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五辑 ： 文革红血（4）
文革中的萧乾
萧乾（1910～1999），1930～40年代《大公报》著名报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中国记者、中国新闻史上不能不提及的人物。萧乾乃遗腹子，出生北京贫民区蒙族家庭，母亲佣工为生，一月回家一次。靠母亲及家族勒带供学，萧乾入燕京新闻系，1935年毕业，1939年赴英，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剑桥皇家学院英文系研究生。
一、 回国报效
1949年初，萧乾供职香港报界，收入不菲。母校剑桥大学中文系邀聘教席。燕京同学、周恩来女秘杨刚（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则力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 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提供全家旅费，允终身教职。这位老友详述战后中欧赤国近况，认为萧乾在西方呆了七年，红色政权下没好果子吃，“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
人生十字路口，港报同仁为他谋划——
上策，接下剑桥聘书。中策，暂留香港工作，既可保持现有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礼遇，又可静观一下。下策，进去太冒失，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1]
别看香港这些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2]
1947年5月，萧乾撰文抨击郭沫若“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1948年3月，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将他列为“黑色”，指为“反动作家”“反动之尤”“标准买办型”。但萧乾还是进来了，他要国籍要回家，“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1950年9月，原定参加访英代表团，临行前夜通知被涮。上峰告知：“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谓不宜出国。反右前，萧乾的日子还不难过，过了几年“心情大致舒畅的日子”，先后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编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3]
1956年，胡乔木推荐萧乾出任《文艺报》副主编，[4]刘白羽、张光年三番五次上门动员，萧乾极不情愿地接下活，“没想到只干了几个月，还闹了个『篡夺领导权』。跟着就成了『右派』。”[5]因萧乾发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右派+洋奴，发配劳教农场。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57年沦“右”，使萧乾在更猛烈的文革得以成为次要陪斗。若非“右帽”，九年“不着一字”，到了文革，他就不是陪斗的“死老虎”，待遇决不会比邓拓、吴晗、廖沫沙更好。1995年，85岁的萧乾总结——
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1948年和1957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还打心眼儿里感谢。[6]
二、 并不轻松的“陪斗”
说是次要“陪斗”，亦非轻松任务。1966年6月，萧乾做好挨斗心理准备，进了京郊文化部集训班。最初像夏令营：床单洁白，饭食可口，晚上放映三十年代老片子，周末大巴接进城回家，只是不准出大门。开会学习也是一片和风细雨，大家都使劲抖落身上“修”菌。
进入8月，突转暴风骤雨，再由凄惨惨一变血淋淋。集训班上，黄世仁扮演者戴上高帽、罚跪挨斗，打得头破血流，居然质问他为什么逼死贫农杨白劳？萧乾“开始明白这是个皂白青红不分的运动。它触及的仅是皮肉，触不到灵魂，因为领头的也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7]
我们胡同垃圾堆上出现六具尸体，有人说还没断气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
混乱无序、茫然无依，生活信念与道德观念彻底崩塌。
1966年8月23日，北京豆嘴胡同41号萧家四合院，涌进一帮十来岁红卫兵，砸得一片稀巴烂，扯碎萧乾多年收集的欧洲版画，烧掉几十年积累的写作卡片及几百封友人书信（包括众多中外著名作家）。妻子文洁若乃一水纯洁“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也被戴上高帽，拉到院里大车上挨斗。十四五岁的孩子，脸上带着兽性，“用铜头皮带抽打她，一绺绺地薅下她的头发，异口同声地说：『这还便宜你了哪！你到一中去看看，一群群的死尸，眼珠子都挖出来啦。』”
萧乾——
那阵子，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当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烂，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欧洲版画被扯个粉碎，当我看到“三门”干部文洁若挨斗的时候，我对身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瘦小顽强的文洁若，1954年与萧乾结婚，刚有孩子，就被“反右”卷入漩涡。在女人纷纷离开“右派”丈夫的时候，文洁若顶住压力。文革漫漫十年，再陪伴萧乾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萧乾：
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8]
三、 从自杀到无家可归
1966年9月4日，萧乾从“牛棚”放回，见“精神支柱”的文洁若也遭人格侮辱，彻底绝望。5日夜，萧乾吞食一瓶安眠药，灌了半瓶白干，留下遗言：
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给你了。干九月四日。
他交代那一时期“黑思想”：
自杀之前我的内心逻辑基本上是：先死比后死幸运，死了比活着幸运，因为死了就不能有知觉和感情了。
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得个善终可真不容易！
但他被捞救回来。第二天晌午，“我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人间，躺在隆福医院的病床上。”他感悟到自杀并不能制止暴行，痛言：
We must out live the mall！——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活得更长！
萧乾发誓：再也不寻死了！
自从1966年8月赶出豆嘴胡同小四合院，萧乾一家流离失所。1971年，他在湖北咸宁干校办退休，表格上的照片，临时在猪圈前照的。回京后，民政局发觉他在北京连一张单人床的位置也没有，拒绝接受。朋友向他透露，他头上那顶“隐行帽”——摘帽右派，只配到山沟里退休。这回，连一直镇定的文洁若也慌了——再不回城，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呵！为不继续连累全家，萧乾打报告：
尽管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尽管在干校双抢（按：抢收抢种）中得了冠心病，只要能让文洁若从干校调回北京，我甘愿去任何僻远山乡退休，了此一生。立此为据，决不反悔。
1973年，萧乾回京看望孩子。老友翁独健将萧乾介绍给甚缺教师的外语学院，可解决住房。院长得知萧乾的留洋履历，十分欢迎，但该院某教师乃萧乾旧日同事，打了小报告，此事告吹。为了住房，房管所每一接待日，萧乾必一早赶到，同许多困难户挤一条长登，一屁股一屁股往前挪，裤子都快在那排椅子上磨破了。房管所副所长曾为文学青年，萧乾帮着改稿发在一家大报，副所长雪中送炭，硬将一处门洞两头堵死，一头安门一头安窗，萧家四口总算有一栖所。
入住“新居”，窗下一下水道，院中几十口人的尿池。夏天连条窗缝都不开，屋里还是臭烘烘。由于是堵了门洞的“违章建筑”，触犯众怒，有人故意往下水道倒屎。七八平米的恶劣环境中，萧乾一家住了六年，狼狈接待一些前辈、朋友（每次只限一人），一把破藤椅吊悬顶棚，客人进屋才放下。孩子放学后得先在街巷兜转，客人离去才能进门。每晨，萧乾一家得去胡同公厕排队“办公”，风雨无阻。1978年，几位同病相怜的文友劝他写状翻案，漫画家丁聪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他鸣冤，他都拒绝了。他只渴望有个正常生活的窝。
1957年成“右”后，直至1978年秋人事科通知参加北京饭店宴会，21年间没人请过一顿便餐。[9]
四、 真正觉悟
十年浩劫，对大陆士林来说，最深重的伤害还是思想禁锢。1949年后，“旧知识分子”都急于自我否定，挤进“新社会”。萧乾也不例外，放到书架上的拙作只有一本配合土改的《土地回老家》。文洁若：“这书不象是乾的文笔，而是任何人都写得出的八股文。”[10]林徽因称赞萧乾23岁写的短篇小说〈蚕〉——“是用情感写的”，而“43岁的萧乾的文笔已经失去了个人的光彩”。
萧乾重新拿起笔，已入古稀。文章刊出后，朋友纷纷来信祝贺，只有“畏友”巴金来信责备，说那不是他的文笔。邵燕祥也从萧乾的文字中发现冰碴。这些直言对他触动很大。写作权利恢复了，内心却未解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暖可解。
经过二十多年的冷冻，自家灵魂的解冻可困难得多了。一提起笔，“梁效”那张狰狞的面孔就在我眼前晃悠。我害怕，打哆嗦。
1979年萧乾访美，一举一动，都要由同行的党员作家“掌舵”。哈佛大学邀请萧乾前往，他回绝了，改请二人同行，才予接受。[11]
他决心像巴金那样，把说真话放在第一位——
把真话憋在心里，一憋经年，确实比孕妇难产要痛苦多了。难产者所面临的，仅是个生不出的问题，她不需要生个假娃娃；而不能讲真话，往往就还得违心的编造一番假话。[12]
1969年，一个含泪的自杀笑话使他确认真话绝迹。
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以及讲真话者落到的悲惨下场，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13]
某人跳楼自杀，弥留时说了最后一句谎话：“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为了死后不被诬“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萧乾说他有生之年不再违心说话，即使不能说真话，宁守沉默，不说假话：
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说真话，我既由衷地拥护，又从实际出发而有所保留。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钱，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14]
徐城北（1942～ ）说萧乾此语体现了北方人的皮实，巴金则态度坚定“要说真话”，萧乾拐了个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15]
文革后，萧乾一直努力解冻思想，掰扭被僵化的意识。十几年里，说了许多“实质性”真话，有些涉及政治敏感。他用“便秘和腹泻”为喻说点真话（可窥知1990年代初期说真话的难度）：
腹泻虽让人丧失元气，却毕竟把体内有害的沉淀倾泻出去，总比听任它继续积存在体内要好。便秘则不然，体内各种毒素杂质都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
我并不喜欢腹泻，但我向往顺畅，顺畅，顺畅。那终将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丰腴健壮。[16]
有关文革博物馆，萧乾乃最早触及话题者。1985年初，他参观慕尼墨“纳粹兴亡史”，于《人民日报》发表〈欧行冥想录〉，提出为文革死难者修建永久纪念馆，“家丑不外扬”并不能代替“知耻近乎勇”[17]萧乾已超越个人遭遇，有所解冻，重现自由主义光彩。
萧乾那一代知识分子确实“价廉物美”。萧乾自杀被救，文洁若痛曰：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你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萧乾神色凄厉加重语气：
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18]
右派改正后，每当有人悄悄为当年的批判向萧乾示歉，他一律回答：“怪不得你。”他晚年常说：
倘若过去那段日子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契机，个人牺牲二十几年时光也是值得的。[19]
1989年，萧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长，全国政协七、八届常委，九届委员，晚年与文洁若合译詹姆斯·乔伊丝名著——《尤利西斯》。1999年2月11日，病逝北京。
（本文与2005级硕士生蔡莉莉合作）
2007-10于沪
[1]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03。
[2] 萧乾：〈往事三瞥〉，张岱年、邓九平主编：《往事如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31。
[3]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198、203、287、212。
[4] 张光年：〈回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1。
[5] 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页51。
[6] 萧乾：〈我这两辈子〉，《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卷，页855。
[7] 萧乾：〈“文革”杂忆〉，《往事随想——萧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06 。
[8]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56～258、520。
[9]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57～258、291、272～275、280、277。
[10] 〈文洁若忆萧乾〉，《文汇报》（上海）2003年11月12日。
[11]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86、288。
[12] 萧乾：〈“文革”杂忆〉，《往事随想——萧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10。
[13] 萧乾：〈改正之后〉，《往事随想——萧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17。
[14]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86。
[15] 2006年1月25日，纪念萧乾诞辰96周年并庆《萧乾全集》出版，文洁若接受人民网“文化论坛”专题访谈。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2496/42501/4062642.html
[16] 萧乾：〈我的医药哲学〉，《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卷，页635～636。
[17] 萧乾：〈欧行冥想录〉，《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卷，页376。
[18] 〈文洁若自白〉，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781。
[19]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82。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0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