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对不起，我的亲人
外婆
外婆一直寡居在“长房”里，与姑奶奶家相距不过五十米。姑奶奶就是外公的妹妹，人称凤奶奶。
姑奶奶也是早年守寡，儿子在江西上饶经商。家里有儿媳和孙子，三个人过。外婆便常常去她家打发日子。姑嫂俩谈谈心，说说天气，说说各自的孙子外孙。有什么好吃的了，或者逢时过节，姑奶奶总是喊外婆吃饭。不是光吃，也帮她家做做事，都是手边上的事。姑奶奶青光眼，瞎子。儿媳妇做事不大在行。“土改”前请了佣人，“土改”后不允许了，不能再“剥削”人家。因为有儿子在外面谋事，“土改”以后，姑奶奶一家依然过得光鲜。外婆深得她们照应。姑奶奶的孙子朱永康，小名长生，1955年小学毕业以后没有考取中学，到上饶去了，听说后来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土改”以后，外婆把自己名下的一份田托付给村民耕种，按例收获一份稻子。虽然母亲无力照管她了，日子还是可以过的。她也间或帮人家绣花，搓搓蔴索（纳鞋底用），做点手边活。老了，眼力不济，做起事来很慢。
外婆希望我晚上与她作伴，我也乐意去陪她。条件是给我讲故事。外婆不识字，肚子里却有许多故事：《昭君和番》、《珍珠塔》、《玉堂春》……外婆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的呢？原来，是在汉口看戏看来的。外婆曾经是个戏迷。
外婆给我讲的多是言情故事：公子讨饭，小姐落难；父母嫌贫爱富，执意悔婚，女儿不从，说“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落难公子在一个破庙里苦苦读书，终于考中状元，于是洞房花烛，拜堂成亲。大团圆。外婆讲故事口才平平。她不会渲染，不会雕琢，也不会于关键地方卖关子，解“包袱”。就是平平地叙述，有点像介绍剧情，但也好听——有的听总比没的听好。听着听着我便入睡了。第二天，打听故事结局，外婆说“我不是讲了吗？你睡着了吧？看，白讲了。”于是又将结局叙述一遍。
还给我说黄田往事。说“洋船屋”，说石井坑，说“长毛”驻扎旗山的事。“长毛”就是太平天国军队。外婆不知道，只知道“长毛”披头撒发，杀人放火。说朱典卿，说朱侠骨，说“冲水凼”边上朱寿根小时候捅杀人，赔了不少钱的事。说四座牌坊有一座没有顶，为什么？那是一座贞节坊。当年建坊的时候，总是竖不起顶来，竖起就落。管事人估猜其中必有缘故。于是询问这位节妇。节妇老了，头脑却十分清楚，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看见“公鸡踩水”，自己笑了一下。管事人“啊”了一声，不再强行竖顶了，于是那座牌坊就没了顶。我不懂，不就是公鸡欺侮母鸡——打架么？怎么啦？怎么笑都不能笑？“公鸡踩水”怎么就把个牌坊顶给“踩”了呢？没有顶的牌坊，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外婆说，讲是这么讲，哪知道是真是假呢？你还小，大了就懂了。
外婆还经常留点东西给我吃。譬如灌心糖、绿豆糕、蚕豆、杏子……不多，都只有一点点，都是姑奶奶让她吃，她刻意留下的。有时候也去买上一角钱的红糖或是砂糖，装在一个小盅里，叫我每天吃上一两勺，甜甜嘴。
高级社以后，农民的土地逐渐充公了。像外婆这样的“社员”，无力参加劳动，没有工分，吃饭成了问题。说是农业社给“五保”——其实就是“一保”：保口粮。月管月到社里称点米来。至于吃菜，都是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村里老百姓都还好，只要自家菜园里有的，都乐于助人。有这种传统。外婆好像也不怎么生病。伤风咳嗽倒是有的，在农村不叫病，挺一挺过去了。冬天气喘气闷，没办法，只有焐暖一点，到了春天自然就缓解了。真有什么不舒服了，向姑奶奶要点药，什么“六神丸”啦，“鹧鸪菜”啦，仁丹啦，羚羊角啦，姑奶奶家中存了一些常用药。她做好事，村子里无论谁去要，都给。
1958年，大难临头。“大办人民公社”了，“大办公共食堂”了，所有人一律到食堂就餐，一律不准个人私存粮食，家里不准冒烟。公共食堂先是吃饭，而后是吃粥，而后是粥越来越稀，而后成了米汤，最后连米汤都没有了。这时候，母亲已遭逮捕，送到劳改茶场去了。外婆七十多岁，经不住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姑奶奶和她的儿媳也去世了。姑奶奶是个盲人，饿得不能动，睡在床上扯棉絮充饥。三年大饥荒，老年人死得最多，也最早。人老了，经不住拖。
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的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
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对不起，外婆。浩劫临头，我没有能力让你活下来，可我应该有能力嚎啕大哭呀！竟然没有做到，我真该死。
妹妹
最怕回忆的，就是妹妹。
妹妹属狗，生于1946年。世道已经不太平了，家境也越来越不济。母亲与“姑妈”已经各生一个男孩，将风头抢尽了，妹妹这时候来到人世，实在没有选对时机。上上下下都重男轻女，根本就没拿她当回事。母亲常说：怎么这样讨嫌她？好像是我“拖油瓶”带来的？
“土改”的时候，妹妹四岁，世道的变故，母亲的遭难，家道的中落，小小年岁的她是怎么看待呢？幼小的心灵该遭到怎样的创伤呢？没有与她沟通过。哪怕是语无论次地瞎扯都没有扯过。将心比心，她一定莫名其妙，一定大惑不解，一定无可奈何吧。我比她大了四、五岁，尚且如此，她一定更加懵懂了。
懵懂也好。如果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没有“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妹妹是可以懵懂地过完一生的。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1959年，十三岁的她，终于逃不过那场劫难，饿死了。她是紧随外婆而去的。在“那边”，她也一定与外婆一起吧，彼此也好有个照应。“那边”能吃得饱么？
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为民请命”，十分委婉地反映了广大农村真实状况。岂料“伟大领袖”龙颜大怒，将其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不但没有“纠左”，反倒反起“右倾”来。于是无法无天的人更加无法无天了，“五风”更厉害了，农村中的灾难也就更厉害了。黄田村接连三个月不见一粒米。外婆与妹妹都是那时候饿死的。许多人都是那时候饿死的。母亲被抓走了，妹妹无依无靠，独自苦苦挣扎。我也时不时地从自己碗里匀出一点，带给她吃，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说我自己也是餐餐吃不饱的。我曾经扯开面子，溜到学校伙房里，在尚未清洗的饭桶里刮取残余米汁，凑在一起，悄悄带回。渐渐地，就刮取不到了。一是饭桶越来越“干净”，有的学生甚至用嘴去舔，用手去抹。一点一滴都不“浪费”。二是伙房不准人刮了。炊事员老潘就很坏，见人去了，赶紧往桶里倒水。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对不起，妹妹。我没能让你活下来。痛心疾首，愧悔至极。
去年，我去徽州采访朱建秋以后，越发自责。朱建秋是郑家瑾的胞妹。1959年，郑家瑾中师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中学任教，便将朱建秋带在自己身边。父母双亡，饥荒盛行。郑家瑾尽到兄长责任，照应妹妹。从而使妹妹脱离农村，免遭了可能遭到的灾难，活下来了。
我却没有做到。诚然，与之相比，那时候我还没有工作，自顾不暇，但这并不足以开脱自己。我缺乏的是那种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的精神与勇气。同许多家族一样，我们这个家族也是自私的。正常状态下，可以维持一团和气；遇到极端情况，就容易分崩离析。我无例外，根本不及母亲。我怯懦了，偷生了，以致于精神上一直遭到责任与良心的鞭挞，也是该当。
妻子
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农村中的饥荒状况逐渐好转。第二年，我调至潘村中学，真正能吃饱了。
肚子一饱，便不知不觉地考虑起婚姻大事来。潘村中学离县城十五华里，在潘村营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四周一片稻田。附近村里有一家豆腐店，一家杂货店，一个卫生所，还有一座小学。潘村中学的前身是“大跃进”中开办的农校，学生年龄偏大。尤其女生，更大一点。春心萌动，情窦初开，已经“懂事”。未婚教师多与这些“懂事”的女学生谈恋爱，一人挂靠一个，来来往往，算得一道风景。也有两位女生对我有好感，却都是家在农村。“三年大饥荒”真让我害怕了，心存余悸，不想要农村女孩：假如再来“大饥荒”怎么办？不是自找苦吃？卫生所的沈医生给我介绍一位女护士，倒是吃商品粮的。我却没看上：护士脸上有几粒白麻点。并不是十分招眼，应该算不了什么，我却有些挑剔。第二年进城，有人给我介绍一位街道上的女孩，初中毕业，没有工作。见过一次面，我便退却了：我一个月拿三十四元五角，能养活一家吗？我想找个有工作的女孩。
这年冬天，我遇到后来的妻子赵士华了。她毕业不久，在幼儿园工作，与文化馆门对门。我们是在一次群众文化活动中认识的，渐渐有了感觉，顺理成章地谈起恋爱来。我不无疑虑地告诉她：“我家成分不好。”她却说：“我家也不好”。其实，她还是比我好一点：她家是“工商业兼地主”。“兼地主”与“地主”在实际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兼者，次也。譬如这一年，陈毅副总理陪同几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从黄山回去，路过泾县到宣纸厂参观，安排在县城吃一餐午饭。官方要临时抽调一批服务人员，端茶端水端菜。是要政治审查的，把她也抽来了。人家就不认为“兼地主”会从中下毒，会搞破坏。若是光光的“地主”，人家就不会要了。我很感激她那句“我家也不好”，立即把我们拉近了。曾经有人说过：“朱普乐好是好，就是成分不好。跟了他，生的儿女都是地主，怎么办？”确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能说人家考虑得不对。赵士华却不管这些，没有考虑“生的儿女都是地主怎么办？”
热恋是极其幸福的，睡梦里都常常笑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感觉都不差。然而1966年6月，“文革”开始，祸端又起。先是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好在“伟大领袖”要整刘少奇，把我们放了。一场虚惊。这年冬天，她又被揪，说是“现行反革命”。事情是这样的：她已经调到城关一小。晚上政治学习时，她因腹泻内急，上厕所一时匆忙未带手纸，顺手在“大字报栏”上扯了一片旧报纸，却被学校的“红小兵”发现了。一追查，扯下的报纸上有“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说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挂牌游街，被批判斗争。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子哪里受得了？造成极大创伤；后来得病也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平稳下来以后，1967年5月，饱经坎坷的我们，终于结婚了。婚后生活是愉悦的。尽管依然贫困，依然小心翼翼，却挡不住一对年轻人意气奋发。我们相约暂不急于养育小孩，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相亲相爱。然而出人意料，不久便怀孕了。妻子十分沮丧，要做人工流产。我表示疑虑。她说不要紧，想要的时候再怀。还说不能让母亲知道，否则就做不了。于是决定去南京做人流（她的姨妈在南京）。还说手术以后照样要守口如瓶，不许漏嘴。否则母亲会骂死的。我那时特别尊重她的意愿，也无知，就同意了。
妻子一人去了南京，到一家级别较高的大医院做人流。当一切准备就绪，做手术的医生上了手术台，问及情况后连连摇头。说初次怀孕不宜做人流，否则会影响以后孕育，会后悔的。又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手术她是不会做的。于是未遂。
后来，岳母还是知道了，把我们大骂了一顿。我们差一点因为轻率无知做错事，付出不应有的代价。这么一个好儿子，差一点被我们断送了。我们那样的无知，那样的刚愎自用，太自私了。而且蒙蔽长辈，自以为是。自己老了以后才知道，切莫以为老年人就一定老朽，一定啰嗦，一定烦人；老年人自有优势。这优势便是阅历，便是经验，便是教训。
大儿子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和愉快。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周周正正，言语乖巧。老老少少都喜欢与他逗乐。我们也早早地逍遥于运动之外了，不去掺和。却免不了经受运动带来的痛苦、恐吓与担忧。两派之间的武斗；因武斗而放火烧房的惊骇；岳父的遭难而导致的打击与创伤，一家人依然活得很累、很苦、很揪心。尽管如此，还是拥有过一段合家欢乐的日子。
妻子是个温良驯顺胆小怕事的人。应对变化的能力不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遇事慌张常手足无措。这与当时的生存环境是格格不入的。1970年，小儿子出世以后，妻子的身体状况渐渐不如从前，失眠，焦虑，郁郁寡欢。得了抑郁症。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一个个十分无知，甚至都没听说这种病的名字，就连县里的医生也不十分清楚，只是当做神经衰弱来治；只以为性格缺陷、心胸狭隘想不开。也不知道吃过多少中药西药，扎过多少针刺。甚而以为遭了鬼魂，于是“看花”，烧香，烧纸，拜神求仙，祭奠鬼魂。
那是个没有人情关怀、不讲人性的年代，讲的只是思想改造阶级斗争。为此，我们经受过外界不少的误会、白眼与歧视。我经常为妻子请病假，有的领导（不是全部）给予的总是冷漠与官腔，什么“要斗私批修”呀，要“加强思想改造”呀，“心胸要宽广”呀，“不要患得患失”呀。明明是病态，却偏要归咎于思想问题。
第一次生病还是治好了。怎么治好的？却不明白。因为使用的手段很多，反倒分辨不清了。四年以后，1975年，妻子又犯病了。比上次更厉害。心灰意冷，口口声声不想活。还是治疗吃药，还是烧香祭奠，同时加强夜间看护值守。岳母还特地将家中的刀子绳索收了起来，以防不测。然而防不胜防，当我们因长期护守弄得焦头烂额昏昏愕愕的时候，妻子竟利用一个午饭后的间隙，自缢了。那是1976年10月。
看来，妻子当年选择我，是个错误。婚后十年，我没有能力改善她的生存环境，没有能力让她真正地快乐；生病以后，虽然在劳心劳力上也对得住她，却无力将病治好。如果她选择的是一个成分好、心智高、能力强的男子，结局或许完全不一样。这都是“命”——也只能这样开脱自己了。
妻子是铁了心地走了，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
抑郁症是可怕的。譬如天赋很高的诗人顾城，为了一死，竟然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与孩子，然后自杀。譬如三毛，譬如海明威……可怕就可怕在人们对它的无知。若干年以后，我总算对这个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如果当年我们不是那样的无知，社会不是那样的无知，大众医疗不是那样的无知，妻子是不会撇下我们的。
对不起，妻子，我诅咒无知！
岳母
妻子去世的时候，两个孩子很小。能把他们拉扯大，得力于岳母的关心与帮助。
岳母也是个命途多舛之人，饱受战乱与暴政的祸害。她是南京人，姐妹（弟）七个，她老二。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前夕，为躲避战乱，举家逃来泾县蔡村。离开时，父母将她嫁给了岳父。那年她十七岁。一家人都走了，唯独她留在异乡。
岳母很能干，真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介入这个家庭时，她上有婆婆，下有七个子女，一家十口。除了岳父一份薄薪，全仗她一手操持张罗。她早年做小生意，“公私合营”后在合作商店当营业员。她似有经商天赋，在那种严密控制的环境中，仍然利用一些少得可怜的机会，偷偷地做点小买小卖。她上山砍柴，开荒种菜，带领儿女砸石子卖……竭尽一切地补贴家用，养育子女。她还要代表家庭与别人打交道，与社会打交道，从单位领导到市井之徒，都不能得罪，都得应酬。
“三年大饥荒”期间，城里人也吃不饱，但比农村好得多。毕竟一个月还有二十五斤半粮食供应（一度减至二十一斤），不全是大米，要搭配一部分杂粮，如发霉的山芋干。其间，岳母得了一场大病。妻子说，人都死过去了，准备后事了，连衣衫都换了。多亏朱治平来了，说“死马当作活马医”，一针扎下去，岳母便缓缓地回过来了，真是奇迹。朱治平是县医院中医，很有名气。岳父那时在县医院当会计，把他请来了。从此，一家人对朱治平崇拜得五体投地。就连后来妻子生病，岳母都力荐朱医生。这时候，朱医生已经离开县医院，回到黄田塘头街行医。于是我陪同妻子，挑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两只箩筐，一只筐里装小儿子，另一只筐里装衣物用品）赶过去，在他家住了五六天，扎针吃药。却没什么明显效果。谁也说不清岳母当年得的什么病。但我以为，岳母一定没有真正死过去，或者也只是“假死”，所以一针下去才能够“起死回生”。如果真的死了，恐怕谁都无力回天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武斗很厉害。住宅对面的手管局是一派组织据点，经常开枪，经常纵火，殃及民房。一家人都做好应急准备，一见起火，如何逃生，如何抢救财产，都是岳母出主意拿办法。而每次火情中，岳父则只会将一只小木盒抱在怀里。那盒子里面是什么重要东西呢？岳父去世以后，人们打开一看，也就是四十几元钱。
妻子生病以后，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小儿子，才几个月大，没有奶水了，全靠岳母人工喂养。那时候没有奶粉，只能喂粥，喂米糊，营养品就是蒸鸡蛋。因为断奶突然，孩子一时不适应，得了“疳疾”，消化不良，瘦弱，焦躁，爱哭，头发稀枯无光泽。岳母遵从民间办法，将蛆虫捞至清水中长时间浸漂，再放进整个鸡蛋中（每次七条）蒸熟，给孩子喂食，一日一枚。岳母不厌其烦，努力照料。办法虽然原始可笑，倒也有效。两个孩子能有今天，他们的外婆当属第一恩人。所以，小儿子一直将外婆照片置放于案几之上，天天都能见到。孩子不说，我能猜到他的心思，我理解。
然而我却对不住岳母了：妻子去世不久，另一位女性主动走进我的生活。今日记起，我当时出于自卑心理，对于如此径直找上门的“造化”，视为极其珍贵，未曾考虑时势，未曾考虑他人感受，更未曾考虑事情的艰险。如获至宝，怕失之交臂。时日太短，妻子尸骨未寒，无论怎么辩解，我都失当了。凭心而论，岳母不是没有考虑我的再婚之事，只是怕一招不慎，日后两个孩子受委屈。她要求我缓一缓，从长计议，慢慢地找个没有小孩的女人。其实本没有太大分歧，只是看法不一样。我本应尊重她的意见，即使不遵从也应当好好沟通，耐心解释；求同存异，或取得理解。而我却简单从事，硬来硬往。以致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伤害了岳母，也伤害了我的孩子。实践证明，自己也没得到好处。我是在一个不合宜的时段，以不合宜的方式，做了件不合宜的事情。
随着时日的推移，岳母倒是没有长时间地记恨于我，一如既往地帮忙照应我的两个儿子。我只顾忙于生计，忙于孩子的学业与成长，却无暇给予他们应有的情爱，成为一种缺失。这种缺失，正是岳母或多或少给填补了一些。否则，两个孩子的童年就越发可怜了。
“文化大革命”当中，岳父受到迫害，过早地去世了。以后三十多年里，岳母表现出十足的坚毅顽强。可是，当她的儿女们一个个建立自己的家庭以后，这位了不起的母亲，就显得十分孤单与无助了。是的，她还有六个儿女，而且对她都不差。依然是个大家庭，或者说依然是一个血缘群体。然而，再多的儿女也替代不了老伴，再好的儿女也替代不了老伴。伴侣的重要，固然在于年轻时的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在于并肩奋斗中的同甘共苦无私互助，更在于落寞黄昏中的相濡以沫形影相随。这种心绪，我与岳母从未谈论过，尽管她经常与我谈心；也没有与她的儿女们讨论过。只是我的一种感悟，一种越来越趋于老境时的感悟。人生就是怪得很，许多东西不是学来的，而是感悟来的。
我也曾做过一件好事：1997年，专门陪同岳母到小儿子那里小住过几日。小儿子在上海，参加工作不久，尚未买房，租住在一间简陋的一居室里。岳母原本身体不好，此刻却精气神十足。四层楼梯一步未歇，径直爬了上去。我们把闲置不用的厨房打扫干净，作为她的临时卧室。很小，她却觉得很安逸。
某年春节，孩子回家过年。正月里我请岳母来小住一时（每年的大年夜，她必定只在儿子家过）。当孩子返回单位上班的当天，岳母即离开了。是那样的自尊与自觉，不越分毫。无怪孩子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评价：别看外婆年纪大了，说话做事总还是那样得体。
岳母是2000年春节后作古的，终年七十九岁。如果岳母能活到今天该多好。我可以陪她去深圳玩玩，去香港玩玩。当不知何等愉悦。
对不起，岳母。我们对你的回馈太少了，惭愧。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