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78)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30)
1990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起草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苏统一计划和制订稳定国民经济的措施》的报告中，阐述了“政府纲领”与“五百天计划”的一系列原则区别。第一，“政府纲领”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只能是渐进的，而“五百天计划”认为在一年至一年半期间就可以建立起带有全部特征的市场经济。政府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实现这一过渡在其他国家都是经历了几十年时间。第二，“政府纲”领提出，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必须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此决定把1991年的预算赤字压缩到250~300亿卢布；而“五百天计划” 认为到1991年3月就可以实现无赤字预算，政府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政府纲领”主张以“先调后放”的途径实现价格改革；而“五百天计划”主张从1991年1月1日起逐步放开价格，政府认为这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第四，“五百天计划”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实行土地改革；政府认为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对实行私有化，主张实行非国有化，反对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反对用农户经济取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主张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户经济、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合理结合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经济模式。第五，在引进外资上，政府主张主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赞成过多吸引外资用于目前消费。第六，政府把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居民社会保障作为自己纲领的重要部分，对居民在价格改革中的损失予以充分地补偿，并注意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而“五百天计划”在这方面没有切实的保证。第七，政府认为必须有全联盟统一预算，税收来自双重渠道，中央占22%，共和国占23%；而“五百天计划”主张取消联盟预算和税收。
综上所述，“政府纲领”与“五百天计划”的原则区别既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制度，又关系到国家的组织结构。“政府纲领”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建立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的市场经济；“五百天计划”主张采取“休克式”立即进入的方式，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纲领”坚持要把承认共和国经济主权与形成全苏统一市场和加深一体化结合起来，联盟应有独立的税收来源；“五百天计划”主张联盟的职能取决于共和国的授权，经济来源取决于共和国的再缴纳。
经济改革方案之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是叶利钦和激进派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五百天计划”是叶利钦反对“政府纲领”的旗帜。叶利钦利用当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渴望和迅速改变经济困难的愿望，提出这种笼络人心的口号，其目的就是与联盟中央唱对台戏，争取群众，争夺对改革的领导权，进而争夺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戈尔巴乔夫应该知道短短的五百天不可能孕育出一个市场经济，但还是偏爱“五百天计划”。戈氏对这场斗争的实质不会不清楚，然而他不支持“政府纲领”，迎合叶利钦的“五百天计划”，这就意味着以戈氏为首的联盟中央已无力领导这个国家。
叶利钦同联盟中央的斗争是在政治、经济和国家结构三个方面展开的。在经济上叶利钦的目标是阻挠“政府纲领”的实施，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以便在乱中取胜。而联盟中央要巩固领导地位，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必须扭转经济危机局面，这就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实现经济改革。因此，雷日科夫在向最高苏维埃作“政府纲领”的报告时指出，把苏联从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的道路，是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而确保过渡成功的条件是: 第一，把改革与经济稳定和发展结合起来；第二，维护和恢复经济秩序，保持现有生产不能中断；第三，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这三个条件得不到保证，经济改革就无法成功。戈尔巴乔夫此时威信大跌，无力为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只好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搞折中和妥协。“总统方案”就是戈氏采取折中办法，委托阿甘别基扬等用最短的时间将两个方案捏合在一起提出来的。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10月19日以356票赞成，12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
“总统方案”的主要内容与“五百天计划”基本相同。另一方面，“总统方案”也吸收了“政府纲领”的许多主张。在一些过渡的具体问题和措施上，“总统方案”也有许多与“五百天计划”不同的地方，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和步骤上，“虽然与“五百天计划”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过渡之前，又加上了经济健康化阶段，这是明显地吸收了“政府纲领”的主张。
“总统方案”与“五百天计划”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各共和国与联盟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五百天计划”主张各共和国和中央的关系的原则是“谁也不领导谁，谁也不指挥谁”，共和国将成为经济调节的主体；联盟中央的权力由各共和国共同协商授予，这些权力只限于最必要的经济、政治方面。“总统方案”虽然承认各共和国的主权以及赋予共和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广泛权利，但主张联盟中央是经济调节的主体。相应地，联盟中央保留了较大的权力。
总的来说，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从提出到最后确立，经历了一个从“计划——市场经济”、“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提法和名称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改革内容的不同: 在所有制改造上，建立“计划——市场经济”和“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只提出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主张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而建立“市场经济”的方案明确提出了要实行私有化。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建立“计划——市场经济”和“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主张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强调国家不能完全放弃采用行政手段调节经济的方法；而建立“市场经济”的方案则更强调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等等。
三个方案之争实质上是苏联各种政治力量争夺改革领导权的斗争。“总统方案”的实施，表明了激进派通过戈尔巴乔夫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操纵了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戈尔巴乔夫曾支持“五百天计划”，鉴于形势的变化，特别考虑到按“五百天计划”的主张，联盟会被架空，中央政府和总统的权力将大大削弱，不利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于是又改变了态度，声称不能不顾现实强行实施新的经济模式，强调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性，表示他不能让雷日科夫总理下台。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折中和妥协并没有换来激进派的让步。“总统方案”提出后，叶利钦强烈反对这一计划，指责戈氏“没有遵守”支持“五百天计划”的诺言，认为“总统方案”只是“机械地把政府纲领和沙塔林计划合成一体”，企图“保持行政官僚主义体制”，实施这一计划“会导致一场灾难”，用不了半年时间人们就会相信这个方案是错误的。因此，俄罗斯决定从1990年11月1日起独自实行“五百天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方案”事实上已成为一纸空文。苏联经济改革因此无法进行，经济形势继续恶化。1990年苏联社会生产出现战后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分别下降2%、4%和1.2%。与此同时，财政赤字连年上升，内外债务不断增大，消费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联盟的凝聚力大大削弱。
1991年苏联第一季度经济危机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生产负增长幅度急剧加深。同时，族际冲突、工人罢工加剧了社会经济的紊乱。在经济、社会政治发生全面危机，而现行机制已无法有效运转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于1991年4月提出了《苏联内阁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使国家经济摆脱危机的联合行动纲领》，简称“反危机纲领”。
苏联政府认为，面对严重的危机形势，必须坚持根本的经济改革，走“建立崭新的生产关系体系、建立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建立法制民主国家、建立主权共和国革新联盟的道路”。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政治局势和恢复经济秩序。
“反危机纲领”的政策措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稳定政治局势的措施，包括四项: 一、维护国体，维护和革新联盟；二、恢复行政权力，严格行政纵向隶属关系；三、制止和解决民族冲突；四、暂时禁止罢工、集会和其他不利于国家局势稳定的政治行动。
另一类是稳定经济形势和继续进行改革的措施，共八项: 一、恢复被破坏的经济联系。二、克服食品危机，稳定消费市场。三、实现财政和货币流通健康化。四、改革价格形成。五、实行所有制非国家化、经济民主化和发展企业家活动。六、放开对外经济活动。七、居民社会保护措施。八、科技进步。
在苏联政府提出“反危机纲领”的同时，前俄罗斯副总理亚夫林斯基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里森共同制订了拯救苏联经济的《希望协议——苏联一西方联合纲领》，即“哈佛计划”。 “反危机纲领”和“哈佛计划”之间的不同点是: 一、虽然两个方案都提出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但“反危机纲领”主张保留30%的国家所有制，其余70%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而“哈佛计划”主张以私有制为主。二、虽然两个方案都主张向市场经济过渡，但过渡的时间和方法根本不同。“反危机纲领”主张保持国家经济干预，先制止经济滑坡，然后放宽政策和权利，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哈佛计划”主张立即放弃国家经济干预，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经济。三、“反危机纲领”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力量来摆脱危机和实现改革；“哈佛计划”主要是依靠西方援助来解救当前的危机和改革可能引起的生产下降和失业增加。需要援助总额2000亿美元，每年200~350亿美元。四、“反危机纲领”把政治措施放在首位，目的是使苏联不但摆脱经济危机，而且保持国家现行社会制度；“哈佛计划”把民主改革放在中心位置，目的是使苏联变成西方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哈佛计划”起草人之一费希尔说: “西方不会拿出大笔款项来换取诺言。西方将开始一个进程。我们将在进程结束后(如果是成功的)才会提供大量援助，我们要拥有一个民主和资本主义国家”。
显然，“反危机纲领”与“哈佛计划”的原则区别，同“政府纲领”与“五百天计划”的原则区别极其相似。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却认为，“两个方案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 “不应当把它们对立起来”。结果表面上是继续搞折中，实际上是否定政府的“反危机纲领”，使其变成一纸空文。
“反危机纲领”与“哈佛计划”之争也是苏联经济改革方案之争的继续。“哈佛计划”一出现，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就敏感地指出，这是“反危机纲领”的“影子计划”。最高苏维埃计划预算委员会主席库切连科说: “哈佛计划在破坏人们对内阁反危机纲领的信任”。由于两个方案存在原则分歧而无法统一，因此人们联想“五百天计划”曾使得雷日科夫政府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的“政府纲领”被搁置，认为“哈佛计划”很可能又会使得帕夫洛夫政府的“反危机纲领”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戈尔巴乔夫却说，“不应当把目前的局面同去年秋天各种方案交战的局面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否定“反危机纲领”与“哈佛计划”之间的原则区别，目的还是想把两个方案结合成一个“总统方案”，以便提交他即将与会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争取巨额援助。但是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对他的愿望以诚相待。因为苏联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根本不具备(短期内又很难改观)吸引西方大量货款和投资的国内环境。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热望被泼了一瓢冷水，伦敦“7十1”会议没有给苏联下一场美元雨。
帕夫洛夫政府的“反危机纲领”受阻，使联盟中央最后一次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努力失败。经济形势在政治动荡和经济混乱中继续恶化。1991年，苏联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重，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7%，国民收入下降15%，工业产值下降7.8%。联盟中央的凝聚力进一步削弱。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对苏联经济改革最后阶段的状况是这样阐述的:
到1990年底，苏联经济已经开始剧烈地变化。1987年《国有企业法》逐步减少了产品的中央分配。199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其数量已降到1987年的1/14。于是，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被取消了。
1991年6月，亚夫林斯基组织一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提出了加速向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转换的另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被媒体戏称为“大宗交易”，因为如果这项计划被采纳的话，它要求西方向苏联提供一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1990年11月雷日科夫心脏病发作住院后继任的帕夫洛夫总理，提出了与雷日科夫不同的更谨慎的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把这两个计划合并成一个折中的计划，带到了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
1991年7月1日，当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被解散时，计划经济解体的进程达到了高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经济的全面协调，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负责协调企业的产品供应关系。政治的压力取消了旧的苏联经济协调机制，然而，并没有有效的新机制取而代之。随后，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支柱，此举震惊了全世界。到这时，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了。
虽然1987年《国有企业法》寻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平衡，允许市场力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框架内，但到了1990年至1991年，经济的计划性实际上被取消了。苏联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前曾经是国家经济的计划性控制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私人的商业银行和交易保障系统。1990年底，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莫斯科开张。
早期的改革仅仅主张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可以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并存，可是，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尽管在1991年底之前，大型企业合法的私有化现象是寥寥无几的，此后，私有化的到来就是十分明显的了。企业的主管现在都知道他们的企业将很快成为私人的财产，但人们想知道的是，谁将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
尽管(苏联)高层领导继续公开声称信仰社会主义，但经济的快速变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使得勉为其难的领导层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到了这种地步，苏联实质上已经无药可救了。历史学家可以对20世纪这一最大的历史之谜作出种种分析，寻找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有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 苏联这个时期的经济改革是在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的，这是导致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全国党代表会议，确定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戈尔巴乔夫打开了变革之门，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推动下，理论界和社会上很快掀起了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浪潮。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否定。但是，戈尔巴乔夫推翻了一直实行的旧式中央计划体制，却无力建立起新的领导管理体制。苏共及苏联政府作为苏联社会的领导者，在一片声讨和批判声中，威信扫地，令不能行，禁不能止，已无力继续领导改革。
与此同时，由于改革政策的左右摇摆，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社会动荡，加剧了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导处估计，苏联1985经济增长率为2.1%，略低于同期美国2.9%的增长率。1986年增长率为4.1%，并没有经济崩溃的迹象。而以后充分暴露出来的经济问题却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深化”后出现的。西方人士还认为，尽管苏联无力提供民用消费品本身，也许就决定了共产主义体制长不了，但是，如果理性的意志尚存，共产主义还是可以延续相当长时间。很显然，经济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于苏联体制的信念，从而使公民不再愿意与这个制度合作，默认了这个制度的垮台。
苏联1990年后三个改革方案之争，反映出苏联严重复杂的政治斗争。严重的政治斗争使改革成为权力角逐的工具。由此可见，改革本身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成为社会动荡，使得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实施。而严重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得任何一个合理的改革也无法出台。
社会矛盾，社会动荡，政治斗争，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不时的不同的表现，但大都能动而不乱地平安渡过，唯独作为当时世界老二的苏联却迈不过这道坎。为什么？让我们继续剖析这些问题吧。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