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韭和男友小刘坐在火锅前问我们,“现在的幸福是真实的吗?会不会我们明天又要被关起来了。”

事因年初小刘找黄牛抢了两张机票,极其乐观地和我们叙述了回内地畅游的蓝图,小韭虽然很担心回去的路程有变数,但还是在三月初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在抵达上海的第四天,小韭哭着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可能阳性了,酒店核酸结果显示异常。

小韭和小刘被迫分开,分别坐上去中转医院的救护车。在中转医院的单人负压病房里,冷气很冷,她反复打护士台电话才要来了四纸杯的水,深夜才为自己求来了一床被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小韭一直在流泪,觉得愧疚,认为自己给身边人、医务人员增添负担。

等待了将近24小时,小韭主动打电话询问核酸结果,终于得知自己确诊阳性,且会在今天之内转运去医院,而小刘则去另一个地方,未知确切位置。比起经历漫长等待是否阳性的结果,让小韭更为焦虑的是流调质询:“确诊后最开始找你的不是医生,而是流调。”,工作人员事无巨细地调查并登记了她所有资料及证件,但对于接下来去哪住院、还有多久知道确切结果等问题,工作人员却一问三不知。小韭开始反复刷新上海卫健委的公告,想查询官方是否披露了自己航班的确诊情况,她担心有人顺藤摸瓜地翻出她的个人资料对其骚扰辱骂,因早前她的朋友回家隔离后确诊,其全家都被短信电话轰炸。但幸运又诡异的是,事情发生的前两天她没有刷到自己航班相关确诊信息。

到了医院,小韭发现床位紧张,她只能睡在医院的走廊,病区里男女老少睡得满满当当。她给我发信息说,身边的病友有不少都是在隔离酒店数日后被确诊阳性,而上海的疫情可能比想象中更严峻。小刘则更惨,因为住院人数激增饱和,他中途被转院,去到了一个没有设施可供洗头的医院。

他们忆述:在医院几乎见不到医生,只见护士在忙前忙后,而入院的前几日基本没有医务人员理会他们。等到问诊那刻,医生也没有余力听他们讲完病症,一律处方连花清瘟。余下住院的日子,他们只能问医生拿药,后期已经放弃服用连花清瘟,转而要一些维生素C,不过好在他们要什么药,医院都会提供。但匪夷所思的是,在医院没有人治疗,却一直有人来问其个人信息,甚至细緻到问确诊前一个月至今每一天都在做什么事情。

在病友微信群中,小韭看见很多荒诞的故事。我讶异居然可以从她那里听到“反动”发言,小韭惊讶于曾经拒绝相信的荒唐现实。她说,有病友痊愈出院后在酒店隔离,而她七岁的儿子迟她几天出院,出院当天孩子被送往其他的隔离酒店,但因为年纪太小无法自理又被遣返回儿童居住的医院,她的儿子就在辗转中失去了联络。儿童医院亦鲜有小孩拥有手机,护士和医生却没有回复她的讯息,妈妈只得在群里发小孩的照片求助问有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儿子。事前她已经报警求助,可是警察也无动于衷,在丢失小孩的数天里她不得不绝望地尝试自杀引起官方的注意。所幸群里真的有人录下了小孩在酒店被送回的视频,几番波折后孩子才终于被接回到妈妈身边。还有人在上海出院后隔离期满“逃回”老家,抵达之后却被非正式地加码了隔离时间,居家一段时间后核酸异常又被抓去集中隔离,警察甚至会上门安装监控确保人不会出去。“Omicron不死人,但是Policy压死人”,小韭感慨道。

住院期间,小刘和自己大学同学倾诉所经困苦,在另一个城市的同学起初没有太大的共鸣,直到有一天同学去朋友家拿东西,两分钟后小区就被围封了不得出入,他只能找了一个僻静小门翻了出去。小刘转述同学的感慨“五年出国计划现在要提前到三年”。

小韭在医院挣扎了二十天后CT值终于达标了,但是出院后仍然要继续隔离14天。而小刘转阴后因为CT值不达标仍然留院,直到政府实行“智慧抗疫”政策下调了CT值后才得以离开。但是小刘受惠于新政策出院后只需隔离7天,换言之小韭虽然早出院,但真正自由的日期却在小刘之后。

隔离结束后,他们换了酒店居住,彼时上海已经开始“鸳鸯”封城了(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封城)。在酒店被围封的时候,他们好不容易抢到麦当劳等“奢侈品”外卖,酒店人员送餐的时候却委婉地提醒他们:特殊时期,麦当劳不是必需品,尽可能少点吧。小韭已然可以想象那些被困在社区里的人,可能只能完成需求金字塔的最底层。

历经52天的围困,他们终于成了为数不多成功逃离的脱沪者,小韭更将自己形容为“脱北者”。她说,“我不知道,明明我们如此相信和遵循这一套体制,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被这样对待。”而他们隔壁房的姐姐已经困在上海将近半年,无法脱身。事因入境香港只需要三天内的核酸证明,而离开上海却需要48小时的核酸和24小时抗原记录。在她坚持不懈地周旋于酒店辖区的居委会、卫健委、疾控等各大政府机关与街道办,终于为滞留人员问出一条生路,拿到了通行证去做离沪核酸。

准备出发回港前一日,因为没有载具司机接单,两人徒步两小时去医院做核酸检测,大街上空空荡荡,只有零星几个“大白”站岗,被围封的上海人透过阳台一脸困惑看着他们行走在外。小韭坦言:去做核酸的路上非常害怕被街道上的大白拦下问话,她就要为此反复自证,更担心大白认为他们的理由太奢侈,从而拒绝他们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上海的政策在一日一变,小韭担心自己逃难计划会有变数,当机立断改签了机票提前一天去机场过夜。机场空荡荡像是一座鬼城,而回港的班机则只有零星几个人,与去上海时的机舱拥挤程度形成强烈的落差。

“小红书、微博能发出来的只是运气好的个例,被封掉的、那些被删掉的和在微信群里流传的低像素视频和图片,都是真的。上海最精准的防控,可能就是互联网了。”回港的前一天,小韭在电话里不再透露更多,说太敏感,回来再分享。而小刘在旁边歎气,称“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

抵港当晚,我们见面听她和男友小刘分享。虽然住在隔离酒店,但受街道居委会管辖,回来之前他们打了若干个电话,却被屡次告知去找负责的官方机构,机构转而又反馈需要去找居委会开证明,形成了完美的无效闭环。至于疾控,则永远打不通电话。小刘说,从前看一些新闻觉得只是基层的腐败,没想到现今仍是“大跃进”式、运动式的防疫手段。从基层到领导者,皆是层层递进地拒绝思考。领导拍脑袋给口号,到执行时甚至草率到没有官方文件可依。基层的行政则受限于大方向决策,同时又懒于思考配套的解决方案。作为“被治理”的普通民众,不听话就要被搞。小刘总结:“这个世界需要革命。”

我提议说:“不如把你们的故事写下来,安全起见化名小陈可以吗?”小韭说:“不,我要叫小韭。”

临别前,在我和女友的邀请下,一行人来到旺角宣布停业的皇茶门口,小韭看着紧闭闸门上香港加油的涂鸦,掏出手机拍下了照片。这是她亲历了香港这么多次社会运动后,第一次用手机留下抗争文宣的影像纪念。

作者:包、编辑:cola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受访者小韭和小刘均为他们自己起的化名。)

202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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