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直接诱因是因为阅读了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几篇论文。尽管我要回答的是刊自《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上赵无眠对我个人的观点乃至行为予以质疑的文章。无疑，这些质疑谈论的是文学，或者说，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中国的现存制度，但最终还是会还原到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境遇。故，即使我回答得看来很精彩，也必然会是充满矛盾，并令人挑剔的。更有可能的是，我的回答既不精彩，也不雄辩，它仅仅展现了无穷矛盾的空间，以使我们浸身于其中思考。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在谈论文学，而非仅仅用文字来进行道德或政治的拷问。文学，在其丰富的内在深处必然会触及人的存在（政治只是它的一面），但文学并不是对生存的简单解答。文学是对存在的无穷困境及状态的个人性陈述，它有着启发智的功能，尽管有时（特别是诗歌），以它本身的明澈展现纯粹的一瞬。
作为一个从未具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经验的爱尔兰人，希尼在他十年前的一篇论文《翻译的影响》中，以罕有的敏锐，谈及了本世纪中前苏联及东欧极权主义制度下的诗人道德上的坚持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所产生的某种影响，以及这种激烈的诗歌精神对主流的英语诗歌构成的启示和挑战。由于语言和文化的更大差异，这种启示和挑战几乎还未完整地发生在中国现代诗歌和英语诗歌的关系上，但中国诗人所背负的生存背景，如果不是更为严酷，也至少不亚于前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时期的状况。故，希尼所阐述的观点，几乎可以转用在中国的现状上。
希尼写道：“我要说的是，我们对现代俄罗斯诗歌的命运和幅度的认识毫无疑问已经形成了一个法官席，以后的作品都要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他们脚尖抵到那条线上，不仅是诗歌的线上，而且是考验勇气的线上，站在那里坚持你所写的东西意味着坚守你的阵地并承担后果。对于这些诗人来说，写作的基调就是一种直接的基调，从而他们对那些安于受约束的、不明确的基调中的诗人构成了一种影子挑战，后一类诗人的基调已变成人们在杂志和新书，尤其是在美国习以为常读到的大部份诗歌的共同特点。
然而对这些英雄来说，由他们的行为构成的综合形象所造成的影响力绝不逊于他们在纸张上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个与现实相一致的形象是以诗人经历危险时代的考验为特色的。所要求的并不是任何公开对抗的伟大举动或屈服，而是某种自我检查、某种默契的虚假——在糟糕的情况下则是种族良心的泯灭。……正是这种少数派后卫的拒绝，向多数派揭示了他们对多数派的堕落的鄙视……正是因为这些诗人使这种揭示发挥了作用，才把他们自己送入了险境：人们永远不喜欢有人提醒他们道德上的怯懦。“
尽管按照后现代的文学理论，阅读常常总是一种误读，或者说，阅读就是误读。我仍想试着解读一下（或者说误解一下）希尼的这段论述。
和前苏联的那些地下诗人一样（它包括了曼杰施塔姆、古米耶夫、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谢维里亚宁以及刚刚过世的布罗茨基等），在当代中国，继承地下诗歌传统的诗人，特别是在今天仍旧把自己的写作投射在地下文学（包括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版、编辑，独立的文学奖项、自由的文学聚会等等）中的诗人，“他们对另一类安于受约束的、不明确的基调中的诗人构成了一种影子挑战”，而充斥于国家控制的文学刊物或上的诗歌（如朦胧诗、爱情诗、女性诗、边塞诗第三代人的诗、新生代诗歌等等），看着他们的命名，就可想而知作为诗的暧昧与想像力的苍白了。
我想指出这些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可以无须自省地获得希尼称之为少数派后卫（地下诗人吗？）的资格，也更不敢接受希尼出于遥远的敬意而给予的“英雄”桂冠。但我确实和希尼一样深知，人们永远不喜欢有人提醒他们道德上的怯懦。“当然，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种怯懦有其自身的、甚至特定社会现实的合理性和可理解之处，但怯懦毕竟是怯懦，不管人们把它置于何种时空下，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它解释成勇敢或勇气。这两个概念是不能偷换的。”怯懦“和”勇气“这两个词，以及由这两个词所衍生出来的所有含义及注释，永远是两种呈现，它们分属于事物的两极。尽管在我们的一生中，也许在生命的不同时刻，这两个词所代表的两种状态或行为都曾出现过。
说得明确一点，中国大陆的地下文学从六十年代初始，它一直延续，并坚持到了今天，形成了中国式极权制度下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另一种文学传统，它历经摧残和惩罚，仍为后世留下了独特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那些“脚尖抵到那条线上，不仅是诗歌的线上，而且是考验勇气的线上”的中国诗人和作家表达着我的敬意。并以作为其中的一员而自珍。说得更明确一点，在我们这部份的文学历史中，有着勇气，遭受惩罚与不幸，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诗人和作家，有着一份并不孤单的名单：郭世英、遇罗克、食指、朱育琳、陈建华、芒克、多多、黄翔、孟浪、王一梁、陈东东、刘漫流、哑默、黑大春、默默、京不特、廖亦武、周伦佑、巴铁、萧开愚、刘晓波等。这些诗人和另外一些虽然名声很大、却在可以看见的历史中颇为暧昧的诗人同行构成了一种对比。以至于我也忍不住去引用西默斯·希尼引用过的英国诗人埃·缪尔的诗《审问》中的两句：“我们已经支持不住了……可是审问仍在继续进行下去。”
一、再谈文学和作家在极权制度下的命运
正像我在接受亚衣采访时强调的：我不使用“官方小说这一概念”。同样，我也尽可能不使用“官方文学”这种简单化和全景式的概念。我宁可使用复杂的表述或困惑于表达的难以准确。所以，和赵无眠的理解相反，我不接受由此导致的一种更简单的推论，“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等等。”
然而，对于在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制度下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及创作者的命运，我必须予以更为清楚的澄清。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大部份作品无法在苏联公开出版，他最为重要的两部历史小说《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是在西方发表和出版的，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从未获得正式出版，他为此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开除国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被偷带到法国和意大利出版的，为此，他在苏联政府威胁要将他驱逐出境的情况下被迫违心地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及对自己做了谴责。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几乎不再写诗，主要从事文学翻译。而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经历更为悲惨，她曾流寓巴黎及布拉格，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带着孩子返回彼得堡，并在斯大林政治大清洗的恐怖中自杀身亡。这两位诗人的主要作品都是在他们身后才得以有限、部份地发表，并同时受到御用文人在报刊上的批判与诋毁。在这里我宁愿引用俄罗斯文学教授西德尼·卓纳斯一九九二年四月在“知识份子与中欧与东欧社会变革”研讨会上的演说《俄罗斯文学与流亡》中的几段话：“叶赛宁与马雅科夫斯基以自杀走进了最终的死的流亡，而别的许多人，活下去的，进入了一种精神的内在流亡。他们的著作，如果有的话，也是要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才得以出版，而那也将很快停止。
总体上说他们确实幸存下来了，尤其是在一九三零年代那鲜血淋淋的十年……然而即使极权统治将俄罗斯的文学天才杀死大半，其中仍有一种暗暗的尊敬。“在俄国他们严肃对待诗歌。”曼杰施塔姆对他的妻子说，“还有什么地方为了它而把人枪毙呢？”曼氏本人便是在斯大林的枪口下消失的。
“索尔仁尼琴只被允许再发表两篇短篇小说。他的三卷本巨着《古拉格群岛》成了一切被禁的进口货中最严禁的，被热忱地到处搜查。”另一些无法在本国发表作品的作家如昆德拉及布罗茨基等，他们的作品确实曾在中国大陆以“内部发行”，“供内部参考”等形式出版。俄罗斯伟大的地下诗人布罗茨基的诗及作品可以以美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出版，但是，这些作品中许多重要的章节几乎都被删节过，并常常要在译者序言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所谓的批判性分析。例如伟大的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中“邪恶的列宁”一节被全部删掉，昆德拉的小说中明显涉及共产主义制度的段落被删节，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全部作品及文章被禁止正式出版。但即便是内部发行，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版仍旧是十分难得与珍贵的，所以，我在亚衣的采访中特别指出了邓小平的“新政”使得官方的出版有了相当程度的宽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了出版自由。
二、关于《倾向》杂志去年在北京前往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注册申请
凡是愿意正视中国文化体制的人都能看到，中国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文化操作上具有现代极权主义的传统特征，即对出版的国家垄断、报刊的自我审查及党的领导与党组织在出版社、报纸及刊物内的建立。
也正是为了争取出版自由，我才代表《倾向》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北京向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予以注册并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大致的交涉情况如下：
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倾向》文学人文杂志主编贝岭在北京以公民的身份代表《倾向》杂志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外合作司国际业务处处长魏红、期刊管理司综合处副处长戴齐鸣及另一位未披露姓名的高层官员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大楼内先后出面接待了他，魏红处长代表对外合作司听取了贝岭对《倾向》杂志的介绍，并且回答说，中国大陆不允许私人从事出版，也没有在海外创办的刊物回国出版，并获得许可的先例，她在听取了贝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争论、出版、集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陈述之后，明确地告诫贝岭，你在海外住得太久了，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不允许任何私人申请出版，所有的出版均要由国家机构出面申请，并由国家机关确保出版物及刊物的国家隶属性。随后，贝岭又前往期刊管理司，再次了解并申请《倾向》在国内的注册，戴齐鸣副处长及另一位高层官员亦表示无法受理《倾向》的注册申请，并强调他们从未受理过此类未持国家机关证明的刊物注册申请，国家新闻出版署也没有专供申请方填写的申请注册表格。当贝岭表示希望国家早日制订《出版法》，以便申请人依法申请并了解应有的申请程序时，两位官员均表示，基于中国国情，此《出版法》的制订难以完成。他们特别表示，只有隶属或挂靠国家机构才能从事出版。在交涉无效，并彼此了解了各自的立场后，贝岭特别向国家新闻出版署赠送了已出版的各期《倾向》杂志，他们在翻阅了刊物之后再次表示，此刊物不是国家机构创办的，也没有隶属的国家或党的机构，故在中国是不允许出版和发行的。
可按照赵无眠在文章中对此事的理解是，“贝岭一方面力图建立一套官方系统以外的文学体系，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套文学体系纳入官方系统以内，他居然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独立的文学活动’”。我以为这是一种极其荒诞的推论和明显荒谬的假设。
我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代表不得已在海外出版的《倾向》杂志前往国家新闻出版署直接交涉并查询，并非是一次轻松或不需要勇气的举动，当时监视并“随行前往”的六、七位国家安全便衣人员看到我进入国家新闻出版署门禁森严的大门，并走入接待室时，我是作好了被禁止甚至被扣留的准备的。重要的是，我是在寻求或争取一份真正独立的、由文学同人及志同道合者自行创办的、不隶属任何国家机关、也没有党组织的刊物在中国境内出版发行的可能。也就是通过直接面对面和国家权力机构的交涉，去争取出版自由的可能，如同我当面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官员强调的，中国应该允许个人，民间团体及不隶属或挂靠任何国家机构的编辑同人从事文化出版事业，所谓宪法保障的出版自由应在这一形式上得以体现。否则，出版自由只是一句空话。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官员们的回答也是简单而清晰的，基于中国的国情，目前尚无可能。一份刊物若想在国内注册及出版发行，必须隶属或挂靠在党和国家的机构之下，须由党和国家机关出具证明及公函前来申请注册，并在业务上接受它的监督与领导。
正因为《倾向》不是此类的刊物，使得它杂志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创刊号在印刷厂被封存没收，刊物的编辑及作者被警方传讯，恐吓、骚扰及监视的命运。《倾向》创办人代表《倾向》公开、直接、郑重地向国家最高出版机构要求在中国正式注册和出版发行，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上为争取出版自由的勇敢、直接并最富启示的历史性行为。它为后来者的类似努力积累了经验、传递了勇气、提供了参照。因为独立的、非官方的文学人文或思想性刊物，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才能获得出版与发行，获得更广泛的读者，并在读者市场上和党和国家控制的刊物或出版物抗衡和竞争。并为新闻自由、表达自由乃至自由选举等社会民主化进程创造条件。正像我曾经强调的那样，《倾向》的读者设定是在中国大陆及更广阔意义上的整个中文世界，假使不能最终回到中国去编辑出版和发行，这份刊物是没有未来的。这也是《倾向》从创刊那时起的目标设定。《倾向》不期望只是文学流亡者或思想流亡者的作品发表园地，也不是为西方汉学界了解中国及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办的刊物，如今我们不得已在海外创办这份刊物。恰恰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自由，是为将来能回到中国去而积累经验、形成风格，继承地下文学的传统，聚集文学和人文思想的力量。
三、关于地下文学和民主墙时期的《今天》
我所确认的地下文学，来自于前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地下文学传统，它是极权制度下的宝贵文学遗产，它不是赵无眠定义的“文学青年的早期习作”，这不属于我所谈论地下文学传统。
赵无眠的文章中特别谈到了民主墙时期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并认为“《今天》的作者们被官方集体接纳，或叫做被”招安“以后，这个地下刊物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价值。”赵无眠触及到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中的重要问题，并给予了结论。但赵无眠对那段历史不够了解，因为他不是置身其中者。作为这段历史的参加者，我应该介绍一下当时的事实，《今天》作为民主墙时期一份独立的，由文学同人创办的文学刊物，它是在一九八零年四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五一年政务院《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和今年七月国家出版局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作出的规定为由，声称《今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发行，否则予以查封”为由勒令停刊的。（见《今天》编辑部一九八零年十月致《今天》读者书。见《倾向》文学人文杂志一九九四年总第三、四期合刊）。显然，是刊物被禁止在前。顾城、舒婷、北岛等《今天》的一部份编辑及作者陆续加入官方作协，并在国家的文学刊物上大量发表作品在后。但是，另一部份《今天》的作者及诗人并没有被“官方接纳”或“招安”，他们是芒克、多多、方含、食指、田晓青、赵南、严力、老鄂、英子、马德升、黑大春等人，他们构成了《今天》作者的多数，而不是“个别”。其中芒克不仅是当时最主要的地下诗人，而且是《今天》的两个重要创办人之一，而多多则是当时最有成就的地下诗人，食指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了一代地下诗人的诗歌先行者，方含则是文革期间白洋淀诗群中的重要诗人。赵南是《今天》文学沙龙的主人（为此，他曾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许多《今天》文学活动的参加者包括我本人常年受到国家在就业上的歧视，警察的威胁及监视。他们不仅“由于思想出格”，主要还是因为行为方式、美学观念，文学语言及写作方式的“出格”，使得他们几乎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无法发表任何作品，丧失工作甚至居无定所，过着艰难的生活。他们的境遇和被官方称之为“朦胧诗人”而大名鼎鼎的另一些《今天》作者如北岛、舒婷、顾城确实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他们对希尼称之为“不明确的基调中的诗人构成了一种影子挑战”。但这种挑战是以更不幸的生活为代价的。怎么能仅仅因为这些作家当时无名，就把他们轻易地抹掉呢？那是不是太势利了。
我强调过自己是一个从未被国家（官方）承认的作家。我确实也在属于“国家办的小学、中学及大学读过书，在国家办的报纸、社会科学院、大学作过记者、编辑、教师。而且，只要我未公开宣布放弃中国国籍，现在我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算是‘官’吗？我以为仍是一个‘民’，是国家里的一个民。但我想澄清一点的是，我从未被公派或”官派“出国，我被邀请出国，是因为我在地下文学中的经历，和我当时的职业（任教的大学）毫无关系。我也从未获得任何公费资助出国。
四、关于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
确如赵无眠所说，我对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深不以为然。因为这一制度供养着的作家大部份作品平庸，甚至写不出作品，他们的工资待遇、行政级别、住房规格是按照国家干部的级别给予的，甚至终身享受。这并不是我的本质。令我不齿的是，当某些享受着此一特权的作家声称中国有着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时，他们真是失去了羞耻和反省的能力。至于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里有着众多的专业诗人这一事实，因为我不在其中，我确实是孤陋寡闻。赵无眠举出了众多地方上专业诗人的名字，我想，他们确实写了不少的文字，许多分行或不分行的句子，所以他们是作家，可那些是诗吗？那些叫末央、于沙、刘勇或石太瑞的作家能叫诗人吗？这个“事实”我不仅必须回避，而且也不认可。
在诗的这个行业里，有着严格的美学标准，诗人这一称谓应该不是随便封的，在我列出的诗人中，有谁曾经做过国家的专业诗人呢？是芒克或黑大春做过国家的专业诗人？还是孟浪或者陈东东做过上海作协的专业诗人？所以我说：“在国家的视野中，这些诗人是不存在的。”国家或省市供养的专业诗人，大都是前诗人、伪诗人、不是诗人的人。这就是我所认定的事实。
五、关于美国大学的驻校作家制度
就我所知，美国确有少数的大学邀请驻校作家或驻校诗人制度，这些年，确有极少数来自中国或流寓海外的作家和诗人被邀请成为大学的驻校诗人或驻校作家，这些大学包括爱荷华大学、布朗大学、密西根大学等。怎样看待这一情形和现象，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赵无眠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有限地陈述了对此事实的看法，无疑是敏锐和及时的。我本人确曾在布朗大学做过二年半受薪的驻校作家。美国还有国会图书馆确定和授予的年度国家桂冠诗人及每个州确定的州桂冠诗人。
美国大学的驻校诗人由校方、作为教授的著名作家和学校的文学创作专业经过特别的推荐和严格的审核，根据被推荐者或申请人的文学成就来决定聘请，聘请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驻校作家应该为学校师生每学期至少举办一次自己作品的讲座或文学朗诵，而且必须参加文学创作专业的各项活动，并要为学生讲课及回答创作上的问题，阅读并评价学生的作品。故，驻校作家既是一项荣誉、也是一份工作，只是工作量比大学教授要少，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交流和听课。学校提供的驻校作家奖金不是白给的，而且不是终身，或长年的。这一制度和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有着许多不同。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驻校作家为期只有三个月。布朗大学英语系则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六四镇压之后在布朗大学校长的支持下特别设立了自由写作计划，并同时接收了马波（老鬼）、雪迪和我本人，我们三位的逗留时间均比预期的要长，而我本人则是三位中最早离开布朗大学的。在布朗大学期间，由于英文不好，我未能给学生上课，但其它的工作及义务我都承担了，所以，“洋人”的这笔钱不应该是白给的，但“洋人”的这笔钱确实有救济、帮助、安定中国作家在异域生活的成份。我迄今对于自己由于英文不好，无法给美国学生讲授中国现代诗歌深以为憾。是的，拿到这笔钱是一种幸运，因为大部份中国诗人和作家未有这种幸运，故，我尽力向布朗大学推荐在中国受到国家警察迫害及骚扰的作家进入自由写作计划，地下诗人孟浪就是在我的推荐和帮助下来到布朗大学的。然而，异域生活的悲或喜，因为政治原因选择了流亡的诗人、作家的感受确实是复杂的。至于“拿洋人白给的钱本身”是否普遍存在，这是需要做个案研究的，我倒希望赵无眠能研究一下。
六、关于异议作家的使命与天职
争取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在中国的实现，是我和《倾向》目前必须担当的使命。《倾向》不会有“不被官方接纳认可的困惑”，因为《倾向》从不企求没有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状况下的这种接纳和认可。
作为一份视野高远的文学人文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我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发现和出版好的、甚或伟大的文学和人文作品。
作为一个自我期许甚高的写作者，我有和赵无眠相同的认定，“最重要的和最艰苦的文学活动仍是创作本身。没有好的作品，一切的意义便失去了根基。”努力写出好的、甚或伟大的作品，而不是滥制低劣的文学作品。这才是我的天职。
既置身其中，也在见证之中。不断地审美和自省，并在你所经历、并必得面对的生存背景下，努力催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异议诗人和作家，无可回避的命运。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