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韭和男友小刘坐在火锅前问我们，“现在的幸福是真实的吗？会不会我们明天又要被关起来了。”
事因年初小刘找黄牛抢了两张机票，极其乐观地和我们叙述了回内地畅游的蓝图，小韭虽然很担心回去的路程有变数，但还是在三月初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在抵达上海的第四天，小韭哭着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可能阳性了，酒店核酸结果显示异常。
小韭和小刘被迫分开，分别坐上去中转医院的救护车。在中转医院的单人负压病房里，冷气很冷，她反复打护士台电话才要来了四纸杯的水，深夜才为自己求来了一床被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小韭一直在流泪，觉得愧疚，认为自己给身边人、医务人员增添负担。
等待了将近24小时，小韭主动打电话询问核酸结果，终于得知自己确诊阳性，且会在今天之内转运去医院，而小刘则去另一个地方，未知确切位置。比起经历漫长等待是否阳性的结果，让小韭更为焦虑的是流调质询：“确诊后最开始找你的不是医生，而是流调。”，工作人员事无巨细地调查并登记了她所有资料及证件，但对于接下来去哪住院、还有多久知道确切结果等问题，工作人员却一问三不知。小韭开始反复刷新上海卫健委的公告，想查询官方是否披露了自己航班的确诊情况，她担心有人顺藤摸瓜地翻出她的个人资料对其骚扰辱骂，因早前她的朋友回家隔离后确诊，其全家都被短信电话轰炸。但幸运又诡异的是，事情发生的前两天她没有刷到自己航班相关确诊信息。
到了医院，小韭发现床位紧张，她只能睡在医院的走廊，病区里男女老少睡得满满当当。她给我发信息说，身边的病友有不少都是在隔离酒店数日后被确诊阳性，而上海的疫情可能比想象中更严峻。小刘则更惨，因为住院人数激增饱和，他中途被转院，去到了一个没有设施可供洗头的医院。
他们忆述：在医院几乎见不到医生，只见护士在忙前忙后，而入院的前几日基本没有医务人员理会他们。等到问诊那刻，医生也没有余力听他们讲完病症，一律处方连花清瘟。余下住院的日子，他们只能问医生拿药，后期已经放弃服用连花清瘟，转而要一些维生素C，不过好在他们要什么药，医院都会提供。但匪夷所思的是，在医院没有人治疗，却一直有人来问其个人信息，甚至细緻到问确诊前一个月至今每一天都在做什么事情。
在病友微信群中，小韭看见很多荒诞的故事。我讶异居然可以从她那里听到“反动”发言，小韭惊讶于曾经拒绝相信的荒唐现实。她说，有病友痊愈出院后在酒店隔离，而她七岁的儿子迟她几天出院，出院当天孩子被送往其他的隔离酒店，但因为年纪太小无法自理又被遣返回儿童居住的医院，她的儿子就在辗转中失去了联络。儿童医院亦鲜有小孩拥有手机，护士和医生却没有回复她的讯息，妈妈只得在群里发小孩的照片求助问有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儿子。事前她已经报警求助，可是警察也无动于衷，在丢失小孩的数天里她不得不绝望地尝试自杀引起官方的注意。所幸群里真的有人录下了小孩在酒店被送回的视频，几番波折后孩子才终于被接回到妈妈身边。还有人在上海出院后隔离期满“逃回”老家，抵达之后却被非正式地加码了隔离时间，居家一段时间后核酸异常又被抓去集中隔离，警察甚至会上门安装监控确保人不会出去。“Omicron不死人，但是Policy压死人”，小韭感慨道。
住院期间，小刘和自己大学同学倾诉所经困苦，在另一个城市的同学起初没有太大的共鸣，直到有一天同学去朋友家拿东西，两分钟后小区就被围封了不得出入，他只能找了一个僻静小门翻了出去。小刘转述同学的感慨“五年出国计划现在要提前到三年”。
小韭在医院挣扎了二十天后CT值终于达标了，但是出院后仍然要继续隔离14天。而小刘转阴后因为CT值不达标仍然留院，直到政府实行“智慧抗疫”政策下调了CT值后才得以离开。但是小刘受惠于新政策出院后只需隔离7天，换言之小韭虽然早出院，但真正自由的日期却在小刘之后。
隔离结束后，他们换了酒店居住，彼时上海已经开始“鸳鸯”封城了（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封城）。在酒店被围封的时候，他们好不容易抢到麦当劳等“奢侈品”外卖，酒店人员送餐的时候却委婉地提醒他们：特殊时期，麦当劳不是必需品，尽可能少点吧。小韭已然可以想象那些被困在社区里的人，可能只能完成需求金字塔的最底层。
历经52天的围困，他们终于成了为数不多成功逃离的脱沪者，小韭更将自己形容为“脱北者”。她说，“我不知道，明明我们如此相信和遵循这一套体制，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被这样对待。”而他们隔壁房的姐姐已经困在上海将近半年，无法脱身。事因入境香港只需要三天内的核酸证明，而离开上海却需要48小时的核酸和24小时抗原记录。在她坚持不懈地周旋于酒店辖区的居委会、卫健委、疾控等各大政府机关与街道办，终于为滞留人员问出一条生路，拿到了通行证去做离沪核酸。
准备出发回港前一日，因为没有载具司机接单，两人徒步两小时去医院做核酸检测，大街上空空荡荡，只有零星几个“大白”站岗，被围封的上海人透过阳台一脸困惑看着他们行走在外。小韭坦言：去做核酸的路上非常害怕被街道上的大白拦下问话，她就要为此反复自证，更担心大白认为他们的理由太奢侈，从而拒绝他们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上海的政策在一日一变，小韭担心自己逃难计划会有变数，当机立断改签了机票提前一天去机场过夜。机场空荡荡像是一座鬼城，而回港的班机则只有零星几个人，与去上海时的机舱拥挤程度形成强烈的落差。
“小红书、微博能发出来的只是运气好的个例，被封掉的、那些被删掉的和在微信群里流传的低像素视频和图片，都是真的。上海最精准的防控，可能就是互联网了。”回港的前一天，小韭在电话里不再透露更多，说太敏感，回来再分享。而小刘在旁边歎气，称“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
抵港当晚，我们见面听她和男友小刘分享。虽然住在隔离酒店，但受街道居委会管辖，回来之前他们打了若干个电话，却被屡次告知去找负责的官方机构，机构转而又反馈需要去找居委会开证明，形成了完美的无效闭环。至于疾控，则永远打不通电话。小刘说，从前看一些新闻觉得只是基层的腐败，没想到现今仍是“大跃进”式、运动式的防疫手段。从基层到领导者，皆是层层递进地拒绝思考。领导拍脑袋给口号，到执行时甚至草率到没有官方文件可依。基层的行政则受限于大方向决策，同时又懒于思考配套的解决方案。作为“被治理”的普通民众，不听话就要被搞。小刘总结：“这个世界需要革命。”
我提议说：“不如把你们的故事写下来，安全起见化名小陈可以吗？”小韭说：“不，我要叫小韭。”
临别前，在我和女友的邀请下，一行人来到旺角宣布停业的皇茶门口，小韭看着紧闭闸门上香港加油的涂鸦，掏出手机拍下了照片。这是她亲历了香港这么多次社会运动后，第一次用手机留下抗争文宣的影像纪念。
作者：包、编辑：cola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受访者小韭和小刘均为他们自己起的化名。）
2022-05-06
（https://matters.news/@colah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