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停机坪上停稳,发动机轰鸣声平息的瞬间,机舱里就响起了我熟悉的乐曲声。哦,流水潺潺,这是捷克作曲家斯美塔纳在《我的祖国》里描绘的伏尔塔瓦河,捷克人的母亲河。
果真是又来到布拉格了。
时隔十五年,我又来到了这里,而这已是第三次。
一个多月前,奥尔加发了电子邮件来,邀请我参加她筹备的一个研讨会。东欧名叫奥尔加的妇女很多,哈维尔在狱中给妻子写家书,他妻子也叫奥尔加。但邀请我的这个奥尔加当然不是哈维尔那个奥尔加。这个奥尔加是布拉格著名高等学府查理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和中文系主任,也翻译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汉学名罗然。
这两年,我从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换到一家翻译公司工作,之后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就少多了。一是因为上班时间是固定的,外出参加和工作无关的会议要请假,远不如大学方便;二是自己和学术越来越疏远,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可以研讨,参加会议的兴趣锐减。但是,这次的情况不同,奥尔加的热情邀请我不愿意拒绝,或者说来自布拉格的邀请我不愿意拒绝。
我认识奥尔加已有很多年。初认识她的时候是一九八九年春天,我还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戏剧学院攻读那个后来再没有拿到的博士学位,也在奥斯陆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教一点课。那时奥尔加也在写有关中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应挪威汉学家、奥斯陆大学图书馆长伊丽莎白·艾德的邀请,来奥斯陆大学中文系做一个月访问学者,到图书馆查资料。当时她还只是布拉格查理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博士生,论文题目是关于中国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奥尔加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学习中文,承继了著名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开创的汉学传统,侧重中国文学艺术,在这方面深有造诣。更可贵的是她还承继了普实克的独立不羁的知识分子风骨,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普实克在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变之后,对当局提出过强烈的批评,因此被剥夺了继续教学和研究的权利,他的学术著作也被禁止。奥尔加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捷克还是思想禁锢、清规戒律很多的国家,不亚于文革时期的中国,而奥尔加在论文中依然引用被禁的普什克的资料和观点,表述的看法不拘泥当局的一些清规戒律,因此无法被当局接受安排答辩。可是奥尔加宁可不答辩不拿博士学位也不委曲求全修改自己的观点,也拒绝加入捷克共产党。就这点来看,奥尔加身上闪现着很多捷克知识分子共有的人格光彩。她属于让我特别尊敬的那类捷克知识分子,属于一群不同寻常的捷克人。
记得奥尔加曾对我说,那个时候她不能答辩,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有时间去恋爱结婚生孩子了。她这么说的时候,红扑扑的脸让我想起下蛋的小母鸡。现在,十几年过去,小母鸡已经长成了老母鸡,生的孩子也长大了,而捷克经过八九年的“天鹅绒革命”,大学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变,奥尔加也早在一九九零年春就通过博士答辩,现在已经是教授,是查理大学中文系主任了。
除了不愿意拒绝老朋友奥尔加的邀请,我还有一点额外的兴趣,想看看经历了八九年剧大变革之后的捷克到底有什么变化,想看看让我入迷的布拉格今天是什么样子,我特别想知道,我曾遇见的那群捷克知识分子今天又是什么状态,他们对今天的捷克会有什么新的看法?

第一次访问布拉格,是一九八九的八月。
那年,我的老朋友、诗人北岛正在柏林,是德国国家艺术基金会(DAAD)邀请的驻市诗人,因为六月初的天安门事件困留在那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举目无亲寂寞难耐。于是我开着一部半新的“欧宝”,从奥斯陆驱车千里到柏林去看望他,然后又决定一起南下散心,头一站就是布拉格。
少年时读过一个苏联作家写的小说《金色的布拉格》,知道布拉格是个美丽的都市,但那时根本不敢梦想将来会有一天踏足这个地方。此外我知道,奥匈帝国有三个著名的古典音乐都城,即布拉格、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可谓欧洲古典音乐的三大明珠。莫扎特就曾在布拉格亲自指挥首演他的歌剧《唐乔万尼》。所以这里早已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布拉格又是诞生了现代文学圣子卡夫卡的城市,所以此行也是我自己的朝圣之旅。
不过当时的布拉格还在铁幕之内,捷克和斯洛伐克也没有分开,是同一颗红星照耀下的国度,气氛相当压抑,经济也比较萧条。我们是从西德进入捷克的。这里的海关栏杆把欧洲分为东欧西欧两个世界,栏杆这边的西德边防人员很随便,看了看我们的护照就放行了,而栏杆那边的捷克边防人员荷枪实弹,面容严肃盘问仔细,对我们这种持中国护照却开着挪威牌照的汽车入境的中国人特别疑惑,不光反复查验护照,还要翻看汽车登记文件;不光打开前面的发动机盖和后面的行李箱仔细翻看,还用反光镜查看车底,唯恐藏有什么违禁品。后来我们听捷克朋友介绍说,边防查得最严的不是毒品或者逃税的烟酒,而是来自西方的印刷品,因为这才是对党国最大的威胁,唯恐造成所谓“精神污染”。幸亏我们没有带这类的印刷品。边防人员折腾了我们半天,还是让我们通过了边防站。作为持有中国护照的人,我们享受到当时进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免签证的优待。
一过了边境就能感到两个世界的巨大差异。西德的高速公路是用花岗岩修筑的,平滑如镜,可以不受车速限制随便开,而捷克境内的公路粗糙不平坑坑洼洼,质量明显变差。道路上的车辆也明显变少,而且大部分是些破旧的汽车。公路两边的田野和村落都仿佛蒙着一层灰尘,没有鲜活的气氛。这完全是两个不同色彩的世界,一边艳丽明亮,一边灰暗丑陋;一边富裕,一边贫穷。尽管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捷克其实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发达的国家。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入境后第一个较大的捷克城市皮尔森,找了一家餐馆吃午饭。这里的菜单只有捷克文的,没有外文,而跑堂的也不说英文,让我们不知道如何点菜。幸亏我还记得一道有名的东欧菜叫“古拉什”,或者可以戏称为“狗拉屎”,也就是赫鲁晓夫说的共产主义的标志土豆烧牛肉。于是我就要“狗拉屎”,这回跑堂的听懂了,不一会儿就给我们送上了一道颇有风味的“狗拉屎”。而皮尔森也是一个著名的啤酒城,出产捷克享有盛名的皮尔森牌啤酒,口感还确实不错。
从西德出发前我就给奥尔加家里打了电话,因为想到她家去投宿,但是她不在家,带着孩子到乡下的娘家去过暑假了,但奥尔加的丈夫尤拉在家。尤拉会说英文,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去他家里住。我们到了布拉格找到奥尔加的家,晚上就让尤拉带我们去了一家中餐馆,我们请尤拉吃饭。据尤拉说,那时整个布拉格就只有一家中餐馆,菜并不特别好,价格还很昂贵,捷克人很少问津。但当时我们算是从“西方”过来的游客,手持外币西德马克,富有程度就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到中国来的老外,也想请尤拉好好吃一顿中餐。所以我们人虽不多,还是叫了一桌菜。当一个又一个菜端上桌的时候,尤拉很吃惊,还直摇头。他习惯了西餐一顿饭一人吃一份的那种方式,认为我们太浪费了。这餐饭差不多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吧。这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我们平民百姓也根本不敢问津那些专门招待老外的饭店。因为菜点得太多吃不完,走时还剩下不少,让尤拉不断摇头,后来还在奥尔加那里“告”了我们一状,说我们这些中国人太奢侈浪费了。数年后我再去布拉格,尤拉还念念不忘地提起这件事。中国人吃饭的浪费恐怕不仅仅是今天的故事。直到现在,我见到尤拉还会想到那餐饭,还会感到不好意思。
第二天奥尔加介绍了一个也学中文的老同学马丁来见我们,带我们游览布拉格。那天马丁带我们观光了什么景点我现在倒不记得了,无非是查理大桥、老城堡和斯美塔纳博物馆之类,而让我至今难忘更感兴趣的却是马丁本人。马丁可以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东欧异议人士,或叫持不同政见者,也算是哈维尔那一代的后来人。他和一群年轻的捷克知识分子创办了一本所谓的“地下文化”刊物《手枪》。而一九七八年底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兴起时北岛也和一些中国的文学青年创办了一本“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我也很早就参与其中当编辑。两个共产专制国家的“地下”刊物编辑就这样在布拉格的“地下”会师了。因为都是办“地下”刊物的,都是追求自由表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都是面对同样模式的专制政权,和警察玩着同样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所以我们可以算是同行,或是战友,一见如故。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验,共同的话题。
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捷克发生过要求政治改革、自由开放的民主运动,后来被称为“布拉格之春”。这场运动遭到苏联军队开来的坦克的血腥镇压,但是捷克知识分子没有停止过他们对言论自由等人权的追求,一个捷克诗人说过,“再厚的雪,再冷的寒冬,我们也都会记住查理大桥下的水里藏着新年的春天!”
所以,一九七七年又有哈维尔等人发起“七七宪章”运动,提出人权诉求。随后十多年里,捷克的“地下文化运动”一直持续不断,各种“地下”出版物此起彼伏。《手枪》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我相信马丁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就是在继承哈维尔等老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而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也被称为“北京之春”,当时也是各种地下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出土,这说明了我们和捷克知识分子之间早有某种精神的呼应。
那天马丁悄悄地带我们去了《手枪》杂志的编辑部。记得也是在一座破旧的建筑里,也是破旧而拥挤的房间,满墙都是政治波普招贴画,书籍纸张堆得也很杂乱,这和《今天》在北京东四十条胡同里的破旧编辑部可有一比。但这里的捷克同仁给我一种春天的生机勃勃的特别印象,尤其让人惊讶的是主编居然是一位年轻貌美神采夺目的金发女郎。虽然那时他们仍然生活在沉重的铁幕之下,也经常不断被警察骚扰,但他们给我的感觉却是特别开朗乐观,充满自信。自由对于他们好象就是囊中之物随手可取,就如伏尔塔瓦河的流水不可阻挡。而事实也是如此,捷克知识分子领军的天鹅绒革命那时已经在酝酿之中,指日可待。而那场推翻了暴政的革命,居然没有血腥,没有死亡,而有天鹅绒般的柔和美丽。
相比之下,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先是狂热激进然后是沮丧消沉,已经溃不成军,惶惶不可终日,成了丧家之犬。有些人是主动“逃亡”,有些人是被迫流亡海外。更有些人干脆下海经商,与时俱进。他们基本丧失了对中国民众的号召力,丧失了领导一场民主运动的能力。
和《手枪》朋友的谈话中,我也问及如何看待当时流亡巴黎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也曾经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参与者,后来作品在捷克国内被禁,他于一九七五年流亡法国定居,后来还用法语写作,也淡出了捷克的反对派运动(七七宪章已经没有了他的签名)。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出版后风靡一时,中文也有我的作家朋友韩少功的译本在一九八七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成为很多中国作家当时追捧的作品。这里的原因也不乏中国知识分子以昆德拉描写的那几个捷克知识分子为榜样,为自己的远离政治或“淡出”民主运动找到理由,所谓“我不是反共,我是反对媚俗”。
马丁好像不愿意评价他的这位捷克“布拉格之春”的前辈。他说因为昆德拉已经加入了法国籍,而且用法语写作。“他是法国人啦,和我们这里的事业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还能记得的马丁说的某句话。而且我也非常理解马丁的意思。能不能和祖国的事业保持“关系”,也是我和很多中国流亡作家面对的问题。其实我们和自己祖国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母语的关系。加入不加入外国国籍并不要紧,但是放弃母语写作,就是真正的“背井离乡”,失去了自己的家园。马丁的话让我联想到有些中国作家,比如高行健,他和昆德拉非常相似,已经可以不用中文写作,也自称已经超越了民族和母语。这不妨碍他和昆德拉一样成为优秀的作家,后来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也算是马丁说的和祖国没有了“关系”的作家。对他来说,自由就是“逃亡”。
而我自己还是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虽然我后来也加入了瑞典籍,但那却是为了回国。当时我的瑞典妻子安娜很可能获得瑞典外交部派驻北京的文化参赞的职务,因此我也加入了瑞典国籍,以便能做“随军家属”回北京去。但这个梦想因为中国驻瑞典大使的干预而没有实现,原因是我算持不同政见者。无论怎样,我一直无法切断和母语中文的联系。我后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中文,也用中文写作,同时编辑中文杂志(国内被禁的《今天》后来由我和北岛在奥斯陆复刊),还把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我和一些中国异议作家创立的国际笔会下属分会也起名独立中文笔会。中文一直是我的精神家园。
马丁尊敬的是当时仍在监狱里的哈维尔,一个宁可坐牢也不流亡的捷克知识分子,并不因为担心“媚俗”的批评而拒绝承担沉重的社会责任,把民主和人权当作“媚俗”的口号。哈维尔和昆德拉,牢狱或流亡,是捷克在专制制度下两种姿态截然不同的作家的代表。其实这不仅涉及捷克作家,也涉及中国作家,甚至涉及所有生活在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
后来我们随《手枪》编辑部的朋友们去了国家剧院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说是咖啡馆,其实也是餐厅,可以吃饭,也有酒吧可以喝酒。马丁介绍说,这里也是哈维尔入狱前经常光顾的地方,是捷克知识分子喜欢聚集的沙龙。在这里马丁还介绍我们“拜见”了一个衣冠奇特有朋克风度的小伙子。他自称是某捷克国王的后代,是哪个国王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声称要复辟王制,再登基当捷克国王。马丁后来笑着告知我们不必当真,这其实都是小伙子的一种行为艺术,是他和当局作对的一种姿态。
我和北岛后来又想去看看卡夫卡的故居,在深夜里跟着尤拉转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却不知道哪座房子是卡夫卡曾经居住写作的地方。当时的捷克当局根本也不把卡夫卡当作伟大的作家,只是颓废的资产阶级文人,不会把他的故居当作博物馆(卡夫卡旧居博物馆后来是在二零零五年才建立的)。当时的布拉格商业萧条,半夜的大街上黑灯瞎火,也没有什么行人。偶尔看到几个,也是鬼鬼祟祟好像小偷。其实偷偷摸摸也是我们自己的写照,也符合卡夫卡小说的氛围。北岛后来为这次布拉格之行留下过一首诗,名字就叫《布拉格》。这也是他的诗作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因为自己身临其境,比较理解他这首诗的意思。中文文本后来就发表在奥斯陆的《今天》复刊号上,而英文译本登在杜博妮和我翻译的《旧雪》中。我在此摘录如下:

一群乡下蚊子在攻打城市,
街灯,幽灵的脸
细长的腿支撑着夜空

有了幽灵,有了历史
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
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

卡夫卡的童年穿过广场
梦在逃学,梦
是坐在云端的严厉的父亲

有了父亲,有了继承权
一只耗子在皇宫的走廊漫步
影子的侍从前簇后拥

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
途中变成了坦克
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

有了真理,有了遗忘
醉汉如雄蕊在风中摇晃
抖落了尘土的咒语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时间的
桥,进入耀眼的白天
古老的雕像们充满敌意

有了敌意,有了荣耀
小贩神秘地摊开一块丝绒
请买珍珠聚集的好天气

第二次访问布拉格,是在一九九二年五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成功之后。
此时的捷克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民主自由开放的世界。一九八九年就已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哈维尔成为民选的总统。人民享受到了哈维尔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已经不再担心仅仅因为自己的言论和文字就被剥夺人身自由。曾经是“地下”刊物的《手枪》杂志已经从“地下”冒上了地面,马丁还担任了捷克政府文化部里的什么职务,而他们的杂志也申请到了一些文化部拨给的经费,甚至有了一个正式的编辑部办公室。奥尔加那时也已经通过博士答辩成了查理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还是哈维尔最信任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文翻译。马丁的杂志和奥尔加的中文系联手邀请我和北岛重访布拉格,还邀请了数位在奥斯陆恢复出版的《今天》杂志的编辑。可能是主人的钱还不太多,所以邀请的人限于欧洲范围,机票就比较便宜,而欧洲之外的客人只邀请了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主任的李欧梵。邀请李欧梵不仅是因为他和我们《今天》杂志也有久远的关系,早在一九八零年他就和我及北岛在北京见过面,而是因为他和捷克汉学渊源更深。如果我记忆不错,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著名捷克汉学家普什克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为课题。
三年过去,布拉格的变化可谓巨大。当我再次漫步布拉格的街头,眼前已经是和上一次来色彩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正好又是阳光明媚的春日,到处鲜花盛开,五彩缤纷,到处是服装各异的游客。商店里顾客熙熙攘攘。到处可见可口可乐的广告,而且布拉格也有了麦当劳肯塔鸡或是必胜客披萨饼店。
市中心的瓦兹拉夫广场也称为布拉格的“天安门广场”,是捷克人举行示威游行的地方,一九六八年的春天,一九八九年的秋天,这里都曾聚集了数十万人。现在在广场中心建立了一个花坛,地上镶嵌了一块铜牌,刻着一九六八年被枪杀的两位捷克大学生的名字。广场上还竖立起了很多照片橱窗,正在展览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很多历史照片。这是让人重温自由来之不易的历史。
我不由感叹,不知何时,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才能展览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的照片,能建立悼念当时死难者的花坛或纪念碑。
前文提到,我们上次访问布拉格的时候奥尔加不在,带孩子到乡下去过暑假了,不过我们离开布拉格前往维也纳的时候也顺便路过她乡下的老家,和她见过一面。而这次到布拉格,奥尔加成了招待我们的女主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特地为我们在莫扎特一七八七年亲自指挥首演歌剧《唐乔万尼》的布拉格城邦歌剧院订了歌剧票,让我听到了一场原汁原味的莫扎特歌剧。对我这个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这证明她真是给了我们最高规格的接待。
我问起奥尔加这些年的感受。一方面,自由到来了,禁锢解除了,她也能完成博士答辩了,她可以感到扬眉吐气,这也许是自然的。尤其是捷克知识分子,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基本是主导的力量,知识分子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哈维尔当选总统就是明证,而奥尔加能成为哈维尔最信任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明证。这和中国知识分子基本被打垮而全面堕落,苏联的解体完全没有知识分子什么功劳,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另一方面,专制制度的瓦解,民主自由的到来,当然不等于历史的终结。要在专制制度遗留下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公正和法制的社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社会权力和财富面临重新分配的问题。虽然共产专制制度已经被人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全面消失,但共产专制的残渣余孽依然还在,甚至还能掌握部分权力,而权力总是和财富勾结。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也到处存在。奥尔加告诉我,私有制恢复了,她过去住的房子的房主回来了,要收回房产,所以她依然还是旧制度下的无产者。她不得不寻找新的住房,而过去没有房产的人现在就不得不购买自己的住房,这也给人不小的经济压力。
所以,对捷克知识分子来说,过去面对的主要是政治压力,是如何对付专制制度的压迫,维护个人权力和言论自由,而今后面对的主要是经济压力。知识分子要能“不为五斗米折腰”,要在市场经济主导,私欲横流金钱至上,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继续承担社会批评的责任,殊非易事。此外,面对潮水般涌来的西方商业文化,比如好莱坞的电影电视片,充斥媒体的商业广告,要坚持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和审美观念,也不容易。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奥尔加这样的捷克知识分子还是很清醒的。在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退却,留下让人们惶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空白之后,是她们依然坚守着欧洲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既没有被来自西方的商业文化大潮击倒,也依然警惕来自东方新帝国的金钱诱惑或收买。她们和过去一样不惧怕“精神污染”,而保持自己一定的免疫力。
我想,捷克知识分子的这种品质,和捷克民族,还有波兰、立陶宛或爱沙尼亚这样的东欧弱小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受到强权专制帝国的压迫和摧残有关,或是被奥匈帝国或希特勒政权侵占,或者被苏联斯大林主义帝国践踏,她们在夹缝中生存,需要努力维护民族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次来布拉格当然又见到马丁。他依然精神抖擞,忙忙碌碌,要做的事情更多了。如果我记得没错,当时他还经常去东南亚,参与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在那里的很多项目。开放社会基金会是匈牙利出生的金融大鳄索罗兹创立的基金会,这个赚得盆满钵满的富豪,尝够了共产专制的苦头,所以不惜重金资助专制制度下的异议人士,资助那些提倡言论自由的项目。至少在这一点上,非常值得让人尊敬。我想他能聘用马丁这样的富有对付专制制度经验的捷克知识分子,也正是他识人善任的证明。
说起马丁,我又想到他对米兰·昆德拉的评价。天鹅绒革命之后,昆德拉也回来过。后来他在小说《无知》中描写过变天之后的布拉格。小说女主角伊莱娜和作者一样也曾流亡巴黎,这时回到了二十年没有回来过的布拉格,结果她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真正回归:她已经无法在精神上“回归”布拉格,因为那些依然活著的亲友不断地向她讲述“过去”发生了的事情,而对于她在国外的流亡生活情形毫不关心──这意味着布拉格对所谓“流亡者”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也就是马丁早先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了”;同时她也无法再“回归”到巴黎去──因为她“回归”前的自我认同也被无情摧毁了,因为专制制度不复存在,那么她的“流亡者”身份也不存在了。这就“使流亡者退出了欧洲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群体潜意识大导演也停止了它最为独特的创造,即流亡之梦的创造”,昆德拉这样写道。
有时我会想,“流亡”其实是以专制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了专制,也就没有了“流亡”的意义。而这不也是我自己面对的悖论吗?我接触的大部分瑞典人,其实早把我看作一个来自中国的移民,而不是一个期待回归的“流亡者”。也许,只有在中文里,我才能实现我的回归之梦,
这次到布拉格,借着几个《今天》编委凑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开了一次编委会议。除了北岛和我,还有英国来的《今天》英文版编辑赵毅衡、德国来的诗歌编辑张枣和法国来的诗歌编辑宋琳等等。我和这几位编辑在工作中的通信联络已经很多,但聚会见面还是第一次。开会的一个重点是讨论如何出版《今天》英语版。一本中文杂志,需要出英语版,这也说明我们当时的语言窘境。
布拉格当然也有她不变的地方。不变的就是她的美丽,她的音乐,她的历史。查理大桥的桥墩上,那些经历了不知多少年风雨洗礼的铜像,依然是蒙满烟尘而发黑的。桥下的伏尔塔瓦河,依然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次再访布拉格,第三次,又是一个春天,是二零零四年六月。
奥尔加派了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到机场来接我。这个学生也有个中文名字叫李素。多年之后,李素也成了一个汉学家,而且翻译了很多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和我家安娜成了同行。
这个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研讨会安排在六月,当然和这年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有关系,同时也是纪念“北京之春”——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二十五周年。所以被邀请者中有民主墙运动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魏京生,比如王军涛,比如任畹町。在“布拉格之春”的故地纪念“北京之春”,当然格外有意义。而且我在一九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时期,除了参与《今天》编辑工作和文学活动,其实在政治上并不活跃,所以当时并没见过这些民主墙时期的大人物。魏京生是和哈维尔一样都是为了某个“春天”而两度坐了大牢的人,后来在国际压力下保外就医释放到了美国,又到瑞典访问时我才认识的,而王军涛或任畹町等人,我都是这次在布拉格才有幸认识的。感谢布拉格!
有关西单民主墙的讨论会有什么话题,我已经记不得了。那其实也不是我再来这里的醉翁之意。甚至也不是为了与民主墙的老朋友重逢,或是重新领略这个美丽都市的风采。布拉格当然足够美丽妖冶,她的特色是拥有欧洲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从古罗马式、哥德式到文艺复兴时期或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风格不一而足,甚至到后来的立体派和超现代主义,尤其是建筑在这里的房屋顶部的塔楼变化多端,而且金碧辉煌,因而拥有“金色的布拉格”和“千塔之城”的美称。
我再来布拉格,最大的愿望,还是再会会捷克知识分子的老朋友。
首先当然是奥尔加。她筹备安排这样一场会议,说明了她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关心,也说明她依然不畏权势,是站在无权者这一边的。奥尔加告诉我,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她还是经常在捷克报刊上发表文章,甚至批评捷克政府的对华政策。“我在捷克依然是异议人士”,她笑着说。我相信,在整个欧洲包括捷克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她一定承受着不小的政治压力,但是她在这些压力面前依然是不会低头的。
那时也是世界各国资本权贵都在讨好北京,获取经济利益,纷纷成立孔子学院的时候。但是奥尔加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和中文系的查理大学,一直拒绝了这种诱惑。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那些年,我还结识了另一位捷克知识分子。当时我担任瑞典笔会的理事和国际秘书,也曾和一些中国国内的异议作家和海外的流亡作家成立了独立中文笔会,在刘晓波担任会长的时候,我担任了副会长和秘书长。因此我曾经代表瑞典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多次参加过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或年会,前后累计大概有七届,有幸结识了国际笔会当时的会长、捷克作家伊利·格鲁沙。其实,国际笔会本来是想邀请哈维尔出任会长的,但哈维尔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不好,无法出任,所以推荐了他的“七七宪章”运动时的战友格鲁沙。这是我结识的又一位捷克知识分子,也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
格鲁沙后来也是“流亡”到奥地利的,因此和我一样有“流亡”的背景,对于专制制度下的作家处境非常熟悉,所以和我相当投契,对我多几分信任。当时我仿照香港“一国两制”的说法,提出了一个“一国两会”的设想,即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和北京官方背景的中国笔会,都是国际笔会承认的下属分会,可以在国内共处并存,展开合作,一起维护中文作家的言论自由和权益。这样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也能合法存在,开创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先例。我邀请格鲁沙作为国际笔会会长去访问中国,同时他也是去拜访挂牌在中国文化部门口的中国笔会,那就可以获得签证。这个策略得到格鲁沙的赞同,答应跟我一起去中国,后来签证都办好了,就要成行,却因为某些变故被取消了。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情!
无论如何,三访布拉格,历史为我呈现了一条捷克知识分子清晰的思想轨迹:
一九八九年前的捷克知识分子,虽然还在强权压迫之下,依然是乐观而充满斗志和信心的。他们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的主导者参与者。
一九九二年的捷克知识分子,依然是社会中流砥柱,非常自豪和自信。
二零零四年的捷克知识分子,依然发出批评和不满的声音,是忧虑而清醒的。
他们是永远与权势和富贵奢华保持距离的一群人,永远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负荷,承担着社会批评的责任,他们是足可尊敬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可是他们也在逐渐老去。奥尔加的头发显得灰白了。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像是铭刻在我的心上。
只有伏尔塔瓦河依然是往日的伏尔塔瓦河。人面桃花不再,岁月已逝已旧,只有河水依然泊泊流淌,依然如泣如诉。

2008年12月12日初稿
2020年9月13日二稿

补记:三访布拉格再加一

二零一九年八月,我的大姐陈慧平来欧洲探亲旅游,我和安娜陪她又来到了布拉格。这是我第四次到布拉格访问,也是我自己的怀旧之旅。我特地带大姐去国家剧院对面的咖啡馆吃饭,告诉她这里曾经是哈维尔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我和北岛第一次来布拉格时会见马丁等《手枪》杂志朋友的地方。我还见到了第三次访问布拉格时来机场接我的李素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吃了典型的捷克“狗拉屎”。夫妇两人都是汉学家,一起翻译出版了很多中文文学作品,等于是我和安娜的同行。而最高兴的是我又见到了奥尔加。她在伏尔加河北岸的城堡山上的一个幽静的餐馆里请我和安娜一起晚餐,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刚生了一个女儿,这个老外婆的脸上不由又露出老母鸡的幸福表情。从餐馆打开的窗外,我们可以看到查理大桥的黑影,看到伏尔加河的波光,看到布拉格城的灯火和那些金色的屋顶。可惜她丈夫尤拉有事没来。我担心,可能是他还记得我们在中餐馆浪费了很多剩菜的那顿晚饭。这是我一辈子都懊悔的错误。

(原载《今天》有刪节)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