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五辑 : 文革红血(4)

文革中的萧乾

萧乾(1910~1999),1930~40年代《大公报》著名报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中国记者、中国新闻史上不能不提及的人物。萧乾乃遗腹子,出生北京贫民区蒙族家庭,母亲佣工为生,一月回家一次。靠母亲及家族勒带供学,萧乾入燕京新闻系,1935年毕业,1939年赴英,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剑桥皇家学院英文系研究生。

一、  回国报效

1949年初,萧乾供职香港报界,收入不菲。母校剑桥大学中文系邀聘教席。燕京同学、周恩来女秘杨刚(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则力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 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提供全家旅费,允终身教职。这位老友详述战后中欧赤国近况,认为萧乾在西方呆了七年,红色政权下没好果子吃,“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

人生十字路口,港报同仁为他谋划——

上策,接下剑桥聘书。中策,暂留香港工作,既可保持现有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礼遇,又可静观一下。下策,进去太冒失,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1]

别看香港这些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2]

1947年5月,萧乾撰文抨击郭沫若“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1948年3月,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将他列为“黑色”,指为“反动作家”“反动之尤”“标准买办型”。但萧乾还是进来了,他要国籍要回家,“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1950年9月,原定参加访英代表团,临行前夜通知被涮。上峰告知:“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谓不宜出国。反右前,萧乾的日子还不难过,过了几年“心情大致舒畅的日子”,先后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编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3]

1956年,胡乔木推荐萧乾出任《文艺报》副主编,[4]刘白羽、张光年三番五次上门动员,萧乾极不情愿地接下活,“没想到只干了几个月,还闹了个『篡夺领导权』。跟着就成了『右派』。”[5]因萧乾发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右派+洋奴,发配劳教农场。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57年沦“右”,使萧乾在更猛烈的文革得以成为次要陪斗。若非“右帽”,九年“不着一字”,到了文革,他就不是陪斗的“死老虎”,待遇决不会比邓拓、吴晗、廖沫沙更好。1995年,85岁的萧乾总结——

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1948年和1957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还打心眼儿里感谢。[6]

二、 并不轻松的“陪斗”

说是次要“陪斗”,亦非轻松任务。1966年6月,萧乾做好挨斗心理准备,进了京郊文化部集训班。最初像夏令营:床单洁白,饭食可口,晚上放映三十年代老片子,周末大巴接进城回家,只是不准出大门。开会学习也是一片和风细雨,大家都使劲抖落身上“修”菌。

进入8月,突转暴风骤雨,再由凄惨惨一变血淋淋。集训班上,黄世仁扮演者戴上高帽、罚跪挨斗,打得头破血流,居然质问他为什么逼死贫农杨白劳?萧乾“开始明白这是个皂白青红不分的运动。它触及的仅是皮肉,触不到灵魂,因为领头的也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7]

我们胡同垃圾堆上出现六具尸体,有人说还没断气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

混乱无序、茫然无依,生活信念与道德观念彻底崩塌。

1966年8月23日,北京豆嘴胡同41号萧家四合院,涌进一帮十来岁红卫兵,砸得一片稀巴烂,扯碎萧乾多年收集的欧洲版画,烧掉几十年积累的写作卡片及几百封友人书信(包括众多中外著名作家)。妻子文洁若乃一水纯洁“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也被戴上高帽,拉到院里大车上挨斗。十四五岁的孩子,脸上带着兽性,“用铜头皮带抽打她,一绺绺地薅下她的头发,异口同声地说:『这还便宜你了哪!你到一中去看看,一群群的死尸,眼珠子都挖出来啦。』”

萧乾——

那阵子,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当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烂,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欧洲版画被扯个粉碎,当我看到“三门”干部文洁若挨斗的时候,我对身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瘦小顽强的文洁若,1954年与萧乾结婚,刚有孩子,就被“反右”卷入漩涡。在女人纷纷离开“右派”丈夫的时候,文洁若顶住压力。文革漫漫十年,再陪伴萧乾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萧乾:

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8]

三、 从自杀到无家可归

1966年9月4日,萧乾从“牛棚”放回,见“精神支柱”的文洁若也遭人格侮辱,彻底绝望。5日夜,萧乾吞食一瓶安眠药,灌了半瓶白干,留下遗言:

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给你了。干九月四日。

他交代那一时期“黑思想”:

自杀之前我的内心逻辑基本上是:先死比后死幸运,死了比活着幸运,因为死了就不能有知觉和感情了。

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得个善终可真不容易!

但他被捞救回来。第二天晌午,“我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人间,躺在隆福医院的病床上。”他感悟到自杀并不能制止暴行,痛言:

We must out live the mall!——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活得更长!

萧乾发誓:再也不寻死了!

自从1966年8月赶出豆嘴胡同小四合院,萧乾一家流离失所。1971年,他在湖北咸宁干校办退休,表格上的照片,临时在猪圈前照的。回京后,民政局发觉他在北京连一张单人床的位置也没有,拒绝接受。朋友向他透露,他头上那顶“隐行帽”——摘帽右派,只配到山沟里退休。这回,连一直镇定的文洁若也慌了——再不回城,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呵!为不继续连累全家,萧乾打报告:

尽管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尽管在干校双抢(按:抢收抢种)中得了冠心病,只要能让文洁若从干校调回北京,我甘愿去任何僻远山乡退休,了此一生。立此为据,决不反悔。

1973年,萧乾回京看望孩子。老友翁独健将萧乾介绍给甚缺教师的外语学院,可解决住房。院长得知萧乾的留洋履历,十分欢迎,但该院某教师乃萧乾旧日同事,打了小报告,此事告吹。为了住房,房管所每一接待日,萧乾必一早赶到,同许多困难户挤一条长登,一屁股一屁股往前挪,裤子都快在那排椅子上磨破了。房管所副所长曾为文学青年,萧乾帮着改稿发在一家大报,副所长雪中送炭,硬将一处门洞两头堵死,一头安门一头安窗,萧家四口总算有一栖所。

入住“新居”,窗下一下水道,院中几十口人的尿池。夏天连条窗缝都不开,屋里还是臭烘烘。由于是堵了门洞的“违章建筑”,触犯众怒,有人故意往下水道倒屎。七八平米的恶劣环境中,萧乾一家住了六年,狼狈接待一些前辈、朋友(每次只限一人),一把破藤椅吊悬顶棚,客人进屋才放下。孩子放学后得先在街巷兜转,客人离去才能进门。每晨,萧乾一家得去胡同公厕排队“办公”,风雨无阻。1978年,几位同病相怜的文友劝他写状翻案,漫画家丁聪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他鸣冤,他都拒绝了。他只渴望有个正常生活的窝。

1957年成“右”后,直至1978年秋人事科通知参加北京饭店宴会,21年间没人请过一顿便餐。[9]

四、 真正觉悟

十年浩劫,对大陆士林来说,最深重的伤害还是思想禁锢。1949年后,“旧知识分子”都急于自我否定,挤进“新社会”。萧乾也不例外,放到书架上的拙作只有一本配合土改的《土地回老家》。文洁若:“这书不象是乾的文笔,而是任何人都写得出的八股文。”[10]林徽因称赞萧乾23岁写的短篇小说〈蚕〉——“是用情感写的”,而“43岁的萧乾的文笔已经失去了个人的光彩”。

萧乾重新拿起笔,已入古稀。文章刊出后,朋友纷纷来信祝贺,只有“畏友”巴金来信责备,说那不是他的文笔。邵燕祥也从萧乾的文字中发现冰碴。这些直言对他触动很大。写作权利恢复了,内心却未解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暖可解。

经过二十多年的冷冻,自家灵魂的解冻可困难得多了。一提起笔,“梁效”那张狰狞的面孔就在我眼前晃悠。我害怕,打哆嗦。

1979年萧乾访美,一举一动,都要由同行的党员作家“掌舵”。哈佛大学邀请萧乾前往,他回绝了,改请二人同行,才予接受。[11]

他决心像巴金那样,把说真话放在第一位——

把真话憋在心里,一憋经年,确实比孕妇难产要痛苦多了。难产者所面临的,仅是个生不出的问题,她不需要生个假娃娃;而不能讲真话,往往就还得违心的编造一番假话。[12]

1969年,一个含泪的自杀笑话使他确认真话绝迹。

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以及讲真话者落到的悲惨下场,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13]

某人跳楼自杀,弥留时说了最后一句谎话:“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为了死后不被诬“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萧乾说他有生之年不再违心说话,即使不能说真话,宁守沉默,不说假话:

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说真话,我既由衷地拥护,又从实际出发而有所保留。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钱,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14]

徐城北(1942~ )说萧乾此语体现了北方人的皮实,巴金则态度坚定“要说真话”,萧乾拐了个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15]

文革后,萧乾一直努力解冻思想,掰扭被僵化的意识。十几年里,说了许多“实质性”真话,有些涉及政治敏感。他用“便秘和腹泻”为喻说点真话(可窥知1990年代初期说真话的难度):

腹泻虽让人丧失元气,却毕竟把体内有害的沉淀倾泻出去,总比听任它继续积存在体内要好。便秘则不然,体内各种毒素杂质都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

我并不喜欢腹泻,但我向往顺畅,顺畅,顺畅。那终将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丰腴健壮。[16]

有关文革博物馆,萧乾乃最早触及话题者。1985年初,他参观慕尼墨“纳粹兴亡史”,于《人民日报》发表〈欧行冥想录〉,提出为文革死难者修建永久纪念馆,“家丑不外扬”并不能代替“知耻近乎勇”[17]萧乾已超越个人遭遇,有所解冻,重现自由主义光彩。

萧乾那一代知识分子确实“价廉物美”。萧乾自杀被救,文洁若痛曰: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你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萧乾神色凄厉加重语气:

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18]

右派改正后,每当有人悄悄为当年的批判向萧乾示歉,他一律回答:“怪不得你。”他晚年常说:

倘若过去那段日子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契机,个人牺牲二十几年时光也是值得的。[19]

1989年,萧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长,全国政协七、八届常委,九届委员,晚年与文洁若合译詹姆斯·乔伊丝名著——《尤利西斯》。1999年2月11日,病逝北京。

(本文与2005级硕士生蔡莉莉合作)

2007-10于沪

[1]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03。
[2] 萧乾:〈往事三瞥〉,张岱年、邓九平主编:《往事如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31。
[3]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198、203、287、212。
[4] 张光年:〈回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1。
[5] 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页51。
[6] 萧乾:〈我这两辈子〉,《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卷,页855。
[7] 萧乾:〈“文革”杂忆〉,《往事随想——萧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06 。
[8]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56~258、520。
[9]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57~258、291、272~275、280、277。
[10] 〈文洁若忆萧乾〉,《文汇报》(上海)2003年11月12日。
[11]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86、288。
[12] 萧乾:〈“文革”杂忆〉,《往事随想——萧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10。
[13] 萧乾:〈改正之后〉,《往事随想——萧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17。
[14]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86。
[15] 2006年1月25日,纪念萧乾诞辰96周年并庆《萧乾全集》出版,文洁若接受人民网“文化论坛”专题访谈。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2496/42501/4062642.html
[16] 萧乾:〈我的医药哲学〉,《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卷,页635~636。
[17] 萧乾:〈欧行冥想录〉,《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卷,页376。
[18] 〈文洁若自白〉,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781。
[19] 《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82。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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