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业队，我发现不论是否戴帽，都在一起生活。住宿舍也不分，一间屋有戴帽的，也有不戴帽的，就总体而言，戴帽的多。区别在于不戴帽的有“公民权”（也仅仅有所谓选举权，在印发的选票上划圈），上街可以不请假，行动较自由。开会大家在一起，有的会戴帽的（被称做有身份的）不许参加，这就显出不戴帽子的高一等。可是，挨批评时，不戴帽的也毫无优待，和戴帽的一起开会当场挨批。就业工人当然和犯人不同，可以留分头，可以吸烟，可以上街看电影，吃饭馆，逛商店，更重要的是可以谈物件，结婚养孩子。许多就业工人都已结婚，住在各自家里，但每天开会学习还都在就业大楼集中。这里也编成中队、小组，每天劳动下班后都要到小组集中学习，政府干部常在学习会上作训示或讲评，散会后方可回家（这样住家中上班的叫“通勤”）。
学习是极其重要的，读报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我总被指定在小组或中队读报。以后王干事就宣布我担任中队宣传员，专门负责组织学习、评比等事情，还要出壁报，宣传好人好事。宣传工作就是要树立正气，树立好榜样，打击歪风邪气。
就在中队大会上，有一个叫吕竹海的人就公开提出，宣传工作这么重要，政府干部应该选一个不戴帽的工人来干，为什么让戴帽的干这个呢？王干事当场就批驳说：“不管戴不戴帽子，要看有没有能力干，政府叫你干，你干得了吗？当宣传员，不代表他自己，他是为政府做宣传，是政府叫他在就业工人中树立好的风气，这跟戴不戴帽子没有关系。戴帽怎么啦?有的人戴帽有各种因素，并不一定是他本人不好，戴帽的不等于不好。事实上有人不戴帽，但各方面却并不比戴帽的好，甚至反而更不如。长期下去，这样的人也可能戴上帽子。所以戴不戴帽子不是固定的，是活的，是可以变化的，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王干事这番话把那股势头有力地压了下去，在他的支援下，我把宣传工作搞得红火起来。
首先，把壁报办得生动好看。不是用黑板而是用白板（用白漆喷成），白板可用毛笔书写，用颜料画图案、花边、彩色标题。内容都是具体的人和事，多表扬，少批评，分清是非，扶正驱邪，使壁报大家都爱看。渐渐形成一种力量，一种导向，对树立好风气起很大作用。
那时在就业工人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劳动消极的、吵架的、挑唆生事的，还有偷盗的、诈骗的、不正当两性关系的等等都有。有些积极正派的就业工人都支持宣传员的工作，就在政府干部领导和大家的支持下，我的工作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别小看那块壁报，谁在上面受到表扬都很当回事。壁报三两天就换，最多一个星期，各小组投稿踊跃。好人好事（即使是很小的事）越来越多，不放过微小的好事。特别是以前做过坏事大家印象不好的人，发现有一点很小的好事也上壁报表扬，使他自己找回了尊严，找回了做人的方向。在集体中培养起尊重每一个人的风气，首先是尊重自己，就会自我约束，向好的路上走。我还和积极正派的工人重点帮几个有过劣行的人，不讲他们的错，专记他们的好。我想出个办法给他们每人立个“记好簿”，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好事马上记在本子上，给他们自己看，这样起的鼓励作用很大。对这些人最忌的是抓住过去的小辫子不放，有的人专门喜欢揭人家的老底，这最易造成伤害，我坚决反对这样做。损伤一个人的自尊心，只能促使他自暴自弃，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一个小李，曾有过偷窃行为，以后有的人就盯住他，凡是谁丢了什么东西，首先怀疑的就是小李。我专门找他谈过，他痛哭流涕诉说，许多事并不是他干的也逼着他承认，内心非常痛苦。以后我就自告奋勇地担当他的保护人，再发生这类事，我首先保证，决不是小李干的（因他曾诚恳地向我保证过，我相信他的保证），这就免于他受盘诘威胁。而常常是丢失东西的人后来自己找到了，其实并没有丢。还有一个小于，年纪很轻，不爱学习，好玩，经常上街乱窜。多次批评不听，以后就规定他不许上街，监视他，甚至连必要的上街正常购物也不允许了。我向王干事提出，不要这样，我主动帮助他搞个人规划，培养学习兴趣，让他认识到自己年轻有前途，爱惜自己，看到自己的长处(他电工技术不错)。同时信任他，他要上街，我替他请假让他去，我也不跟着监视，他都能按时回来。
以后，政府建立值星员制，在不戴帽而积极正派的工人中选拔几个人为值星员，合成一个组可处理就业工人中的各种问题，每一周有一人轮流负责，这更有利于稳定良好秩序。
我住的宿舍里有12个人，业余时间我总是看书报，写笔记，他们大多是打扑克，讲“山海经”或者喝酒，房里弄得很乱。有的人被子也不叠，地下烟头纸屑乱扔，玻璃窗也不擦。我提出大家共同搞好卫生，要铺床、扫地、擦玻璃，每个人都要干，或者轮流值日，得到大家的回应。这样做了两个星期又松下来。这时不管他们怎样，我每天坚持一个人扫地，擦桌子（这桌子也是我用的多）。有的人被子一窝，我主动帮他叠好。不用多说，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带动大家把一些不文明的毛病克服了。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正常的事。
就业人员也是强调改造，这是根本任务，每天都要谈加速改造，像一本念不完的经。我那时也并不是有什么很高的想法，我想把周围环境搞得好一点，使周围的人都有一点上进心，其实也是为了自己。不甘愿自己在一团污水中沉沦，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自己早晚要跳出去，要平反，要做一个昂首挺胸的人，这就是我的精神支柱。相信自己走的路是正路，同时我也认为做一个人就应有上进的精神，而这与政府要求加速改造的内容相符。当然，我也希望争取早日摘帽，这也是一个目标。
由于我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久而久之自然就有了一些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总支持我的主张。但我又注意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毕竟不同于革命队伍里那种同志的亲密关系。
在就业人员中我的工资是较高的，每月45元，伙食只要5元就够了，留10元做生活费，20元寄南方，还有10元存款。有人遇到特殊情况，有困难来找我借钱，我总尽量借给他，但我从不主动借钱给人家。那时我一般每星期都上街吃一回饭馆，但只是一个人吃，不邀人作伴，是非之地只能如此。
在监内时，我也和广州的妹妹保持通信联系。出监后，就与嫂子冯玉芬恢复了通信。弟弟、哥哥都在狱中，一个在安徽，一个在江苏。这三个地方我都要轮流分别寄点钱去。
那时，国内外的形势都很复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强调阶级斗争，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农村已开始“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听说有个十条，(这是“社教”的前十条，10月以后又有个后10条)，开展忆苦思甜，派工作组下去开展“四清”，重点是整顿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后来发展到城市也开展“四清”。国际上，与苏共由分歧而分裂已表面化，从《分歧从何而来》一文发表后，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长篇内容共25条，与赫鲁雪夫的“三和两全”针锋相对，报上已普遍出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这以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评论文章，就是以后称做的“九评”。这属于历史文献，有必要将其记录在案：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
二评：《关于史达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雪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评：《关于赫鲁雪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这些文章我都细读了，有的写得确实不错，有的就片面，欠理性、平和与公正；尤其对南斯拉夫那样偏执，从以后的发展看，实在是打自己的耳光。
那时期，无论是工作方面和改造方面，领导上从科长到各位干事及管教王干事对我都非常满意，并给以高度信任，我也对领导信任，毫无隐瞒。但10月后我却瞒着领导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帮赵士权申诉直到获得平反。
赵士权是1963年初，我在监内认识的，那时我在设备一中队和机加犯人在一起。赵士权还不到30岁，已是六级车工，有12年操作经验了。他精车加工细活相当漂亮，干活专注细心，表面误差可达0．015毫米。人长得也干净，有柔软弓形的嘴，富有弹性。眼睛稍小，五官端正，但其脾气之大却罕见，经常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犯人们谁也不敢惹他。在监内，政府要求犯人都要“认罪服法”，而这个赵士权却敢公开宣称自己没有犯法，没有犯罪。他说：“人活一世就要敢做敢当，不做昧心事，不说昧心话。我一不偷盗抢劫，二不伤天害理，从来就没犯过罪，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决不承认自己有罪，叫我认什么罪!”这样强硬态度又一再坚持，终于迫使监狱领导对他特别考虑。经过几番长谈后，决定允许他申诉，由劳改队将申诉书转送检察院。但要求他不再胡闹，不再公开讲不认罪的话，也不讲申诉的事，他同意了。中队又召集组长开会布置，不许刺激赵士权，谁有意挑起事端，找谁算帐。
赵士权1961年入监，一共判三年刑，去年开始申诉。一次不行，两次三次，劳改队都给他转。他在学习会上对别的犯人却能讲认罪服法，头头是道，发言尖锐，从不回避矛盾。我注意到他有不少特点，爱清洁，讲卫生，在车床上也是干干净净。平时对人也和气，愿意帮别人忙，而且爱打抱不平，看到不公的事就挺身而出。人很勤快，还喜欢读报，但不愿和人交往，保持关系平平。也许他经过仔细观察后，认为我值得交往，便主动来找我了。
那天他到备件库假装找个活顶尖的小弹簧，有机会和我单独谈谈。说政府允许他申诉，这是第七次申诉稿，叫我帮他看看修改。其实我早知道他在偷偷写申诉材料，我不相信会有什么结果。看了他的材料，文字表达不清，主语总是“本人”，指控物件有好几个，都用“他”，不知指谁。整篇缺乏条理和逻辑性。我偷偷将材料还给他说：“这材料不行，这样申诉也没大用场。你刑期是不是快满了？”
“10月份。”
“既然这样就算了。”
“怎么算了，我三年牢就白坐了吗？”
我说：“算不算，不也快到期了吗，还能赔你什么？”
“不，就是刑期满了，出监我还得申诉，非给我搞清楚不可！”
“那你不如出监以后再办，那会好些。”
当时我没明说我出监后可以帮他写材料，但暗示却有了。
他出监后没有就业，直接回大连家中，其父也是老车工。这天他坐了两个小时火车从大连来找我，说又申诉一回，还是给打回来了，现在请我写第九稿。他把原判决书和前面写的申诉材料都给了我，自己到一个熟人家住，等我。我一看判决书，罪名竟是“无理取闹”，跟我那张荒唐的判决书也差不多。又看了他写的几次申诉材料，很快我就给他写好了第九次申诉书，不长，用词和语句都比较平静，不激动。第二天他来拿，看后很满意，拿了就想走。我说别忙，你上法庭要陈述，这是陈述词，另外还要答辩，我为他设计了各种可能，怎么答辩我都给写好了，叫他背熟，今天留下来练习。上诉和开庭都在大连，我帮不上忙，只有在这里准备。他激动得不得了，照我设计的读背，反复考虑，充分准备。回大连后，年底再来，果然平反了，拿来“宣告无罪”的判决书。他要感谢我，我不要感谢，但愿他今后过得好。这以后，他隔不久就要来瓦房店看看我，带些吃的，当天就回去。直到以后“文革”，在极其紧张的空气里，他仍偷偷来看我。等“文革”结束，我平反后，他接我到大连他家中去过，要永远和我做朋友。
新年期间，支队组织演出，我编写了《赞新风》二人演唱，老头老太唱，赞劳改队工人为居民做好事，救落水小孩，为孤老送煤送粮等等，好听的旧曲调填新词，演唱效果不错。
在政府干部的主持布置下，经过积极正派的群体共同努力，发扬自尊精神有了显着收效，一年多实现了无盗窃、无斗殴、无酗酒，秩序稳定，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然而正在这时，又出现了新问题——流氓活动。当时的就业大楼的二、三楼，在宿舍房中间部分辟出一段地方建了几间“鸳鸯房”，供外地来探亲的家属临时居住。一连三间，都很小，仅有一铺炕。白天家属在此起坐甚至烧煮，晚上即为夫妻宿息之地。这本应是禁地，偏有人打扰。半夜三更，偷偷去趴门缝观看人家行云雨之事，真叫人讨厌。这人是小白，喷漆工，就业不满一年。他很年轻，才23岁，为偷窃事判过三年刑，家在齐齐哈尔。他这种半夜偷看的劣行被发现后，受到大家同声谴责，甚至辱骂，他非常愧悔，说保证改。可是以后又继续偷看。一夜，住那小房的一个工人夜班回来，朦胧暗中发现有人，又是他。小白仓惶之间蹲下，把手伸进门外一盂去假装洗手，那里面是尿液，他也顾不得了。大家都奇怪，这人是怎么回事？有几人合计，为了帮助他改，有必要揍他一顿。那天，夜里人不多，趁小白不备，几个人拿床棉被猛地蒙住小白的头，接着就拳打脚踢，打得他哭喊叫妈，请求饶了他，再也不干这缺德事了。这以后好了一阵，不久又犯了。
无独有偶，电工班有个小王，28岁，上街偷看女厕所，在街上被打得鼻青脸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已婚，家在邻县，每周末都可回家，却仍然做这种丑事。这两个年青小伙长得都不错，虽不说英俊，但也不是尖嘴猴腮，看上去还是挺顺眼的。小白工作很起劲，说话和气，还有几分天真。小王电工技术相当不错，有中专文化程度，还爱下象棋，棋艺不错，说明智力健全。他们为什么有这种特殊嗜好，当时都不理解。直到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这叫“观淫癖”，属于一种生理疾患。打也不能解决问题，王干事就叫我去帮助小白，我也没把握，只能说试试。我们住同一个宿舍，把铺位搬到一起，挨着他睡，经常和他谈心。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夜晚上便所路过那小房，总想去看看，好奇。有时什么也看不见，听听声音也好。我问他好什么，面子好吗，挨揍好吗，自己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找个物件多好，干吗去干那种损事。他也说对，也想改，老改不掉。我说以后晚上不起来，实在要上便所叫我一起去，他说好。以后就这样，我经常半夜陪他上厕所，同去同回。过了一段时间，他半夜起来，我装作睡熟，让他一个人去，我悄悄尾随，发现他不去小屋了。我还帮他写家信，他父母来信也拿给我看。1965年初，他终于转回家去了。
我自己在那段时间身体养好了，痔疮病基本没犯。但牙却出了问题，好多次牙疼，肿痛得晚上不能入眠，没办法，只好拔牙。第一次还好，过几个月第二次拔另一牙，拔错了，又拔第三次，臼齿难拔，注射普鲁卡因后，用大钳使劲拔出却打坏了门牙，两天后又得将打松的门牙拔掉，一个多月后镶上。
1964年8月，支队组织我们外出参观，我又被选参加。8月25日我们去鞍山参观鞍钢，我非常高兴。鞍钢那时是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十年前我到鞍山，只在市区玩，这次却去了钢铁城。鞍钢占地面积很大，有十万职工，好大的企业。我们清晨坐火车去，先看九号平炉，看装填炉料。再看新建成很有名的10号高炉，60年代全国最大最先进的高炉，3—4小时炼一炉铁，一炉就300吨，这高炉容积为1513立方，全部自动仪表控制和记录，那时很了不起。接着去炼钢后的初轧，红通通的钢坯辗轧成薄钢板，再去看大型制作型钢。我们站在人行天桥上，看那红色火热的钢坯制成各种型材，自动翻卷输送，有巨型电锯切割。工人在控制室里按仪表操作，那时就很现代化了。我们还参观了烧结、耐火砖修炉衬、钢坯浇铸等，听了一位金科长的报告，还见到了着名的全国劳模王崇伦。这钢铁城是鞍山市城中之城，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忙碌景象。在鞍钢城里，从这厂到那厂也都要乘车，这一整天的参观也很紧张，我们大开了眼界。
第二天，我们在立山区工人村人民公社参观。房子都是1953年后新建的，有煤气，红漆地板，冬天有暖气。这里全是鞍钢家属，全公社74个组，共约六万人，生活相当富裕。那时流行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不仅家家都有，而且还有收音机。有二所中学、十所小学、一个大俱乐部，文化生活也丰富。我们还去访问了几户家庭，了解一个居委（三委）共257户，1742人，职工269人，其中女职工84人。小学生235人，中学生48人。各户总收入3．31万元，每月人均19元多。215户有储蓄，储额850元。这个居委还有红十字卫生站，一般病症都能治疗。当时包括家属妇女都在积极学“毛选”老三篇，活学活用收获多。三委七组组长田大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新旧社会做了有说服力的对比，暮色中我们乘火车返回瓦房店。这两天的参观，我都认真做了笔记，回来在会上向没去的大多数人做了介绍。
在这之前，支队领导还抽出两天时间专门向我们传达中央关于“四清”的前后十条档，两个十条的全文一字一句传达。以后，1965年2月又一字一句地传达“二十三”条，这些我做的完整记录至今仍保存。
1964年初冬，我又被选参加去旅大参观大型的阶级教育展览会，当天就回来。
阶级教育空气越来越浓，支队决定排演“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话剧《箭杆河边》，要加唱，又不是歌剧，叫我配乐编曲。我另外还编写了一个“忆苦思甜”的小歌剧《朽木逢春》，还编了几支器乐合奏，一并于1964．年国庆日时在礼堂演出，那时新生机床厂（劳改队对外名称）有礼堂了。
每年在新年、国庆的庆祝会上，支队都要宣布一批立功受奖和摘帽名单。这年国庆日，我被点名“记大功一次”，全支队只我一个。但摘帽没有我。以后听说，王干事为我摘帽事，费了许多努力，许多干部也都同意为我摘帽。就在1964年国庆日前最后决定的一次干部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本来已将我列入摘帽名单，但有两位极左的干部提出说就业时间太短，才一年多，虽然表现好，众所公认，但还应该多加考验后再定。于是摘帽换成了“记大功一次”。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我又编写了一个七至九人的快板演唱《中国有了原子弹》，后在1965年1月演出。凑巧的是，我国原子弹的蘑菇云升腾之日，赫鲁晓夫下台了。
1964年全社会都在开始学《毛选》，那时还看不到四卷本，即使是合订的一卷本也买不到，到处托人也没买到。后来还是王干事帮我买了一本，我也就开始“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以前所谓“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仅都读了，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整风文献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过去在革命部队都多次学过了。这次我重点研读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着作，觉得有不少收获。
这时在开始搞“讲用”，支队指定我做“讲用”典型，讲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思想改造的进步。不仅叫我在就业人员中讲，还让我向全监犯人讲，鼓励他们坚定改造信心，加速改造步伐，争取光明前途。我很清楚政府是利用我作为工具，推动犯人改造前进。但我觉得这也是有益的，我应该去做。
在我出监前半年和我个别谈话的那位吴政委已经调走了，新来一位刘政委，山东人，已听过他几次报告，比较有水准，有见识，知识面也较宽，报告内容很丰富。以后，叫我准备“讲用”都是他布置的，我写的“讲用”稿都由他亲自校阅点评。听说他曾在干部会上夸赞过我，说许多干部不如我，要他们向我学习，学习努力钻研的那种毅力、那种精神……我是听有的干部背后偷偷向我说的，学得很生动。但刘政委一次也没有和我当面谈过。就因为夸过我，以后在“文革”中被斗得相当严重。还有一些曾经对我好的干部，包括设备科的苗科长（孙干事已调走），特别是王干事，都受到很残酷的斗争，这都是后话。
在我们设备中队的就业工人中，文化程度大多是初中，高的很少。有一个张庆奎，在设备科是电工技术员，中专毕业，年龄和我相仿。他在寇里有关电力方面是一把手，记忆力强，脑筋灵，反应快，有关送配电、变电的资料、报表全由他负责。我们一起在寇里工作经常交谈，他还对时事政治感兴趣，便总有话题。他家住在市里，邀我去过，这是我唯一去过的就业同事家。其妻丁某也是变电工，在一国营厂工作。他们有二子一女，大的七、八岁，小女儿才四岁。二小子小军子才五、六岁，我很喜爱。他来新生厂看电影，我总抱着他，这孩子也特别和我亲近。张庆奎接触社会多，常讲给我听许多新事。
由于强调阶级斗争，就业人员不能和干部在一起办公，我不再做计画员工作，专管备件库（扩大了，搬了新库房）。张庆奎也只在技术组上班，也不到寇里去了。但全厂送配电的大量业务无人可代替他（如各种设备负荷计算、匹配以及线路的分布、走向，地下电缆位置等等），实际仍由他负责。我们仍不断来往，他妻子生了个双胞胎男孩，请我起名，我信口就说一个叫“如翎”，一个叫“若翼”，他们夫妇就采用了。
1965年秋，一位元犯过轻微错误的干部来接管备件库，我奉调去机修机加工工段当任务分配员。在车间里面机台旁，有我一张小办公桌，每天在那里上班。这里有C620、C630车床，牛头刨床，x61、x62、x63卧式铣床，x51立铣，螺旋铣齿机床，插床，无心磨床，平面磨床，立式钻床，摇臂钻床等不少机械设备。我的工作就是按总生产计画每天给每台机床操作者分配足够的生产任务，并按工艺流程一道道工序流转，中途或送高频淬火，或转热处理发蓝，再转回精加工，每道工序都经检验打钢印后流转。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找有关人员协调解决，一天工作也是很忙的。于是就和所有机台的操作者更加熟识、了解，渐渐私交也增多了。其中一个李科，不错的车工，我们同住一室，他是值星员，是支持我搞宣传员工作的积极分子，也是领导信任的人。还有几个车工宋凌云、、小郭（凌云）、小刘（锡生）、铣床工宁治洪、刨床工张显华、立铣工于德江等人都和我关系不错。特别有个刨工叫张文彪，他原是农机学校(中专)学生，因带头闹事入狱，就业后就操牛头刨。这人外貌不像知识份子，却颇有思想，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地。对国际时事也懂得不少，能言善辩，经常喜欢和我探讨国内外形势。但我们没有在宿舍里谈过，多是在生产现场一边干活，一边交谈。
黄晋善那时在技术科，住在前楼，因不住同一楼，也很少见面，不常往来。
我就业一年后，关于找物件这个老问题又为许多人关心起来。当时住在我们那所大楼的就业工人，除少数年轻的外，绝大多数都已婚，像我这样已三十六、七岁还没谈物件的几乎没有，于是热心人就纷纷来找我做介绍。我不能一口回绝，只能婉言推辞，一次也没有去看过、谈过。有的人认为我不正常，甚至怀疑我有生理缺陷，问题反映到领导上去。有天王干事还专门问我，是不是该成个家了？条件不要太高，争取早日有个家庭，对自己是有利的。我只能点头说对，但没有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我当然想要有个家，即使从生理需要也希望身边有个女人。但是我坚持不相爱不能结合，而相爱就必须对她负责。在自己仍处在没有政治权利被管制的现实条件下，我能给她带来什么?不说什么风光荣耀，连起码有尊严地活着都很难。物质生活也许一般能过得去，不会比别人差，但精神上没有做自由人的权利，就只能处在受屈辱的地位。我一个人就忍受吧，但绝不能让自己的妻儿忍受屈辱，与其那样不如没有家庭。而且我看到，许多就业工人找了什么样的物件，成了什么样的家。大多是农村再婚妇女，或离异，或丧夫，有不少还拖着孩子，穷苦无依，有的甚至有残疾、跛脚、瞎一只眼等等，急于找个男人养活，就业工人就是最适合的物件。他们成家后，会有幸福吗？更不可能有爱情。也会有儿女，那只是生理本能的产物。我对自己有要求，不甘于“永世不得翻身”，更不能害人。在那样条件下有了妻儿，只能是害他们，因此我打定主意，没有平反之前不成家，宁可打光棍也不去找对象。
在监内，我曾痛感犯人们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实在可怕。在一起谈论，女人是最有吸引力的话题，什么肮脏的语言都有，以谈论女人为最大的快乐。如今在就业大楼，情况也差不多，仍然是这样的话题，不堪入耳的谈论，说者听者都把自己降低到猫、狗之类发情动物的水准。每当这时，我只有走开。在那样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有些人就骂我“假正经”。按他们的想法，进过监狱就黑了，永远洗不干净。出了监就了业，就过一天算一天，能快活就快活，还有什么理想、前途可言。但我不管空气多么污浊，每天仍坚持读书看报写笔记，跟上时代的步伐，做一个健康的人，基本上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放肆说下流话。我期待并坚决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跳出这污泥浊水，还我洁净之身。在现实生活中，先保持心灵的洁净。
1965年初冬，读到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明白一场大风暴又要来临了。1966年初，北京市委首先被轰，接着便是“三家村”受批判，又出了“二月提纲”事件。接着，突然揭露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系列巨大变化惊人的快，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似乎一切都乱了。以前我没有看过《三家村扎记》和《燕山夜话》，这次在批判中约略读到，便对邓拓这个人特别关注，觉得是个很难得的人，尽量找他写的东西拿来看。一次偶然读到他在大跃进时写的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读后深有感触，觉得与自己内心似乎息息相通，这诗一读就能背诵了，以后多年不忘。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