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始，打算写写自个儿那点事的念头愈来演强烈。
胡适说过：“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深以为然。成为胡适粉丝大约是十多年前的事，尤其看到他离开大陆时对凌驾在他的这片故土之上的政治体制将会发生些什么的精确预报，就更加对他服得不行。同时，也响应那些有识之士有关留下些民间记忆的号召，那一部部一集集一篇篇，那怕是一段段告诉后生历史真相的民间记录，就是一部较为完整的“真正的历史”，无论升斗小民草根一族中产士族高官各色人等，留下或文字或录音录像的私人记载，是一个前辈的义务责任和使命。
呵呵，我先说说76年的那些事，也稍带着说说与此相关的一些琐事。76年对这个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个人，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堪称为历史的转折点。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即使是一个极普通的凡夫俗子，也不容分说地被牢牢地绑在中共这架政治战车上。
1976年，按实际年龄，我二十周岁，在青海海西钢铁厂工作。
一说青海海西，知道的人要少些，但如果说是柴达木盆地，大约知之者甚众，据中国中学地理教科书介绍，那是自然资源很丰富的一块宝地，所以这个盆地，有“聚宝盆”一说。五十年代在全国热气腾腾的宣传攻势下，全国各地许许多多二逼青年响应“祖国的召唤”，打起背包，在沸反盈天的锣鼓声中，坐车骑马，千里迢迢地来“开发柴达木”来了。紧随其后，便是三年大饥荒，有些人慌不择路地逃出了这古来白骨无人收的瀚海，而有的人在逃亡的路上，走着走着，一头栽下，便再也没有起来，以数十万计的河南精壮青年，就这样把自己撂在哪了！我在拙著《蓝色的高大陆》中，对此有所涉及。
1969年5月，我的胞兄将我带到这里，一年之后，虚报了一岁，我就正式参加工作了。面积为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青海省全境只有省会西宁有家钢铁厂，因而海西钢铁厂是方圆几十万平方公里唯一的一家钢铁厂。
1958年大炼钢铁时，当年的柴达木工委，就在此建起了一座座炼铁高炉，一年后扔下了遍地的硫铁，下马撤了。1970年这钢铁厂又重新上马，我曾在我的小说中有过这样的描述：“那些像炮楼似的高炉和歪歪斜斜的土屋，如同一路摇过来的一个又一个敌占区的镜头，阴沉破败得令人丧气。”顺便插一句：十年后，这厂再次下马，又扔下了遍地的硫铁和同样没有什么用场的钢坯，七百万的投资全打了水漂了，全州各行各业每年赚下的那点钱，几乎全填了这个窟窿了。据近期报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占中央投资的三分之一的项目全白瞎了，另外三分之一的项目没产生任何经济效益，无疑，这都不包括如海西钢铁厂这样的地方投资项目。那时，如同现在，非洲哪一个国家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何况，那会还不仅仅是非洲，他们认定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都应当是中国援助对象，因为”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对外，慷慨解囊，而对内却又是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大搞群众运动，这荒诞的却又充满杀气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就没消停过，而且还变着法往水里扔钱，你不国贫民穷，谁国贫民穷，你不喝西北风，谁喝西北风？
一个执政能力如此低下的政权就是这样穷折腾、瞎折腾，他们没有这个金刚钻，但却偏要揽这个瓷器活，还一味地说自个儿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呵呵。
清楚地记得，这厂大门内立于路中央有一间直直地背对大门的工具房，被刷白的工具房后墙，有一段毛泽东语录：办好小钢铁，打起仗来要靠它。这似乎是这钢铁厂又重新上马的依据！这段白底红字的工具房后墙，像照壁，很是引人注目。
这家小钢铁厂规模极小，建成后一年就开工一两月，始终没有形成规模，且产品质量极其低劣，生产时，雇用大批临时工，临时工中有不少是本厂及周围厂子的职工家属，厂子一旦开工，那是她们的节日，她们从婆婆妈妈的柴米油盐中走出来，挣一份工资，活一回人，个个精神抖擞，神气活现。钢铁厂正式职工大约两三百来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青工，其实他们不少人被正式招工时，大都是未成年人，本人当年也不满十四周岁，许多工友都是初中未毕业的孩子，有些临时工的年龄就更不用说了，在青藏公路的养路工中和建筑工地的小工堆里，你常常能看到一个个辍学已久的十二三岁小学生凄苦的身影。
到这家小钢铁厂上班不久，这些长着一张张娃娃脸的孩子成群结队地被派往内地同类型的小钢铁厂学习炼铁炼钢轧钢及相关配套的操作技能，他们有些人如去正规饭店改善一下“生活”，吃饭时常常招致服务人员的质疑，一个比我小一二岁的同事在河北遵化学习结束，路过北京到全聚德去吃鸭子，要不是揣着工作证，一准会被当作小家贼直接给扔出来，她们认定他是从大人那边偷出钱来，大快朵颐的屁孩，这事一直在小青工中传为笑谈。
在这里，我还想说的一句话是，在中共治下，许多地方政府机关和用人单位似乎没有“童工”这个概念，有些知青到广阔天地去作为时，就十四五岁，下乡是这样，“上山”也这样，在城镇，童工还有另一种令国人毫不抵触的称谓，叫“学徒工”，这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种谋生方式。当然较内地来说，青海的“学徒工”要更低龄化些。
我们这拨去外地学习的孩子一回到厂子，就各自投入自己所属车间的筹办工作，而我因厂子无力筹建轧钢车间，便分到了机修班，与另一个工友，成了两台高高在上的矿石破碎机的检修工，破碎机没有毛病，我便与人用柳条大筐抬大块矿石，上机破碎，所以我知道老码头工说的“过三跳”，负重之人走在高高的颤悠悠的跳板上高台，多少有些刀口舔血的味道。破碎机大口大口呑进大块大块的矿石，一吃劲，高亢的声响便犹如鸣着笛的铁甲列车呼啸来去，这声响悲愤地回荡在料场，回荡在整个厂区的上空，高高低低，持续不断，这意味着那怕你偷一点点懒，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那时，我终日罩在那赭红色的粉尘中劳作，为我今日的慢阻肺，播下第一粒种子。我每一根头发丝，每一个毛孔，毎一件工作服的布眼，都漆进了这赭红色，且满是油污，因为检修机子。后来看见那些童窑中的“煤黑子”照片，有一个声音就会在我耳边，低吟浅唱：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最可怖的还有缷车，看见一辆辆满载大矿石的重型卡车进场，你的意志倾刻间便烟飞灰灭。那会人常常体力透支，筋疲力尽，有时会希望破碎机出点故障，趁机歇歇气。机器一般小毛病，由我和那位工友负责，搞不定了，再请一位姓李的老师傅出场。
当年，工厂招收入厂的“学徒工”，常常是一师一徒或一师多徒，然而海西钢铁厂大都实行的是一种“生乎吾前”便为师的体制，这是属于那种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师徒制，师徒关系较为松散，逢年过节你不必给你的师傅“烧香进贡”，但你也极易沦为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苦逼，遭到欺侮。在我学徒转正定级时，一位女儿也是我同事的木匠师傅翻脸无情，在班会上发言，说我“阶级立场不稳”，要求对我延期转正。对我而言，这是极其灾难性的一种指控。所谓“阶级立场不稳”，就因为我与那位姓李的老师傅联系颇多，走得近些。
李师傅一直是他们班组及大会的批斗对象，他来自辽宁丹东，但他不说丹东，说安东，一米八的个子，特挺拔，大背头，很邋遢，从床上到身上，油渍麻花的，不过他是个技术极其过硬的八级钳工，人有点傲，瞧不上比他智商低的班组长、车间或者是厂子负责人，有时会有些牢骚怪话。他的罪行，就是得罪了厂里头头脑脑，或者在厂里拥有话语权的什么人，于是乎技术好，就是“技术挂帅”，“技术挂帅”便是“白专道路”，便成了厂里被踩在脚下的政治贱民。他唯一一件糗事，便是在未调入钢铁厂前，曾经被人捉奸在床，那女的，好像是军婚，于是他就是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打那以后，他万劫不复。他对我说过，捉奸的人是世上最缺德的人。
当年，老李师傅是这个厂里唯一一个关心过我照管过我的成年人，高工资的他，一有机会就买好吃的，常吃独食，但他却与我分享。一回我生病，仍然上班走动，老李师傅发现我发烧，告诉我下班了去他宿舍，他给我做“病号饭”。他蒸了碗鸡蛋羹给我，但吃下去不久，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要吐了，他对我说，尽量忍住，这么好的东西，吐了可惜了，我没吐。
时至今日，想起我和老李师傅当年那点事，还特别令我伤感。
那日，有人通知我吃过晚饭，到厂革委员会何副主任那边去一趟。
这通知，令我极为惶恐。这位何姓主任，被李师傅称之为“老狐狸”，他的头脸确实有点像一匹长着短短的白色刚毛的“老狐狸”。不过，我并不认为他有多狡诈，有多聪明。他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极其留意厂里那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青工，在我看来甚至有笼络的嫌疑，他常与他们谈心聊天，还会请他们在他住处吃饭，大约他以为这就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觉得他多少有点“附庸风雅”。他单身，家眷在青岛老家，厂里其他两个主任也这样，也是“牙刷”主任。
是日傍晚，我洗了又洗，擦了又擦，换下一身矿粉和油污的工作服，往宿舍门口的铁丝上一搭，那硬如铠甲的工作服，猛一看，像煞有人上了单杠。换洗一新的我，忐忐忑忑去了何副主任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的住处。
主任的住处雪亮雪亮的，两张办公桌拼一起，很宽大，很牛逼，这是县处才有的待遇。那位木匠师傅在座，一见我，似乎忘了不久前对我的指控，煞有介亊地向我招呼了一声并起身告辞。在我看来，木匠师傅就是厂里拥有话语权的人之一，他们这类自称是大老粗的老师傅在领导跟前都说得上话。何主任以为自己很狐狸，谈话伊始，没有直奔主题，对我独自一人在此上班，深表同情，并因为组织上未曾帮助过我，向我兄长所在的地区商调过我的工作，对我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政治进步关心不够而致歉。他显然找人了解过我的情况，他这样说，使我倍感温暖，也很是受宠若惊。接着，何主任对我发出了要突出政治、靠拢组织之类的告诫，说这亊关我学徒转正定级，然后就直截了当问我，老李师傅平时下班后都在干啥，常跟哪些人来往，一天到晚，对组织对领导包括对社会都说过些啥？
当时，我的脸是红的，心是乱的，后背腋下滴汗也是真的，我很清楚，一推三六九，佯装对老李师傅之亊一无所知的后果很严重，我决定合作，老李师傅跟哪些人来往，我不说他们也知道。厂里的头头脑脑不时地会对有点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但够不着劳教劳改的，如老李师傅这样的人，一旦表现出犟头犟脑不够驯顺，他们就设法敲打敲打。不知从啥时候开始，老李师傅和一拨失意者，经常凑一起打牌，喝茶，养小热带鱼和一种叫“倒挂金钟”的花卉，动辄对厂里的人和事评头论足，即便在暗地里也让何主任之流的极为不爽，他们吃准了我手头一定有可以对老李师傅和那拨失意者上纲上线的现行材料。当时，我肯定绕过与抓现行相关的话题和他们对这个何副主任任何不敬的话头，只说一些无足轻重的亊，还有点印象的是，我说了老李师傅攻击过他们极为鄙视，同时对他们也很粗暴的一个主管厂里生产的中层干部。老李师傅对那拨失意者打趣道，他打算用根马尾穿一串热带鱼提溜着，去溜xxx的沟子等，以此来改善他们和xxx之间的关系云云。我当时不以为说出诸如此类的话，会对老李师傅他们构成什么伤害，因为老李师傅他们矛头所向毕竟只是厂里的中层干部，不是何，我连何有“老狐狸”绰号这样事，也未提。
我对自己极其不满的是，谈话结束，我未敢向老李师傅通报此亊，也一直不知道，姓何的怎样正告老李师傅他们的，直到后来老李师傅问我，我才将此谈话全盘托出。当时，老李师傅正儿八经地对我说，他始终不以为那些话，是从我这儿出去的！
在这之前，有一回，我到老李师傅常去的一家人家串门，一进屋，他们便不再像原先那样谈笑风生，老李师傅对他们说，没事，小胡信得过！旋即，屋里又热闹了起来。
虽然，老李师傅当时表示理解我的处境，还对我“未扩大事态”的谈话内容，表示谢意。老李师傅话尽管那么说，但我与他之间还是落下了一道渐渐趋冷的帷幕，不知为何，此后我经历了生大病，参加高考这些大事，我都不知道老李师傅身在何处，他的境况，在1976年之后，有了根本改变，那些傻逼主任再也没有找过他什么麻烦。但在厂里的任何一条路上，我都不曾记得与他有过拍面相遇，只是拿到学校录取后的一天，我走在一条小路上，蓦然回首，只见他离开一个公用水笼头，挑着一担水，颤颤悠悠地向他的住处走去，他老伴来了，他搬离了单身宿舍区。我目送着他慢慢远去，他依然瘦削匀称颀长的身影，是我对他形容的最后记忆。直到我也老去，我才想到，那日，当与老李师傅作别。
其实错处在你，是你自己这样选择的，你不要说那时年纪小，也不要说你那会阅历浅，更不要说你的背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你总归怂人一个！
在这里，想就此说开去一下下，往大里说，整个中国历史，都是一部劣币逐良币的历史，那有“示范”作用，所谓的“路径依赖”，具体到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逆淘汰的时代，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即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能够活下来并活得比较滋润的，有一部分是协同施暴的人，但大都数都是少了些骨气的自私麻木的既得利益者，而死在毛共这个集中营里的，有许多恰恰是中共内部中最有节气最有思想最优秀的人，中共圈外，也是如此。在此，我也根本无意要为自己辩护，我的那点破事，老李师傅那点破事，肯定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亊，但说得极端些，在这荒诞到无厘头式的专制体制之下，活在当下的众生，都有一种原罪。
生活在毛时代的人都清楚，在你头上挥舞着霸主鞭的不仅仅是毛本人，那时候，上至所谓的中央，下至一般单位，只要是个头，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单位，只要是所谓的一级组织，那些头头脑脑想整谁就整谁，他们眼里容不得刺头，你必须是驯服工具，你也是他们打下天下的被占有了的“革命胜利成果”，俯首帖耳，规规矩矩，那是必须的，就那么霸气！你要炸翅，他们就以革命的名义收拾你，小则班组“帮教会”，中则大会批斗，大则找个茬，直接送你去劳教。那些头头脑脑，对众生可谓操生杀予夺权杖的人，他们就是老天爷！
不过，我与老李师傅后来再无交集，大约跟我的分心，即所谓的关注点转移也不无有关。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中国人关注的对象，除了食物、性，大约就算“政治”了，不论你懂不懂“政治”，见解浅薄抑或深刻，大多都会涉及“政治”，“政治”是那会中国人的生活内容之一，前提当然是中共规定的有“正确政治方向”的政治。那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中共把中国人都变成了“政治动物”。
那时，不论哪里，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他们都掌握一套套政治术语，或自保或攻击他人，如果是发起攻击，确实以致对手死地而后快，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连我们这些只有徒工身份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一代。
有一徒工，比我大二三岁，担任过厂团组织委员，我根本不记得在何时何地得罪过他，他对我极不友善。在我们外派内地学习的半年中，因为都学轧钢，便安排在了同一住处，他常常找我麻烦，有时则怂恿别人阴损我，有一次我盖在被窝儿上的棉裤，落在紧挨着的地铺之间，他们嫌我挤占了他们的空间，次日我一去上班，棉裤就被扔了出去，下班后看见扔在走廊的棉裤，我心里拔凉拔凉的，那时我很无助，他们人多势众，打，打不过，骂，骂不过，不仅如此，他还一次又一次地组织他的小伙伴对我进行“政治迫害”。
在江西丰城学习时，我有些独来独往，工余时间躺在草地上看过天，还读了莫伯桑的《一生》，以及诸如此类的琐事，就遭到这人发起的批判，他率先向我这种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进一言”，这类大字报小字报贴了一走廊，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坐愁城。在南昌学习期间，我恰逢嗓子变声，自觉音色有些浑厚，有点磁性，故而颇为自恋，以为自己嗓子还不赖，于是在我换休时，在住处有几分卖弄地唱了几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和“康定情歌”之类的歌曲，结果还是被这人告发，说我大唱反动歌曲和黄色歌曲，带队的负责人那时也不看好我，于是乎我又被开会批判。唱黄色歌曲问题不是很大，但反动歌曲就另当别论了，他们的批判用语与报刊完全一致，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毛主席是不落的红太阳，所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就是恶毒攻击，其后果，不言而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揪心，土头灰脸了很久很久，那时我十五岁，肩膀稚嫩，扛不住。这人是我十来岁时的肉中刺。这种情形至少延续一年之久，痛感弱小被欺侮的我，开始咬牙切齿打沙袋，苦练杀敌本领。一日，我们之间终于有了一次结账的机会。我在检修炼钢转炉时，胳膊肘儿不小心捣了他一下，他为此不依不饶，最后，我冲天一怒，抱住他从炼钢的转炉上一起摔下来，从几米高的地儿摔下来，地下到处是耐火砖钢材和各种硬件，砸哪都是一场祸，所幸我们都是些皮肉伤，自此，他认定我二球一个，便不再招惹我了。后来，有人指控他“拉帮结派”，不再担任厂团支部的任何职务。他“失势”之后，成了炼铁车间的一名炉前工，在一次打渣口时，钢纤头裂开的碎屑弹伤了他的眼睛。但他在受到伤害前，确实曾经对我的精神构成了极大的伤害。
我曾说过，有很多时候，在中国，最大的最直接的伤害并非完全来自中共当局，却来自与你同样处在这社会底层，本当相互取暖的人，他们冷漠自私，极其脑残，非常乐意站在体制一边，协同施暴！生活在文革时代这个大集中营里的族群，一如几千年来生活在中国这一人天下的专制体制里的中华族群，不但没有质的提升，反而更为无耻堕落。文革和今日的所有世象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好，回到1976.有时，即使是小人物，回忆他自己的“大事记”，也常常会从他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大背景和社会发生的大事件作为绳结，我也是。今儿说1976年，必得说说周恩来去世。
那时，我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在他的游泳池失去意识醒来时，我们的周总理会紧握毛的手，操起那口著名的淮普话，谄谄媚媚地耳语道：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那时，我不可能知道正当全国饿殍满山河，他与毛大笔一挥，正向中国海岸驶来的舱满粮的中国货轮，便掉头而去，支援他们的非洲兄弟去了；那时，我不知道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居然是个“毛叫咬谁，他就咬谁，毛要干啥，他就干啥”的货，那时我不知道吴法宪一类的人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对他在毛及夫人面前和他对事待人的那些猥琐的细节描述，我不知道这位人民的总理，清清楚楚毛泽东在对待刘少奇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彪反党集团时，是何等歹毒、邪恶和病态，但他节操碎一地，助纣为虐，没有任何底线地侍奉着头上长角的毛泽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噢噢……
那时，我是这个本身就有些脑瘫且又被洗脑的族群的一分子，定将周恩来尊为“人民的好总理”。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顿觉天塌地陷，当即失声痛哭。那一刻，整个厂区的宿舍上空都回荡着我的哭声，我哭了很久，当然，哭到后来，我也愿意让女工宿舍的女青工知道我在哭，我很伤心。我听到有的男女青工在相互询问：“咋了？”，一开始，他们不肯把我的哭声，同周恩来去世作一链接，这让我有点儿生气。
六七十年代的有痣青年，有许多人都大量读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读过据说只是社会主义同路人的作品，普列汉诺夫便是这同路人之一，他有本小册子名叫《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中对失去亲朋的非洲人有过介绍，反穿衣服也是他们表示哀痛的一种方式。那时的我，一个绝对的二逼青年。于是，我反穿我那深蓝色的粗帆布的工作服出门了，不知为何，那套工作服“不修边幅”，所有布缝都牵挂着长长的丝丝缕缕的布筋，我留着一脸大胡子，那种连鬓胡，就那样牵牵扯扯，飘飘忽忽地行走在柴达木盆地一个叫尕海的地方。我老婆说，她当年如果撞上我，看我那逼样，见一回打一回，呵呵。
那时，每当有人自语或者告诉我，“衣服穿反了”，我就为他们的“不解风情”而心生鄙夷，后来不仅工作服，所有衣服我都那么穿。一日，有个河南籍的大龄女青工终于悟出：“也许他老家死人了，就这风俗吧！”
邓复出这一年多，与无序而又务虚的前一年比，整个社会要靠谱得多，人的精神头也足得多，我干活极卖力并“哼哼教导”自己，力气使完了会回来的！于是，那一年，我被评为厂年度先进工作者，特别是那个休息日，我们自己刚刚制作的放置露天的水泥预制板，遭遇大雨，我独自找了大量的塑料布，包括铺盖在自己床上的塑料床单，去盖那些水泥预制板，因“保护集体财产”，而受表彰，厂里筹建制氧车间时，成立三个班，我成了一班班长。
我早早作好了代表制氧车间在厂里为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举行追悼大会时发言的准备，但厂里似乎有些扭扭捏捏地拖着，于是，在那次并非全厂范围内的只是两三个车间并在一起开的追悼会上，我满含轻蔑地看着个别头头脑脑，然后才发言，那一刻，在我看来他们算个球！依旧反穿着那件粗帆布工作服的我，很有些破罐子味，因为这个国家的擎天柱，那棵一直撑起这共和国天空的大树倒了！
那会，我已开始涂鸦，写些不成文的东西，但如果说我曾写出过悲怆哀怨、情真意切的文字，那回绝对算是，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悲情和冲动，远在我父亲的追悼大会之上。当年，我带着苍凉意味的沙哑和悲恸欲绝的哽咽，还有神经质的颤抖的声腔发言，哭着说着，一波又一波的歇斯底里的呼告，这极具煽情的呼告，立即使头一直埋下，不忍看我的工友们将不绝于耳的呜咽声，化作一片压抑的哭声，继而是哭声大作，场面一度有些失控。
这样的结果，我始料不及，包括我的工友，他们也很拥戴这位总理，但没料到我对周会有如此之深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后来再看我时，他们目光便显得有几分陌生，而厂里有的人则更加将我视如异类，那时，我不仅蓄须，还蓄发，现在又反穿衣，并为一个不是太相干的人，玩长歌当哭，搞得鬼哭狼嚎的，我吓着他们了，关键问题，有人还常常见我深更半夜在公路上狂奔。呵呵，那时我在长跑，即使是上中班，下班后半夜一点，我也依然坚持长跑，并如军马般地瞬间加速。直到1978年我像军马一样患了心脏病，才得知，在玩瞬间加速的军马中，心脏病是常见病，多发病，我这才作罢。隔壁单位和厂里跑夜车的司机都在明晃晃的大灯下，不止一次地在远离厂区几公里外的公路上见过我，于是乎，我是神经病的说法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追悼大会结束的那晚，我领班的一班氧气生产量不知何故，创历史新高，次日清晨，制氧车间负责人抬着一张黑苍苍的脸，很认真地对我说，“这就是化悲痛为力量！”
我很享受这样的结果，但代价是，有这么两天，不敢去上厕所，不敢去食堂打饭，一个有过那样一番发言和表现的人，还咋个好意思吃饭，拉屎！
那一年，我还忙于为我的朋友S兄牵线搭桥，对象是厂里唯一一位有点想法和才情的女工，我为S兄传递过若干封信，S兄在信里称她“陈兄”，当然我也很乐意见到她。那时她正巧失恋，前男友是她高中同学，邓第二次复出后，前男友摇身一变，成了工农兵学员后，与她掰了。于是，我建议老高中生S兄发起攻势，趁虚而入。除了这两人家庭的成分高些，S兄之父，国军一少将，49年前夕潜回四川老家，被当地民兵乱枪打死，而陈兄家庭出身则是地主，虽然她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报的是革命干部，其实所有填写“革干”的人，其家庭出身都很可疑。我觉得他和她很般配，不过陈兄不这么想。
未婚的年青女性，对从来都是以男性为主的钢铁厂而言，一直是稀缺资源。这个厂能叫人多看一眼的女青工，也就那么二三人，其余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极不养眼，记得有两位女的绰号叫“三吨半”和“二两”，由此你大致就可以知道她们的体貌特征了，“二两”这绰号虽则与她性格有些浮，骨头有些轻相关，但主要还是针对体征的。就这样，还僧多粥少，只有区区几十人。因而，有些女士可以疯狂到“我想搞谁就搞谁”的地歩.那些长相极其平庸的女士可以轻而易举地嫁给厂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出色的帅哥，那简直毫无悬念！当然，陈兄肯定属于让人愿意多看一眼的女子。
那时整个海西，乃至于整个青海的县乡镇不论机关宿舍建筑状如军营，有院子没院子全是一排一排的房子，厂里的宿舍也是如此。我的宿舍离陈兄宿舍，只隔几扇门，可在没有为S兄穿针引线之前，几年间我都未登过女青工宿舍的门，厂里没有规定男青工不能去女青工宿舍串门，但男女青工在未转正定级之前，斗胆眉来眼去，谈“乱爱”，轻则延长转正期，重则直接除名出厂，久而久之，不去女工宿舍，是男青工学徒期间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下来。因此，除了一两个色迷迷的中层干部和有些胆肥的也擅长言谈的男青工可以打出牌子从女青工宿舍出出进进，没人去女青工宿舍串门。
我陪S兄上陈兄宿舍去过几回，此事便被人汇报到厂革委会另一位钟姓主任那里。这位极敬业的县团级干部，平时一直为日常工作忙得四脚朝天，工作区遗留的螺丝钉螺丝帽，电焊工遗弃的焊条头长了，他都要捡回去，厂里种菜的温室需要一车羊粪追肥之类的事，他都管，但他专门找时间，与陈兄谈了一次，问问你们这两男一女在一起都聊啥，还说都闹不清谁跟谁谈了，要注意影响，从此陈兄很是忌惮有男士登门，她也很快跟S兄划清了界限，而我必得有一借口，才会去陈兄宿舍，于是乎，从那以后，我不去那儿了，因为没有理由，当然S兄也不希望我再去那儿。
周恩来去世之后，其实，当时许多人也都隐约感觉，毛政权怠慢了已然去世的周恩来。为此，我很愤怒，同时我也渴望有位温柔的女性能抚慰我的愤慨，体恤我的悲伤，于是我去见了陈兄。与陈兄同宿舍的其他几位女工，照例手里拿个毛线活托故出门了，陈兄似乎有几分尴尬，但我窃喜，也心怀感激。我想与陈兄聊的话题很多，那一刻，我的心里泛滥着一种叫甜蜜的忧伤。
我一直认定陈兄后来读错了专业，她对文字很敏感，也比较能写，州上有大的文艺调演之类的活动，她会被借调出去，好像是1976年底，她正式调入州委宣传部。在德令哈地区的文艺圈里，有很多人知道她。那些年，地区群艺馆之类的部门，还常常向社会向工矿企业征集这个，征集那个。有一次，州群艺馆向工矿企业征集诗词歌曲，我整了首歌，但整个歌词，她只看中了一句，“沉睡千年的戈壁被钢铁的声音唤醒”，殊不知，这一句是我抄了一首苏联民歌“沉睡的草原被钢铁的声音唤醒”，而“作曲”，陈兄请人看过，结论是胡整！那时十多岁的我，没有受过一天乐理训练，真是初生牛犊啊啊啊！说不成，说不成，羞死先人啦！可她写诗填词还蛮像诗词，除了地区的小册子，似乎她还在省报上发过诗，很文艺的一个人。但高考结束，我探亲回来，去问她志愿，竟然是武汉大学的图书馆系，她的想法很朴素，说只想看书，可她被兰大历史系录取了。不过，那时自己说了根本不算，有个学上，有书读，就足矣！我未参加高考之前，陈兄说要把她的听课笔记寄给我，让我自修历史，她夸我是个有想法的人。我后来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历史，却被青海师院中文系录取了，低她两级。我们在兰大见面时，她对男友介绍道：这是我弟！
这一称呼，令我既温暖又有几分沮丧。
她大我三岁，我好像从来没有明确想过，我会和陈兄怎样，怎样，但细想想，我得承认，一直到我离开海西尕海之前，不管她在哪，我对她很有些依恋。
不知何故，她没有参加那次追悼会，这让我倍感遗憾。那次聊天很快就涉及到周恩来的话题。她似乎觉得我在周去世这件事上有点用力过猛，她说社会上盛传周这个人“有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她用的就是“有问题”这三个字，还说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彼周公便是此周公，要我注点意，学会自我保护，别掉进去。她很自家人，自不待言，但这令我对当局更为反感，妈妈的，全是你们说了算，你们说个啥就是个啥，我不尿！同时，这位陈兄也使我极度不快：她们，还有他们，也很敬重那位刚刚离世的总理，然而一个个唯当政者马首是瞻，可以这样没有原则！如我父辈，活在民国，行，活在毛共时代，也行，说打土豪分田地，你就干，说合作化，人民公社，你又跟进，大炼钢铁好，饿得前胸贴后背，死他妈的一炕一炕的，叫你别吱声，你就不吱声，四清四不清，你赞成，打倒刘邓陶，你也砸拳头！
中国，草根，草根不行，犹如1922年的英国人罗素说，贪心，懦弱，没有同情心，而且还脑瘫，没有指望；文人，不说个案，全都是狗娘养的，大可不必指责谁是“梁效”写作班子，谁是样板戏编写组成员，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谁敢逆毛的龙鳞，与他不合作，与他的人不合作，与这个政权不合作？且不说后来有些不服气毛的刘邓，从来没有反过毛的林彪，不就是有些“得意忘形”，在庐山稍稍有些不合作，犯了忌，后来就被关闭所有机场，叫你想落都落不下来，对毛从无异心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四大金刚”不就是与这位“党和国家接班人”走得近些，于是他们帮毛打天下时，出生入死，所有的功劳苦劳疲劳，就此一笔勾销，有人坠机温都尔汗后，立马“三军覆亡”一个个成了苦逼囚徒？所谓的开国元勋如此，更何况手无敷鸡之力的秀才！因而当年的知识分子在那时大致可分作，做稳了奴隶、力争做奴隶和没做成奴隶这样三类人，而将门则恋栈惜命，统统噤若寒蝉，虎子，虎子，除了有勇无谋硕果仅存的林公子，可以说，个个囊怂！这才用得上“无一是男儿”这句话！思想及此，我不由得悲从中来，这是一个可以生活在任何统治者治下的族群，你只要在他们头上挥挥屠龙刀！
四五运动来了，我目瞪口呆。北京吴德向全国公告时，也说没死人，但民间一直有手持大棒的首都民兵，有一次状如击杀海豹似的血腥屠杀的传说。不知从我周围的人的哪张嘴里说出，海西某单位某人，恰好出差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围观，逃命时遗落出差介绍信和工作证在一具具头脸血糊拉拉的尸体堆边上，最后某单位收到北京公函与那张介绍信和工作证，某人被定性为死有余辜现行反革命犯，但结果，他死里逃生的他回来了。
四五运动，那些旗帜鲜明的“反诗”，令我震惊，我第一次感到我不是孤立的，我第一次对这个没有周之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介入的政权充满敌意，并极其明确地开始“反政府”。那时，已患失眠症多年的我，彻夜彻夜想着的一件事，就是带着一只电喇叭和一塑料桶汽油，出现在北京闹市的高层建筑顶层，发表令我回肠荡气的“反政府”演讲。我醉心设计着与此相关的一切细节和演讲稿的措辞与演讲姿势，并一次又一次地激动得不能自已，尤其是看到自己在被抓捕前一刻，从容浇上汽油，纵身一跃，风助火势的场景，我常把我自己给闹哭了。
那时，我热泪汪汪地渴望成为一个殉道者。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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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