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他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来同化知识分子，来消灭精神贵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有两大起因：近，起因于建国初的权力分配；远，则起因于知识分子天然具有的政治性格——“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体制外生存状态。
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解释的：“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引者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份就范。”
“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解释，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否认。如果撇开非学术因素，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范说基本准确。
毛泽东为整肃知识分子向斯大林问计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有其独特立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词典中，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在六十年代之前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则有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有三个资产阶级：经济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以及权力层次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换言之，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战争年代，固然需要最大限度地争取知识分子，在文化界、教育界组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对垒。但即便在那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前途也并非没有特殊安排。1998年第1 期《百年潮》杂志披露，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曾在致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如此描绘他的建国方案：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而毛泽东所说的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政党，当然主要指以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没有得到斯大林认可。斯大林复电称：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但即使在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之后，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即与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毛泽东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稍后，毛泽东在同苏方联络员的一次会谈中，仍把“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列为他密访苏联时与斯大林商谈的首要问题。
由于斯大林反对，取消民主党派的主张最终未能实现；但毛泽东在1947年10月27日即已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张，即“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主张，却还没有等到“打倒蒋介石”，便立即付诸实施。1948年初，郭沫若发表了他的一篇名作：《斥反动文艺》，抨击“反动文艺”的三个代表人物：沈从文、朱光潜、肖乾。邵荃麟等左翼作家也在这时拍马上阵，把沈从文、朱光潜、肖乾连在一起批判：当奴才们愈感觉到自己的没落的恐惧，他们便愈想找寻一些面幕来掩遮自己的残怯，和更进一步的欺骗人民。……大公报在唱它的“祥和之气”（这里是指沈从文，沈当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引者注），肖乾在唱他的“人权与人道”，现在朱光潜又在喊他的什么“清醒，和爱与沉毅”。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说明他们已经到了没落的边缘，企图在念经拜佛中间，来酝酿更残忍的杀机！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撕毁这一切纸糊的面幕，让他们一切凶残，怯懦，阴险，狠毒的面孔显露出来。
如今谈到这些批判，往往归结于个人恩怨。不排除个人恩怨所起的作用，但个人恩怨肯定不是导致这些批判的决定性因素。参与过这些批判的美学家蔡仪晚年坦陈，他当时写作批判朱光潜的长文，“是当时上海部份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组所要求写的，并在学习会上讨论过的。”蔡仪1926年加入共青团，1945年加入共产党，曾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委员会”做宣传工作。他这里所讲的“上海部份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下党组织。换句话说，郭沫若、邵荃麟等人对朱光潜等“反动文艺”作家的批判，主要还是职务行为；这些批判是毛泽东从政治上打击“自由资产阶级”的战略部署的一部份，真实目的是“杀鸡儆猴”，给“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
可见，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即便在建国前，在需要共同奋斗时，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过被看作同路人，时机一到便要分道扬镳。但时机总是不到，以至于建国初的政府组织形式，必须是多党联合政府。这无疑有利观瞻，如李普所云，“当时到处听得到人们赞叹不已，共产党了不起，她千辛万苦团结人民打下了江山，又真心诚意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治理。”盛况确实空前，但究其实，多党联合政府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非但没能如愿取消，反而扩大了活动空间，这在执政党内部必不可免地要遭遇阻力。毛泽东为此向党内同志解释：房子大了，总得有点摆设，放几个花瓶。这番解释，多少流露出几分无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虽然名重一时，实际上处境尴尬。
民主党派的尴尬处境，毛泽东和柳亚子之间的一段诗词唱和早有预告。1949年3 月28日，柳亚子诗呈毛泽东：“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欢。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因心有不平而打算飘然归隐之意，不问可知。这首诗，现在有人多方解释，说柳亚子仅仅就事论事，并无非份之想，并非“自恃功高”“向毛主席伸手要官做，向人民要待遇”。这样解释固然正确，但柳亚子的本意未必为另一方理解，另一方未必不曾推断柳亚子确有“非份之想”。事实上，1957年之后，“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释义甚嚣尘上，却从来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否定。在另一方看来，问题不单在柳亚子个人，柳亚子此举，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思潮，那便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胜局已定、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即将揭幕之时，“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一个月后毛泽东写就《七律。答柳亚子》，进行了委婉的劝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实际上也是对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个委婉的劝慰。
“文武之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起因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隐忧，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直接起因。这就是说，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仅“务虚”，更是为了务实——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当时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终极解释。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完全不构成现实危险。纯就理论层面来看，批判确乎无的放失。这时抓住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大做文章，当然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需要、理论上的兴趣，而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文”“武”之争。
这场“文”“武”之争，自有来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曾经流行着一种观点，即“并肩打天下”。一方面，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承认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单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舆论上的失败、道义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换言之，是“文”“武”两方面的失败。在战场上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在舆论上，在道义上，则是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打败的，被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打败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以大无畏的精神，彻底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彻底剥掉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而民心向背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所以，国民党统治的倾覆，不是一党一派之力，不是一党一派之功，而是共产党和爱好和平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并肩奋斗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之根深蒂固，以至于几十年后，民盟领导人费孝通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这一点据说亦为蒋介石认可——逃离大陆前，蒋介石曾不无沉痛地对部属讲：国民党在军事上是输给了共产党，而在舆论上则是输给了民主党派。
“并肩打天下”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事实是一回事，现实的政治需要是另一回事。多党联合政府本来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其过渡性质却没有明确认识，在他们看来，多党联合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天下是大家打的，当然应该大家坐天下。“并肩打天下”之说因此与多党联合政府的过渡性质相矛盾。本来就担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这种情况下“并肩打天下”的流行，等于雪上加霜，加深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原来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疑忌。电影《武训传》在此时问世，刚好起了一个导火线的作用。电影《武训传》的主题是宣扬文化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巨大推动作用，对所谓“文武之争”已经非常敏感的最高决策者不能不为之侧目，最令最高决策者侧目的则是兴学的武训和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下面的几段对话：
“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占领过堂邑、寿张、阳谷等县城的山东贫民首领王伦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
难怪毛泽东看了《武训传》要勃然大怒，下令：
“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
一场“文武之争”，就这样摆到了桌面上。
最早把“文武之争”摆到桌面上来的是胡绳。1951年6 月，胡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上发表《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文章特别强调《武训传》中这样一段对话：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对兴学的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文章指出：“这种‘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评论者的附和。说的最明白的是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长之的文章。他说：”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长之的文章又说，电影中是’批判了武训兴学的革命意义之限制性，让人觉得只有二者合起来，再加上正确的领导，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国今天这样子。‘这就是说，’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这位作者如此热心地表扬武训，显然正是为了想说明，甚至在造成’中国今天这样子‘的革命中，武训式的人也是和武装起义的群众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在这里，胡绳很明确地把《武训传》中”一文一武“的分野和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文武之争“联系了起来，很直接地提示读者：《武训传》作者及其歌颂者，不过是借《武训传》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即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而在胡绳看来，”文“当然无”功“可言，当然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现在，事实上，中国旧时代中的一切教育救国论都已经宣告破产，中国人民的解放已经通过人民大革命而胜利，到这时候，如果还以为只靠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解放人民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那真是白日做梦了。“同期《学习》杂志发表的署名”郑昌“的文章”从《武训传》讨论里应该学到什么？“，持有和胡绳相似的判断。文章斥责《武训传》”把一个投降了反动统治的奴颜婢膝的小丑——武训，描写成为革命者。把那种根本不联系政治斗争，根本不损害封建统治任何一点东西的所谓’行乞兴学‘，与领导武装斗争的周大的行动等同起来，称之为’一文一武‘。“文章并更进一步，指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文一武“并列，而且对”一文一武“明显地厚此薄彼——”通过这’一文‘的口辱骂农民战争为只会杀人，那’一武‘居然被骂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写那’一武‘的行为毫无结果，这’一文‘却干成了据说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把农民战争的内容与作用归结成为仅仅一个字：“杀’。（他借周大的口说：”咱们就只有杀！‘）他把几个领导过农民战争的领袖李自成、王伦与洪秀全，诬蔑成为’杀人魔王‘，而其结果是’败的败，擒的擒‘，’杀，又有多大的用处‘。相反的，一个得到靠屠杀’捻党‘起家的山东巡抚张曜的支持的武训，一个反对农民战争的武训，却被描写成为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人。“
后来发表的批判文章，在“一文一武”问题上更是纠缠不休，极尽渲染之能事。
众所周知，《武训传》批判并非自发，而是最高决策者精心指挥的政治战役。胡绳杨耳之文，实质上反映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图，反映了“文”“武”分野的几个小镜头对最高决策者形成了怎样的强刺激。“文”“武”之争便在事实上构成了《武训传》批判的主题。在最高决策者眼里，《武训传》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用深谙天机的杨耳的原话讲，是“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换句话说，是“文”向“武”挑战，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向执政党挑战。《武训传》中“文”“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代表了现实中“文”“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毛泽东向来以“农民革命斗争”的继承者为中共和自己定位，在他看来，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则是武训的继承者。对武训的褒扬，也就等于是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自吹自擂”；对太平军和洪秀全的种种批评，诸如“杀人魔王”的批评，洪秀全登了宝座就忘记穷人的批评，莫不构成对中共和毛泽东本人“恶毒的污蔑咒诅”。换言之，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要借《武训传》抬高自己，贬低中共，借《武训传》与中共争功，把自己摆在和中共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武训传》的问世因此是一个明显的徵兆，即“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之后，不满足于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满足于新政权对他们的“照顾性”安排，自命不凡，得陇望蜀，向中共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毛泽东不可能对这种“挑战”掉以轻心。梁漱溟为张东荪向毛泽东求情时，毛泽东答称：“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这样回答完全是出于策略，即显示对自己的力量的充份自信和对“秀才文人”的不屑，借此警告“秀才文人”不要造反，造反成不了气候。
实际上，毛泽东从来不曾低估“秀才文人”政治上的能量。毛泽东再清楚不过，中共起家靠“笔杆子”；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斗争中，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摧枯拉朽。所以毛泽东一向看重“笔杆子”，在事实上把“笔杆子”放在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打天下需要“笔杆子”，坐天下更必须控制“笔杆子”。所以毛泽东一向不相信有什么“纯艺术”、“纯学术”、“纯文化”，一向把文化艺术的政治功能强化到极致，而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说。在毛泽东看来，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远比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可怕。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好对付，一夜之间就可以将私有财产充公，把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整个地消灭掉。但有政权有军队，不见得能够对付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无形的即思想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不像有形的即物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那样容易没收，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其生命力也就异乎寻常地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问题还在于，毛泽东认为经济上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管理者地位，党政干部完全可以取代，新政权对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在人力资源上也就不存在什么依赖性。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则不然，大量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短期造就，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无从取代，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因此还有其广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客观形势却是卧榻之侧只能让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这头“猛虎”鼾睡。毛泽东怎能不忧心如焚。建国头八年中，毛泽东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意识形态方面，以至于建国头八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历次重要的政治批判，无一不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无一不是毛泽东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独运匠心。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只是在经过反右，似乎知识界精英已一网打尽时，毛泽东这才认为意识形态方面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暂告段落，而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领域，去策划他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了。《武训传》的问世，刚好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尤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枕戈待旦。这种情况下，“文”向“武”挑战，“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自然要被毛泽东视作“严重的政治斗争”，自然要予以迎头痛击。
《武训传》批判判定了自由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命运
“文”“武”之争，缘起于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狂妄”，即“自恃功高”。必须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功可恃，才能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因此鸣锣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也就是不言而喻了。如前所述，甚至于曾被中共尊为“圣人”的陶行知也不能幸免——“1916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北奔走，提倡平民教育。正当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换言之，陶行知企图绕开阶级斗争，绕开暴力革命，仅仅用教育、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须经过阶级斗争，采取革命手段才成。”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并非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是华山天险一条路——只有中共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人民革命事业”，才是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与此没有直接联系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都是歧途。这点钱俊瑞讲得最透彻。钱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一个致命问题：“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这段话的潜台词是：不去归附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偏偏钟情于国统区的什么“育才学校”，这种人生路向本身就是荒唐的。“圣人”陶行知尚且如此，和陶行知一样在国统区毕生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的自由知识分子何能例外。无怪乎冯友兰要在自我检讨《关于〈武训传〉笔谈》中说：“如果各大学的教授及各工厂的工程师，都算是人才的话，在解放以前，他们确是大部份集中在蒋管区底几个大都会里。这件事实，就助长了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这一方面说，这些学术或教育工作者底错误比武训又更大了。”可见，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主要是与“自恃有功”而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的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论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归功于“武装起义的群众”；论证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非但无寸功可言，反而有过乃至有罪，决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这层意图，《武训传》批判丝毫不曾掩饰——批判者花费了大量笔墨，驳斥《武训传》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恶毒的污蔑咒诅”，强调“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改良主义”则起着相反的作用，实际上是阻碍历史发展的绊脚石。钱俊瑞就在“改良派为反动派撑腰”的标题之下这样说：
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各种各色的改良派在“超政治”“超阶级”的幌子下所曾真实地实现了的政治任务和阶级任务。这也就是一切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确的阶级烙印（1951年8 月27日《人民日报》）。
钱俊瑞在这里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似乎有三种人生路向，一是归附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一是走“中间道路”——实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是充作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鹰犬。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中间道路本来就没有，所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有两种人生路向：要么归附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要么游离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之外，或主动投靠反动派，或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换句话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需要文化创造、文化积累，不需要经济建设，只需要中共领导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斗争，只有这种事业才是正当的。而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这种唯一正当的事业——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阶层，参加“人民革命事业”和主动投靠反动派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走“中间道路”，绝大多数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所以，就总体而言，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罪的阶层，其基本历史应予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如冯友兰所说，只要不投奔解放区而留在国统区，就是“助长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比武训的错误更大。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毕生奋斗的事业就这样几乎被全盘抹杀，自命为功臣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经过《武训传》批判，在政治上成了十足的破落户。他们非但没有资格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非但没有资格伸手要官做，要待遇；反而不能不站在被告的位置上，站在罪人的位置上。必须认罪忏悔，脱胎换骨，才能为新社会所谅解、所接受。
《武训传》批判已经判定了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武”之争落幕。《武训传》批判对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定性，是一面之词。既是一面之词，决策者当然就有理由担心不足以服人——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未必信服，更要紧的是公众也未必信服：须知，中国人向来讲什么“天地君亲师”，这里的“师”，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维持数千年之久，在民间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把知识分子从高高的云端打落在地，不管政治演绎如何头头是道，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合法性总嫌不够。尘埃尚未落定，同志仍须努力。因此需要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来补课。让知识分子自己站出来讲话，让知识分子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忏悔，用他们的现身说法，来说明《武训传》批判所作的定性确乎客观公正而非偏颇的一面之词。就此而言，《武训传》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整体——《武训传》批判是“宣判”，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则是“供认不讳”。一正一反，一上一下，互为呼应。但还不能仅仅用补课解释思想改造运动。
依据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一边
建国初的“文”“武”之争，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张狂”暴露无遗，从而凸现了一个更深层在当道诸公看来也是更致命的问题，即知识分子传统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能否与新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容的问题。这一点，当时一些权威人士已经论及。教育部负责人钱俊瑞在1952年6 月9 日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在“人民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必须是亲密的”这一命题之下，钱俊瑞告诫教育界：在旧中国，办学的人对于反动政府抱对立态度，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是有理由的，因此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反动统治的工具。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被打倒，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情况完全变了，如果办学的人还是这一套老想法，与政府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甚至抱对抗态度，那就错了。在旧中国，政府压迫学校，学校反抗政府；现在则应该拥政爱民，就是说，学校应该拥护人民的政府，政府应该爱护人民的学校（《新华月报》第3 卷第2 期）。
这段话，已经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在“文”“武”关系问题上的不自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的这一诗句，是对知识分子政治性格的最好写照。正如萨伊德所承认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他们“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之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平和、宽容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和做法。”知识分子的这些“老一套”会不会带到新社会来，是当道诸公深为忧虑的。钱俊瑞的上段论述，则是这种忧虑最好的表白。事实上这种忧虑一直没能消除，以至到反右之后，上海《文汇报》仍要辟专栏讨论：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不满现实？毛泽东一直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如此定性当然主要不是从学理角度，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换句话说，不是依据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而是依据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一边。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性格，用思想改造运动中流行的词汇来说，叫做“自负”。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就曾直白地指出：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是这次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首要任务。而这样说也并不是《人民日报》的发明。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断言“自负”是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大毛病。1951年12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当时地位介于政治和学术之间的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作了《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的演讲。在演讲中对周恩来所说的知识分子“自负”的毛病详加发挥，说：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思想上有许多毛病，其中最普通的一种病，周总理很客气，叫做知识分子的‘自负’。我们彼此不必客气，老实叫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种病，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轻重程度极不一样。不过不生这个病的人是极少的。魏文帝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可见古代一直到现在，读书人都要生这种病，高级知识分子也许生这个病更厉害些。生这个病的原因，是思想方法有毛病，夸大自己的长处，抹煞自己的短处；反之，夸大别人的短处，抹煞别人的长处。’自己好，别人不好‘就是这个毛病的公式。这种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根源在于个人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一定自命不凡，甚至自封为’老子天下第一‘或’名列天下前茅‘，那还有别人的地位呢？这个毛病如果不去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学不进去的。我不是说他们不读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我说的是非工人阶级立场的人，读工人阶级的书，好比歪嘴和尚念经，念一句，歪一句，念得愈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毛病愈沉重，也就歪得愈厉害，几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1952年1 月6 日《光明日报》，下同）。
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在当道诸公看来，成了对于正统的解构力量，成了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不改变，即便向知识分子大力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只会徒劳无功——知识分子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学理对待，而不是当作别的。当作学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势必又要倚重个人体验，又要用上一整套“证伪”程序。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允许存在个人诠释、不允许证伪的。范文澜说，“自负”毛病没改变的知识分子读马列的书等于歪嘴和尚念经，原由就在这里。“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决定一切。“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习惯并陶醉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习惯并陶醉于体制外生活，习惯并陶醉于在体制外自以为是、指手画脚。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方法是把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不仅在人身上是体制内，即逐步取缔民间报刊、民间学校和一切具有民间形态的科学文化机构，使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生存空间，而不得不接受安排，进入各“单位”，成为国家雇员，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份。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份，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讲，叫做“屁股坐在哪一边”。当时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证知识分子必须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一边”。华岗在《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断言：“抱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最欢喜高唱‘超阶级’、‘超政治’、‘纯科学’和‘纯学术’的论调，实际上都是透顶的虚伪，或者简直是透顶的荒唐。因为学校本身就是国家组织的一部份，教育制度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教育工作根本就是政治任务。封建阶级的教育必须给封建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教育必须给资产阶级服务，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则必须为工农人民大众服务”（1952年2 月9 日《人民日报》），华岗着重理论阐述，范文澜则主要着眼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了，在中国，人民胜利的局面也已经确定了。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下决心自我改造，老老实实跟着工人阶级走，才是唯一的好道路。主观上还想保守或抵御都是徒然的，劳而无功的。至于反动阶级思想的影响，现在还残留着的，更必须迅速予以消灭，要对它实行专政。”
在思想意识上由体制外变为体制内，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基本内容
明确知识分子必须在思想意识上由体制外变为体制内，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基本内容。那么怎样才算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份呢？范文澜也有解说。他以四要四不要为“旧我”向“新我”转变的标志，四要四不要的第二项即为：“要人民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迫切需要什么，我就赶紧做什么——不要我爱什么就做什么，人民要不要听便。”正如《人民日报》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份官方媒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其实都代表官方，在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人民主要不是代表民间社会，主要不是代表江湖而是代表着庙堂。党和政府就代表了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党和政府其实是以人民化身出现。范文澜所说的一切唯人民之马首是瞻中的人民，自难例外。一切唯人民之马首是瞻，不过是一切唯政治之马首是瞻的同义词。
知识分子之所以偏爱体制外生存状态，导源于“自负”和由这种“自负”所派生的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要完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必须首先根除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由此构成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实际上也是整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首要任务。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一是政治上的，即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中有功可恃；再是精神上的，即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命，而傲视一切世俗权力——主要是政治权力。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也就从两方面着手——针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自负，清算知识分子“改良主义”的历史旧账；针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负，清算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后者，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报告已开端倪。在肯定知识分子有爱国心的同时，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存在着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种种影响；第二，都曾为旧社会服务过；第三，都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一部份人还受过封建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根’。”对这个权威定义，范文澜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有进一步阐释。他着重分析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这当然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负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
本来改造知识分子已经不容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自然更不容易。为什么叫做高级知识分子呢？一个学生进入高级学校苦学苦干，学会了高级的哲学、思想，知识和技术，经过若干次考试，高级学校的校长教授，认为这个学生够标准了，于是给他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承认他是高级的知识分子。这不是很好么？应该说是很好。可是这个高级学校是那个阶级办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就在这里。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级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在有关社会的学说上烙印打得更是十分显著。知识分子敢于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也就因为他自恃有这个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出身的家庭。我们知道，能进高级学校的人，他的家庭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在小资产阶级以上，无产者家里的子弟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进高级学校的，更不用说到外国留学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在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受的是中国外国反动阶级的教育，自己的职业收入，又过着比较富裕优越的生活。这样，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必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影响，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思想，不管多或少，反正不会一点也没有。归根一句话，知识分子都应该承认自己思想有毛病，不要讳疾忌医。
在政治上，知识分子非但无功可恃，反而有过乃至有罪；在文化血统上，更是如范文澜所说，只要是知识分子出身，无一例外都有“反动思想”的遗传；而且“反动思想”遗传的程度，是和知识程度的高低成正比的。愈是高级知识分子，“反动思想”的遗传基因愈浓厚。后来炮制的“知识愈多愈反动”，则不过是这个逻辑发展的必然。既有“原罪”，现实中更走上“改良主义”歧途，知识分子还有什么资格可以自负！还有什么资格以精神贵族自居而傲视政治权力！知识分子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认罪忏悔，用稍后几年的流行词汇来讲，叫做“向人民投降”。
这就很清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有两大起因。近，起因于建国初的权力分配，即所谓“文”“武”之争；远，则起因于知识分子天然具有的政治性格——“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体制外生存状态。就此而言，即便没有建国初所谓的“文”“武”之争，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及其体制外生存状态，同样注定了知识分子无法融入新的政治文化生态，因而同样注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性，建国初所谓的“文”“武”之争，则不过是把这样一场运动提前了。
在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可说是亘古未见的奇观——那些学术大师、文学大师、艺术大师，在社会上享有怎样崇高的声望啊！人们骂政治，骂金钱，但从没骂过知识界，从没有怀疑知识界的纯洁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强烈的敬畏心理，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在社会上声望更著。但现在，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都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个别知识精英的失足不足为怪，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精英，竟然有着那样“肮脏”、那样“丑陋”的“本来面目”，与公众评价截然相反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本来面目”据说并非外部强加，而是他们自己供认不讳的。这对知识分子传统形像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这对知识分子的自信力和自尊心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也就不难想象了。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必须努力赎罪，已经成了定论，无人质疑。但在此后一个时期中，知识分子仍享有优厚待遇，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可以拿高薪、乘小车、住洋楼，看戏坐前排。其实这并不矛盾。思想改造运动完成了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刚刚进入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等于进了金丝笼，享受华贵，是以牺牲在万里长空中自由徜徉的权利为代价的。正如王晓明先生所说，政治权力从此“能够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对一切置身于这个体制，却又勉力想做知识分子的人，造成极大的限制和诱惑”（《读书》1998年第10期）。知识分子从此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他们“有意无意地淡化原先的那一点真诚和义愤，放弃积极的思想活动，放弃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反右之后，中国知识界的领头羊郭沫若，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做社会主义的文化工人。知识分子的天马野性荡然无存，他们吟唱的不再是他们自己的曲调，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曲调，而只能学政治之舌，金丝笼生活已经习惯成自然。
可惜，连这样的金丝笼生活也无法持久。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建国初有过，反右之后继续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周恩来等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已经完成了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毛泽东则说否，即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体制外力量，仍然是政治上的异端——至少是潜在的异端。周恩来等坚持认为对转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应该维持优厚待遇；毛泽东则要打破金丝笼，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工厂，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所谓工农，主体其实是农民。因为工业并不发达的中国，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农民占绝大多数。毛泽东对农民是素质较为低下的一个人群有清醒认识，所以在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夜有过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一旦涉及知识分子问题，对农民素质有清醒认识的毛泽东，则又对农民素质估计极高。1942年，毛泽东已经公开宣称：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5 页）。
延安时代和毛泽东交往密切的王稼祥秘书师哲，则向后人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师哲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在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依然如此，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红墙内的秘书们》第184 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家艺术家大多是性情中人，兴之所至手舞足蹈，不问场合是否适宜，这实在再自然不过，毛泽东却为之勃然大怒，称为“流氓行径”，甚至由“他”而迁怒“他们”，由某个知识分子的大不敬联想到整个知识阶层的大不敬。可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自负”敏感到什么程度，厌恶到什么程度。
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同化知识分子，消灭精神贵族
无疑，毛泽东之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主要从政治大局着眼。但也不可否认，毛泽东对知识阶层极富情绪化的个人成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把握。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就学历而言，至多只能说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这就先天地把毛泽东摆在了和那些出身名门、学历极高的知识精英不对等的位置上。实际上毛泽东的学识不在某些知识精英之下。这种不公正在毛泽东的心灵上不会不留下印记。而在党内，毛泽东更是遭到自命为大知识分子的当权者——王明、博古等——赤裸裸的歧视和排挤，这段经历在毛泽东更是终生不忘。毛泽东对知识精英“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可说是铭心刻骨，所以，毛泽东不仅自视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者，也自视为知识界的反叛者；不仅要改造传统社会秩序，而且要改造整个知识界。而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这些故事，在周恩来身上则没有发生过。周恩来和知识精英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不存在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因而在面对知识精英时没有心理失衡，和知识精英比较容易沟通和理解。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也就比较宽容，仅仅要求他们进入国家体制。毛泽东不然，毛泽东不仅要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而且要更上一层楼——整个地消灭精神贵族。在毛泽东看来，虽然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很少接受正规教育乃至完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民，仍然比知识分子可爱得多——“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是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乾净。”（《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1 页）。不仅在感情上工人农民可爱得多，在知识程度上，工人农民也胜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虽然毛泽东本人也爱好“阳春白雪”的书法艺术，爱写“阳春白雪”的旧体诗词，他所提倡的却只是“下里巴”，社会上一切和精致、精美、优雅有关的精神活动，几乎都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批判乃至取缔。在大众化这面堂皇的旗帜下，整个社会的精神活动愈来愈趋于粗糙、粗浅，到了文革更是走向粗俗和粗野。精神贵族所赖以生存的那样一种文化生态事实上不存在了。这还不够，毛泽东还要打破金丝笼。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给知识分子金丝笼，等于确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等于确认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社会地位，等于助长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同时，金丝笼也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隔绝，不利于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因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从金丝笼中赶出去，赶到工厂、农村。就像把涓滴药液从试管排放到汪洋大海，被改造的当然不可能是汪洋大海，而只会是药液本身——药液很快就挥发了。实际上是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来同化知识分子，来消灭精神贵族。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在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歧，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其他方面的分歧一样，以毛泽东占尽上风而告解决。如此一来，已经进入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欲求金丝笼而不可得，等待着他们的只是牛棚。斯文至此真的是扫地了。
（摘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