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
图：沈钧儒（中），章伯钧（左），罗隆基（右）
这时报纸电台转了方向，每天报导反右派斗争的消息。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大鸣大放初期，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原本并没有多少人对大鸣大放感兴趣，但在诸多方面的鼓动下，就加入了大鸣大放的队伍，而且提出了不少过于尖锐激烈的意见，点名批评共产党的某些错误。
为首的是两个大右派章伯钧和罗隆基，被毛泽东称作“章罗同盟”（后称作“章罗联盟”）。对于章伯钧，批判的是他的“政治设计院”的发言。罗隆基的代表言论是“平反委员会”。两个人都被划成全国头号大右派。
那是阴沉的七月天，多淫雨，少阳光。
在北京师大，往日喧闹的校园，一下变得冷清了，人无声，鸟无语，好像绿园的小鸟，也感到大难临头，不再叽叽喳喳地叫。
一些在“鸣放”初期叽叽喳喳叫的同学，此时望着阴沉的天空，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感到大难临头：那些被认为是“中间分子”的，也在选择何去何从的方向：而那些“左爷”们，磨刀霍霍，天天关起门来开着“临战”前的秘密会议。
我几乎每天都和洪镇涛、张俊在一起，议论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我们十分不理解，准确地说是十分抵触。为什么相处和谐的同学和老师，一夜之间却成了阶级敌人。
同学之间互相说话少了，有些熟悉的人见面也不敢说话了。一次早饭，我在大饭厅见到即将毕业离校的四年级同学魏锡林，他眼睛一直盯着我，却不说话，只是把右臂抬起来向我晃动，看我不解，他才凑到我耳根下悄声说：“我右了！”
魏锡林也是《蓓蕾》月刊编委，我们曾经在一起策划、研究《蓓蕾》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从读初中时开始写作，1952年他写了一个“三反”“五反”的剧本，在《天津日报》上发表。当时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他的剧本，当剧本在南市人民剧场演出时，他跑去看，因为他没钱买票，把门的人不让他进，他说他是这个剧本的作者，把门的人不相信，找来了剧务，确认后才让他进去看剧，那时他还戴着红领巾。
从初中到大学，魏锡林一直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到大学四年级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
那时他临近毕业分配，因为他除了写些小说，他“右派言论”和“罪行”不多，就没有像其他右派那样送去劳改，被分配到天津市一所普通中学。
因为他和我高中同学焦琤同在天津市谦德庄中学，我才知道他在这个中学总务处工作，管卖饭票，但经常把饭票卖错，而招致领导的批评。
后来，他又曾把他落难后发表的一些作品寄给我。但是，因为我忙于杂务，竟没有给他写一封回信。听说，他早已经离开人世，应该是带着这个世界给他的不公平和遗憾离去的。
随着时间推移，反右斗争逐渐进入高潮，党员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但那开会的内容却是一点风都透不出来。原来几乎每天和我们在一起议论反右大事的一些同学，也不太跟我们讲话了，有时好像还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我们。
“擒贼先擒王”，中文系最先被划成右派的自然是率先“出洞”的穆木天，小会的批判，大会的斗争，轮番轰炸。昨天还诚恳地说“穆木天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欢迎继续鸣放帮助党整风”的何副校长，也一改常态，指挥着千军万马，进行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在过去揭发何锡麟的大字报区，一夜之间贴满了声讨穆木天的大字报。什么“猫头鹰”（穆先生高度近视），什么“转向诗人”，什么“夫唱妇随”（“妇”指穆先生夫人彭慧教授）。……那些大字报充塞着谩骂与污辱。
一次最大的由党校党委组织的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斗争会，是批判中文系系主任黄药眠教授的大会。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大会在大饭厅（兼礼堂）举行，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探照灯火烧火燎的热光，把台上正作自我检查的黄药眠先生照得满头流汗。
图：黄药眠先生
对黄药眠先生的批判，主要是批判由他起草的《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那时黄先生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这个“建议”是他为民盟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还没来得及通过，反右斗争就开始了。因为毛主席在此前曾说过：“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黄先生就是根据这样精神起草了《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没想到这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批判他的人说他的“教授治校”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向共产党夺权，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
另外的一大罪状是黄先生在一次民主党派参加的整风座谈会上，批评某些党员“在其位不能谋其政”，某些党员提拔任用干部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
黄先生还说过：“听说我的档案有一尺多厚，装了些什么也不让我知道，我要在人代会（黄先生那时是全国人大代表）上去控诉”。
这些话就都成了黄先生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状。批判会一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那是我入学后第一次看到系主任黄药眠。他头发已经全白，脸上布满皱纹。我在入师大前曾读过他写的《论约瑟夫的外套》，知道他是国内起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一人，并且知道他是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这样一个人，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阶级敌人呢？
黄先生批判胡风的事，自然在会上无人再提。
于是校园里贴满批判黄药眠的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至今我还记得：“还要眠（黄先生名字的谐音）是你清醒的时候了！”这种近于人格侮辱的大字报，出自谁人之手已经不得而知。
1991年5月，作家秦牧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写到：“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浑身解数……”
原来如此，他们是借“反右”来公报私仇，诛杀异己！
中文系还有一个特殊“右派”是启功。启先生是个既未鸣、又未放，对共产党整风运动没说过一句话的“右派”。
图：启功先生
原来启功先对痴爱绘画，因为“画院”的叶公绰先生被划为“右派”牵连到他。后来启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启功自述－－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此后，我们在大跃进中深翻土地、大炼钢铁时，启先生的工作是管理劳动工具。那时劳动工具有锹、镐、筐等，都放在文史楼地下室里，他负责这些劳动工具的出借、收回。我们借这些工具时要写借条，还回时再把借条收回。
我们班有位L同学，过去他很崇拜像启功先生这样的学术权威，也曾找些借口和理由去向这些学术权威请教，真有点程门立雪的劲头。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常瞪着牛眼喊：“启功，去拿工具，快点。”
启先生是系里唯一的没摘掉“右派帽子”就给我们上课的一位副教授（他本来已经被评为教授，成“右派”后降级使用，仍为副教授）。
本来幽默风趣横生的他，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上课时低着头，不看同学，也不板书，只拿着讲稿，一字一句地念着讲稿上的话，唯恐念错一个字！
启功先生被划作右派是在“反右”后期，在反右之初，他还上台发言批判“苦药社”，批判稿登载在《师大教学》上（见附录2）。
反右派斗争，采取的是群众斗群众的办法。群众斗群众是历史的悲哀，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常态。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就是群众斗群众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明很多群众其实都被某些错误思潮给欺骗、利用了。历史的悲哀在于总是有一些群众要被欺骗、利用。
就说此后被称作国学大师的、当初的副教授启功先生吧，他不也是被欺骗被利用的吗？当他上台振振有词地批判《苦药特辑》、装出一副“革命相”不久，他在劫难逃，也被划成右派！这不能不说是一幕滑稽剧。
八十年代，我热衷中国古代女性诗词，完成了《古代闺媛诗词选》一稿，夏承焘先生为书写了序言，启功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成都出版社对书稿完成终审终校之后，正在付梓之际，成都出版社因为涉嫌卖书号被出版署判了死刑砍杀了。书稿和启先生题写的书名一直存放在我的书箧中。
中文系是这次“反右”运动中的重灾区。
全系18名教授，其中8人被划成右派，占近二分之一。除以上说的3位之外，还有钟敬文。彭慧、李长之、陈秋帆、俞敏5人。
据说俞敏被划成右派，是因为他好开玩笑，讲话随便，有时还讽刺挖苦领导。在那个多言多失的年代，乖巧的人的信条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中文系共有学生250人，有近50人被划成“右派”，占五分之一。
学生中的小右派一般放在班级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在全校进行批判的都是大右派。
俄语系的谢昕是唯一的一个在全校进行批判的学生右派。她的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特务，谢昕与前夫离婚后考入师大俄语系，肃反中受前夫牵连，被逼供审问批斗，平反后恢复名誉。这次整风开始，她找到全国人大代表黄绍竑（也被划作右派，后自杀）申诉委屈，黄绍竑表示要过问此事。反右开始，学校就把她作为学生中攻击肃反运动的典型，划为极右分子。
批判大会在大饭厅举行，会场气氛极为严肃，有人带头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右派分子谢昕！”谢昕被揪上台后，她扬着头，直直地站着，不亢不卑。主持会的人高喊：“右派分子谢昕低头！”谢昕仍原地直立，这时过去两个人，拧住她的胳膊，把她头硬摁下去，但一松手，她的头又抬起来了。
批判会结束的当晚，她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了。此后，她在监狱中关押多久，什么时候出狱，出狱后去了哪里，至今是死是活，不为人所知。
另一次是批判生物系武兆发教授的大会。
武兆发是生物系主任，一级教授，曾留学美国，是国内外著名的生物学切片专家。他的切片远销欧美各国。解放初期，他回国被聘为师大生物系教授，因有海外关系，肃反中被批被斗。在整风运动初期，他就肃反运动中自己的遭遇提出意见和看法。
于是武兆发就以攻击肃反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被划为右派。
批判武兆发的大会是在定阜大街的师大北校进行的，我们中文系同学没去参加。据后来说，在会上一些人大揭武兆发私生活的一些问题，还找了一个村妇模样的所谓助教，上台揭发武兆发怎么强奸了她，于是会上有人喊出“打倒大流氓、大坏蛋、大特务武兆发”的口号。士可杀不可辱，会后武兆发用他的生物解剖刀割腕自杀了。
这样一位声望极高、威信极大、在国内外有显著影响的生物界名流就这样死于非命。
武兆发是北师大“反右”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授，他死后还继续被批判，说他是没有任何学问的大流氓、大坏蛋、大特务，抗拒改造，顽抗到底，自绝人民，死有余辜……这与封建时代的“鞭尸”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全校范围受到批判的还有俄语系主任胡明、政治系教授何廷杰、教育系教授朱启贤等。
那天，我参加了在合班教室举行的批判朱启贤的大会，会上抓住朱启贤的一句话，批来批去。朱启贤说过的一句话是“马、恩、列、斯、毛，老子天下第六”。这句话可能是出自朱启贤之口，如果这句话是朱启贤的真意表述，只能说他狂妄，怎么能与右派连在一起呢？如果是一句吹牛皮的玩笑话，那开玩笑也是罪吗？
在师大，我们度过那阴沉多雨的七月天！
以上所写，只是师大反右运动的一个侧面，而且是仅仅就我所知的一个侧面。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下，全国县级以上城市，被打成的右派的是55万，加上县以下的农村右派及内控右派，不戴帽右派，总数有300多万人，另有100多万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在反右运动中制造出来，总共不少于50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宠大的数字啊！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教训是沉痛的，它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尤其这次运动发生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它给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造成的的创伤是难于平复的，这次运动的打击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之最。目前对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原始档案还没有解密，对于反右运动的研究犹多阙如。究竟这次运动有多少人受到伤害，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人被关入大牢，多少人受到株连……这些还有待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原始档案解密之后，才能让人有一个清楚了解。
近闻， 1957年反右派运动档案已经解密。
1957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50万，而是317万人，还有143万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泽东1957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50万，而是3178，470人，是50的6倍以上。另外还有1437，562被划为“中右”……
全国共划右派317万多人，有500多万人受迫害。实际上是制造了4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板！”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让我们千秋万代永远记住在人类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吧！
【附录】（一）1957年反右派运动档案解密，解密内容如下：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4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4月11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5月2日至5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30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5月13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17级以上干部参阅。17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4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
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
1957年5月30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300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附录】（二）启功先生在反右批判会上的发言
批判《苦药特辑》
——启功副教授在批判“苦药社”大会上的发言
主席，诸位同志，诸位同学：
《苦药特辑》－－《新今古奇观》、《奇冤记》等，是一种极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反动本质，已经从各个方面受到许多同志的分析、揭发、反驳和批判，我就不多重复。此外它还有一副蒙人的外衣，即是好像它的“文笔还相当不错”，“够古典文学味儿”。因此甚至有的右派分子便以为这即是可以留当助教的条件和资本。还因有人说了句：“看不懂”，它们自以为又助长了身价，深奥莫测，便算高明。我们不妨先从艺术形式、写作技巧这方面来看看这些文章到底怎么样？后面再谈它内容的反动。
三言二拍的形式，在明末清初封建的正统文学当统治地位时，这种市民文学自有它的进步性，但到五四以后，为新的生活内容服务的新的文学形式产生，那些旧形式只成为历史遗产。当然我们是重视遗产的，我们对待遗产是批判的接受它的精华，去掉它们的糟粕，是恰当的借鉴，不是仅仅从形式上模拟就够了的。仅仅模拟形式，是一种落后办法。假如模拟好了，也不过是“假古董”，模拟不好，便是“东施效颦”，越发增加丑恶。我们初次接触这些作品，它的形式首先给我们一种没落感。章回体何尝不可用，现代也有不少反映新社会的章回小说，但《苦药特辑》这种用法，尤其用以宣传反动内容，除了使人愤慨之外，还觉得无聊、拙劣、庸俗、可厌……
有人看不懂就算好文章吗？新文学运动就是向着这种开倒车文学来革命。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文艺创作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安心不叫人看懂。所以庸俗的文学作品，正式革命的对象，有什么价值！何况他们的使人看不懂，并非合乎古汉语语法的古奥，而等多的是不通，才使人看不懂。随便一翻，一些生硬、幼稚、拙劣、不合语法、不合程式的现象可见。
下面随手举一些从字到词到句不通的例子来看：
第十回“徇私就妙龄”，“就”字怎讲，牵就呢，往就呢，就是呢？二辑序“夸张薰染”，我只知道有“渲”染，没听说过“薰”染（这里不是当习染用的），又“正之于事实”，全句不是讲纠正、举证，原来是证明之“证”，第二十一回“闻者哑言”，既哑又怎么能“言”？原来是哑“然”的错误。还有像一辑序“源源而来，层层迭出”，我们只知道“曾见迭出”这个成语，他们为了硬凑对子，不惜乱加删改。
又如第六回“似生活在地雷之域，栗栗而自颤。”地雷如何成域，栗栗已经是“颤”。又如第十九回“后查明此事，乃知是同学某君，梦中闹鬼从四楼竟奔野外事。”“闹鬼”有两个涵义，一是舞弊，一是迷信的以为鬼来胡闹。“梦中闹鬼”是梦中见鬼呢，还是梦中淘气呢？第十七回“有一迷途家犬”，接着说“常随康先生后头”，“后头”和“家犬”真是“文”“白”不称。本回末诗曰“犬命呜呼成礼物，敬献座主得孝贤。世间衙门官无狗，无主奇冤向谁申。”仅仅四句，上言不搭下语。不是科举师生，哪里来的什么“座主”又怎么叫“得孝贤”呢？第三句更不知所云，四句联起，又谁会“串讲”呢？
还有语义模糊像第十二回“一群众逼作地主”是这一群众被逼呢，还是他逼了上文所说的“党书记”呢？第十五回“为祸为殃”是指“作威作福”呢，还是指“受祸遭殃”呢？太多了，多举徒占篇幅。虽然，末了还要举一个。第二十六回“兴有幸”，猜不出是什么话，我至今还在“不懂”之列。
至于回目、诗词的平仄不调，对偶错误，体裁乖谬，更是不一而足。只看《奇冤记》的开场西江月词，即可见根本不合词律，其他随处可以遇到使人读着别扭难过的不通词句。
如果不是这样内容，即仅仅以形式、技巧论，叫我判分数，我也没法给他及格，再加上如此的反动内容，便要给负分数，向他们讨债。
帮助党整风，原是极其庄严郑重的事情，即普通的提意见，实事求是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那只狗，如说是本文作者所打的， 一定不承认，以为诬赖他，不实在。但是他们怎么便可以扑风捉影，随便捏造种种事情呢？更有 许多人物心里的思想活动，像第六回“心中嘀咕道，第十七回”因自思曰“，作者又是从何处得知呢？他们在二辑序里说：“首先以事实之精神为依据而撷摘事物之一面，选撮事物之数端，稍事夸张，略加衬托。”且看“一面、数端，夸张、衬托，”这种片面造谣的本意，已经自己明白供出。再看一辑发刊词说：“特别是要打还无风无雨的地方去”，这实际应该说是要到有风无雨的地方去，好临风放火。
文学艺术有其特殊性质和用途，也不是凡属文学作品处处都可以用夸大，都可以用虚构。《西游》《封神》可以用虚构，讲史小说便不容完全虚构。《三国演义》如借东风等事可以渲染，而大关节目便不容完全颠倒。比如不能写孙权统一天下，曹操被处死刑。何况一般文件，有的绝对不容夸大，如会计账目，工作报告、XXXX（？），考试卷子，……这是人所共知的，难道严肃的提意见的事，就能采取这种特殊的虚构手法吗？
《苦药特辑》是以文学的特殊形式为掩护，对党进行诬蔑和进攻，如果有人责问他们的事实根据，他们便可以推移是文学虚构，如果没人责问，便可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手段是极毒辣狡猾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的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但二者又是不可分割。如果说脱离政治，立场反动，则艺术性越高毒素也就愈大。《苦药特辑》的艺术性本不高，但他以古典文学外衣出现，炫惑读者，使稍微好奇的人，不免要拿起看看，他们散毒的企图，便因而得逞。唐人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仅仅艺成，尚算下品，何况《苦药特辑》的“艺”还并不够“成”，再加上内容的“恶德”，真成下品之下了。
我很痛心，他们这班的古典文学课我曾教过一部分，我通过教学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进行的不够，我自己应该引疚检讨的，但我也没有叫他们学来作这项用途，无聊地模拟古典形式，借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现在正告右派分子们：你们应该及早改邪归正，接受党的挽救，老实交代，深刻检讨，争取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XX，后悔莫及了。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