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它带给中国社会持续的影响与震荡，并不因时间而湮没。时间无情，国人善忘，世态冷漠，都不足以让八九“六四”这巨大的伤痛完全被人遗忘。我们这个灾难的国家有许多问题，国民也时常因恐惧盘踞内心，的确容易被官方切割，像原子和马铃薯一样分而治之。我们没有信仰，没有恆久耐心，没有将爱持续展示和表达下去的努力。有奶便是娘、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风气蔓延；但也有少数人依旧在烂泥潭中坚持，不放弃对过去灾难的记忆。在这残存记忆中，让我们来看看知识界在高压下的的四分五裂、分道扬镳。同时，也理性地检视一下其间的承接与传递，让我们在幽微的光芒下观察一下未来。
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
理性地说，二十年来的中国有糟糕的一面，那就是制度没有实性的变革，但也有细微的变化值得我们认真看待。八九年前的维权活动，大多靠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载体来完成，所以才有刘宾雁、苏晓康、赵瑜等人的报告文学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这也是谢泳在八九年后自印二百册的著作《禁锢下的呐喊》里所表达的观点。那时传播渠道相对单一，电视都不够发达，更不用说互联网。
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缺失特别是法律严重缺席，使得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承担了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责任：报道真相、揭露黑暗、干预现实、充当道德和司法审判的角色，读者群情激昂。报告文学作家在彼时获得了其它文学体裁所不曾具有的社会效应和投注目光，其顶峰之作便是报告文学和电视文献（新闻）纪录片杂交出来的《河殇》，这里面不仅有文化批判，而且蕴藏着制度思考。
由报告文学的干预现实到如今的维权行动，其间是文学的式微与权益意识的兴起和法律主体角色的突出。虽然官方仍旧轻视法律，但运用法律维权比较容易将官方视法律为玩具、视宪法为装饰品的本质给“逼”出来，比文学作品更能让民众从本质上看透独裁政府的本质。那时的报告文学作者、研究者或者搞文学批评的人，其中有些人也顺利地由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卢跃刚、谢泳、邵建。卢跃刚现在很少写报告文学，但对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举办三十年来报告文学奖，不提和不让刘宾雁、苏晓康等获奖，怒不可遏，不惜写《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本身就说明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公共知识分子态度。谢泳则从研究当代报告文学而转入研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衰。而邵建则从搞文艺评论、研究鲁迅转而研究胡适。这三位的转型，标志着八十年代勃兴的报告文学体裁的衰落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崛起。
律师在维权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
报告文学的新闻功能被多元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所替代，而其干预社会、阐扬社会公平的功能，则为诸种维权实践行动所代替，其间的主力军是律师维权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崛起。而这些以个案和法律维权的主体，其对于民众权利意识的启蒙与激发，表明法律在中国社会的作用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重视，人们的法律意识明显比八十年代强了。
法学教育经过八十年代的奠基过程，律师考试在某种程度上走上正轨后，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初，一批维权律师相继崛起。比如许志永、浦志强、李和平、莫少平、滕彪、刘晓原、郑恩宠、程海、朱久虎、唐荆陵等，这样的人数虽然与众多的律师人数相比，还为数不多，但毕竟这是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健康理性发展不可小看的力量。而以律师为主体所成立的NGO（非政府组织），联系了更为广泛的群体，也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血。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北京公盟中心”、“传知行研究机构”、“德先生社会研究所”等。律师的普法作用，以及NGO公民意识的训练，促成个体与机构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有效整合打下基础。
司法的公正是社会洪流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朝野应该对司法公正对社会的良性发展，有更多符合大家利益的共识与期待，才能够共创对话与理性发展的未来。通过互联网的搜索与交流，人们可以即时得到法律方面的知识，甚至找到自己需要的律师给自己提供帮助。虽然这帮助不一定立竿见影地达到效果，甚至会受到权力的干涉，但比起以前人们对法律的惘昧无知，并且不容易找到援助者的状态，还是多少有些改善。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法律界中的良心分子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善，保持适当的乐观。由维权的实践行动，到民主宪政理念的阐发，在不少法学界人士中形成了共识──当然如杨佳案、邓玉娇案等案件中不惜违法与官方合作的律师也有不少──这种共识的进一步结晶，就是二○○八年十二月十日一批知识分子共同签署的《○八宪章》。而《○八宪章》的签署与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民主自由运动在艰难的中国社会背景下的赓续。
知识分子被收买分化与瓦解
一九四九年后，官方对知识分子采取给一点胡萝蔔却使用更多杀威棒的管理方式，使得知识分子颤颤惊惊、股栗悚然，时刻感觉到头上有把达摩克利斯剑，担心怕事、迂腐萎琐，成为常态。在遭到千磨万难，于一九七八年整体“解放”后，奴才式的美化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解放”居然强化了他们的奴化意识。
八十年代中期由于西方思潮的引进，大批翻译小说、学术读物出笼，加上胡耀邦、赵紫阳相对开明的管理，所以知识分子虽经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折腾，其热爱自由的锐气总算没有伤筋动骨。八九之后，官方加紧对自由思想的管制，整个社会的活力降至最低点。邓小平南巡后加速了非公有非私有的“二尾子经济”的改革，利用商业的力量将高压管制下一些吓破了胆的知识分子进行收买，最成功最经典的例子，便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高校知识分子聚集地，总体表现就像一个垃圾场。
由于党领导一切，对教育中立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党员官员在学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学官依靠生产大量的“学术垃圾”，与掌握科研经费的党化学术机构勾结起来，“研究”大量愚弄民众的伪问题，来窃取纳税人的血汗钱，从而对民众造成双重的伤害，变成官方意识形态的“代理宣传部”。
教育部对科研经费的垄断性控制，以及所搞“祸国殃民”的高校评估，都是为了控制高校老师的学术、教学等方面的自由而设，官方八九年后在这方面掌控是比较成功的。许多知识分子因为利益关系或者已经成为主宰利益的一部分，那些坚守底限者大多被边缘化或被排挤，如贺卫方的被排挤被打压，就是此中典型。
从互联网到非政府组织
互联网的诞生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在渐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感到质变的可能。互联网的参与性、互动性、即时性、集约性，都是任何传统传媒不可比拟的。从绝对意义上讲，互联网使得任何人都成了新闻发布者、门槛很低的写作者、对众多事件表达关注的群体围观者，同时由于交往时空的限制大大减少，使得网络上的思想结社得以形成，能够有效地找到互相鼓励的同志，使得许多人处于原子化状态下的恐惧、孤单的心态，有极大程度的改善。尽管这种思想结社并不像现实社会的一种组织，有章程有机构，但并不妨碍思想上的有效沟通，并且形成知识上的增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结社除了表达一些共同的理念外，还可以培养求同存异、容纳异议的雅量。在实践中和理念上体会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髓。
同时互联网的民意表达也使得官方一统天下的媒体宣传越来越失效，让官方为其公信力的丧失买单。互联网上的网民意见也使得许多公共事件虽然不能得到完全公正的解决，但对当事人的伤害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这在此前也是不可想像的。
尽管中国的互联网受到官方层出不穷的打压，但现在已是许多民众获取信息的首选，因为互联网让官方封不胜封、堵不胜堵，更让民众感到官方黔驴技穷的快意。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发生过后，海内外许多NGO机构和志愿者奔赴灾区，参与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的系列工作。众多NGO组织和志愿者在参与过程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善意大爱，也展现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参与过程逐步打破官方几十年所进行的慈善垄断，使民众知道NGO组织和志愿者是一股不同官方的社会力量。而这股社会力量高效、准确、低调、尊重灾民，在在使民众感到他们与官方的一些区别，民众眼见为实地体会其间的不同。如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在灾后建房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注重环保，让灾民自行参与，不仅节约成本，使灾民逐步学到造房的技巧，从而在参与建房的过程找到劳动的快感和成就感，有效地达成了培养公民社会的by the people（民治）的效果。而这样的方式，也只不过在某种方式上回归民国时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平民运动的理念。
我并没有花太多的篇幅来讨论“六四”后知识分子转变的类型，我主要说的是他们参与诸种活动的一些情形，我认为如此便可以大致明瞭二十年来部分知识分子的一些变化。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曾说过：“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噩梦”。八九屠城当然是场噩梦，但醒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
动向2009.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