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历史叙述，大体证明了本章开头的观点，即民国早期的议会实验，总体上不能算成功。虽然那一代人曾力图贯彻宪政的基本原则，且把它体现在早年民国的宪法（宪草）文件中，乃了不起的历史记录；但作为实践，宪政努力在早期民国基本是失败的，尤其在中央政府水平。试想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连中央财政都无法自足、永远债台高筑、且当政者不断换来换去的政府，一个各地“督军”各自为政、彼此征战不休的局面，怎么可能有国家整体性的宪政建设呢？可以说，南北分裂、共和框架内权威主义转型机会的丧失，注定了民初议会实验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那一代行动者，包括孙文、袁世凯，均难辞其咎。但我们也说过，民初之中国，乃转型刚刚开始之中国，乃过渡性之中国。那一代行动者的不成熟，有“过渡性”这个因素在。故民初议会实验遭遇的失败，乃是时代“过渡性”之产物，或结果。它并不意味着议会民主不适于中国，像后来中共所宣传的那样。它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更多的历史条件去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作为“规范的特殊”，这并不奇怪。
何止中国？世纪之交的世界其实也处在动荡、转型、整体过渡之中，借助内部的躁动和彼此间的战争，各国都在完成某种“重组”，各国（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亦在各自的背景下呈现出极不同的发展轨迹，经历过种种磨难甚至倒退。我们不妨简单做个比较，以证此言之不虚。
日本
日本1870年代开始自由民权运动，1881年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自由党），1890年帝国议会正式开张，从时间跨度看，大体早中国20年。而且，不同于衰败、分裂的中国，日本民权运动和宪政运动是在明治时代确立的实君立宪背景下展开的，又和亚洲版征服者野心的节节上升形成互动，这些均构成转型期日本政治理解上的特殊点。
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西乡隆盛战败自尽，木户孝允因内部分裂忧愤而死，1878年大久保利通亦被替西乡报仇的刺客诛杀，“明治三杰”时代结束，这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某种契机。福泽谕吉1879年作《民情一新》，强调人民要求向前是常态、是社会动力，政府要使国势一新，迟早必开设国会。“取得政权的人不能谋求永世不变，而要想到事情开始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交班，这正是为了避免长坐政权席上可能产生的弊端而所企望的。”(78) 其实，不但体制外的思想家看到这一点，体制内的“肉食者”也并不“鄙”，同样在“远谋”。1880年12月，体制内三位大佬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在大隈家同福泽谕吉会谈，想请福泽发行政府新闻，福泽本来有些疑虑而欲推辞，没想到井上正色而言曰：“国会绝对得设立，不设立不行”，“我并非完全反对萨长藩阀，但它不可能存在于任何时候，如硬要它存在下去，则政府的更迭难免使用刀枪。这是最可悲的局面，所以我们现在决心设立国会，而且毫无爱惜本身地位的念头。不管哪个政党进入政府，只要它得到多数民心的拥护，我们就一定把政府让给它。请按这种精神在这次办的报纸上正大光明地挥笔立论。”福泽听后非常感动，连称“没想到三位有这样的决心，真想高呼明治政府和日本国万岁万万岁”。(79)
1881年（明治十四年）10月12日，天皇发布《开设日本国会之敕谕》，称“朕嗣祖宗两千五百余年之鸿绪，振张中古解纽之乾纲，总揽大政之统一，又夙期建立立宪政体而为后世子孙可继之业。此前明治八年设元老院，十一年开设府县会，皆莫非由于渐次创基，循序进步之道。尔有众亦谅朕心。顾立国之体，国各殊宜，非常之事业，实不便轻举。我祖我宗，照临在上，扬遗烈，弘洪谟，变通古今，断然行之，责在朕躬。将期于明治二十三年，召议员，开国会，以成朕之初志。”(80) 这就是日本版九年预备立宪的由来，后来（1908年）清廷宣布的九年预备立宪不过仿效日本而已。明治天皇的“敕谕”同时强调：“朕惟人心偏进，时会竞速，浮言相动，竟遗大计。是宜当及今明徵谟训，公示于朝野臣民。若仍有故意争躁急，煽事变，有害国安者，当处以国典。”(81)
就在天皇敕谕发布后一周，日本自由党成立，有“日本卢梭”之誉的板垣退助当选总理。这个党的基础是正在开化中的农民及城市新兴职业阶层，特别是律师和新闻从业者。但该党只存在了3年，原因自然在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天皇敕谕既然明确“仍有故意争躁急，煽事变，有害国安者，当处以国典”，官府自会推出一系列法令限制集会和言论自由，同时掐断民党财源，分化他们的领导者。1885年后，民间政治活动又有重新高涨之势，政府在老军头山县有朋将军的领导下通过《治安法》，该法竟然允许警察以安全为由，把皇宫周边7公里范围内的嫌疑分子全部迁走，敢于反抗者格杀勿论。看来，明治时代的日本对内也有十分血腥的一面呢！而另一面，则是体制内加紧帝国宪法的起草步伐。就宪制选择言，当时的大隈、福泽倾向英式内阁制方案，伊藤、岩仓、井上更钟情于普鲁士宪法。伊藤1883年起亲赴欧洲考察各国宪制，其中有8个月在德奥度过，形成把强君主制度和议会制度相结合的基本构想。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公布、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正式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正是这个思路的产物。该宪法共7章76条，篇幅并不大，第一章第一条即明确“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五条“天皇依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第六条“天皇批准法律，命其公布及执行”，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其开会、闭会、停会及日本众议院之解散，皆以天皇之命行之”，第十一条“天皇统率陆海军”。(82) 显然，这是一部体现日本传统、又揉进某些西方元素的宪法。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议会由贵族院、众议院两院组成，而众议院议员经公选产生。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认为，“明治宪法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还是设立了对预算、法律有‘协赞’权的帝国议会。尽管对藩阀的领导者作了慎重的考虑和适当的安排，但还是慢慢地开辟了由藩阀政治进入政党政治的道路”；但升味准之辅同时指出，“由于统率权属于天皇，而保障了军部对内阁和帝国议会的自主性，这样的军部在本世纪30年代成了使政党政治凋落和天皇政治化的推动力”。(83)
不应忽略的一点是，在日本，民权主义者同样支持扩张，在这方面，所谓“民权派”和“国权派”并无根本区别。这是尚武的民族性和世纪转换之交日本所获得的巨大机会融合在一起的结果，实君立宪政体则为此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平台。事实上，即便板垣退助这样的民权领袖，当年也是征韩论的积极鼓吹者；福泽谕吉亦赞成日本应该和中国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虽然福泽的理由不同于一般的征服者论调，而有价值观层面的考量。(84)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是“天佑”，进一步激发了上上下下的“大东亚”想象。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也令日本政界和军界担心，反过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成长。这些都会深深影响日本的民党政治和民权运动。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矛盾的增加也是民权运动的刺激因素，这可以解释何以是日本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乃至成了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中转站。但扩张和军国主义仍是理解20世纪早年、特别是一战后日本发展脉络的核心要件。戴季陶的《日本论》作于1928年，正是对那个年代的现场观察记录。戴认为，“从这30年的政权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一个奇特处来，就是换来换去总在长州军阀势力的这个圈子里。而政党的转换，更是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便一步一步地被军阀同化”，“虽然是开设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然而政权的重心，完全是在军事机关，操纵政权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议会不过是调剂民众势力与军事势力的机关”而已，“再从财政上看，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害，分配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目的”，“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85) 研究比较现代化的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称日本帝国框架内的议会民主为“虚饰性的议会民主制”，(86) 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德国
日本尊德国为老师，那么德国情况又如何？德国的思想启蒙和制度现代化之准备要从18世纪说起，那时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德国，数百个小邦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松散地联合在一起。但日耳曼民族又是个禀赋极高的民族，伊曼努尔·康德的三大“批判”（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1790年《判断力批判》）在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和法国启蒙运动基础上发展为一个颇具德意志特点的庞大理论体系，试图同时为科学、理性、道德和宗教定位，化解它们之间的紧张，其理念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发表短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股脑提出9个命题，其中第八命题是：“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形态。”(87) 1795年，康德发表《永久和平论》，宣称人类永久和平的“第一项正式条款”就是“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第二项正式条款”则是“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88) 这简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提法，直接启迪了120年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但德意志民族本身的发展却远非如此浪漫，从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中经“德意志邦联”时代、再到1871年德国统一，这个伟大民族既在寻求共和制度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又在构建从普鲁士到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之路。而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充满张力的，并不像黑格尔所期盼的那样，“世界精神”在普鲁士的国家形态中最终获得了满足。(89) 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德国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第二帝国”是君主立宪，而非共和制（1848年革命曾尝试于此，但失败了），1871年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是典型的实君立宪，权力集中于皇帝和首相，议会基本上是摆设。这正是后来日本向德国学到的东西，也是更后来满清帝国试图仿效者（只不过还未上路，自己就一命呜呼了）。俾斯麦的真正着力点在统一后的德国如何复兴，走向欧洲舞台的中央。他曾经耿耿于怀于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的尴尬角色，在战后的巴黎会议上，“我们只能通过谄媚奉承来获取外国对普鲁士有限大国地位的承认”，“我们承认，为了自觉是大国，就需要其他大国的证明书”，而事实上，“一个大国要别人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首先需要深信并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大国”。(90)
俾斯麦的努力没有白费，到他1898年去世时，德国已经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1914年，德国生产的钢铁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德国在化工、精密仪器制造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但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大国梦造就了德国，也毁了德国。如果说一战对日本是“天佑”，对德国就是真正的灾难，虽然启动战争之锚时，德国人（包括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将军们）完全想不到这样的结局。直到1917年，德军在战场上仍然攻势凌厉，美国对德宣战也没有动摇德军信心。当年11月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苏俄宣布退出战争，这使德军摆脱两线作战的负担。1918年3月，德国迫使苏俄签署《布列斯特和约》，鲸吞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芬兰及高加索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俄罗斯丧失总人口的26%、可耕地的27%、制造业的33%和煤田的75%，这些本可以转化为德国对抗英美的战略资源。但战争钟摆还是摆向不利于同盟国的方向。1918年夏秋，美英法发动大规模攻势，迫使德军退回到比利时边界，9月末保加利亚退出战争，10月末土耳其投降，11月3日，奥地利皇帝签署停战条约，同盟国全面瓦解。大势已去的德国人提出和协约国方面谈判，但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协约国不会面对德国皇帝及军事独裁者，而只和德国人民的代表谈判。11月9日，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其领袖是出身贫寒但观点温和、以务实著称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而就在同一天，柏林还成立了另一个政权，社民党内的少数派、激进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宣称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卡尔之父威廉·李卜克内西乃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社民党和第二国际在伯恩施坦等人的努力下已经向温和方向发展，卡尔·李卜克内西使其重新激进化。面对两个政权的并存，德国军方表示支持艾伯特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战友罗莎·卢森堡则以发动工人罢工作为回应，其目标是阻止即将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建立激进派衷情的“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冲突成为必然，柏林鲜血四溅，在军方组织的“自由军团”的扫荡中，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双双被杀，后者的尸体被扔进护城河，时1919年1月15日。
1919年2月6日，国家立宪会议在柏林西南方向的魏玛开幕，这个小城乃德国著名文化中心，歌德、席勒都曾在此进行创作。立宪会议产生的结果即“魏玛宪法”，这部宪法本来寄托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的共和宪政梦。宪法六易其稿，费时7个月，主持者乃著名公法学家普劳斯博士。宪法分两大部分，加附则共181条。第一部分确定德国为联邦共和政体，详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野（仔细分析条文，可见张君劢在国是会议上提交的宪法草案乃至后来的“曹锟宪法”都深受魏玛宪法联邦制设计的影响）。宪法规定联邦实行两院制，联邦院（参议院）代表各州，联邦国会（众议院）直接民选，魏玛宪法特别先进的表现之一是选举上的男女同权，第二章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议员由年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法选出之”。宪法还赋予联邦总统很大的权力，且“由全体德意志人民选举之”。（第三章第四十一条）(91) 其实，魏玛宪法总体上是内阁制设计，为何要总统民选，搞得又像半总统制？当年对魏玛政府有专门研究的前辈学人钱端升认为：“宪法会议的大多数既愿新德国为议会政府制的共和国，自不愿采取美之总统制，德人根于往昔之教训，最怕独裁制之复现，美总统权力既大，又无负责之内阁，在向受专制压迫之德国，辙会谈虎而色变。然德国人也不愿完全仿效法国内阁制下的（虚位）总统，在乱离之世，强有力之政府不啻是解除内忧外患之必要条件，若取法国之制，则总统等于废偶，内阁则受制于国会而不能有积极之设施，在多难之德国此实等于自杀政策。德人之所要求者，即如何而总统可以有力抵御国会的跋扈而同时又不致破坏议会之精神，换言之，如何而可以兼有法美之长而无其弊。”(92) 宪法第二部分为“人民的基本权利及义务”，这一部分既体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再次强调男女作为国家公民权利之平等，又有很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强调国家对劳工、弱势群体的保护，比如第五章第一百五十一条“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在此范围内，各人之经济自由，应予保障”；第一百五十二条“经济关系，应依照法律规定，为契约自由之原则所支配。重利，应禁止之”；第一百五十五条“土地之分配及利用，应由联邦监督，以防不当之使用，并加以监督，以期德国人均受保障，并有康健之住宅，及德国家庭尤其生齿繁多之家庭，得有家产住宅”，“土地之耕种及开拓，为土地所有者对于社会之义务。土地价值之增加非由投资或人工而来者，其福利应归社会。”等等。这些规定体现社会民主党传统，它同样感染、启发了后来的张君劢，及至孙文对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解释（见下一章）和1925年的段执政宪草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魏玛宪法也有不足，比如国会选举之比例代表制方法的规定，这种方法自然导致国会中政党数量的参加，容易引发政局的不稳定。(93) 但造成魏玛宪法只有短短14年历史、1933年就实质性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却是宪法之外的国际国内之变局。不要忘记，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正面临战胜国的清算。法国的复仇态度尤其强烈，由于战争损失甚巨，法国人恨不得一下子毁了德国，让其永世不得翻身。1919年5月5日，协约国与德国缔结和约，6月28日签约仪式在巴黎凡尔赛宫的镜子大厅举行，这当然是故意为之，就在同一个地方，48年前的1871年俾斯麦宣布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和约内容更让德国人倍感羞辱：德国不但要将阿尔萨斯和洛林交还法国，同意沿莱茵河左右岸各50公里建立非军事区，同时不得不承认东部领土的重新划界，德国的东部领土大大缩小了，这是因为协约国把波兰国界向西扩展，还强行开辟出“波兰走廊”，将德国一分为二，东普鲁士和德国主体部分完全隔开（康德居住的哥尼斯堡即位于此，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这座城市，如今这里称为“加里宁格勒”）。德国也被要求彻底解除军备，还要偿付巨额赔款（根据1921年宣布的总账单，德国竟然要向各战胜国赔付相当于350亿美元的黄金）。(94) 这一切不但让战败的德国不堪重负，动摇了刚刚建立的魏玛民主政府，而且深深刺伤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希特勒和纳粹党可以在这片废墟上迅速崛起，何以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的音乐均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强国音符（尽管贝多芬的音乐本来富含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光辉），何以卡尔·施密特之类的法学家大声疾呼“担纲者”，而嘲讽议会政治的闲散无能，何以海德格尔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也会和纳粹当局合作而并无悔意。在深邃、强大的德意志精神传统衬托下，强国雪耻的逻辑正在取代民主政治的逻辑，而这一切又最终发展为希特勒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框架内的对外扩张，第二次把德国送上了不归路。此为后话。
土耳其
不同于日本、德国的上升劲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已经走向衰败（见本卷第7章第30节）。在西方列强压力下，帝国宫廷不得不开始酝酿改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年9月1日登基，9月30日即成立一个28人组成的“专门会议”负责起草帝国的第一部宪法，杰出的改革派人士、宰相艾哈迈德·舍菲克·米德哈特主持这项工作，12月23日，被命名为《基本法》的这部宪法由皇帝（苏丹）昭告实行。1877年3月19日，帝国“公众议会”开幕，哈米德二世亲临致辞。“公众议会”由两院构成，“代表院”和“贵族院”，前者选举产生，后者为终身制，由皇帝任命，由此开启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立宪期”。但这个模仿西方建立的君主立宪体制极不稳定。皇帝担心议会对皇权的侵蚀，又逢土俄战争爆发，于是立刻停止实施宪法，罢免米德哈特的宰相职务并将其流放。以后则是连续30年的专制黑暗期，直到1908年一群年轻的军人（所谓“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革命，于1909年4月废除哈米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赖希德为新的苏丹，开始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掌权年代，是为奥斯曼帝国之“第二次立宪期”。
就在这期间，帝国的外部环境变得更为恶劣。在征服者逻辑相互碰撞的那个年代，英国不但垄断了波斯的石油（本卷第7章第29节），且为了控制通往亚洲的入口，于1875年用400万英镑从埃及政府手中购得苏伊士运河的全部股份，其时运河刚刚通航6年。而迅速崛起的德国亦急欲打通直达亚洲的道路，南与英国相争，北拒俄势力南下。土耳其自然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德国为此提出“三B战略”，即修建一条从柏林到拜占庭（伊斯坦布尔）再到巴格达（当时也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铁路，作为直通波斯湾、抵达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为此德国极力拉拢奥斯曼王室。面对德国的“三B战略”，英国则以“三C战略”相应，即在开普敦、开罗和加尔各答之间建立连线，又与波斯湾各国签订协议，封锁德国通往印度洋的道路。(95) 在对抗德国问题上，北边的俄国倒似乎成了大英帝国的帮手，尽管英国反对俄势力进入巴尔干。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向来是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的威胁，1878年柏林会议后，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及黑山独立，保加利亚自治，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几乎化为乌有，俄国则获得高加索巴统、卡尔斯、阿尔达汉等地区，并开始觊觎西亚美尼亚，这些地区当时都属于奥斯曼帝国属地。
1914年欧战爆发，土耳其奥斯曼到底被绑上德国的战车，自然也随着同盟国的落败而落败。战争期间执政者青年土耳其党人还犯下大罪，竟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多达100万至150万的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屠杀。战后的1920年8月10日，战胜国迫使奥斯曼帝国当局签署《塞夫尔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希腊、意大利、法国分别获得战争期间占领的土耳其领土，英法还以委任统治的名义瓜分了帝国南部大片阿拉伯地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西亚美尼亚获准独立，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则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共管，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几乎被肢解。
临此关键时刻，土耳其强人、后来被尊为“现代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横空出世，挽危楼于既倒，生生改变了《塞夫尔条约》给定的结局，开辟出现代土耳其一片新天地。当然，凯末尔已有战功在先。1915年战争正酣时，英法联军进攻加里波利半岛，试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便直取伊斯坦布尔，当时还是上校的凯末尔率土耳其军队殊死抵抗，硬是挡住英法联军山呼海啸般的进攻。据说凯末尔这样激励他的士兵：“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而是命令你们赴死。在我们死亡后，会有其他弟兄与指挥官接替我们的位置。”这已经成为凯末尔的名言，一直流传至今。(96) 土耳其战败、一战结束，面对国家可能解体的严峻局面，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安卡拉建立基地（这里后来成为土耳其新首都），领导民族主义救国运动。1920年4月23日，新议会“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宣告成立，次日，凯末尔当选议长，议会实行议行合一体制，这意味着凯末尔同时握有行政大权。安卡拉新政府拒绝承认《塞夫尔条约》，也不再承认伊斯坦布尔的皇帝代表土耳其。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凯末尔发动多次军事行动，在西部沿海、东部内陆连连收复失地，最终迫使协约国方面重新坐下来谈判，遂有1923年7月24日《洛桑和约》的签署，该文件完全推翻了原来的《塞夫尔条约》，列强承认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完整，亚美尼亚和库尔德等少数民族地区仍归土耳其管辖，东色雷斯和士麦那归还给土耳其，土耳其则放弃原奥斯曼帝国在北非、西亚的大片阿拉伯属地。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土耳其疆界。土耳其和希腊之间还有一个人口互换协议，根据该协议，约120万信仰基督教的居民从土耳其迁往希腊，另有近40万穆斯林从原希腊居住地迁回土耳其，原来以基督徒为主的土耳其海滨城市士麦那如今成了彻底的穆斯林口岸伊兹密尔。这当然完全不同于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传统，人口互换也“让《洛桑和约》与之前的任何协定大为不同”。(97)
无论怎样，凯末尔获得了一个基础去遂其所愿勾画土耳其的未来蓝图。现代土耳其令人羡慕的一点恰恰是：它的开国元勋具有足够的开放视野愿意向前走，向西方学习，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而这位开国者又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作为共和国总统的凯末尔迅即采取一系列行动实现国家重建和改造。比如世俗化，凯末尔决心终结哈里发政教合一的传统统治，为此大国民议会于1924年3月3日作出决定，取缔哈里发制度，要求奥斯曼皇室成员立即离境。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重审人民主权和共和制的立国原则，然而，这部宪法仍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家宗教”，到1928年修宪时，这一条也被删除。再如男女平等，1926年，土耳其颁布新的民法典，废除多妻制、休妻制，保障妇女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平等地位，1934年，妇女被赋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便在非伊斯兰世界，这样的规定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凯末尔还提倡“帽子革命”——用欧式礼帽代替传统“费兹帽”，这是改变社会风尚、向欧洲看齐的努力之一。国家工作机关的妇女禁止戴面纱，宗教服饰仅限于清真寺内使用。凯末尔甚至力推文字改革，用新的拉丁化土耳其字母取代传统的阿拉伯字母，既方便提高识字率，又是土耳其式“脱亚入欧”的重要举措。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群体身份认同的改变将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但凯末尔愣是就这么干了，而且大体上是成功的。(98) 何也？社会有这个需要是一方面（摆脱落后是整个土耳其精英世界的共识），凯末尔本人具有的能力和巨大威望是另一方面，事实上，正是借助救国英雄的伟岸身影，凯末尔顺利推进了土耳其式权威主义的战略转型。是的，这里要再强调一下，土耳其搞的是共和制框架内的总统权威主义转型，议会民主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虽然土耳其有大国民议会，但凯末尔当政期间直到1938年去世，土耳其是一党执政（凯末尔自己组建的共和人民党），没有反对党。1924年秋冬，大国民议会本来有望出现反对党，几位拥有共和人民党党籍的将军要另组“进步共和党”，且公布了党纲，他们对一些政府议案提出激烈批评，结果很快被强力取缔，取缔的根据是政府早就公布过的《叛国法》，从这个角度看，凯末尔政府及其转型战略同样有明显的独裁成分。土耳其向多党制的转向是1945年以后的事。
表征凯末尔政府独裁成分的另一个事实是共和国立宪政治背后的军人存在。凯末尔本人就是军人，就是靠军队拯救的国家、打下的天下。凯末尔的成功，自然同时造就了军队在国家中的至高地位。尽管共和初年凯末尔就立下“军队必须在政治中保持中立”的规矩，但他同时又强调军队作为“革命先锋”和“共和保卫者”，有在国家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的“责任”。这个“但”书为凯末尔身后土耳其屡屡发生军事政变和军人干政提供了理由。(99) 然而，就1920年代那个历史当口而言，凯末尔以军队为后盾，以本人的巨大威望为基础，以世俗化、欧化、现代化为目标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无疑是成功的，它也彰显了部分民权，虽然不是通过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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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4,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