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5)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6)
接着看闻一的《廉价劳动力——“直接工业化”和对“劳改犯人”的利用》一文摘录:
1931年2月21日，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了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决议。整个工程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奥格布”)来负责。当时的总局副局长雅戈达任总负责人。为这一工程专门成立了白海—波罗的海工程局，几千名建设人员，从总工程师、技术员到工人，全是白海地区和中亚等地区劳改营的囚犯。囚犯们是在武装士兵的看守下劳动的，是在“想自由吗？你就从事突击劳动吧”的口号下度过日日夜夜的。1934年4月23日，运河终于在国家三令五申的20个月的期限内完成。通过这一工程所取得的经验是:“劳改犯人”是最听话的建设者，能在枪杆下循规蹈矩地劳动；他们没有任何报酬，每天所得只是仅能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和简陋的住宿工棚；他们可以从事最艰险的体力劳动，最适宜于管理和调度。还有一点是，他们可以在工程中无限期地劳动下去，而不受所判刑期的限制。
所以，这工程一结束，就被苏联政府视为“模范工程”，人民委员会授予雅戈达等五名“奥格布”领导人和工程管理人员以“列宁勋章”。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雅戈达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一工程。
利用“劳改犯人”劳动力的大权原本是交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但是，利用这种最廉价、最有保证的劳动力却吸引了所有部门和所有的共和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打开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牢门，让一批又一批的囚犯走进“工业化”的工程。于是在苏联各地，随着“直接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劳改营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
一开始，“劳改犯人”是用于工业化的重点工程，也就是保密的军事国防工程的。斯大林首先决策的是保卫莫斯科不受侵犯，御敌于苏联心脏以外的地区。后来，决策改为要加强苏联西部边界的防卫力量，于是在西部边界建起大量的劳改营，数以万计的囚犯集中在这些地区的国防工程中，主要是在那里修筑机场和阵地。后来这些沿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修筑的机场在尚未起用之前，就在希特勒发动的突然袭击下瘫痪。
在苏联体制下，“国防工程”的概念是十分广泛的: 一切不得为外人(包括外国人和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所知的工程均可规为“国防工程”。因此，从1920年代起，首先是森林和矿产的开采，其次是黑色和有色冶金、煤炭、石油、机械制造、发电等都成了“国防”工业部门。“劳改犯人”也就先是被用于这些部门，随后又被利用于直接进行军工生产。枪炮弹药的制造，飞机坦克的制造，甚至是新式武器的研发、核武器的研发，都利用了这些劳动力。
在工业化进程中，边远地区，甚至极地内的森林采伐一直是“劳改犯人”最集中的地方。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军工的需要。采伐的木材除了供出口外，还有三个用途: 一是铁路建设急需木材；二是用木材来制造一系列紧缺的物品；三是制造装运弹药的包装箱。采伐森林是极其艰苦的劳动，只有“劳改犯人”可以听天由命地去干这种工作，也只有他们不会泄露森林中的秘密。他们的衣食住可以维持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上，不用担心可能发生的不满和抗争。
总之，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 在“直接工业化”时期，“劳改犯人”基本上被用于两个途径: 一是专门劳改场所内的劳动，二是在企业工厂内的劳动。无论是哪个途径的劳动，都是与军工生产、国防工业密切相连的。对“劳改犯人”的利用是和国防保密工程的进展同步的。在苏联当局看来，“劳改犯人”的不泄密性就是国防工程可靠性和保密性的最大保证。
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期间，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总额为646亿卢布。根据实行“直接工业化”，加强苏联国防力量这一中央制定的方针，政府对工业部门的投资主要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该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78%。为实现这个计划，布尔什维克党不断对工业部门施加压力，进行各种各样的动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了四年零三个月完成了。这期间苏联建立了一批大型和超大型的重工业企业，重工业完成计划的109%以上，但轻工业计划只完成84%。
可是，在这些丰功伟绩的背后，是千千万万劳改犯人的流血流汗，并且伴随着血淋淋的杀戮。1930年8月，斯大林在答复莫洛托夫8月6日的来信中指出: 要彻底清洗财政人民委员部机关和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机构中的破坏分子枪毙掉20—30人。他指示:“一定要把破坏肉食品供应的整个破坏分子、集团都枪毙掉，并将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
9月13日，斯大林又写信给莫洛托夫，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应该把那些破坏肉、鱼、罐头和蔬菜供应的破坏分子统统枪决；苏维埃中央领导班子患了绝症；要取缔那些说什么“普遍欠产”、“接连失败”、“挫折不断”等话的报刊。大约十天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全苏肉品工业联合公司、全苏鱼品工业联合公司、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等部门的48名专家以“破坏工人供应的坏分子”这一罪名被枪决。
以上算是“大清洗”前的“小清洗”。而“劳改犯人”人数的增加和“大清洗”中被镇压的人数是同步进行的。闻一在他的文章中披露出以下信息:
“直接工业化”进程中，新建工程日益增多，新建工程遍布地区日益广阔，劳动力所需数量也日益扩大。在这一进程中，“劳改犯人”的数量也日益增加。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被苏联国家执法机关逮捕和判刑的犯人总计有62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有3.56万人，只是犯人总数中的一小部分。死刑的判决在1930年和1931年急速增加。1930年，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达到犯人总数的近10%，1931年近6%。
但是从1932年开始，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急速下降。在总数141919名犯人中，只有2728人被判处死刑。1933、1934年被判刑犯人总数分别为239664人和78999人，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分别为2154人和2056人。到了1935年和1936年，被判刑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分别为267076人和274670人，但是被判处死刑的人却猛减，分别为1229人和1118人。大量的犯人被关押监狱和送往劳改营，分别为185846人和219418人。这一进程显然和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被宣布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超额”完成，正在制订和不断修改、提高计划硬性指标；另一个是白海—波罗的海工程以及纷纷上马的各种大型工程正进行得热火朝天，急需大量的劳动力。
在镇压的高峰年代，即在“大清洗”的1937和193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非法执法机构(如特别会议和三人小组等)的“执法”成为唯一权威的行动；其次是被判刑的人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增加，分别为353074人和328618人。同时，被关押和送往劳改营的囚犯人数也在猛增，分别为429311人和205509人。1939年开始，被判处死刑的人再次大幅度下降，但送往劳改营的犯人却一直保持在犯人总数的90%以上。这个趋势一直继续到卫国战争爆发。
上述数字是根据1953年的苏联内务部的官方数字计算的。后来，关于二三十年代苏联遭到镇压的人数，尤其是“大清洗”期间遭到镇压的人数，有了一些或上或下、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被判刑的犯人总数和死刑犯及监禁与送往劳改营的犯人比例变化情况和趋势并没有重大差异。这些趋势是: 第一，被判刑的犯人被大量送往集中营或劳改营，去从事“直接工业化”进程中最边远地区、最需保密的、最艰苦条件下的劳动。第二，送往劳改营犯人人数的变化标志着“直接工业化”进程的变化: 工程上马得愈多，被送往劳改营的犯人就愈多。第三，劳改营集中的地方，“劳改犯人”集中的地方，就是“直接工业化”最宏伟的工地，也正是苏联媒体竭力宣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所在地。
从这种情况来看，苏联二三十年代的镇压，尤其是“大清洗”，虽有种种政治、国际趋势变化和领袖个人意志的原因，但是，“直接工业化”严重缺乏劳动力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一个本来就地广人稀的国度内，要在短期内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劳动力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即使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传统使用的备战和动员的办法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剥夺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成了解决劳动力匮乏的有效途径。
在斯大林的“直接工业化”进程中，究竟利用了多少“劳改犯人”，至今仍是俄罗斯国家的保密数字。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劳改营制度和利用“劳改犯人”的制度在苏联体制下是个经久不变的传统，是一个不诉诸文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恒久方法。在斯大林死后，这种制度仍在运转并发挥作用。斯大林时代最后一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1953年3月在斯大林死后发出的大赦指令中，就清楚地谈到，当时在苏联的劳改营、监狱和(特别)移民区尚有2526402名犯人，其中近半数的犯人(1241919人)是在1947至1953年期间关押的。而从1946年起，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使劳动力再次成为严重问题——由于战争的原因，使苏联的劳动力短缺变得异常尖锐。
194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法令——《加强对侵占国家和社会财产、偷盗公民个人财产应负刑事责任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大量犯有小偷小摸、打架闹事、流氓行为、投机倒把，甚至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有职务上的过失和经济上差错的人全被逮捕判刑。而且这种惩罚的特点是: 过失小，刑期长。于是，上述的1241919人就被送往劳改营，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
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劳改犯人”或者“被利用的劳动力”几乎是终身在各种工地上度过的。其中有部分人在刑满后仍然被留在工地上，被称之为“自由雇佣人员”，生活条件也有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他们的命运并不因此而有重大的改变。最幸运者可以最终离开劳改营，但是他们却要把一份记载有他们犯过什么罪、坐过什么牢、多长时间、现在如何等的个人资料的“身份证”永远随身带着。而苏联一直执行“身份证限制和居住区限制”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拥有上述“身份证”的人被称为“身份证限制者”，这些人不得在“限制居住地区”居住。到1953年，苏联已经有340个限制居住的城市、铁路枢纽和居住点，在全国边界15—200公里(在远东地区是500公里以上)的范围内是“限制居住区”。所以，连贝利亚也承认:“因此，如果看一下苏联地图，就可以看到，整个国家都布满了限制居住的城市和五花八门的禁区，在这些地方禁止被判过刑和服过刑的人居住。”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末期，苏联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之间具有密切联系，都围绕着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快速建成社会主义，使苏联成为工业化强国——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用尽一切手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斯大林设计了工业化的基本蓝图。这个工业化不是一般的工业化，而是特殊的工业化，它由以下几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轻重工业的非平衡发展和运行。二、高速度。工业化不是按常规缓慢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具有明确的速度指标的工业化。速度问题不仅是经济概念，而且是政治问题。三、计划经济。为实现高速度工业化，必须同时实现五年计划制度，用这种计划方式规划苏联经济发展的目标、进程和尺度。四、农业贡税论。大力发展重工业，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斯大林决定变相地实行托洛茨基派的“社会主义原始始积累”的办法，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从农民那里榨取“贡税”。
那么，怎么能够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的“贡税”又不至于引起农民的反抗呢？斯大林提出了全盘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为高速度工业化积累资金，这是斯大林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重要设想。作为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另外两个主要内容是: 第一，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打造社会主义的农业基础；第二，消灭富农阶级。从表面上看，全盘农业集体化与高速工业化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从实质上看，斯大林是从同一个目的出发构筑统一的工农业大规模改造的。在斯大林看来，从农民那里取得资金是必然的，不这样做苏联的高速工业化就无从谈起。但是，要从农民那里取得资金，就必须实行特殊的农业改造政策。全盘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具有很强的政治涵义和意识形态色彩，这是为实现布尔什维克的目标而采取的最激进的措施和手段。
为了从农民那里榨取“贡税”，首先就是要制服农民，这就要靠强制和恐怖手段。斯大林编制了一个巨大的网，这就是集体农庄。他把农民装入这个大网，这就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使农民失去土地。而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力量，就会被国家政权所控制。这样，布尔什维克政权就会非常容易地通过集体农庄榨取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和资金，而不必担心农民会反抗。但怎么把农民驱赶进集体农庄，这却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性问题。斯大林的高招就是提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也就是说，将加入集体农庄赋予很强的政治涵义，只有“好的”农民才能进入集体农庄，富农是不能进入的。富农分子要么被驱赶到边远地区，要么被流放到指定地点，其财产均遭到没收。同时，斯大林表示，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同富农阶级站在一起，谁就是富农分子，谁就有被剥夺一切财产、被流放的可能。这是一条革命的鞭子，这是一种强硬的专制政策。农民在强大的专制政权之下只能加入他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非常陌生的集体农庄。苏联的个体农民就这样没有经过什么过渡阶段一下子变成了集体农庄庄员。斯大林通过集体农庄这种方式有效地割断了农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苏联的农民从此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个体农民，而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所控制的农奴。用斯大林的话说，这是“被改造了的”农民。但即使这样，斯大林仍然对集体农庄不放心，他设置了农业拖拉机站这样一个机构对集体农庄实施控制，进行导向。农业拖拉机站为集体农庄提供技术和农机服务，集体农庄向农业拖拉机站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结果，高速度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动和激荡。这主要表现在: 联共(布)党内出现不同的意见和分歧；强制搞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伤及广大中农的利益，引起不满；布尔什维克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作风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出现怨气；等等。整个社会笼罩在气氛紧张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社会之所以能运行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高度集中权力，布尔什维克党的决策权集中于斯大林手中，他的指示就是一个个必须绝对服从的法令，各级组织和机构必须绝对执行；第二，红色社会恐怖政策，一切对国家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抱有怀疑和反对的人均是“人民的敌人”，必须予以惩罚；第三，思想上的超强控制和实施个人崇拜。
斯大林就是采取这种“拧紧螺丝帽”的做法将苏共、苏联政府和整个苏联社会纳入严格控制的模式之中。可以肯定地说，苏联模式自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深刻的矛盾性和潜在的危机性。因为斯大林是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将苏联赶进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斯大林就离不开国家保卫部门，越来越依靠这个专政部门控制党和国家、社会。从1930年代到斯大林去世的一系列事实表明，不依靠不断的清洗镇压，不依靠“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不依靠个人崇拜，苏联模式就难以维持下去。这就是苏联模式危机的典型表象，也是危机产生的根源。苏联模式蕴藏`潜在危机的另一个表象是，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经济越来越缺乏活力，许多大型工厂自建立起就没有经济效益，许多工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至于苏联农业，到1953年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期的1913年的水平。苏联模式是准军事体制，适合于备战要求和战争环境。而这种模式过分集中又反过来导致其效率很低、决策武断、运转不灵的弊病。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