伟东：功秦兄我也认识20多年了，而且我们去年10月份在四川有一个长达三天的对话。跟功秦兄交流也是很多的，首先祝贺你的书出版，我跟笑蜀差不多是做评论，在微薄上有些碎片化的评论。你思想当中的一个基点我也同意，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要尽可能的中道、理性，在一个可能礼崩乐坏的年代，强调持中和稳妥转型。这个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本份。不可能说知识分子老去鼓动革命、造反和社会动乱，大家不会这样，你这个基本的感性的出发点我是认同的。但是你的理性出发点我有点质疑，这个理性出发点是说，为政府的再改革，呼吁社会理性，抛弃激进。我不知道给你这样定义这本书的中心意思对不对，就是为政府再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让左右两翼的激进尽可能的被弱化，给政府一个再改革的条件。我的质疑在于政府还要不要再改革，改革的呼声现在遍布网络，社会各界都在呼吁。但90以后我们就说改革没有了，大家都公认改革没有了。
现在一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而且越来越暴力，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我认为这不是左右两翼的激进主义带来的，而是政府的激进国家主义带来的。现在真正存在的是政府的激进的国家主义，或者叫极端的国家主义，或者说暴民是暴政的结果，谣言是谎言的结果，这才是那个问题根源。需要批评的是这个国家主义，国家不再这样功利主义好大喜功了，真正关注、尊重和改善民权了，激进主义就会退烧。
为什么左右两翼都在批评执政者？知识分子从左到右没有说当局好的，这才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格局下，出现了一些相信政府，认为它可以改革的说法，还是很难得的。
功秦兄有这样的期待，我们也有这样的期待。但社会变革有四种形式，一种叫做改良，改良是在现有的制度和体制上进行修补，改良是现有体系下，制度和体制双重基础上的某种修补，比如说1976年的那一场政变，什么体制都没改，还在坚持十大项目、计划经济，还在坚持那些极端的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把阴谋集团推倒了，上来之后做了某些修改，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这只能是一个改良，虽然社会动作很大，但也是大规模的改良。什么叫改革？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后，城乡开始的体制转轨，从计划到市场，但是这些年真正转过来的，我认为是从一个统治经济或者是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经济转向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实际运行轨迹。口头上说叫做从计划到市场，不管怎么样这个经济制度转轨了，体制转轨了这叫改革，好坏先不说，反正它是改革。还有一种形式叫造反，什么叫造反？就差不多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打碎重建，把一个现有的制度统统破坏掉，现有的权力结构破坏掉，然后换一个好皇帝，这是一个打碎的过程，是一个造反的过程，毛泽东领导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他恢复了秦始皇式的中央帝制的结构，虽然他名义上没有宣布自己是皇帝，而且在两千年回光返照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恢复了皇权，而且把皇权累加到了神权，就是1966年以后，皇权和神权全集于一身了。这是第三种形式，刚才我说的改良、改革、造反。
接下来是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是制度转轨，一定要换制度，原来是集权体制，现在变民主体制，这才叫革命，或者从一个民主体制，返回到一个皇帝体制，这也叫革命，把一个整个制度都改了。
在这四种过程当中，所谓的改革一般来说是由上而下发动的一个体制转轨，90年以后就没有了。你为何认为今天还会有？还会有的基点是什么？我还没怎么读这本书，也可能你里面说了，我没有看所以我枉加评论。但是从我们的观察上说，改革不再的原因是因为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现有的利益集团是他们非常满意的格局，为什么还要改？
我的最后一段话就是，中国发生一定烈度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个革命不是你愿意不愿意，或者谁鼓动的，都不是，它是一个历史的趋势使然，当权者自己走到了死胡同，今年的情况叫政治死胡同碰上了经济拐点，或者叫经济拐点遇到了今年的政治死胡同，找不出一条出路。沿着维稳、极端暴力统治的路子走下去，可能激起社会的民变以及政权内部激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处在一个高危时期，这个时期的革命很可能是由上到下互动结合的，左右两翼都参与的一个混乱的过程，这个混乱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一定要走到这个混乱的状况也没有办法，只好混乱之后，我们清醒的知识分子在，想办法组建一个公民社会，可能没有别的路可走。当然，主动促改，象功秦兄这样，仍然是需要持续努力的，我乐见其成。
华生
华生：我就觉得萧教授难怪要写出一本书，刚才我讲实际上主要是如何，如果说改革已经死了，现在就研究革命，怎么革命，我也不反对，你们就研究革命，别研究改革，改革都死了。宣布改革死了，我要提醒一句，1990年当时我还在海外，那个时候都说改革死了，彻底的死了，那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萧教授的，中国这30年的变化，纵评、衡评都是伟大的，这个你要给人家否认的，你说你代表多数人代表不了，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实际上我理解萧教授想说的是什么呢？刚才列举的东西都存在，所谓像这样的一个，从集权体制过来的，他有旧的东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里面有不干净的地方、肮脏的地方，有四世同堂，这是必然的，根本不用去列举，一定会有。如果你要不接受这个，你一开始就去搞革命去，这是必然的一个东西。
现在萧教授里面暗含的是什么意思呢？尽管有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往前走，它可能比现在用一个劣质的民主来替代它要好得多。我理解他是这个含义，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个地方要做很多的分析，就是为什么尽管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是比一个劣质的民主还要强，这个里面他也说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我做这个工作我是相信他说的，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上，从这样一个转变比一个动乱和动乱之后的民主要强。因此我就想加大这个转变成功的可能性去研究如何。因为你做的不好，就像萧教授说的，你都是康有为那样，在100年前全都穿西装是非等着革命不可。首先我们判断，现在这个天不一定是他的，所有补天都是徒劳的，那我们做的工作纯粹是浪费。我赞成萧教授讲的这个，我也是这个判断，就是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上，这种转变比动乱和劣质的民主要强，而且尽管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困难，这个可能性存在，因此就有工作可做，如果我们做好了，就有可能实现这个途径，所以我把重点放在在如何做。
我们去列举这个不好，那个坏，这个东西你不说，逻辑里面全有这个东西，但是怎么办？这个里面实际上暗含着，所有这些结果你已经在朝激进主义去。我最反对的是，你那个逻辑是激进主义的，你干的事情实际上挺胆小，什么都没干，你这个逻辑跟行为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不是鼓励你这么干，我从来是反对这么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更要回到怎么能够推进这个问题上面。因为你现在看，包括在政府里面的人，这不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当年正好分路了，一些人都是我们的同学，想法都差不多，有的人进了政府，有的走的挺好，有的人走的不一样。从下一届开始，实际上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一代人，下乡、文革、改革开放，接受的信息是差不多的，我的信息不在于任何一个人，实际上中国社会将来一定要改变，最主要也是说实际上他这个时代在变成了，这也是整个30年改革最大的功绩，最大的功绩就是把社会给改变了。
刚才讲的合法性，合法性的危机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个不用说，但是差异在这个地方，合法性是有危机，那么现在这个怎么办？在对策、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能看到包括在体制里面，甚至在很上层的人，他的想法某种意义上如果在目标上跟你没有什么区别。你看从某些人的讲话，那么呼吁政治改革，但是你怎么推动他，所以我倒倾向于我们能够研究问题，研究的更扎实一些，我们真正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走，如果我们在这只是重复这些现象，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因为你最后不起多大的作用。
而反过来，所有这些罗列，包括在媒体上、微博上，你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极端主义跟激进主义，因为很多人没有这么深刻的思考，你把他们煽起来了，煽起来最后的结果你的判断就是这样的，是说动乱加动乱以后，我们重新来收拾这个弱智的民主，或者你说中国人怎么是弱智，那可能就是最强的民族，如果是那个，你就开始干了。
李伟东：我是体改委出来的，所以我多年是支持改革的。
刘苏里：谢谢伟东。华生先生有事先走一步。抱歉伟东，来不及谈听你发言的体会了。黄先生要赶飞机，原本是想请他最后发言。我提前把话筒递给他。有请黄宝忠先生。
黄宝忠
黄宝忠：各位老师很抱歉，因为我是六点半的飞机，我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在杭州这种场合是做不到的。我虽然做了那么多年出版，我觉得今天确实是一个思想的盛宴，也让我得益不少。我在这里有表示一下感谢，首先感谢萧老师把这本书放到我们这里，我们之间的沟通也比较充分，我就不讲了。第二个感谢共识网的周总，我们能跟你一起来合办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讨论会，作为一个新媒体跟传统媒体的融合，我们要发扬的思想、主张肯定是要放大。事实上更多的是您在这里做工作，包括汉唐阳光，我们事实上也是做一些比较认真的编辑。第三个感谢各位，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聚集在这里，同时作为我来说，虽然我是60年代末的，比较起各位确实是小字辈。
浙江大学出版社是一级出版社，在推动社会的文化建设，或者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我们也是不遗余力的。我自己本人也是一直在校园里面，我也非常渴望能够为社会的建设尽自己的一个本分，虽然我的学问、学术确实跟大家相差太远。在这里我也表个态，我们也希望各位老师能够通过汉唐阳光这个窗口跟我们一起合作，同时我们也希望你们到杭州的时候，一定要联系我。
同时我们浙大出版社这几年在传承文化，跟推进人类文明的一些进步思想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前者我们主要聚集了全球宋画、元画、历代绘画大系。用最尖端的技术把它制作完成，现在宋画全集已经制作完成，明年出版元画全集，接下来可能是历代绘画大系，这设计到经济的一个投入成本，把遗留全球的各个珍惜的画都全部高保存的重新拍摄。
另外我们也在启动中华礼赞，把中国传统文明的礼学，可能初期有三百多种。另外我们也在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英格兰启蒙运动这个系列来，作为我们中国的一种思想资源，也希望各位在座的老师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希望你们在丹桂飘香、春暖花开的季节能够到杭州来，谢谢各位。
刘苏里：谢谢黄先生。浙大社这几年“狂飙突进”，出了许多好的学术思想类图书，读书人受益良多。下面请卫平发言。
崔卫平
崔卫平：这是我第一次比较集中读功秦兄的东西，关于这本书我说几句。
第一，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作者有深厚的历史感，他在行文当中不停地把我们拉回30年甚至更早时期走过的不同阶段，检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他的头脑又是开放的，他个人创造了一些表述，读起来富有活力。
第二，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社会矛盾的总结概括是有力量的，在揭示矛盾的尖锐性方面是直截了当的，不推诿的，而且在于书中孜孜不倦地在讨论怎么办的问题，通过什么途径来解决问题。人人都知道问题存在，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等到回答“怎么办”时，就会有许多阻碍，思路不畅或者其他不畅。书中提到的防止“左”、“右”两种极端主义的途径，“绝对平均主义”和“一人一票”，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同样没有足够的讨论空间。而功秦兄的这本“问路”的书，再次把人们带到解决问题的维度上来。你可以不同意作者具体的看法建议，但是你可以拿着这本书与人讨论，继续问路。
第三，这是一本负责任的书。作者将自己的看法称之为“新权威主义”也好，“新保守主义”也好，无论如何，作者是有一个宪政民主的前景，而不是没有。他是在设想如何到达这个前景，而不是认为可以原地踏步了。孙立平他们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研究报告里指出，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后来却发展为光摸石头，不过河了，拿掉了阶段论，拿掉了民主宪政的那个愿景。
当然，这个愿景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是意见一致的，这些都是问题。很可能，对于某些人是成立的，对于另外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不具备的。你硬要按上去，让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民主宪政对接，恐怕也不行。去年这个时候温家宝先生在纪念深圳特区三十周年时，提到要将“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限制”作为主要矛盾，在提民主时，用的是“民主权利”而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宪政民主的思路。
包括其中提倡中道理性的诉求，应该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在知识分子中也会获得相当认同，尽管对于中道理性的具体理解也许有差异。
但是有两个方面，需要提出来就教。
第一，作者所要保守和加以延续的那种力量本身，便是一种激进的东西，不
仅在历史上是如此，在当下也是如此。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这种发展主义，唯发展论，是很极端的一种东西。极端GDP主义、极端的利益主义，不见有中道理性的。你看看，千年的村庄，万年的江河，说毁就毁了，毁于一旦，
在另外一个方面——维稳方面，也是走得挺远的。“维稳”中有过去“阶级斗争”的思路，敌我矛盾的思路，不同在于阶级斗争是对“地富反坏右”，目标很明确，而维稳可能把任何一个人，都当作潜在的敌人，随时随地都会发展新的不同的对立面。今天上午我们在微博上转一个好玩的帖子，是某个地方上的大标语，叫做“坚决打赢党的十八大保卫战”。猜猜网友怎么跟帖？许多人说“被敌人了”。他怎么可以想象自己正处于四面受敌的状态呢？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这个年代就是一个维稳的年代。就像我们称呼大饥荒年代、文革年代一样，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维稳年代。维稳是这个年代最大的特色。这个东西，能够成为功秦兄所说的平稳过渡的杠杆，推进社会朝向现实民主的前景，这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比较功秦兄说的“左”和“右”两种激进主义，这个才是更为激进或者极端的。起码，这是现实的激进主义，而作者担心的那还是潜在的激进。现实的问题是不是更加危险和需要关注？刚才大家也不断谈到，民间的所谓激进力量，到底是问题的表征还是本质，是事情的结果还是原因
实际上，作者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简单化的趋势。尤其是对自由派，其实自由派这两年做的主要的工作，比如一再强调司法独立、新闻监督、公示财产，而不仅仅是一人一票。包括议会民主都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第二，我想质疑的是，作者所说的公民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登记的各种法团。
国家仍然保持对于它们的优势，同时在国家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有一个缓冲的地带。这个前景不让人乐观。如果是官方领导下的法团主义，那现在作协、文联各种群众组织，以及不止一个民主党派，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新弄出来的，就会有意义呢？
无论如何，公民社会应该具有独立的含义，独立的公民社会，或者干脆说独立的社会。这两年我甚至愿意放弃“公民社会”的提法，直接提“社会”或“社会发育”，这样更具有普遍性。
只有能够对于权力形成制约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考虑问题应该从这个出发点才有意义。那么，独立的社会、独立的舆论、独立的大学，司法独立，才有可能对缺少约束的当今权力形成制约。这个独立的社会，也可以说是“平行社会”，它并不想要取代权力，推翻权力，而是与权力相平行，形成监督权力的力量。
刘苏里：谢谢卫平。时间紧，我不多说了。卫平后半部分发言，我觉得很重要。全喜，该你了。请高全喜先生发言。
（待续）
爱思想2012-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