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被镇压之后，我只是意淫了一番，觉得自己应当怎样怎样，但终久没有做什么，我称自己是“一条在暗中咆哮的狗”。前一阵子看见陈子明去世时，他的朋友追忆他这一时期的生活，令人羡煞，那时他就轰轰烈烈地活过一回人了。
记得那一段时日，这个躁狂的政权常常会闹出很大动静来，他们在继续推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又在全国范围陆续查“总理遗言”，查淫秽手抄本“少女之心”，查所谓的政治小说《第二次握手》，忙死他们了。许多地方都以单位名义通告那些看过“总理遗言”和“少女之心”之类手抄件的人，主动前往单位政工部门登记，如不主动承认、登记，后果如何如何。中共建立政权初期，这一招很奏效，本着对党对所谓人民政府忠诚老实的态度，同时也出自于恐惧，我的父辈曾主动坦白过自己的“罪行，技工出身的父亲甚至交代过为一国军营长修过一支手枪的事，而我舅父则如实向组织汇报我的外公曾被当地”一贯道“推为名誉坛主或点传师的”劣迹“，亡父在文革被揪斗时”修理反革命杀人武器“，是其罪状之一，而我从未参加过”一贯道“任何活动的八十多岁老外公则被凌辱关押，数次自杀，而后亡故。现今，我那同样已是八十多岁的因其对党”忠诚“，直接使其老父”不得善终“的舅父，只要是我们苏州一支的外甥与其通话，他毎次提其老父，毎次必失声痛哭。自四九年以来，尤其是五七年反右，一直受中共愚弄，吃足苦头的草民百姓，谁还会把自己脑袋往墙上撞？没人要去单位政工部门登记，最后他们只得不了了之。
但不知哪一天，厂里突然有人神神秘秘地在议论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管劳动人事的四川人老潘热度也很高，看见他不住地眨眼，一本正经，结结巴巴地与人讨论“后人治蜀要三思”，不禁令我大受刺激：他们很文化！于是，我开始留意这事。在这同时，厂里还传抄着一首诗词：“父母忠心为国酬，何曾怕断头，今已见，江山红遍，虽未死，鬓已秋，江山靠谁守，你我忍将夙愿付东流，杰作红楼千古，映照封建贼王侯，自古忠臣出逆子，惟有宝黛入神州。”。当时印象颇深的是“自古忠臣出逆子”这一句，之所以记得很牢，因为它立马让我想起了陈毅之子陈小鲁那拨“联动”，而且还由“忠臣”，想起一句我父辈常用的出粗带泥的吴方言：“精忠报国吃硬卵！”。据说，这首词，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其实，当年我不知此诗出笼的前前后后，但也没想到要问问背景。
一日傍晚，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宿舍的门被敲开了。门外是我们当年赴江西学习的带队负责人黄建人，老黄湖南涟源人，这个曾经对我不感兴趣的厂中层干部把我叫出去，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一脸冷峻地悄声对我说，有什么要烧掉的，都烧烧掉，厂里马上要挨家挨户搜查哩！
在人口稠密的内地，要挨家挨户搜查，谈何容易，但在青海海西，一个单位，一个大院，住家房连房，碰头碰脚，做这事不难。
那时我们单身宿舍基本是住四人，四张床一摆，便满满当当，只有床下的空间是自己的，宿舍中有一张没抽屉的课桌，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口破皮箱和一只装焊条的小木板箱里。
什么叫“要烧掉的，都烧烧掉”，大家心里一本账，即不能示人的文字。我对老黄充满感激，且有些受宠若惊，也许是因为我在周恩来去世时的表现，这个傲慢的前空军地勤技师，前冷湖镇财税所的所长，这个在厂里有些目中无人，也常常看不见我的小个子，头一回把我当个人看！
他转身离去，我立即进门，翻箱倒柜，翻出一些自认为会引发一场祸的笔记本。那时我没有多少成文的东西，只有一些片言只语，最多的是我抄录的诸如马恩反专制反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之类的檄文和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大加挞伐的语录，那些语录恰恰与毛时代挺合辙，针对性极强，可借来指桑骂槐，又比较安全。
譬如，“惩罚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譬如，“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
还有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我就靠马克思这一句活着：“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于是，不管他们是粉碎所谓的“四人帮”，还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一天一天好起来，我都不买账，不领情！
我没传抄《周总理遗言》之类的劳什子，那时“遗言”的制造者李君旭已被公安局抓捕，大家都知道那东西不能碰。我就把那些以为见不得人的文字用笔涂黑，再撕碎，再将这些纸屑，填入炉门烧了，并将那些纸灰和在炉灰中，直接倒到垃圾堆去。那会的人“经风雨见世面”，知道咋个弄法。一切收拾停当后，放放心心，支起耳朵，坐等厂里那拨人上门。
但那日，乃至于此后，根本就没什么人上门搜查，我有些犯贱地感到些微失落。我与老黄的关系也没有亲近到可以随便去问一声的那般程度，直到前两年，在近四十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些“违禁文字”是他探亲时，在内地一老朋友那里抄回青海的。那会，在厂里流传的这首古体诗的第一传抄人很快落实到了老黄头上，但他一口咬定，是在乘火车时从别人那儿抄来的，并摆出一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的架势，等待组织处理。
老黄系四九年前高中肄业，性格有些孤傲，好学聪明。在邓小平时代，他没有任何背景，仅凭本事，先后任州建行行长和州人行行长。金融，对既非科班出身也非其擅长专业的老黄来说，完全是门外汉，他能侧身他们金融系统厅局级业务干部之列，足见其才能在中人之上。那会，主事的厂头应当是看重他做亊踏实能干，能挑担子这一点上，加之与其并无过节，关系尚可，另外也不想多事，节外生枝，于是，这始于明朝，盛于毛泽东时代的“瓜蔓抄”，在这个厂子才就此打住，老黄只是交出了那些劳什子，并未被追究责任。
所以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辄血雨腥风的毛时代，只要不是上一级部门督办的“案件”，对一事一人的处置权完全掌握在一级组织的头头脑脑手中，换言之，这一级组织的负责人是对你有生杀予夺权力的人，倘使他多少有点仁义之心，那你三生有幸，如果他是个人渣，那你就万劫不复。不幸的是，毛共自当初发动“痞子运动”的所谓革命之日起，他们所依靠的对象大都是些吃光卖光、不事劳动且极凶残邪恶的地痞流氓及唯命是从的脑残，也就是说，毛共和受其役使的草民一直在与那些人渣和脑残打交道，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夺印”之后，许多中共的基层组织都落入那些人渣、脑残之手，这些个夺人财物妻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的流氓无产者和脑残，有的继续横行乡里，有的则“农村包围城市”，摇身一变，成了再度祸害一方的城市管理者。
中国的50后与60后，有不少人因陈毅耿直对他颇为好感，但自从得知这位陈老总在任上海市长时那种恶形，便恶感顿生。
每日了解哪一位被剥夺资财的资本家跳楼，是其乐趣之一，无论跳楼对象的资产，是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或是作为灰孙子换来的，还是他一颗汗珠甩八瓣挣来的，这位上海市的最高统治者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操那种“昭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的口吻问下属：某某人怎么还不跳？好似大量围观爬上高楼讨要欠薪者的嘴脸丑陋的看客，如此人性缺失，令人不由得不心生鄙视。
这些年，常想起在那场所谓的革命中出生入死的中共高干韦君宜那一段话，大意是：本以为革命只要不惜献身就可以，不料，仅仅献身是不够的，你须得献出你的灵魂，才能成其为一个“革命者”。那些掌控基层政权的人渣、脑残和那些个有意无意出卖灵魂，灭了人性的“革命者”，与其主子不知在人间造出了多少活生生的地狱来！在四川乡下，那些贫下中农协会的乡逼，在所谓“土改”中，为了从仅仅是富裕一点的农家手里整出点银两，竟将女主人衣裤扒光，置一火盆在其腹下炙烤，被采访者至今仍记得苦主双乳和腹部渗出的人油滴在炭火上的吱哩声和刺鼻的焦煳味；十几个乡逼奉贫协之命，去县上把一位在那教书的地主女儿揪回来，那地主也是本乡的开明人士，结果，那十几个人渣回来了，而那位全县第一美女则永远不能回到她曾经眷恋过的故土，她被那十几个畜牲轮奸致死。山西农村土改则同样惨烈，无数“地主老财”，死于非命，我之所以要将“地主老财”四个字用引号，那是表明，在西北农村地区，有的苦主仅仅只是一年到头有吃有喝，都成其为革命对象，为逼其交出钱财，惨遭虐杀。一“老财”，为攒下些银子，大年初一还特意出门要饭，他说大年初一，人多半都会给那么一点。当他拒绝交出他从嘴里从生活的角角落落硬生生抠出来的的银子，当即被绑马后，在河滩拖拉，等停下时，后脑壳没了。去年与刘荻鼠兄初次见面时，言及令中国普罗大众认清毛共这等反人类的极端组织的邪恶本质，我以为，仅仅原原本本将“地主之殇”一类的人间惨剧通告天下，让天下人都来看看，这中国“犹太人”的悲惨世界，就可事半功倍！由此不难明白，他们为啥要秘密颁发“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之类的“八不准”了！顺便说一句，在这一点上，《炎黄春秋》居功至伟，这些年该杂志批露了大量中共在土改时制造的一系列惨绝人寰的罪行，你也就不难明白他们为啥要折腾《炎黄春秋》了啦！那些文章，令人痛彻心肺，与文革一样，那是中共将中华文明撕裂的历史，阅毕，总想仰天长啸：老天爷啊，你咋不开眼呀！
嚯嚯，打住！写这类事关记忆的文字，我指哪打哪，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信马由缰啦，敬请列位看官见谅！
自“古体诗事件”之后，我很久未见老黄，那时他已患肝病，饮食起居得有人照应，其夫人周盛兰是州医院一医生，于是调动至州府所在地的德令哈工作。但他始终说都没跟我说一声，这令我有些不快，这个老黄和他的家人在我踏入这个社会最初的八九年间，占很重要的一席位置。但我拿上青海师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也未与他们告别，呵呵。仔细想想，在这之前之后，有的人和我离厂时，未曾与我及我也未曾与之作别的人，包括前文所述的老李师傅，有那么好几位呢。这些亊令我长时间无法释怀！好，继续说老黄，继续说说在江西丰城培训的那些亊吧，这也是我生命历程中很重要的一咕噜，嘿嘿，丰城差点儿成了我死无葬身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1970年建厂时，有一批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男女学生被分配至刚刚筹建的海西铁厂，海西州的全称是，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自治照例是没有的，但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是可以确定的。厂里有蒙古族藏族，没有哈萨克族，另有一土族妹纸，蒙古族居多，他们都早我数月进厂。那个土族妹纸，包括我在内，私下里很单纯地，即以未婚男所特有的方式喜欢过一下下，只是喜欢。她头发黑中镶黄，那种淡淡的黄，当然是天然的啦，这妹纸身段差些，但一张鹅蛋脸，虽雀斑点点，但皮肤白皙，还算中看，且双目含情，可谓“美目盼兮”。不过，有民间传说，土族妹纸非本民族汉子不嫁，但她是尕海这一地区硕果仅存的土族，因而绝了这一地区所有男青工的念想。因为这种设防，被抑制的未婚男与之交道时便有了障碍和距离，所以那些被称之为大众情人的歌星影星要隐婚呀！那时，青年男女一旦深度接触，绝大部分是奔婚姻去的，非婚姻的性关系，即使不背处分，也会遭人唾弃，1978年，厂里一朋友，闹了婚外情，我们立马与之割袍断义，绝交！而陆续与多人有过恋爱关系的所谓的“杯水主义者”，不被开除公职，也会以“玩弄女性”的流氓罪被问刑责。
那些充满权力欲的极端的赤色原教旨主义者一旦夺得政权，必将天下众生都视为他的战利品，在方方面面他都要行使他的管理权，以显示其主子地位。一个专制独裁政权的统治者，往往又是一个心理极为阴暗的变态分子，只许自己放火，不许民间点灯，特别热衷于在老百姓那儿实施“禁欲”，如太平天国，军中男营女营，即使夫妇“私通”，也杀无赦，而天王及其统治集团的头领们则妻妾如云，骄奢淫逸，尽亨人间富贵荣华；曾几何时，阿富汗的塔利班，在其统治时期，也推出一系列的“禁欲”法令，连照相馆都是被禁对象，众所周知，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都将遭到极其严厉惩处，但那些塔利班头目一个个将女孤儿院中有两分颜色的成年女孩儿和未成年女孩儿一律变作性奴。至于土共，进城之后，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泥腿子官员一个个不仅停妻再娶，一江春水向东流，还在基层大量索取“性贿赂”，即“你入她的档，她才能入你的党”，而有的高官在走基层过程中，在巡视祖国大地的当儿，也不让自己闲着，常常向“地方”要求，弄个人来暖被窝儿。但在生活中，在他们提倡的文学艺术中，这些男盗女媢的马列主义者对众生实行“精神垄断”，要求你必须拥有“一片丹心向阳开”的无产阶级爱情观，是“生活中的战友”，是“革命的伴侣”，甚而至于，他们的革命样板戏，全成了“寡妇戏”，或者是“留守女士戏”。一想到当年我们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常常“狠斗私字一闪念”，而他们却为所欲为，时常在钓鱼台的小电影院美美地“批判”形形色色的“封资修”的电影片子，我的眼泪就哗哗的。
在毛时代，他们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对中国人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和“爱情观”的舆论导向，加上他们全面出击，拦截和剿杀所谓的非无产阶级“爱情观，无孔不入地”兴无灭资“，因而极为奏效。那时，我宁肯犯下反革命罪，叛国罪，那怕杀人放火，贪污盗窃等等类类的罪，也绝不愿犯有诸如”玩弄女性“的流氓罪、破坏军婚罪、通奸罪和未婚”同居“罪之类的与两性关系相关的罪过，因为性是肮脏的，太丢人现世，以为那是世上最最抬不起头来的亊，可以去死啦啦啦！
好，话说当年钢铁厂外派一批青工赴内地培训，是全厂青工的头等大事，他们嘴上说与不说，心里都在想着这事，盼着自己能好运当头。1970年底到1971年初，海西钢铁厂管理层一直紧锣密鼓地在拟定赴江西丰城和河北遵化两地钢铁厂培训的名单。被派遣到内地学习，对青海人而言那是天上掉馅饼的一等一的美差。
在那个时时“讲政治”的年代，从上到下各级组织，一律自觉认可，一旦需要有外派人员到“兄弟单位”学习培训，其“政治素质”就关系到这人所在地区，所在单位的声誉口碑，因而他们确定这名单的谨慎程度，仅次于所谓的改革开放初确定出国人员名单。那时前文出现过的，我尚未结交的S兄和陈兄，即史振荣、陈青荣两人，也许因为成份较高，也许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令人羡慕的工种，厂里的决策者以为“不能好事都让你们占了”，所以他俩不在名单上，而有的大概是政治表现和工作表现，不够出色，当然极其关键的还是厂里没人，即那些在厂里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都一一被排除了，但土族妹纸和所有少数民族男女同胞都在这名单上。。张榜之后，我很遗憾地看到土族妹纸是去河北，而不是江西。
那会青海作为高寒地区，企业在职人员，冬天有冬装费，作为劳保的一部分。我们这些外出学习的人可提前领取皮帽皮衣皮裤和翻毛大头毛皮鞋。于是，厂区蓦然冒出了一群身着崭崭新新冬季工作服的小年青，他们脸上个个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气，他们满怀自豪和怜悯地在那些不在名单上的人面前走动。临行时，那些可怜的人还得敲锣打鼓地欢送这些幸运儿。
每个外出培训人员都有一个由帆布或大被单包裹捆扎的行李，那大约是军人行李背包的二三倍，同时还有几乎是人手一个用红白粗线结成的兜着脸盆及洗漱用品等杂物的网兜，大家伙能带的都带上啦，这不，要到异乡客地至少工作生活半年哩！
行李被一辆一辆大卡车直接拉往省城西宁火车站，人员则同样被一辆一辆大卡车载到18公里以外的州府汽车客运站，搭乘预约的大客车前往西宁，“火车开进柴达木”，那是七、八年以后的事了。
不管去江西还是河北，两拨人混杂在一起，上了一辆辆卡车，那时正值数九严寒，穷冬烈风，沙石公路上不走车都飞沙走石，况且前后都有车，我们就这样土头灰脸像密密麻麻戳在毫无遮蔽的敞篷卡车上。冬日里，我们小青工如外出干活就这样，常被彻底冻透，僵掉，有时下车了，都走不动道。
这通往州府的十八公里，严格意义上算不得正式公路，公路管理部门大约八百年养护一回，因而这路啥时候都是坑坑洼洼，尽搓板。一般都是到了实在不行了的时候，尕海电厂糖厂和钢厂相互协商，你一车沙石，我一车炉渣，一倒一铺，一拨小青工用铁锹一推一平，便又维持到下回实在不行了的时候。不过，无论啥时候，这道上只要过车，便是尘嚣甚上，但见一柱抜地而起的沙尘移来移去。此时，这条大部分已被浮土吃尽沙石和炉渣的非正式的公路，显然已经到了需要三厂“相互协商”的程度了。
我们全体时而上蹿下跳，时而东倒西歪，因为没有人管事，因为女生，毎次激烈的颠簸，都会引发浑身上下弥漫着强烈的荷尔蒙气味的男青工尤其是那一拨少数民族男同胞一阵阵借力挤压和充满骚情的起哄声，同时还伴随着满脸绯红的女青工貌似嫌弃怨忿的唉哟声。因为颠簸和人为的大力挤压，大家站立的位置和脸的朝向一直有些变动。突然，我觉得自己的那只无处摆放、极不得劲的手，被一只不知从哪个方向来的质地冰润细软的小手，触动了一下下，随即，那纤纤手指在我掌心轻轻一挠，而后迅速回收，而后不知去向。我如遭雷击，魂飞魄散，脑袋和眼前顿时一片灰白。
他们继续放肆的挤压，放肆的起哄，大家继续被动地变换着站立的位置，而我则完全随波逐流，差不多失掉了意识。我看不见那只小手的主人，也没种去寻找那只小手的主人，虽说那是我性意识觉醒以来，第一次接受来自不相干的同龄异性的触摸，但那并无太多的诗情画意和浮想联翩，还是比较生理，状如阿Q从尼姑庵回到土谷祠，我的手，我的掌心哎……凉飕飕的，不行了！
这个准确的出生日，当是1956年1月4日的十五岁的少年，那会儿梦里梦外，满脑子都是女人。在整个尕海近十年间，他始终渴望着“傍晚在花园里，遇见心爱的姑娘，我的生活立刻变了样！”
那十八公里，乃至于更远的路途，他断断续续苦苦地在想，谁？想来想去，咋都是土族妹纸！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土族妹纸在同一辆车上。也许她闹混了，觉得这只手是她可以搔搔手心的那个人的手心，他常看到她和同样来自民师的少数民族男同胞谈笑风生，他们彼此说的应该是蒙语，也许她只是随意地佻皮了那么一下下，呵呵！在这里要说一下，即使土族妹纸没有“非本民族汉子不嫁的传说”，他和她也根本不可能有啥事，这傻叉长得那么困难，个子也不高，没有家庭背景，又屁本事没有，厂里妹纸看不上他，如同日出日落，那是自然的事。再说，她们三个少数民族女同胞，都是厂里的政治宠物，尤其是脸蛋儿还算好看的土族妹纸，更是属于严格保护对象。无他，在此只是特别想说说，这些都是令他很难忘记的小“破事”。
被厂里包下的大轿子车一路歌声笑声和背诵毛泽东语录的诵读声，直奔八百公里以外的省城西宁。我也很忘乎所以地唱歌，说笑，背诵毛泽东语录和吃东西，看窗外野景。
自1969年5月4日，离开老家到这儿，我这是头一次走出柴达木。来时，在上海搭乘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火车，与在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一单位工作的姨父母、表弟和我哥一齐在甘肃的柳园下车。进入柴达木另一路线，就是在甘肃定西分路后，走兰州，而后是青海的省城西宁，我们则从柳园转乘卡车走的是敦煌、长草沟、鱼卡一线。在敦煌，特别渴望去无限向往的千佛洞，一睹早已耳熟能详的“飞天”芳容，但提这样的要求，那不是一般的不识相了，姨父母和我哥腆个脸四处求爹爹告奶奶在找到大柴旦和格尔木拉货的便车，那些地方没有客运一说。第一次吃了从来不认为还可以吃的炒蒜薹；第一次用普通话平白无故地骂了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狗日的！那人虽未没有听见，但还是遭到我姨父惊讶而不失温和的喝叱。我们是从流水九曲十八弯和满是养眼青青草的叫“长草沟”这样一个地方，进入青海的，过足了坐汽车的瘾，小时候一直渴望坐汽车，喜欢闻“刹车屁”。
我为这里的高天厚土而惊异，而兴奋莫名，暂时忘记了我那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一次工伤事故，背部打满石膏的娘，颤颤地出口长气，贱贱地笑了。
这一回走西宁出青海，我终于可以一睹青海湖，也可以看看当年青海唯一一座城市的西宁是个啥模样。
但在这个季节，为诗人海子倾倒的青海湖，没有宝石蓝，没有湖的概念，惟有一派令人自觉寒嗖嗖冷嘶嘶的冰塬，临近湖岸不远处的冰塬上有一兀立的冰山，犹如一艘未收帆的七零八落的失事大船。背依这茫苍苍的冰塬，还有一院一院一排排的房子，落寞而又苍凉，有些触目惊心，因为那是青海湖劳改农场。在公路边，在顺势而下一路扑向那片冷漠孤寂的冰塬的大地上，我见到了与德令哈劳改农场那些形容萎缩穿戴一团破烂的毫无两样的“刑满就地就业”的“小三”，这是海西对“地富反”三类人员的一种蔑称。从那时起，在我心里这冷森森的颓丧的青海湖，便牢牢地与青海湖劳改农场作一绑定。
不过，省城西宁没有让我失望，他以一个城市应当有的眉眼展开在我眼前，其实车至西宁郊县的湟源，那山那水，那些个覆盖整个峡谷的树，已使我怦然心动。我曾经在我的中短篇小说集《黑天使》中写到过一个细节，一个四五岁的孩儿，第一次离开那个几乎是寸草不生的矿区，随母亲坐大轿子车途径海西州府德令哈，一见德令哈劳改农场那防风林带影影绰绰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孩儿跳起身来，手指前方尖叫：“北京！”妈妈的眼泪哗的下来了。其实，这是一段记实文字。背井离乡，离开那个所谓的“锦绣江南”，已是两年，满目荒凉和孤寂的我，在这个城市中四处游荡，用这座城市的“繁华”，来滋润这已然荒芜的身体。
天黑了，这个乡叉久久地坐在马路牙子上，看大楼，看这“灯红酒绿”，看水瀑似的在大街上流布开去轿车，那些红红火火闪闪烁烁的尾灯，如明明灭灭的锡箔灰烬，是星星点点的令人悚然的夜的眼。有那么一下下，他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
时夜，海西州驻西宁办事处招待所大楼的走廊和敞开门的客房里，传来阵阵脆生生的过度兴奋的孩子气式的奔跑打闹与嘻笑声，被钢铁厂青工全线轰轰烈烈占领的楼层，过了很久才归沉静。虽然，在这之前，老黄铁青着脸与大家有过“外出要请假，不准自由活动，不准酗酒”等约定，但有个蒙古族小伙到规定的时间，仍未回到住处，那个悲伤要喝，开心也要喝的蒙古族小伙不知是否外出喝酒去了。于是，领队派人沿街找人，万一他醉倒在地，不省人事呢！
其实，对于少数民族同胞一些生活小节，当时的社会还普遍比较宽容，譬如，性，譬如打架动刀子，具体到我们厂，那些蒙古族男青工大多公开抽烟，他们甚至还可以与老师傅相互让个烟，而抽烟的汉族小青工则寥寥无几，即使抽，也像初中生那样偷偷摸摸藏藏掖掖的。他们人不多，大约十人左右，很抱团，几乎形影不离，不仅公开抽烟，而且可以公开喝酒。后来，在丰城时，如果汉族小青工在一家小酒馆喝酒，被人撞见，说出去，那就是事，但那几位蒙古族同胞，可以，他们有时甚至还敢在宿舍喝。凭良心讲，除了宗教，当年的地方政府和具体单位，还比较尊重他们的民族习俗，也比较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后来我在省广播电台工作时，觉得也大扺如此，台里从头头脑脑，到一般采编人员和勤杂人员都特别照顾藏语部几十号藏族同胞的民族情绪。对这些牧人的后代，虽然有人多少有点民族歧视，在背后老牧民老蒙民老藏民那么叫，但一般而言，大家彼此还是客客气气，关系也较为融洽。如果对方脸红脖子粗地冒出一句：你这是歧视我们少数民族嘛！被责备一方，多半都会缩短半截身子。厂里有的蒙古族同胞也来过这一套，很奏效。但不管咋样，少数民族同胞在以汉族占绝对数的地方，他们犹如无法溶于水的油滴，当然以蒙古族或藏族占绝对数的地方，那些已然成为少数民族的汉族同胞也是如此。
现在，已然忘记那个迟迟不归的蒙古族小伙的名字和处理方式，似乎说是出去会朋友，多喝了一杯。严重违规者，有“直接打张票，送回厂里”一说。不过，如上文所言，对少数民族同胞要宽容些，当然，狠狠地批评是免不了的。如今，厂里许多蒙古族小伙的名字，都已经忘了，还记得面相迥异的蒙古族两弟兄，一个是帅哥陶克斯，另一个竟取了个藏族名，叫仁青，还有东特尔，道玛加布他们四个，赴江西的人中，我只记得道玛加布，东特尔，他们一共大概有四五个，五六个吧。
1971年春节一过，江西丰城的大街上出现了一大批穿戴大皮帽皮衣皮裤和翻毛大头鞋的北方人，其中还夹杂着那样几张异族面孔，这确乎有些引人注目。那会县乡区域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政府视流动人员为违法，因而你所能见到的几乎都是本地人。带队负责人老黄又要求所有上下班的人必须列队而行，即便是参加三班倒的人，只要三人行，也得一路纵队，因而每天至少两次穿越全城的我们，每天也至少有两次接受当地人的检阅。毎人手里一般会拎个盛着吃饭家什的小尼龙网袋，一把铁质匙子一路撞击饭盆和饭盒，呛啷啷，呛啷啷，煞是罗唣。当地人一看这几十个人的穿着就知道这些人来自遥远的北国。有人一口咬定这类“头那么大的人”，从珍宝岛来。自与苏军在珍宝岛有一战之后，这个政权到处放映有关北中国边防军人的电影记录片，还有冠名“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军人宣传画也被四处张贴，那地区的穿着装束从此深入人心。“那些人恰饭去啰！”，他们会用手比划着我们锅盖式的皮帽子来专指我们。不过，那个时代，对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除了好奇，还有些善意和爱心，有的甚至还对这一类生活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人们，带有一种模糊的不可名状的尊重，也许觉得这类人生活工作极为不易而生扶贫帮困之心，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那会是讲“阶级感情”的，即他们说的“亲不亲，阶级分”。无容置疑，那个社会是病态的，但他们有时接受其“同类”的求援时，责无旁贷，一个单位出具的一封寻求外单位帮助的介绍信，几乎可以保打天下，“同类”自觉向兄弟省区的兄弟单位提供帮助，义不容辞。我们的老黄就是如此，丰钢向我们提供实习的机会，丰城县有关部门解决我们的住宿和副食供应这一系列今日都要用钱来摆平的事，就一纸介绍信，有好些地方即使收费，也是象征性的。这些事，还是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丰城的红籼米饭，吃口好，极筋道，不过他们的烧饭法，会让多少有些科学常识的人排斥。有人说，在欧美国家如见淘过大米的淘米水清得可以养鱼，那一定是中国人。丰城人咋淘米，没见，但他们竟然在一开锅后，把米全捞出来，再放在笼屉上蒸熟，而那雪白醇厚的米汤，有的据说当泔水处理，喂了猪了，而我则亲眼所见，食堂的人把米汤直接当污水排掉，暴殄天物啊！不过，这样烧法，米饭一粒是一粒，都站得起来，口感颇佳。
显而易见，我们那几个蒙古族同胞极不习惯吃米饭，他们管米饭，叫大米饭。青海那些年，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两斤大米，且一定是陈米，烧出来的饭，一定是浆嗒嗒，一塌糊涂。他们常常抱怨大米饭不抗饿，吃不饱。但对我而言，那就是天堂，老家在江浙沪一带的，探亲回青海，基本上都会带点大米，当然尽其可能再带一些副食品，如逃难般地挑一担。在青海，尤其是州县，常常没啥吃的，我们厂食堂写在小黑板上的菜谱，一年中有半年是白菜炒土豆，或者是土豆炒白菜，白菜炒粉条，粉条炒土豆，红烧大块猪肉的日子实在不多，记得一年春节，我留在尕海过年，厂里一般都会在年前停止生产，而食堂过年期间也就不开伙，大师傅把副食商店供应的那点肉，剁成馅儿，再秤点面卖给吃大灶的人，让他们自个包个饺子过年。那会儿，我不会闹面食，便将肉馅炖一炖，整了个面糊糊，就这样对付了过去。
回内地探亲时，一旦有人得知你在青海工作，常常会碰到他们：哦，一年四季都有牛肉羊肉吃的地方！殊不知，只是比吃猪肉的次数略微多一点罢了，那儿的牛肉羊肉同样有向外调拨的任务。海西那种地方，除了夏季，特别奇缺的是绿叶菜，从暖棚温室整把小青菜，你就可以底气很足地去行贿，去走亲戚。
但丰城这里不仅有四时蔬菜，食堂里还有鸡鸭鱼肉，那时这个倒霉催的国家，城镇居民的蛋禽肉类全凭证供应，物质极其匮乏，但内地对工矿企业这些劳动强度大的厂子食堂，副食基本上能保证供给。因而，对高寒缺氧缺吃一年三季满目枯寂的青海人来说，能到内地出差或学习，那定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不仅氧气吸着，花儿看着，还能大快朵颐，汉族同胞绝对要三呼万岁，但对没有出过青海，甚至没有离开过海西的蒙古族同胞来说，他们就不这么看，主食吃不惯，这很伤脑筋，其次，气候不适应，这很伤身体，有人身上还会出红疹子。在厂里，我和这些蒙古族小伙，并无太多交道，可以说基本上相识在江西丰城培训时。
在丰城，我们全体被安顿在手工业联社的一栋楼里，一楼住着一位曾经是红军的老婆婆，记得她有一位足以引起全体未婚男注意的年龄与我们大扺相仿的孙女或者外孙女，她常常着浅色服装，人很阳光的样子，但完全不记得老黄邀请红军老婆婆给我们作报告时所讲的内容。当时的宿舍是按工种分的，那几个蒙古族弟兄，都是炼铁的高炉炉前工，所以他们全住一块，其实在厂里，他们也是这么住的。
炉前工是一线工人，应当说在钢铁厂，这是个集脏苦累于一身的活。蒙古族弟兄有时也会很自卑，偶尔也会听到他们的自嘲：“老蒙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学技术的不行，我们不干个炉前工，谁干炉前工哩！”炼铁的炉前工不仅又脏又累，而且还危险，开铁口堵铁口要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硬生生地砸开或堵截这出铁口，那个掌握钢钎的，无时不刻不在这呼呼生风的十八磅大铁锤的威胁之下。常在河边走，炉前工头脸挨上一锤，眼冒金星，半晌不得动弹，或者直接被砸成猪头的，时有发生。那个一直有害人之心的高某某就是这钢钎头碎屑飞起，弹瞎一眼，许多年后又影响到另一只眼睛，双目失明。我一关系尚可的上海籍穆哥们则直接被砸碎了头盖骨，捡了条命，后来就顶着个不锈钢头盖骨过日子，他的象棋棋艺很高，在我们那儿很出名，可与几人同时下盲棋，常赢！但从此几乎是整日价枯坐无语。
但出铁时，炉前工个个威风八面，气壮如牛，仿如冲锋陷阵一壮士，很波澜壮阔，特别旭日阳刚。那时，不知为何，丰城钢铁厂是“军事编制”，各车间，称之为“连”，原车间主任叫“连长”，原车间党支部书记叫“指导员”。我有时下班稍早一会，赶上他们当班时出最后一炉铁，就站那儿，看咱们几个蒙古族弟兄和几个汉族同胞精神抖擞地干大活，然后等着张胖子东特尔他们一齐去食堂吃饭而后回宿舍，当然，在这之前，他们必须换工作服，洗澡，否则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上班，他们永远一身千疮百孔的石棉服，脖领儿用毛巾塞得实实足足，头顶带墨镜的，后脖颈儿还有盖帘的鸭舌帽，再加之整日烟薰火燎，状如吃了败仗的焦头烂额的皇军。出铁时，铁水动辄火花四溅，他们的工作服和反毛大头鞋的鞋面上像是被撒了一把芝麻，又撒了一把芝麻，布满深黄色或黑色的小窟窿眼儿。而我们轧钢的，衣服裤子手套一个不小心，则直接被烧得白亮白亮如蛇那样快速游行的钢筋擦出一道道油条麻花状的烧痕，如果衣服裤子手套上的烧痕颜色，由焦黄而深黑，那就是说马上要开大口子，破了。
如果说，炉前工这种布满小窟窿眼儿的工作服，把他们变为一只只“芝麻香蕉”，那么，我们轧钢的就是身着百衲衣的叫花子。我的工作服，尤其是裤腿，统一布满这种针脚粗大的补丁。工作服可以缝缝补补，倒也罢了，伤脑筋的是手套，常常一戴就是两双，上岗前用凉水浸湿，但用不了一会就被温度达好几百度的钢筋逼干，问题是去钳钢筋，钢筋一佻皮或者你一下未瞅准，钢筋就会在你手套上滑过，一般先是手套的背面，除了手心，手套的任何地方都会过火，当然，倘若钢筋烧穿你的手套衣袖裤腿，这几个部位是最易烧坏烫伤的地方，那么可惜的就不仅是你的手套衣袖裤腿，还有你的手背胳膊和腿，但那时，我更多发愁的是我的手套和裤子，而不是自己手背胳膊和腿上那些真材实料的皮肉。
因为疏懒，有一次我直接将工装裤套在我工余和礼拜日才穿的外裤上，结果一钢筋将我的工装裤小腿侧面处的布烧穿，逼黄了里面的那条裤子，没洗两回，那被逼黄了的地方，便大破特破了。这是我唯一一条可以穿着上街的裤子。于是，我跑遍整个丰城可能卖裤子的店，我甚至打算出个大价钱，譬如用四十二元工资的一半，买一条裤子。当时，每斤冬虫夏草也只不过二十，但偌大一个县城居然找不到一条合适我穿的裤子。为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备受煎熬，常常日坐愁城，愁死我了！我夫人一直讥笑我“上吊都要选根花绳子的人”你想想，一个每天四回身着各种破裤子穿过全城的人心里会是啥滋味？
这厂子机械化程度很低，轧钢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我在222型轧机上操作，就一把钳子，一个钩子，将直径几毫米到十几毫米，长约几十米的钢筋，从第一道或第五道轧辊口，用钩子一钩，向下一拖，令压延而下的钢筋在水泥地上规范而去，而后恰到好处地钳着钢筋最后的几十公分处，再用钩子一钩，向上稍稍一托，喂入导板，看着钢筋“岗岗岗岗”，流蹿而去，然后是下一根。其实，只要轧机一启动，钢筋几乎是一根，紧跟着一根走着，有时甚至是这根一头的几十公分刚送入下一导板，被轧辊咬住，另一根已接踵而来，要是一下手慌脚乱，未来得及梳理，两根纠缠在一起，那便是废品，废品倒也罢了，要命的是几十米的钢筋如相互纠缠，便若群蛇撕扯，没头没脑地漫天扑来，在场人员稍不在意，便要出工伤事故。比这可怕的是，第一道工序来料的那端是开花头，有时山崩地裂一声，开花头的钢筋直接顶出导板，如出击大蛇，飞速地张牙舞爪地一齐冲向在场的操作人员，而有时则立刻像无数乱藤缠绕在轧辊或轧机上，尤为可怕的是，那端的开花头卡在了导板上，如天女散花，无声无息地向你铺天盖地袭来，设若不能及时躲闪，那便是特别严重的工伤事故，可戳穿也可鎚开你的脑壳和胸膛。听说在我们之前，有一工友，大腿被热钢筋洞穿，一老师傅操起大锤将仍旧游动在他大腿处两头着地的钢筋砸断，才救下人来。有时你从头到脚都没问题，但穿着大头鞋的脚底突然冒烟，烧将起来了，那是你踩踏着一块表面上丝毫看不出还有火头的坯皮的氧化碎屑上了。
幸运的是，我们都是破皮烂肉的小伤，但常常创未愈，又添新伤，这还是叫人有点着恼。这活说苦也苦，噪音，过钢筋时，多少里外都听得见，如同一架接着一架的歼击机掠过你的头顶，还高温，干一会就汗流浃背了，不论冬夏，身后一台强力电风扇，你人注意力须得高度集中，稍不留意，就有麻烦。但没人抱怨这个，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
轧钢这活，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很机械，一种重复劳动，在我看来，用不着培训许久，总体上来说，还是个体力活，不过，干活时，也没有具体规定得干多少时间，多久就得替换对方，有时当班的班长戓老师傅看见那人干久了，会吆喝一声，那个谁谁谁，上！但一般情况，大家都比较自律，那是个良心活。我们都很敬业，都很想表现自己，企图给丰城钢铁厂轧钢车间所有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还是很受累，常常腰塌背折的也。有两个工友比我们晚进厂，他们是被征地的“土地工”，厂子征用了他们生产队的土地，必须招用他们队上若干年青农民进厂当工人，并将农业户籍的转化成非农业户籍，这是件祖坟冒青烟的事。这俩工友干活很卖力，常抢着干活，那个叫徐根元的小伙，我们还成了朋友。
我有时不大合群，也未能从青海来的几十个工友中发展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但我与徐根元处得很好，也去他们极其简陋的住处坐坐，他还为我去借书。看过莫泊桑的短篇，未能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甚憾，而莫泊桑那部长篇《她的一生》就是他借我的，从此，我成了莫泊桑忠实的粉丝。他不读小说，也忘了他都是从哪里借的书，真难为他了！临别前，我和他都有点小伤感，我们还交换了礼物，他送我的礼物是景德镇出的一件毛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瓷画屏，回青海后我们通了一阵信。
徐根元家里很困难，他的小弟弟在铁道边玩耍，一蒸汽机火车头直接在他跟前排放蒸气，烫伤了，面积很大，很严重，家里花了钱，也看不好，只好回家干躺着。那时的中国，许多人没有任何维权意识，只会自认倒霉。我夫人也是如此，十岁许，西宁古城台那儿的电影院放“两个小八路”，她去买票，那日下午刮大黄风，天上跟下面似的，大风将横架在售票室房顶一侧的那根小电线杆刮下，直接砸她头上，待她醒来时，天都快黑了，也就是说，这个穿着破旧然而却极其美丽的小女孩儿在那个售票口侧墙下，昏死的几个钟头里，无人伸出援手。当然，我愿意相信，首先那根小电线杆被刮下，没有惊动售票员，其次我夫人不是躺在售票窗口正面，不易被人发现，第三，风太大，人极少，或者干脆就没人。最后，她在一个阿姨忧伤的目光中爬起来，没有回答阿姨的问话，就在阿姨忧伤的目光注视下，摇摇摆摆地走开了。她在家里躺了一星期，吃了几片土霉素，回头又去上学了。很久很久，她后脑勺那个水肿着的大包一直喧乎乎，颤悠悠的，至今那里还有拳头大的一片凹陷。我夫人一家也从未想过，要找西宁电影院的人理论一下。
印象中的徐根元，我一下就能想起来，而且还很鲜活，但即使现在，想到他家床上躺着个浑身溃烂流水的小人，我还会不舒服。
赣江，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虽出生在水乡泽国的苏南，触目皆是水，但我还是喜欢水。不说休息日，有时吃过晚饭，如果可能的话，也会独自到江边溜达溜达。
我常在那棵参天古树下看徐根元借给我的书，江堤内侧的草地上有时会出现我在苏南见惯的悠闲的老水牛和同样悠闲的牧童，也见过用脚踏方式直接将水，从堤外吱吱嘎嘎车到堤内的黑苍苍的水车，这让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江边，引人注目的还有钓鱼的人，我第一次看见用甩钩方式钓鱼，但煞风景的是他们用来专钓扁鱼的饵料——一小桶调成厚薄均匀的浆糊状的黄屎。钓钩在其中一滚，然后甩将出去，一般是十次十空，但他们绝不气馁，照甩不误，极偶然的情况下，会拖上来一条银光闪闪鲜跳活蹦的大扁鱼，钓鱼人和看钓鱼的人，因为收获所激发的那种兴奋劲要在空气中弥留很久才会散去。一日里，有这样两回“偶然”，钓鱼人就足矣，只须卖上一条，他这天的口粮就有了。不过，从此吃大扁鱼，我心里多少有点障碍，尤其是卖家在小黑板上写下“大便鱼”时。
见过南京长江，但从未近距离接近过，而赣江就在我脚下，片帆从高远的天际趁风而来，点点水鸥就在你眼皮下目中无人地一掠而过，或卖弄风情似的上下翻飞，你的心一下就敞亮了。来冮边走走，常会避开沿堤摆开的一堆堆状如金字塔式的黄沙，避开人来人往的轮渡码头，除了大树下，也会从方便船只接驳，但总不见船来的石硚口，拾级而下，临水落座，坐看“逝者如斯夫”。
本人性好水，从五六岁，一直到十三岁去青海为止，在漫长的夏季，常常整个下午都在水里，游到东，游到西，见到轮队，便紧贴而上，抓舵抓锚，抓缆绳，浸在水中，拖出去数公里不等，有时索性几十里水路到浙江南浔，然后再抓一轮队，浸在水中，拖回来，也从不觉得累，顶多觉得有点饿。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甚至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时分，有时还“溯洄从之”一下下。第一次面对赣江，我就知道，回头我将在此大显一番身手。
天气稍微一热，我就有些心痒难忍了，前几日，虽非大热天，但见有人入水，于是，我也蹚了一趟浑水，独自在此畅游许久。
尽管有两年之久，没下过水，但我水性未失，依然如鱼穿梭水中，其乐无穷。有些技能在身，虽一时半会无用武之地，然而，它始终处在一种蛰伏状态，一旦情景再现，立马就被激活，忘不掉的。
那天，应当又是个礼拜天，阳光雪亮，令人精神气爽，此时正值春汛，一江汹涌澎湃的浑水，浩浩荡荡东流去。
我坐在这石级上卖呆，有四五人远远地喊过来，他们拎着替换短裤和肥皂毛巾，准备在这游个泳，洗个澡。其中一人，籍贯江苏沙州，就是今天的张家港，与我的出生地江苏吴江同属苏州管辖，全厂唯一的近老乡。此人一少白头，常常心怀不满，故而一脸愠色，他夹肩驼，走路极慢，举手投足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大病，啥本事没有，可是对别人做的事，也包括我在内，还一律看不上，整日眉头紧锁，拎圆个眼睛，屁屁叨叨。这人一事妈，在青海我就领教过，对此人嫌弃的程度，仅次于那个与夏胖子一起在此负责共青团小组工作的高某某。我无力反击与我同一车间，同一宿舍，一脑门子准备挖个坑把我埋了的高某某，但沙州人我不买账的，不可以都那样活吃我。与沙州人该争就争，该吵就吵，不过，正常同事之间的交往还有。
他们一到，没多大功夫我就跟沙州人扛上了。后来，我不得承认自己是二逼一个，或许这是得到了我爹的真传。据我娘亲讲：新婚不久，你爹穿了双新皮鞋出门，被一拨白相人拦下，说不穿着这双新皮鞋跳下河去，就算怕老婆云云，最后又是打赌，又是发誓发咒，你爹如跳下去，他们就输掉什么什么，结果，看你爹真地穿着这双新皮鞋跳下了河去，那拨白相人一哄而散，你说你爹阿猪猡式气！那时，我还不知我爹有这样的掌故，结果做了与我爹相类似的事——下水，不同的是，我不仅是下水，还要横渡赣江，当然鞋是无须穿的，呵呵。
这条江与王勃吟唱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同一条江，而南昌段的赣江有些地方达千米之上，距南昌不足五十公里的赣江丰城段，从当年的轮渡码头处，看对岸人影大小，推测判断，此处江面应在五六百米开外。
我水性是好，但也没狂妄到以为自己是“浪里白条”，虽然一度以为自个儿可以取个与水相关的绰号，叫个“水上飘”呵啥的，理由是我从未沉底，可我那会儿他娘的游水的范围最宽不过是数十米的市河啊！
这儿水深水浅，水的流速，风向风力，浪有多大，我都可以不管，其实也从未管过，无知者无畏嘛，但此时并未入夏，我目力所及范围内江中无人，因为今儿天凉水凉。我之所以也没有下水，与那些没下水的人理由一样，也是因为今儿天凉水凉。
我早已不记得我和这个家乡出“沙州优黄”的人是咋闹的，我就得横渡赣江！合理的推测，当是我炫了一下水性，然后对方否决，不以为然，然后指指这儿，又指指对岸，激将道：“有种从这儿，游到那儿”，你游过去，输个啥给你，或者叫你声啥，或者是你游过去，我孙子，你游不过去，你孙子，诸如此类的，那会的路数就是这些个。总之，我是跳起身来死给他们看的命，他们是隔岸观火的命。总之，我下水了。
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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