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官方文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发表了记者亚衣采访诗人贝岭的访谈录《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近几年来,贝岭一直以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活动。所谓“异议作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政见者”;一类是文学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文见者”。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见,又持不同文见,那也只说明他是这两类的综合。前一类很好理解,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我们都能数出不少名字来。后一类则需要特别讲一下,“持不同文见”当然是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的,在文化极权的国家,主流文学也就是官方文学。但这种说法还是很模糊,因为它并没有界定什么是“官方文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吗?——不见得。

如果我们承认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那我们就等于承认,包括许多异议作家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品,也都成了“官方文学”。如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诗人帕斯捷尔那克,……等等,他们的成名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过,岂不都成了“官方文学”?这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异议作家们由地下和国外出版作品,事实上差不多也总是被“官方”认可和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茨维塔耶娃的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布罗斯基的诗,昆德拉几乎全部的小说,都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们都不是中国或者别国的“官方文学”。用是否上过官方出版物来划分文学的际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极权国家的官方出版物上,“主流”与“非主流”文学,“官方”与“非官方”文学的分野、它们各自所占据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与排斥,是很明显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代表官方意志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前期是“伤痕文学”,后期是“改革文学”。至于其他杂色纷呈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寻根文学、朦胧诗、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至少在一开始总是与主流文学、与官方提倡的“时代精神”唱着不一致的反调。它们中间的一部份,尤其是写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学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能被官方所接纳,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在文学上曾经扮演的反对派的作用,不能将它们等同于“官方文学”一棍子打死。

文学与极权制度

贝岭基本上应算作后一类,即“持不同文见”的异议作家。他参加过民主运动,也批评过民主运动,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对“官方文学”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称作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作为一个异议作家主要表达“异议”的方面,仍是不同的“文见”而非政见。

贝岭认为,他是一个从未获得官方承认的作家。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方式、美学、语言、乃至写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有原因,“那就是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我如何能够同毁灭者合作,或者企求它的承认?”

我们知道,极权制度有过而且仍不断有着“对文学的毁灭”,但并不是极权制度一定和只会毁灭文学。奴隶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文学。封建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苏联的萧霍洛夫和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张爱玲。

极权制度当然是很坏的制度。悲剧在于,大部份的人类文明恰恰是在极权制度下创造的。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这说明文学,还有科学和艺术,虽然与政治制度不无关联,仍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存系统。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个纯个人的劳动过程。作为异议作家,你可以反对甚至反抗你所处的极权制度,但你不能因此而反对极权制度下的文学,尤其是反对这种文学的存在,除非你觉得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还远远不够。

对于一些先前处于“地下”的文学作品,后来又被官方刊物公开发表,贝岭常常感到困惑:“不知用哪种表达更为准确”,——“非官方的”、“独立的”,“民间的”,还是“地下的”等等。显然哪一种表达都不准确。表达的困惑,实际上是定义的混乱造成的。贝岭以是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来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官方”、“独立”、“民间”和“地下”,最后自己也闹糊涂了。他也知道,“严格来讲,地下的文学活动从来未放弃走到地上来的权利,也从未放弃在国家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贝岭所从事的“独立的文学活动”,从未放弃变成官方的、不独立的、非民间的和国家控制的文学活动?

从地下到地上

事实上,贝岭真的没有放弃过被他指为文学“毁灭者”的官方承认的努力。他在北京,就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提出注册,出版由他主编的海外文化刊物《倾向》。他说,这是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之一。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翻阅了他赠送的刊物后一再表示,不是刊物的内容使他们拒绝,而在于刊物不是国家机构创办,也没有隶属单位。

在这里,我毫无指责贝岭向官方申请注册这份刊物的意思。我甚至还很欣赏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他的认真和热忱。这里只是想借此说明,他在自己划定的框架里必然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力图建立一套官方系统以外的文学体系,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套文学体系纳入官方系统以内,他居然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独立的文学活动”。

几乎每一个诗人和作家,都经历过“地下文学”的阶段。一篇作品在没有公开发表之前,或者说没有变成铅字之前,都可以说是地下文学。有的写在日记本上,有的装订成册,有的在沙龙里朗读,有的成为手抄本,有的被打成油印稿,——哪一个作家或诗人没有过这样的文学青年时代?或者说,哪一个文学青年在得到社会承认前,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地下文学”活动?这种“地下文学”,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可能产生,绝不是极权制度的特产。

以文革结束不久出现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而论,它的作品和作者后来差不多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可能有个别没被承认的例子,那未必都是由于思想出格,或美学观念、文学语言及写作方式的出格,有些也是因为自身真的“还不成熟”。《今天》给中国文坛造成了巨大影响,它引发的“朦胧诗”运动,意义绝不仅限于诗歌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作者们被官方集体接纳,或叫做被“招安”以后,这个地下刊物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直至过了多年,北岛才又在英国重新主编《今天》。此时的《今天》今非昔比,无论编辑队伍和基本作者的水平,还是装帧印刷的精美和发行渠道的优良,特别是编辑出版环境的自由程度,都远远超过当年的油印品。但是文坛评价却不甚高:它失去了当年那样一种文学潮头的作用。

地上的小说地下的诗

诗歌界的地下刊物特别多,贝岭列举的地下诗刊就有《现代汉诗》、《倾向》、《南方诗志》、《象罔》、《反对》、《九十年代》。我在国内也曾见过不少,其中有些质量还很不错。但确实没有见过一本地下小说刊物。究其原因,我以为并不是贝岭所说的,“小说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国家的出版及市场体制下了。”

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多以写诗为起步。这是非常明智的:诗可以最大的限度地表现他们的热情、情绪、想像力,挥洒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抄写或自创他们的人生格言,记录他们闪光的只言片语。与之相比,小说家要显得“老谋深算”一些,编造故事或不编故事都需要一定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一篇小说的构成,哪怕是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有较为严密的构思。只要是尝试过这两种文体写作的人都会明白,诗和小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以我个人的经验,诗更适合年轻的初学者(不是说不年轻或不是初学者就不能写诗),小说则可以年纪稍大一点,“想清楚了”再动笔不迟。

我们看到,中国每年有大量的青年诗人涌入文坛,另一方面,读者却一步步疏远甚至厌弃诗歌。很早就有一种说法,中国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因为写诗的自己也不读诗。相对的,小说发表的园地大得多,只要你写得还不错,各地刊物的编辑们都会轮流来约稿。而即使有一定名气的诗人,往往还得凭长期建立的文坛的“关系”发表诗作。这是读者市场造成的。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诗刊》的发行量曾达七十多万份。接着小说迅速取代了诗的位置。现在小说最风光的岁月也过去了,取代它的是电影和电视剧。

显而易见,急速膨胀的队伍无法为日见萎缩的发表园地所容纳。那些急于想得到社会承认、急于拿自己作品“进场”的文学青年,只有选择油印地下刊物一途。诗的优势是篇幅短小,容易刻印和手抄,地下出版的工本费也不难承担。小说就不同了,谁会辛辛苦苦一篇小说去刻它几大版呢?刻出来密密麻麻谁有耐心去仔细把它读完呢?

我很赞成地下诗刊的大量印行,它确实可以缓和这种不均衡造成的矛盾,刺激和活跃文化市场,也为产生经得起考验的诗人与作品提供了土壤。但我并不赞成一定要把它们与官方刊物对立起来,这没有任何好处,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得了的政治意义或文学意义。事实,只要你写的纯文学,连官方刊物都没有主动去做这种对立的事情。人为对立的结果,只会令人反感,减低文坛同行们的同情与支持,乃至恶化自身的生存环境,束手待毙。

吃言饭的人们

被“官方”承认是一回事,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另一回事。当然,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被官方承认的前提。承认还有两重意思,一是认可你是一个作家,一是赞同你这个作家。作品被官方的刊物发表,不能说明这个作家一定被官方赞同。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作家、诗人遭受过那么多的批判、围剿和迫害。

官方刊物不等于官方,这也是常识。只能说,官方刊物常常代表官方,或者执行官方的政策和某些指令。但代表和执行,正说明它本身并不是官。否则我们也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遭到过那么多的改组、查办和停刊。

刊物是由具体的人来办的,这些人大多数和你、我、他(她),和贝岭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办刊物,组稿发稿,是他们的职业,吃饭的手段,充其量只是整个官方机构运作的一个组件,并不是官方体制本身。如果硬要说吃官饭的人就是官,那贝岭也是一个“官”。如他自己所述,他在官办的大学毕业,在官办的报社担任过记者和编辑,又在官办的大学任教,直至公派亦即“官派”出国。这么些年,他一直是“官方承认”的学生、记者、编辑、大学教师和访问学者,只是没有被“官方承认”为作家而已。

我这么说,目的只是想解救那些被贝岭指责为“官方作家”的文学同行们。只要贝岭自认他是一名官方的记者、编辑、教师和访问学者,那所有的“官方作家”也就都可以安然去就寝了。我想贝岭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还要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怎么忽然变成“官方”的一名代表呢。他当记者、编辑和教师,只是一种谋饭的职业手段,是在除了“官办”没几处地方可去的无奈选择。

那些作家们何尝不是一样。他们总应该有“生存权”,应该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谋一碗饭吃。他们的作品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领取官方的稿费以及工资,获得官方颁发的文学奖,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他们从极权制度的官方那里得到过好处,就成了他们应该被否定的理由吗?

中国作家的发表方式、获酬方式,是他们自己别无选择的。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反对官方对于文化资源的垄断,正如反对官方对于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垄断,但反对不得不在这样的垄断环境中以劳动谋生的就业者,对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是一种苛刻的行为。

白天鹅没有骨气?

贝岭对“专业作家”制度深不以为然。一是因为“这些人主要是小说家,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说过有什么专业诗人”;二是“无尝接受一笔国家的薪水,要国家去养”的作家,如果号称在“作品中表达独立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一,采访记者亚衣当即指出:“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专业诗人,比如艾青、臧克家。”这是事实,而且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诗人(且不论其作品究竟如何)。贝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是孤陋寡闻呢,还是故意回避事实?从他紧接的话来看,应该是故意回避事实,他说:“这些是国家级的,但是在各省市,地方上几乎没有。大概在国家的心目中,作家就是小说家,诗人是不存在的。”

话明显不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尽管亚衣马上拎出了艾青、臧克家这两只黑天鹅,他还要说都是白的。难道国家级的黑天鹅就不是天鹅吗?国家级的黑天鹅不正说明,在国家的心目中,黑天鹅“是存在的”吗?

各省市地方上,专业诗人也绝不是“几乎没有”。据我所知,舒婷就是福建省的专业诗人,还是省作协副主席。她家住厦门,作协仍给她在福州分了一套住房。又以湖南为例,众所周知,由众多中青年小说家组成的“湘军”,曾令整个中国文坛瞩目,而诗的地位一直不算太高。但湖南省一级并不太多的专业作家中,就有好几位诗人,如未央、于沙、石太瑞、骆晓戈、刘勇。其中很长一段时间,由未央任作协主席,刘勇任作协常务副主席,石太瑞任作协秘书长。怎么会诗人是不存在的呢。

关于二,专业作家是否“无尝接受一笔国家的薪水,要靠国家去养”?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因为工资与一个作家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无关,即使你一个字不写,薪水也一个子儿不少。这显然不合理。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不只是专业作家独有。如贝岭比较熟悉的官办大学,一两年不教一堂课照拿薪水的教师有的是。又如贝岭也比较熟悉的官办机构里,每天看报、喝茶、闲聊的机关干部也有的是。可见不只一个“专业作家”的问题。

贝岭揪住小说家不放,又用起了激将法。“小说可以通过出版赚大钱。被国家养起来的小说家如果有骨气的话,靠市场就能够养活自己。”换言之,中国现有的专业小说作家没有一个是有骨气的。只要我们不像贝岭一样故意回避事实,一定知道中国的文化市场不是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文化市场。所有的资源都被国家垄断着,作家没有创作的自由,没有出版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深入思考的自由,没有迁徙和出国旅行的自由,没有保障自己版权和版税不受侵犯的能力,没有保护自己不受迫害的法律依据,……你要人家如何去赚大钱,以体现他的骨气?

也拿过“白给的钱”

我本人曾做过几年专业作家,后来为了“骨气”,丢了这个饭碗,靠稿费养活自己。我并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因为它确有很多弊病。但我看到那些不顾事实,一味指责和嘲笑专业作家的人,更难为苟同。很奇怪,这些人多半自己就是作家,他们不去责备文化极权制度的制造者和文化资源的垄断者,却装出一副外国人似的天真面孔,首先就要剥夺作家手里的这点工资。这不公正。因为现行制度下,作家发表的作品,社会并不能给予他应得的报酬,工资只是定时付给的另一种酬劳方式。要改革,首先应该改革整个文化专制体制。

不能否认,专业作家中间的确有人专写对专制制度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人成为官方文学或者极权文化的代表人物,还可能混进有极少数的文化特务和文化打手,然而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专业作家。正像不能以大学里混有不学无术之徒,就否认所有的大学教师一样。据我所知,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包括专业作家,是有一定的社会良知、专业水准、文学成就和道德准则的,他们不愿而且也没有成为甘心被官方所利用的宣传工具。

有意思的是,反对专业作家制的贝岭,却并不反对甚至还很赞赏西方国家的驻校诗人制和桂冠诗人的头衔。尽管他们也是靠人家白给一笔钱给“养着”,也活得没什么骨气,也在“靠别人养”和在“自己作品中表达独立观点”之间“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很简单,贝岭自己就做过美国布朗大学驻校诗人,拿过洋人白给的钱。更有意思的是,贝岭宣称“不会有太大兴趣去谈论其历史”的小说家王蒙,早几年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专业作家制,他也不止一次地到美国的一些大学当驻校作家,也要拿洋人白给的钱。

我并不反对作家诗人拿这种钱。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老是反对别人拿“国家白给的钱”,自己不管是谁“白给的钱”则一概但拿无妨,就不能不引人怀疑他先前胡乱反对一通的动机。

有人可能会说,——事实上有不少人就这样认为,——拿国家“白给的钱”不算本事(没骨气),拿洋人“白给的钱”却是本事(有骨气?)。熟悉中国文化环境的人都可以了解到,拿洋人白给的钱的本事是从何而来的?我这里就不去穷究了。我只想说,在作家拿“白给的钱”这一问题上,谈不上谁高谁低。至于白拿了钱是否还能同时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我想贝岭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独立不等于排斥异己

主编《倾向》,是贝岭正在干的最重要的一项“独立的文学活动”。熟悉一点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份杂志办成现今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和很值得肯定的成绩。贝岭的工作也很有意义。其意义在于,极力地表现出另一种存在。他告诉我们他的亲眼所见,创作之外的文学活动,比作品本身更直接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而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简直就是一个异议作家的天职。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最重要的和最艰苦的文学活动仍是创作本身。没有好的作品,一切的意义便失去了根基。创作是纯个人的事,几乎每一个作家创作时多是在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这种文学活动是任何他人都无法取代的。

可以预期,《倾向》以后的倾向,仍会沿着一条漫长的路途孤独地走下去。不被官方接纳认可的困惑,也会长久地跟随着他。他希望独立,但独立绝不是一味地排斥异己,排斥所谓“官方体系”内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是无罪的。不但无罪,贝岭也承认,目前中国最好的小说,还是由他们写出来,并在某些国家的刊物上发表的。既然我们被要求“期许《倾向》成为中文世界最具影响的文学与人文刊物”,就有理由看到,那些最好的小说和它们的作者不被排斥。

(《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