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五辑 ： 文革红血（1）
文革之初有义士——血祭文革第一人
寰内何人首发否定文革之声？谁是公开反文革第一人？据现有资料，上海青工刘文辉（1937～1967），文革之初就认识到荒谬反动，拼死公开反对〈十六条〉，成为血祭文革第一人。1967年3月23日，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公判大会，刘文辉被判死刑，立即押赴刑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刘文辉至今尚在绝大多数国人视野之外。
家庭教育
刘文辉出身上海中产家庭，外公书画家，两位舅舅辛亥先烈，父亲刘宗汉（1897～1989）毕业上海敬业中学，供职花旗银行，英语流利，抗战后任联合国对华善后救济总署总务科长，三次从海参崴押运救济物资到秦皇岛，移交中共伍修权。万万想不到，几个月的临时专员，1949年后倒了大楣，祸及全家。
上海陷赤前，刘宗汉本可随单位赴台。师兄章乃器（后任中共粮食部长）则劝其勿赴港台。刘宗汉思想亲共，自恃无任何反共行为，满腔热情留沪迎共。
1950年，华东工业部长汪道涵留用刘宗汉，依靠其人脉接收上海“敌产”。1952年，副部长程望、孙冶方聘职刘宗汉中央船舶工业局，分管总务。刘宗汉工作出色，常获好评。后汪道涵等调离上海。1956年肃反，刘宗汉因国民党专员，划“历史反革命”。刘妻出身崑山名门，略读诗史，品格坚韧，要求子女诵习《三字经》《弟子规》。
刘文辉性格坚毅，头脑灵活。父亲通过牧师朋友，送入宝山教会学校，少先队中队长，升旗手。因父叔辈与英美老外多有接触，从小濡染西方理念。教会学校的基督博爱与朴素人文传统，使刘文辉辨善识恶，根正苗直，拥有“与时代对抗”的价值自信。[1]家人评曰：“这既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
1920～40年代，教会学校乃抵御赤潮的孤岛。基督教的有神论、非暴力、仁慈博爱，马列赤说无法逾越的关隘。国府“中统”局长徐恩曾（1896～1985）：
上海只有两所教会大学——东吴与沪江，共产党分子当时未曾渗透进去。[2]
“肃反”一起，刘宗汉因“历反”失业，全家顿陷窘迫，刘妻只得变卖陪嫁细软维持全家11口人生活。1952年，刘文辉16岁，刚读初二，主动辍学入沪东造船厂为徒，以补贴家用。因勤奋好学、钻研技术，深得师傅及苏联专家好评，不到三年提前满师，很快晋升四级技工。1956年入团，车间团支书。二十刚出头月薪66元，比两姐姐都高。每月开薪，立交母亲，自留微薄伙食费，还不时支援外地大哥。他考入总工会中专夜校进修，毕业后再考入复旦夜大、上海外国语学院夜大。
1950年代前期，刘文辉十分崇拜毛泽东，为二姐、四弟和妹妹各购一套《毛选》，指定阅读篇目，定期“查经”，交流心得。熟读《毛选》后，他攻读马恩列斯，买回《资本论》《反杜林论》《马恩书信录》《联共（布）党史》，再延伸至费尔巴哈、黑格尔、傅立叶、欧文……不久，他发觉《联共（布）党史》多有错误，渐渐起疑国际共运的神圣性。
生活上，刘文辉一年到头一套工作服，衣服鞋袜补丁摞补丁，尽量省钱供弟妹读书。跳舞、电影，几乎绝缘。为多挣几角夜班费，抢着替同事顶班。白天窝在宿舍读书。他收集了1956～57年的《文艺报》《文艺月刊》《诗刊》《收获》《世界知识》。大量阅读使他眼界渐拓，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了解欧洲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认识了亚当·斯密、凯恩斯，获悉马克思在欧洲仅为经济学者，《资本论》乃西方政治经济学流派之一，不像中俄将马克思奉为“红色教皇”。刘文辉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寅初的节育观，十分在理，对马寅初的批判打击实属愚昧。
青年右派
1957年春，中共号召“大鸣大放”，向官僚主义及一切腐败开火。优秀团员、年轻工长刘文辉积极响应，写了要求自由鸣放、呼吁政治民主的大字报，并“结合本单位”揭露厂长抛弃患难发妻，与女大学生暗有私情，掀起轩然大波。厂长大怒，拍案责令保卫科、团委向刘文辉施压，逼他认错，撤回大字报。刘文辉拒不低头，认为全是事实。不久，运动转向，打击“鸣放”。刘文辉出身不佳，又“反领导”，旋划右派，撤去工长，开除团籍。
同事“帮助”、各种检查、批斗孤立、监督改造，一盆盆泼身污水，深深渗入心底。他对家人说：
父亲参与联合国救济署工作，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还向解放区押送过救济物资，怎么会成为“人民的罪人”？ ……我一定要分辨是非，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我承担莫明其妙的罪责？反右运动的起端、根源、目的是怎么一回事？
毛时代蛮不讲理，只能苟活性命于乱世，刘文辉偏要较真，成了他苦难的起点。刘文辉迷茫不解：不就是听从号召说了“皇帝的新衣”——人人都知道的厂长“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右派”？
自从戴上“右帽”，沦为另类，必须“改造”——干最脏最累的活儿。20岁的刘文辉失去开朗活跃，从此沉默寡言，不敢出头露面，惟恐再惹祸祟。
1961年，沪东造船厂为刘文辉摘帽、恢复团籍，刘文辉将重新得到的团徽寄给共军少尉二哥，既告知平反，亦示意毋须团徽为自己“护航”，他要轻装走自己的路。是年，沪东船厂向外地新建船厂输送技术骨干，刘文辉报名支援嵊泗船厂。此时，他已萌念“出去看看”——偷渡海外，走赫尔岑流亡救国的道路。上了海岛，他安装了一架高性能短波收音机，收听海外电台。他如饥似渴自学英语，业余时间都扑在读书上。每次回沪，都购买两袋书刊，还不断催促四弟每周淘买他所开列的书单，随买随寄。
十年自学，通读了《史记》《资治通鉴》、诸子百家、近代西方社科名著。中外经典哺育了这位“早醒者”。他向弟妹介绍肯尼迪、戴高乐、尼赫鲁、赫鲁晓夫、铁托、蒋经国、苏加诺、李普曼……尤其认同胡适的民主自由思想。这一时期，刘文辉从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认识到民权乃国权之本，只有人人平等自由，社会才会和谐文明，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握尺既正，辨谬自易。
这一代稍有思想的大陆青年，对“不同声音”的向往与渴望，后人实难想象。1950年前期香港第三势力“中国民主自由战斗同盟”，主要领导人顾孟余、张发奎、张国焘、张君劢，旗下四份刊物——《中国之声》《独立论坛》《再生》《华侨通讯》，每种每期约销2000份，购阅者多为大陆出来的知青。每期港售1200份，余销海外。[3]
1963年开始“四清”运动，[4] 嵊泗列岛停航封船，没完没了政治学习。1965年，他的偷渡计划遭胆怯同伙揭发，东窗事泄。作为反革命主犯，刘文辉开除公职，押送原籍，戴帽管制三年，嵊泗法院的判决书将刘文辉赶回上海，使他得以直接感知文革。
反对〈十六条〉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北京日报》公布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罪行材料”。刘文辉气愤万分，对九弟刘文忠说：
邓拓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写的《燕山夜话》不仅文采好，而且含义深邃，是本好书。
凭着多年政治嗅觉，刘文辉意识到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乃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信号，抛出北京市委高干，意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果然，紧接着〈五·一六通知〉，北京市委“一锅端”。刘文辉不断喃喃自语：“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来临了。”他向九弟分析：
北京大学向来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是非之地……是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摇篮。毛泽东批吴晗他们、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就是首先向北大开刀，向全国知识分子的核心堡垒开刀。
老毛〈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发表，刘文辉再向九弟说：
毛泽东从对知识分子下毒手开始，又进一步向党内栋梁骨干开刀，现今要向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大功臣、身边的同事开刀了。这次毛清洗党内异见分子的规模将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党内路线斗争，运动殃及范围也将大于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红八月”，刘家被数次抄家，刘文辉精心收集的几百本中外名著扔出烧毁。刘文辉拼命夺书，遭红卫兵拳打脚踢，皮带挥抽。
夜晚，家徒四壁的昏暗灯下，刘文辉默默奋笔，忧心忡忡低声说：
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将给毛泽东彻底搞砸了！
现今真的需要有人像普鲁米修斯那样，在这“文革”黑暗年代里点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华大地，使人民觉醒，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让亿万民众团结起来挽倒狂澜，遏制倒行逆施的毛泽东祸国害民路线。
举国赤狂，全民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为〈史无前例〉兴奋不已。刘文辉与少尉二哥辩论：
这叫马列的什么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什么思想？还不是搞乱社会、祸害民众，特别是镇压广大知识分子，闹得中国大地百业难兴，民不聊生，死气沉沉。[5]
1966年8月，刘文辉撰写〈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9月28日，再写〈驳中共中央十六条〉[6]万言书，九弟刘文忠复写，10月1日寄发全国14所著名高校。刘文辉很清楚后果，对九弟说：
兄弟，这件事败露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做？
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两位舅舅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7]
很快，寄往14所高校的万言传单〈驳中共中央十六条〉，公安部列为重大反革命要案，全力侦破。11月23日夜，刘文辉、刘文忠被捕。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被毙。3月20日，这位青年思想者在两张纸上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下遗书，刺血签名，紧折密叠嵌藏被絮。提篮桥监狱此时仍沿旧习，犯人自备用品，家属可领回处决犯遗物，遗书得传。
笔者读到刘文辉遗书，边读边惊：“还有这样的第一人！”较之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文革英烈，刘文辉的“先进性”不仅仅明确反文革，还明确反毛。这在文革基层义士中，实属独步。当年反文革已属不易，怀疑毛泽东更是“石破天惊”，敢于公开反毛等于神经病，类同反对天上有太阳。刘文辉到达的认识深度，使他跃上时代之巅。也正因为站得太高，走在最前面，还是个“实干家”——不愿保持沉默，支付了最高代价——30岁的生命。
遗书由其母拆洗狱被时发现，刘父提心吊胆保存数月，转交下乡云南的老五。慑于环境，“五哥”用毛选下划字的办法隐存遗书，烧掉原稿。
据抄写万言传单的九弟刘文忠回忆，再参考法院判决书，这份寄送14所高校的〈驳中共中央16条〉，主要内容——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泽东以解放世界2/3的人民之谬论，以支援亚非拉输出革命为由，是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暴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今共产党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权与民主、专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
中国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
坚决反对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中国民主主义者应在抗暴斗争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
批判资产阶级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知识分子不要屈辱、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独裁者的家兵与党兵……号召军队要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文革初期，大雾弥夜，一位青年众醉独醒，公开反对文革，血荐轩辕。笔者多年研究文革，自以为见多识广，仍倒抽一口冷气，耸然大惊。十分惊疑：出身少先队中队长的车间团支书，叛逆思想从何而生？思想资源从何获得？1957年还在家中组织弟妹学习毛着，1963年怎么看出中苏大争论为转移视线，逃避大饥荒“人祸”追责？1966年居然站上时代之巅，成为“反文革斗士”？他如何产生对中共的一系列“为什么”？对刘文辉那一代青年来说，宏观检视毛泽东与“史无前例”的文革，实属几无可能的历史局限。
刘文辉二哥，1949年初参加苏南游击队，1951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入党，负伤立功的少尉，劝诫三弟：
爱护党，爱护新社会，就应该事事跟共产党走，句句听毛主席话！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而且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质量。[8]
案发前后
1966年，刘文辉年近三旬，不可能不识一点时务。是年“十·一”，他派残腿九弟上杭州投寄“万言反动传单”，采取一定“反侦查”。九弟一早快车抵杭，城站下车后，一路寻找邮筒，直至灵隐寺。之所以未集中投递，也是三哥的“反侦查”：每封厚厚一叠，集中投递怕遭拦截，有可能一封都寄不出去。刘家兄弟认为匿名易地投递，万无一失。
下午15时，刘文忠来到灵隐，名寺荒凉，游客寂寥，正感叹“破四旧”的威力，一摸背包，还有一封未投出，“任务”尚未完成，刘文忠向寺门口一女红袖章打听附近可有邮筒？“红袖章”扬手指点：转弯墙上挂着一只绿邮箱。毕竟年轻的刘文忠，拖着跛腿投出这致命的最后一封。接着，他赶着返程，连夜回沪。
是案被破，实“反侦查”未到位，诸因如下：
一、根据14封信邮戳，投递轨迹十分清晰——从城站至灵隐，寄信人估计外地来杭，一下火车就“作案”。笔者母亲时为杭州湖滨邮电所营业员，其中一封投入该所邮箱，案警仔细盘问母亲。那晚，母亲回家后慌张讲述“反动信”，是情是景，至今历历。
二、最后一封在灵隐，邮箱背静，外人很难找到，加上此箱信件很少，一问值班“红袖章”，刘文忠跛腿，特征鲜明。
三、刘家“历史反革命”（老子）+ “现行反革命”（儿子），左邻右舍一直受派出所、居委会打招呼，监视一举一动。10月1日刘文忠背着一只鼓囊囊的包晨出夜归，早被汇报至派出所。
四、根据“反动信”内容，判定出于“资深反革命”，刘家兄弟已进入“第一包围圈”——第一批排查对象。
五、信纸下端印有出品单位及编号，从刘家抄出同一批次信封信纸，铁证如山。
“反革命”背景、有一定文化、跛腿、那天晨出夜归，几个特征一碰，刘氏兄弟无法隐遁矣。
逮捕时抄家，警方不仅抄出“匿名信”用纸、信封，还有刘文辉所写〈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手稿，思想内容与“反动传单”一脉相承。人证物证俱在，证据链完整，刘家兄弟无法“狡辩抵赖”。
刘家苦难
1967年3月9日上海第一看守所，向刘文辉宣布死刑，移押市监，等待23日公审大会。按张春桥指示，枪毙刘文辉等“反文革犯”为新成立的上海革委会祭旗。那天，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刘文辉第一个被五花大绑推出，一位堂兄目睹刘文辉已被折磨得不成样，但仍青筋暴凸、脸颊通红，坚毅昂立，两旁警察强力摁头，他拼命挣扎要呼喊，但发不出声。刘家后知：公判大会前，政治犯嘴塞橡皮，頚部绑绳，以防发声。内部人员告知：文革时期对死囚都采取“割破声带”，你家三哥概莫能外，起码事先敲落下巴，怕临死前猖狂一跳——呼喊反动口号。
刘文辉被杀那天，数百人围住刘家，踏塌后园篱笆，砸碎门窗，声嘶力竭发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刘宗汉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戴高帽，上书打红叉的“反革命分子刘宗汉”，脖悬一块厚重大牌，上写“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后再写上“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某某处均打上血红大叉。
派出所警察掷出刘文辉判决书与法院通知，高叫：“快快交出子弹费！”刘母忍着眼泪，默默拿出二角钱。警察拿着“子弹费”，挤出人群：“对反革命分子就要毫不留情！”下午至天黑，门窗不断遭石头袭砸，晚上只得挂床单稍挡春寒。夜静后，一家人围在电灯下，大姐颤抖双手，惊恐万分打开警察掷下的〈刑事判决书〉，边哭边轻声念给父母听。
次日，“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反』刘文辉”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此后数月，一批批“参观者”天天围着刘家指指戳戳：“这家出了三个反革命”、“『杀』、『关』、『管』典型户”。不久，刘家长女单位江南造船厂没收刘家日晖四村12号2楼16室。理由：这家三个反革命，反革命老头还有什么资格居住工人新村？造反派把刘家所有东西——家具、衣被、生活用品扔出门，一些人趁机哄抢。大姐夫也拒绝老丈人进门，生怕影响自己一家。
高级白领刘宗汉，金融人才，拒赴港台的“爱国人士”、支持儿子参加地下党与“抗美援朝”，此时白天扫地通阴沟，流浪街旁巷头，晚上龟缩楼梯墙角，夜里冻得刮刮抖。为“划清界限”，外孙只能偷偷给外公送点衣食。一周后，饥寒交迫的刘宗汉病倒墙角。派出所与里弄专政组怕出人命，强迫大姐夫接收老丈人，刘宗汉这才结束“门外流浪”。
上海斜土路日晖四村12号全楼24户，清一色江南造船厂职工，态度鲜明地监督“反革命刘宗汉”，阶级立场呵！老三文辉吃枪毙、老九文忠“搭进去”、长子在无锡农村“内控”、四子进学习班、五子隔离审查，幼女远在陕西，在沪两长女已嫁，亦无力保护父母。老人只得向外地党员干部的老二求援，他家是父母惟一可寄望的安全岛。
老二刘文彬（1931～2015），1948年尚在读高中，就被地下党送入苏南游击队，1951年6月参军入朝入党，首长改名刘文兵，志愿军二级英雄（差点牺牲），党性使他忠孝难全，深陷尴尬，忠于党就不能尽孝，尽孝就无法忠于党。二媳乃部队医院护士长（党员）。家属院贴出大字报，勒令“反革命婆娘滚出去”。二媳迫于压力，为了军籍党籍，沉下脸赶婆婆回沪。老二夫妇认为老三反党反领袖，自作自受，连累家族。二媳尤怨“现反”小叔影响自己晋升，终身一个护士长。“驱婆事件”深深刺痛刘家兄妹，隔阂终身。刘家几十口人至今与二媳无来往，但她的两个儿子成年后很敬重三爷叔刘文辉，文革还在刘家实质性发散“深远历史影响”。[9]
被赶回沪的刘母，不堪忍受“里弄专政”——无时不刻闯进来开批斗会，更不忍看丈夫被折磨的惨样，逃奔陕西宝鸡大山沟三女儿家。“小三线”国防单位，相对与世隔绝，老母总算躲过文革最酷烈的年头。
刘文辉遗书
刘文辉遇难后，家属领回遗物，双亲知道儿子一定会留遗言，细心拆除被单，终于从被角找出两张折迭很小的纸团。处境太险恶，刘宗汉天天为定时炸弹般的辉儿遗书担心。1968年春节，云南老五刘文龙回沪探亲，临走前刘父嘱他带回遗书。遗书为两张16开练习簿纸，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最后的签名和诗词为咬破手指鲜血所写。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训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此人代表中级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法院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
亲人，我想但不能写明你们的名字，显然是怕当局迫害你们，因此希望我们从这不能尽诉的遗信最后见面，我不久就将死去。
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已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你们是了解我的情操的，它可以用诗概括之：……反右幸尝智慧果/敢做普鲁米修斯……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无私。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那就是我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是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相信我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
某（按：指九弟）在一所，他不会死。
祝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也可能761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面。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不容易，也不能尽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见此书后，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权下你们只能受侮辱、损害，但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白我家庭，所以请你们将书交给我的弟。
今3月18日（可能20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告知明或后天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放老实点，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的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人民做些事。……那我只好试着委曲求全的方式来赚取微弱可能的宽诉。我曾在前过程中写过的请求书，希望人们也不要把它当作我的变节，卑躬屈膝的行为对大权的屈服，决不是意愿，而是必要，犹如在屋檐下必低头一样，从积极的意义看是为了跳跃而屈腿。
我写的上诉，应当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我的祖国，人民应有……
凡是掌握民命者、国家前途者都必须是理智现实谦虚的爱国者，而不能是狂妄热昏好战的阴谋者，我甘愿为毛的战争政策失败而斗争、为锁国排他主义而斗争。……毛发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亿万人民作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正因为此危险计划在实施，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它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和毛泽东诗词共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查收。其中一首：
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变何易，入漩涡急转石岩。迫害急，亿万性命竟玩忽……
有朝一日请将它发表。
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是针对毛反动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为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1978年底，刘家开始申诉，数次驳回。1982年1月6日，艰难平反。申诉长达三年余，按当时政策：反文革可平反，反毛则不可；反文革属路线问题，反毛则属立场问题。刘文辉那几篇文章，篇篇反毛。[10]
2013年8月29日，刘文忠函示：三哥乃最后一批平反的文革冤案。刘家通过关系向北京递交申诉。上海高院办案人员后告知：中央政法负责人（可能彭真）发话复查此案，这才重新立案，最终平反。高院还要刘家体谅政府（经费严重短缺），最后仅赔墓葬费一千元。刘家未得到刘文辉最重要的遗产——两本小册子及〈反十六条〉万言传单原稿。
九弟刘文忠
刘文辉事迹得以传世，全靠九弟刘文忠。同案犯九弟，赴杭寄信，也支付高昂代价——失去自由与尊严12年半。
残腿九弟念念不忘三哥。2000年，刘文忠在成功经商的巅峰处歇落，隐退著书，捧三哥事迹于世——千万不要忘记！北京企业家张大中，其母王佩英也是被毙的文革受难者，出资七万购买刘文忠百册回忆录，作为对刘氏兄弟壮举的历史回应。
2008年，刘文忠在澳门出版《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详述该案，一本很详实的传记。不仅震撼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也让后代大开眼界，真切感知“史无前例”。
回眸凝思
刘文辉飞蛾扑火，微躯挡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使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但对一个国家来说，需要用鲜血换取认识、用头颅证明价值，青山有幸迎忠骨，枪弹无辜射英杰，代价也实在太大太残酷了——烈士的光芒竟以社会黑暗为天幕！
大陆政谚：“领先三年是先进，领先三十年成先烈”。刘文辉用年轻生命捍卫领先的认识，耸起一道民间脊梁，划下文革长夜中一抹光亮——还有如此一位清醒者、一位公开反毛勇士。入狱后，刘文辉稍识时务、低头服软，至少可免杀身，案警多次如此这般开导他。
寒风萧瑟，壮士不还。文革之初有义士，刘文辉昂首走了，将无限爱国深情化为一纸思考，静留于世。1982年的有限平反，拖着很粗的尾巴。刘文辉以鲜血捍卫的认识，至今仍不合时宜。2013年春，大陆最解放的《炎黄春秋》都不敢接受本文，中国尚未真正迎回刘文辉烈士。时代与刘文辉的差距，既是刘文辉悲壮的“领先”，也是中国的真正落后，尚未完成的“社会进步”。只有完全理解先行者，接受先行者的认识，才算找齐他们抛留的差距，才是真正尊重献出生命的先烈。
青史迎英烈，相信大陆不久将迎回这位久埋史尘的英烈。
附记：
文革末期，湘西溆浦乡村小学教师武文俊（40岁），1976年4月匿名信致华国锋，控诉毛泽东祸华。溆浦农民萧和清（34岁），初小文化，1976年9月18日全国悼毛大会，张贴两小张“反标”——（毛）死得最好，他做事做得绝。1977年1月9日，两人同时被毙县城。1982年平反——“有罪错杀”，各偿800元。[11]
被处决的文革烈士：王申酉，王佩英，陈卓然，石仁祥、方运孚、吴晓飞、史云峰、官明华、张坤豪、忻元华、李九莲、锺海源、丁祖晓、李启顺、毛应星、王笃良、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李守中……
1966年9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女生王容芬（1948～ ），函诘毛泽东：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她义无反顾退团。判刑10年，追加无期，1979年出狱。
1976年春，广州青工庄辛辛寄函《人民日报》：“打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判刑15年，1978年平反。[12]
截止1979年底，全国法院复查文革冤案24.1万余件，纠正13.13万余件；同时复查刑案50.7万余件，纠正35.8万余件；[13]全国仍有约4.6万余件“反革命”案、50余万件普通刑案未复查。[14]
[1]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页4～5。
[2]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页35。
[3] 《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379。
[4] 1963～1966年5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亦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前期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称“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5]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5年，页51、56、37。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文革十六条〉，1966-8-8通过。
[7]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页79、82～83、89
[8]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页90～93、54。
[9] 2014年，刘文兵病痾渐沉，刘家兄妹前往苏州探望得像“地下工作”以避二嫂。刘家兄妹觉得时远事遥——“算了”，二嫂仍难解扣。二哥遗言诫子：“要以我青年时代迷陷左潮为鉴……”这位志愿军二级英雄，1949年初参加苏南游击队，因无档案，证明人已死，不能办理离休。2015年初打进口治癌针，一支近万（自费），耗尽积蓄，准备卖房，屡函中央，从无回讯。2015年6月28日，刘文兵去世。
[10]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页218～222、390。
[11] 向继东：《历史深处有暗角》，秀威信息公司（台北）2013年，页323～324。
[12] 杨克林：《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下册，天地图书公司、新大陆出版社（香港）2002年再版，页535、548～549
[13] 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年，页443。
[14] 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16。
初稿：2008-1-21～22、8-12；后补充。
原载：《前哨》（香港）2009年第7期（初稿）
全文：《往事微痕》（北京）第117期，2012-7-15
（原标题：〈青史迎英烈——有这样一对同案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