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1908～1991）携妻聂华苓抵华，寻访大陆文学名家，痛感他们亲历的文革苦难，安格尔写下小诗〈文化革命〉：
我拾起一块石头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
“不要惹我，我到这里来躲一躲。”[1]
小诗打动无数文革亲历者，也向海外精致传递文革酷烈。不过，小诗只能借形表达最浓缩的感受，真正的文革细节估计连听者也会躲入石头。
本集进入赤潮顶点——文化大革命。毛共自夸文革“史无前例”“深远影响”。十年赤狱，漫漫长夜，述往思后，真正千万不要忘记！二十世纪全球两大巨灾——马列赤潮、德国纳粹。无论时间跨度、灾难深度，马列赤潮均在纳粹之上。而全球赤灾，中国尤烈，“学费”最巨。
文革乃毛共代表作。赫鲁晓夫（1894～1971）都指说——
毛已经堕落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想想看，他竟会任命自己的妻子来负责“文化革命”！……所以“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2]
1968年内蒙群众专政对“黑五类”用刑[3]：“冷静思考”（雪中受冻）、“热情帮助”（炉上热烤）、“金钩钓鱼”（鼻上穿孔）、“驴拉磨”（骑身绕屋爬行）、“荡秋千”（吊打）、“拉大锯”（用绳拉通女性阴部与肛门）；“爬肉条”（烧红炉钩挠人）、“烙油饼”（烧红炉盖按人身）、“拧麻花”（吊臂旋转抽打）、“戴拉东”（重物挂脖）、“挂火炉”（火炉吊脖）、铁钳拔牙、撕耳朵、烧红铁条捅入肛门、头颅穿洞、老虎凳、跪铡刀……号称26刑72法。另有“焊人”（揉盐入伤口，再用烧红烙铁压烫）、阴道内放鞭炮、强迫回民吃猪肉、强迫回女嫁汉人、强迫母子公媳当众性交、裸体游乡（女的牵着拴系男人阳具的绳子边扭边唱〈北京有个金太阳〉）。[4]
荒谬随处可捡。一位苏北青工爱开玩笑，一次谈论毛泽东诗词，刚好痔疮发作，随口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在生痔疮”，判刑八年。一生产小队长，婚宴上被捕，因买不到木料，趁夜拆了路边语录牌修补新房地板，判刑七年。[5]
文革后，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1918～2010）：
文革十年是一场邪教大骚乱。[6]
就像老毛希望史书永远抹去大饥荒，邓小平、胡乔木出于“阶级本能”，文革刚结束就意识到必须“淡化”。巴金等名士耳边常被絮叨“忘记，忘记！”。[7]“种桃道士”很清楚反思会驶往什么车站——整体质疑中共革命。奈何无产阶级专政弓弦已弛，“五0后”以降陆民已不可能再像父辈“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毕竟，中共并非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更不等于必须忠于中共的政治利益。
1996年5月，作家冯骥才（1942～ ）采访几十名1976年后出生的青少年。他们对文革的印象完全碎片化，一团星云，似是而非。因为，他们未能从课本中得到精确认知，文革远未形成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总结，“淡化”还在播云起雾。撮选几段是年“文革后一代”头脑中的文革印象——
文革还是有积极的东西。如果文革不那么凶那么混乱，走向极端，左的东西很难失去统治地位。改革正好拣了文革的便宜。文革对中国历史还是有功的。（20岁，大二男生）
如果回到文革，我不反对，甚至很有兴趣。一是我不觉得文革怎么可怕；二是可能会感觉很新鲜，我想切身感受一下。是的，我有兴趣。（19岁，大一男生）
文革咱没见过，但比现在强！现在的人要多坏有多坏！（20岁，出租车“的哥”）
我想文革也不错，不用再上课了，热热闹闹，批斗老师，多有意思！我们同学还说呢，怎么不“文化大革命”呢？那就不考试了。（17岁，高二女生）
我想多了解文革，不知从哪里去了解。（17岁，高二女生）
那个时代有激情，人都很真诚，非常迷人……也打人，但那是一种为了信仰的战斗呀！我喜欢这种生活，哪怕被真诚欺骗了也心甘情愿，现在无法生活得那样富于激情了。（19岁，大一女生）
每个人对文革的说法都不一样，给我的印象很乱。……有人说文革随便打人、社会混乱，也有人说那时官员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可还有人说毛主席伟大，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我也不知谁说的对，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我曾经把这些话对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说过，他说这些全对，我听了就更糊涂了。（19岁，男职员）[8]
向后代“说清楚”文革，难度不小吧？仅仅告诉年轻人“珠江漂下来五花大绑的浮尸”[9]，他们就已经张大嘴合不下来了。
文革也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赴大兴安岭八年，更没想到埋下研究中共之根，以致最终妄议“伟光正”，那么反动、那么凶恶、那么……
赤潮祸华，大陆“灾胞”当然不愿默吞苦果，不甘终身为中共守讳——将所有苦难带入棺材。
本集以微映宏，滴水尝海，只列事实，毋须雄辩。
2016年6月4日
[1] （美）保罗·安格尔：《中国印象》，荒芜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5。
[2]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东方出版社（北京）1988年，页431。
[3] 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合称“地富反坏右”。文革增至“黑八类”，加上资本家、黑帮（走资派）、叛徒（特务），最后加上知识分子，因行九，特称“臭老九”。“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
[4] 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2年，页68、70～72、102～104。
[5] 陈文立：《沧桑岁月》，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委会（华盛顿）2002年，页110。
[6] 李普：〈文革十年是一场邪教大骚乱〉，《李普自选集》，柯捷出版社（纽约）2010年，第一册，页270。
[7] 巴金：〈重来马赛〉（1979-7-6），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页102。
[8]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308～313。
[9] 朱园：〈费彝民逝世之谜〉，《解放月报》（香港）1988年7月号。参见周榆瑞《彷徨与抉择》，开放出版社（香港）2015年，页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