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阅读经历和写作经历。当拿起这本薄薄的《弯曲的脊梁》 ，我心中所想只是它在研究我所感兴趣的极权主义，我所感兴趣的宣传，我如同一个去西部的掘金者，准备好了所有挖掘的工具，但我却发现，这本书你没有办法去功利地阅读。
读完这本书的那个夜晚，笔者多次从梦中惊醒，我惊惧与人类在极权主义治下不断发酵的悲剧和灾难。这样的梦魇为什么反复出现，而我们无法避免？窗外午后的阳光正好，但惊怖依然难去，现在我忐忑地试着去揭开那极权主义梦魇下的内核。
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还是天堂之梦。——米兰·昆德拉
一、极权主义梦魇的思考
彼特沃克在该书中分别从世俗信仰、教义、组织、宣传员、媒体、文艺，公共与私人生活分开比较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宣传中的异同。笔者只截取一些重要的特征进行重新分析和思考，当然这些思考不止于宣传活动。
1、极权主义是一种准宗教
极权主义妄图将世间的一切都纳入到他们的统治范围内，“掌控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逻辑结构严谨，总体上易于理解，并且从根本着力又极其灵活的意识形态。从其精巧性和完备性来看，他几乎就是一种世俗宗教。无论什么问题他都能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它基本不可能只被部分接受”[1]。
从希特勒执政时期的纳粹德国、苏联的斯大林肃反时期到民主德国，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一套共用的模式：一个完美社会构想，一个为这一社会构想拼尽全力的组织，一个天赋使命和遵从历史与大众选择出现的领袖，想要垄断和控制一切的价值观、世界观，暴力和利益贿赂相加的集权统治。
戈林曾自信地宣称，“对我们来说，在攸关人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务上，元首绝对正确”，在纳粹统治德国的漫长时间里，德国人秉持着这样的信仰，宣誓对希特勒的个人效忠和绝对服从。
而在东德出版的《简明政治辞典》中有这样的描述，党的集体领导能够科学地做出“准确无误的决定”，党的智慧就像教皇的一样至高无上[2]。基于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分析的规律，马列主义让人民相信他们所做的都是在遵从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是规律也是真理，真理需要遵从。
2、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
根据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的观点，极权主义政权离不开大众的支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大众的支持或者默许，希特勒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而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进行得顺利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社会力量的缺席。“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结果”，在极权领袖“极端的恶”面前，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都成了“平庸的恶”，大众之中的每个个体都默念：我无法改变这么大的恶，我害怕恐惧，我只能这样。但是当每个人都开始这么想，开始为“极端的恶”让路时，大众不知不觉之中就形成了一股合力，数以万计的“平庸的恶”终于造就了加之于他们身上去除不掉的极权压制。英国学者伯克说，“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
而对极权主义的默许和支持从一个人开始，逐渐感染了整个社会。个体开始在集体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习惯了以“我”为主语的人们开始遇人便称“我们”如何时，社会的变化已经开始发酵，集体的胜利会对每个个体都产生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感同身受，在这里集体和个体开始不可分离，大众也习惯生存和依附与集体存在。2008年德国电影《浪潮》中最后因无法忍受浪潮结束和偶像毁灭而举枪自杀的学生蒂姆，在一定程度是也是个体与集体和极权关系的一个缩影。
“他们……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3]，蒂姆在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在家庭中没有的温情和自尊，而就只是这点自尊促成了他疯狂和执着的开端，也促成了他枪响人息。
3、极权主义体现人性之恶
极权主义最大的恐怖不在于说希特勒的演讲有多么耸人听闻，也不在于极权主义形成了超级权力去迫害异见者或者肆无忌惮地将坦克开上他国的土地，它的毒害在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人性的阴暗开始肆虐人间。我们不会忘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情形，温斯顿在电幕前不由自主地同其他人一样朝着大幕喊叫，通过踢椅子腿表示对果尔德施坦的不满。“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4]。
极权主义开始分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毁灭人的个性，为了追求“一致性”极权主义政府利用暴力和利益贿赂手段，压制了公众的异见，阻止了社会中的对抗力量发酵，最后“它所产生的顺从压力也导致公民们逐渐转变他们的内心观点，从而与他们的公开行为保持一致”[5]行动开始改变态度，表里相异，谨慎思考和说话，在外表一致性的背后，极权主义治下的人性开始矛盾和扭曲。
有人认为，极权主义改变了人性。一开始深以为然，但是我在想东德建立和纳粹德国灭亡之间只相隔了短短的十余年，德国人民的人性何以在不到二十年间就被极权主义改变了两次？我们很难解释，我们总想推脱。因为并不是极权主义去改变了人性，我们没有被改变，我们只是在极权主义的催化下将自己内心的恶、内心的隐藏开始释放。
我们的心中隐藏的是什么？
二、为什么梦魇反复出现，我们心中隐藏了什么？
笔者之所以动手开始分析极权主义的内核，就是在阅读完本书之后数天之内产生的离奇而又恐怖的梦魇。我开始反思，德国人民如何在希特勒极权结束之后极短地时间内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东德政府同样的宣传和谎言？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潜伏于全人类心中的恶魔？
1、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6]
斯坦福监督实验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做出的心理学研究。他将大楼的地下室改造成监狱，在校内召集了24名心理健康、表现优秀的大学生作为志愿者，随机将其分为囚犯和狱警两个组。试验开始了，囚犯和狱警各自穿上制服，然后平等的24个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化。囚犯们暴动拒绝服从狱警的管理，狱警开始用各种手段镇压囚犯。
5486号囚犯刚开始一直坚信这是实验不是监狱，但随着狱警对其的羞辱和惩罚加剧，他开始相信自己是个囚犯。在第二天，一名囚犯开始歇斯底里地咒骂哭泣，精神崩溃。扮演“典狱长”的津巴多教授居然也开始逐渐地痛恨其了这群不服管教的囚犯，同时支持狱警们的镇压行为。
实验结束了，狱警们普遍失望，但是依然有一名狱警觉得很兴奋，而囚犯们却依然仇恨着狱警。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们都是在学校里受欢迎的好学生。上帝宠爱的天使路西法最后逐渐地堕落成了撒旦。
2、人性背后隐藏了什么
看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时，经常看到这样的描写：他在南京杀害平民，强奸妇女，但是在日本他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我们也很难说参与屠杀犹太人和红色高棉的人都是十恶不赦坏透了的恶人，就像电影《朗读者》中的安娜谁又能斩钉截铁地说她是个坏人？
加缪说，恐惧是一种手段；恐惧制造了恐惧，而恐惧则让人民不再理性思考。希特勒通过渲染犹太人对德国的威胁，使德国人民对对面每个犹太人都贴上坏蛋的标签，敌人就必须要被摧毁，而至于这个犹太人是否真的是敌人，就不会有人去思考了，越抽象和宏大的概念越能说服人统治人，如同越大的谎言就越难被拆穿。恐惧开始让人的本性显现，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即使自己都不知道砍掉的是谁的头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柏林墙守卫案”同样引起人了的反思，他们是东德守卫，在一个夜里，两名东德居民想翻出柏林墙逃向自由，结果这两名居民被这些东德守卫的子弹击中。九个月后，柏林墙倒塌，这些守卫被推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上。他们的律师辩称，对于一个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而主审法官则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观点，“作为警察，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面对一个无辜的平民，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
一个个平庸的人陷入了巨大的恶之中却无法自拔，我们不能不责怪于个体，但也不能忽视造就这一个个个体的环境。回到《弯曲的脊梁》，我们可以看到在纳粹的宣传中包括了大量的特色语言，比如“灭绝”，“消灭”，“特殊处理”，平庸的人在受到极权主义强大的宣传和内心的恐惧之后，他的思想便开始麻木，开始出于利己的方式做着极权者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平庸的人没有了自己的思考，沉浸在权力和利益的温床中不能自已，成为了体制和极权的帮凶，诱发了一次又一次人类的灾难。
基辛格说，权力是春药。这权力不仅诱发了善良之人开始对自己的同类痛下毒手，也让被统治的人在权力面前下跪，交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之尊严，匍匐于极权者的脚下。
3、我们能否选择？
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社会失范不能归责于个人。我们不可否认社会对于个人的强大影响力，但个人在面对群体的错误时是否真的没有机会去选择其他生存的方式？
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我们无法对个体选择加以苛责，即使他们确实成为了极权的帮凶，理由很简单，让个人选择为社会牺牲具有多大的期待可能？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在坍塌的社会面前，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们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进行这样一场假设：极权主义政权的领导人是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下面的每个个体都是从犯，从犯自己去施的恶行，首要分子都要负责吗？在犯罪集团中，首要分子要为集团的全部犯罪负责，但不是所有成员的所有犯罪。这也并不难理解，在希特勒治下的人民，如果政府胁迫你做一些恶心，你可以不付这个责任，你是被胁迫的。但是如果你后来又自己主动去屠杀犹太人，甚至在无人授意的情况下去屠杀，谁还应该为你负责呢？诸如现在很多公务员都觉得所有人都在贪腐，自己不贪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注意的到没有人鼓励你去贪污，你的贪污是在你自己的决定之下做出来的，与人无尤，你所宣称的污染的环境也无法救你。
亚里士多德说，“非自愿行为的产生，有时是由于强制，有时是由于无知。强制的始点是外来的，行为者对此无能为力，而是被动的。某些行为就其自身是非自愿的，然而行为者却可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行为的始点是在他之中，这种行为自身是非自愿的，现在对或此或彼的选择却是自愿的，似乎更多是自愿。”[7]你的选择虽然自称是“非自愿”的，但我们的行为正是为压制我们的权力添砖加瓦。所以，我们需要反思自己，面对利益和恐惧双重压力，我们是否会交出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和不与恶者合作的尊严？
直视社会的阴暗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的利己与懦弱，当我们自己把嘴封上的时候，也不能避免罪恶的声音在呼啸，也不能避免我们的良心少受谴责，你的沉默掩盖不了他们的罪恶，你的沉默反而会把你推下痛苦的深渊。而我们也要明白，错的制度一定会终结，当你已经认识到它是错的时候，这个制度的毒瘤已经发酵到无法自愈，很快之后，历史就会把他剜去，而这个时间通常比我们想象的都短。柏林墙就在一夜之间，倒塌了。
保留思考和质疑的权利，张开你的耳朵和高贵的嘴，对极权主义者只能说“不”。
它们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
[1] Václav Havel ，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Aromonk ，N.Y.：M.E.Sharpe，1985)，25.
[2] 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6， p31
[3]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P453
[4]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P13-14
[5] 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6， p216
[6] 资料来源与“斯坦福监狱试验”官方网站，原地址：http：//www.prisonexp.org/ ，最后访问时间：2013/5/12/22：36
[7] 徐贲，崔卫平：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N]，时代周报第108期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