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81)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33)

1985年以后,国家所有制和国有化可以说几乎遭到苏联经济学家普遍的、程度不同的批评。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全民所有制获得国家的形式,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发达的条件下,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形式包含着扭曲所有制的全民性质、出现小团体占有和集团利己主义因素的潜在可能性。全面国有化只有在指令性命令管理经济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但这种管理已经证明自己是无效的。第二,国家所有制按照其现在的形式,对科学技术进步、对加速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人民福利的提高,都起不了刺激作用。它已经僵化了,所能做的惟一的事情,是让人们把它吃净偷光。国家所有制的现状是造成苏联当前危机状况的原因之一,因此,经济改革应该从切实改造国家所有制开始。重新评价国有化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克服过去的冒进、大胆地转向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理论基础。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景、经济改革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国家所有制改造的深度。第三,改造国家所有制的重要环节是克服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即实行占有过程和管理过程的“非国家化”。所谓“非国家化”,苏联学者解释是它与“非国有化”不同,它主要不是指私人所有,而是首先指所有制在不同级别上的区分,如全联盟所有制,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所有制,州、市所有制;其次是指极大地削弱集中的经济管理,比如可以有劳动集体所有制,人民企业、合作社所有制,股份公司、社会团体所有制等等,形成对小生产资料的公民个人生产所有制等。通过“非国家化”的过程,形成独具一格的财产关系,劳动者直接纳入所有制关系,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的、实际的主人。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纲领明确提出: “在租赁、完全经济核算、承包、股份形式和其他现代形式的基础上,把国家所有制改造成劳动者自己可以民主地管理的所有制。” 这就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信条作了大幅度的修正。

大大减少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并使之转变为其他形式,成为当时苏联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生产社会化水平比苏联发达得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经济成分不超过30%。那么在苏联的条件下,考虑到其他许多因素,最多应当把50%的所有制保留在国家手中,30%的所有制应当归到合作社的手中,20%交给私有制一一首先是农民经济。而在国家所有制的范围内,20%应当集中在中央手里,40%在共和国手中,40%在地方苏维埃手中,即在国家内部实行所有制的分散化。而苏联政府则提出,按对国家所有制的正统理解,这一所有制在全国应当占30%(当时苏联的国家所有制所占的比重为85%),这是指铁路、发电站、燃气管道等,它们应当永远属于国家。

综上所述,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应该看到,苏联理论界受斯大林观点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个问题上难以解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存在着片面性,总是过高地评价全民所有制的作用,忽视集体所有制的优点,对于个体经济更是视为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尽快铲除。正统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作为最先进的公有制,其本身不需要进行调整;而集体所有制则由于其公有化程度较低,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观点代表了苏共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权利,对苏联的经济改革形成严重的阻碍作用。

戈尔巴乔夫倡扬改革以后,苏联理论界对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展开畅所欲言的讨论,其中一些观点对于推动所有制改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一些学者从苏联社会实际出发,指出苏联的全民所有制本身有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集体所有制的潜力需要进一步发挥,并主张改进公有制生产资料的经营方式。对于个体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有所提高。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的文件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丰富的内容,需要进行“经常的调整”。 这次大会的文件中特别强调合作社所有制的地位和作用,对个体劳动者的地位也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出现了裂纹。苏联所有制理论的变化表明: 第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所有制多样性的讨论中被动摇了。第二,私有制不再是万恶之源,而被直接纳入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第三,甚至把雇佣劳动与剥削分割开来,也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劳动体系。这样就在所有制层面上模糊了姓社姓资,抛弃了马列主义的教条,最终导致了改革向彻底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质,苏联历史学家、著名的异议人士阿法纳西耶夫在《改革和历史知识》一文中这样指出:

我们习惯于认为,我国已确立了公有制。而我们习惯上认为的那种所有制形式是公有的吗?公有制和国有制是否是一回事?消灭私有制被认为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成就。而实际上私有制消灭了吗?比如,卡尔平斯基(苏联共青团书记)曾论证过这样的观点: 我们存在着以职能所有权、席位所有权、职务所有权为表现形式的完全相反的私有制……这又该怎样回答他呢?

许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撰文认为,我们确立的、被马克思定义为“粗糙的”或“兵营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形式。这又该如何回答他们呢?这些文章的作者遵循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普遍的私有制对兵营式的或粗糙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是这样大,它力图消灭在私有制原则上大家不能拥有的一切,进而全面压制个性,本能地扼杀天才。因此,在这一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好像整个社会已经不可能是具有人的面貌……

卡尔平斯基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看法对吗?他们断言,我国在三十年代(特别是随着斯大林式的集体化)发生了劳动者同所有权的异化,农民作为阶级被消灭了,而农民们变成了国家特殊的服务人员,有时是为了挣钱,而有时则什么也不挣……

“劳动者同所有权的异化”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它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有持续发达的生产效率,也不会有持久兴旺的生产力。这种所有制的主导者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专制官僚,他们连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原则都持否定态度,又怎么能实现超凡的乌托邦神话呢!

除了社会发展阶段和所有制问题上的教条主义,苏联经济体制中的又一个教条主义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和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苏联经济模式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在于领导层思想顽固和认识僵化。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商品生产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经济不再是商品经济,而是以直接产品交换为特征的有计划的社会产品经济。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马恩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马上消灭商品货币,而是必须利用这种关系。但是他仍然把商品货币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认为它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只有个体农民和私人工商业者的产品是商品,而国营企业的产品不是商品。列宁明确指出: “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成为商品。”因此,列宁既没有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也没有肯定它是社会主义一切产品的属性。那么,请问列宁同志,工厂的产品不是商品,难道是赠品吗?

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乖巧,虽然他在结束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曾试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但实践的失败使他改变了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在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批判了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尝试,第一次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将长期存在”的观点。他指出: “货币还要保留很久,直到完成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为止。” 看来,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还是比较识相的,他还知道许多事离开卢布是不行的。但是,他仍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社会主义产品的普遍商品性质。这种偏见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于1952年)一书中十分明显。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特种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两种公有制之间,不适用于于国营企业之间;商品的概念只适用于消费品,不适用于生产资料;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调节生产的是有计划的发展规律。这表明,斯大林直到晚年仍认为社会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这里,斯大林同志之所以对货币、商品、价值不感兴趣,可能与他很少与之打交道有关。斯大林的女儿在回忆录中讲道,斯大林的工资袋堆在办公桌上许久不动。他好像从来都不花钱,难怪他对商品货币不感兴趣。

斯大林之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苏联理论界对商品货币关系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探讨才有新的进展。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摒弃把商品生产看作“资本主义残余”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是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不是商品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仅仅是一种形式或计算工具的观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上是商品生产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商品生产社会;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这些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作出一些非正统的阐述。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它实质上是直接的社会主义计划生产,是计划经济,而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后来受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影响,讨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这样,CP教条主义导致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正统观点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不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如果说坚持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教条主义导致苏联经济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条主义更是使苏联经济成了跛足巨人。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特征,在苏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起了双重作用: 一方面促进了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消费品生产的严重落后。两者的脱离最终导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和衰退。这是苏联领导人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持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实施的恶果。

社会主义传统理论认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是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更快地增长。这一理论只强调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使用数量相对增加的影响,而没有指出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使用效率提高的影响,因此它只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一总的趋势,而没有指出这种优先增长的“程度”的变化趋势。这就是说,技术进步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越小,对生产资料使用效率提高的影响越大,则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程度就应越小。

根据这一分析,应该说在工业化时期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有客观依据的,因为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是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而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特点正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但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特别是二战后依然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则是抱残守缺的教条主义作祟。

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没有及时认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新趋势,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马林科夫当政时,面对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曾提出釆取加速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政策。结果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判。1955年1月赫氏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认为轻工业可以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是右倾的再现,是李可夫、布哈林之流当年所鼓吹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再现。”

直到七十年代提出全面集约化之后,苏联理论界才出现关于集约化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新趋势。国民经济计划也规定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要超过甲类工业。但是说归说做归做,由于政策措施不得力,体制阻碍科技进步,经济军事化格局制约,以及产业政策重心没有从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导致甲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高比重一直没有改变。消费品生产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特别是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消费品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人民心目中折射为社会制度的反差,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历史结局。下面,让事实说明这一点吧。

中央党校女学者姜跃1988年8月被国家公派往苏联,攻读副博士学位。留学四年回国后,她在1993年与中国作家刘立云合写了一本《红色帝国的崩溃》,披露了她到苏联以后看到的人民生活困难情景:

随着对这片土地的新鲜感和神秘感逐渐消失之后,我们忽然发现这个社会太怪,太不正常了,与我们过去想象的相去甚远。

我们都是一些真实的人,每天都得真实地活着。但简直让你触目惊心: 这里的商店空荡荡的什么都缺!好不容易看见点东西,然而无论买什么都得排长长的队。自由市场上倒也有些物品,物价却高得惊人,这决非工薪阶层所能企及的。渐渐的,我们只能啃些干面包和价钱并不低廉的蔬菜度日。有件事真让人难以启齿,生为女人,在商店里却买不到卫生纸,它几乎每个月都把我折腾得狼狈不堪,以至要十万火急地催着母亲把这些东西从北京寄来。

……走在大街上,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被苏联人拦住,他们对穿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无论是衣服、鞋子,还是明明看得出来是假货的装饰品,什么都炙手可热,总是当场缠着要用高价购买。这时我们从国内带过去的十盒人参蜂王浆,便能换来一架不错的手风琴;用一套杂牌的牛仔服,就足够买回一张从莫斯科往返北京的卧铺车票。而我们那些在学术上如雷贯耳的导师们,则最喜欢他们的中国弟子从北京给他们带二锅头酒,带压水瓶、方便面,带二元钱一只的景泰蓝戒指,这些东西在苏联已经成了奢侈品。那年我回北京,与我同房间的一个名叫斯尔瓦娜的印度留学生跟着来北京旅游。返回莫斯科时,斯尔瓦娜在北京买了一台四百元的国产收录机。结果,她不仅用这台收录机换回了来北京旅游的所有经费,而且积存了可供半年用的卢布!

这就是当年的苏联,这就是70年来以红色巨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的莫斯科!

知道这些,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留学生中,会出现那么多的“国际倒爷”。他们每次回国探亲,都往苏联背去大包小包的皮夹克、羽绒服、珍珠项链和人参蜂王浆。当然,在背这些东西的同时,他们也不会忘记背上卫生纸、酱油、香烟、各类小吃,甚至味精和生姜,那都是为着自己能在那里更好地生活下去。真是时势造英雄,后来连我们这样的女生也不能免俗,时不时地也倒腾一些自己的东西。在苏联人眼中,我们这些手中持有国家每月发给的70美元生活费的中国留学生,忽然成了富翁,你想躲也躲不开,他们会主动来砰砰地敲你的门。这时候苏联国内通货急剧膨胀,在坚挺的美元面前,卢布已暴跌成一张张价值无几的纸张。刚来苏联时,一美元只能兑换0.65卢布;还不到两年,30卢布才刚够实一个鸡蛋。后来为了携带方便,苏联中央银行不得不紧急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钞票。到了1991年夏天,就连每月享有四千卢布最高工资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其日子也难以像过去那样过下去了。如果把他的工资换成美元,每个月也不过60美元左右,比我们的基本生活费还少。

这样人们就能想象,普普通通的苏联人,他们所过的该是怎样的生活!

实话说,我为他们感到可怜。

姜跃女士的姐姐与她同时去了日本自费留学。第二年回到北京家里,她把母亲40年的家当全扔了,然后用全套的日本电器和色彩高雅的捷克家具,以及花花绿绿的日本服装,把这个家和母亲重新包装了一次。

马克思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他坚决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会阻碍生产力发展。我之所以在苏联经济问题上不厌其烦大做文章,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力是不是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发展得顺风顺水,称心如意,为什么最后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818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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