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盛赞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他展望未来,坚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顺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他也指出了十年前,即他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前,已经越来越严重的一些问题: “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 ”

在习近平看来,最严重的问题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质疑,因此过去十年政治路线的核心一直是加强党的领导。他毫不意外地宣称,在接下来的时期,进一步强党是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定性前提。

这与习近平的批评者对中国近期历史的看法截然相反。对他们而言,对党权加以合法限制以及文化和政治的更加多样性,才是积极的信号,将使中国得以摆脱极权主义,走一条更开明的发展道路,朝向一个可以容忍甚至鼓励多元化的开放社会,既作为其自身价值,又作为其生命力和能动性。

不“反思历史”

人们回顾中国历史和共产党统治,可能会认为习近平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中共运动的灾难性后果有话要说,关于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比如大跃进和文革。然而,他在长篇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在其世界里,中国历史上这些夺去数千万人生命的悲剧,要么以奥威尔式“新语”赞为中国辉煌革命转型的一部分,要么被遗忘,就好像它们从未发生过一样。

抽象赞颂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1949-1979)为后毛时代的中国经济爆炸式增长和社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而对那个时代的具体阴暗面保持沉默,确实多少成为中国流行意识形态的一种标志。这是习近平及其同伙为保护中共而采取的策略,而不是像德国的“反思历史”(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那样进行批判性的重评。官宣失忆在中国民众中遇到的阻力可能小于人们预期。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许多中国家庭觉得,回想那几十年极权统治时期发生的事太过痛苦。这不难理解。然而,这种遗忘的愿望,毫无疑问对中共领袖巩固党及自身权力的野心大有裨益。

官宣失忆在中国绝不是新鲜事物。毛泽东死后葬礼上的第一张照片,包括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所谓“四人帮”的其他成员。葬礼后不久,那四位政客被捕,他们也从照片中被去掉。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到过葬礼,但这是不能谈论它的标志,也是最好忘记它的标志。他们的在场绝不能玷污新领袖们想要树立的毛主席形象。

刘晓波与《零八宪章》

2008 年,刘晓波及其几位朋友撰写并发表了《零八宪章》,这是一份呼吁谈判和逐步向民主政体过渡的文件。这份宪章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此类提案,最初由 303 名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者签署,后来由中国境内外过万人联署。但是,北京领导人拒绝以此为出发点开会讨论,而是选择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监禁了刘晓波。 2010 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他当时在狱中,一直到 2017 年去世。今天在中国,禁止提及刘晓波。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他,更不用说《零八宪章》了,而这正是当局官宣失忆政策的目的。

中国学生对中国现代史的无知

十年前我在香港任教时,我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硕士生。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不仅有才华,而且有好奇心和开放思想,具有不同领域的广泛兴趣和深刻了解,尤其对西方世界的时事。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对中国现代史的某些方面那么无知。例如,他们一般对文化革命、大跃进以及现代中国的社会批评知之甚少。举个例子,他们从没听说过著名社会批评家刘宾雁和方励之。发现他们如此渴望分享我对中国现代史的某些了解,对我而言是一次意外经历。他们无知的原因无疑是一种失忆,是当局下令而那些想埋葬艰难记忆的父母一代所坚持的。

出版人桂民海

2015年,香港出版人、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国度假时,被中国安全人员逮捕绑架,并被带回中国。2016年和2017年,他出现在中国电视上,毫无可信度地供述,声称是自愿回国向中国当局自首,并谴责瑞典政府将他用作棋子。2020年,他因“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在非公开审判中被判处十年徒刑。他被指控非法传播了何种信息从未披露,其亲属和瑞典当局也未被告知任何有关审判的内情。

桂民海的绑架及处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瑞典、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当局提出严厉批评,要求释放他。在斯德哥尔摩,要求释放他的示威活动经常在中国大使馆外举行,最近一次在今年 10 月 17 日,也就是他在泰国遭绑架七年。

中国官方的回应是,桂案完全是中国内政,声称他已要求恢复其中国公民身份,因此不再是瑞典公民。这缺乏可信度,而且瑞典政府已指出,除非他本人正式提出要求,否则不能撤销他的公民身份。2018 年 1 月,他与瑞典领事官员一起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到达北京之前,被中国安全人员在瑞方官员面前绑架。此后,瑞典代表一直未被允许与他会面。

桂民海案严重影响了瑞典与中国的关系,对他的处置也影响了中国在许多国家的形象。而在中国大陆,媒体甚至都没有提及其名,大多数人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他。当局希望他也能很快在中国之外被遗忘。这是官宣失忆的另一案例。

作家严歌苓

作家严歌苓在上海出生长大,拥有美国国籍,现居柏林。她以长短篇小说和散文闻名中外。电影导演张艺谋最近的两部电影《归来》和《一秒钟》,都是根据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2020 年,严歌苓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当局隐瞒新冠疫情爆发的真相并惩罚那些“吹哨人”。特别是,她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在撰写《武汉日记》后作品在中国遭禁的武汉作家方方。

严歌苓在张艺谋的影片《一秒钟》在瑞典上映前写的一封公开信中透露,由于她的文章,她的所有作品都在中国被禁,售书下架,新书无法出版,现书禁止重印,电影项目告停。

在影片《一秒钟》发行前不久,严歌苓接到张艺谋一位顾问的电话,向她道歉说中国政府审查人员要求删除她在该影片中的贡献署名,作为电影发行的条件。她对掩盖处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批评,使中国领导人决定让她保持沉默,并将她变成一个非人而被遗忘,就好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是在当今中国如何将失忆用作政治武器的又一例。

在迫切需要对中国现代史进行无拘无束的研究和重新评价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决定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以有效压制任何可能对共产党产生负面影响的批评,无论是当代的还是更早的。

习近平及其同僚选择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官宣失忆,而非勇于参加中国的“历史反思”。这让很多中外人士感到非常失望,所有这些人都希望看到中国走上开放而有活力的社会的道路,在利用其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同时,可以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不回避是中国所有真朋友的任务。相反,他们应该密切关注,并尽一切可能阻止这种失忆的蔓延,并保持记忆中国现代史上所真实发生的一切。

(张裕 译自英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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