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阳光灿烂（06）燕京会
一个本来由海归、高级研究人员领头的院重点项目，改由一个本来只配“捡兔子”的初级研究人员来领衔，这实在有点离谱。科学院这样的单位，各种规则很严谨，是半点马虎不得的。怎么办？于是他们“破格”把我提为工程师，有了中级职称，还找了一位有高级职称的崔蕴中大姐，共同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但特别口头说明，崔大姐是挂名，具体工作由我来做。
崔大姐的专业是计算数学，对软件工程没任何兴趣。在同意挂名之前，要求和我谈一次。我特地登门拜访了她，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她问我打算怎么干？我滔滔不绝、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她笑眯眯地听，然后就同意了，还鼓励我：“你就放手大胆去干！”。什么叫“君子有成人之美”，崔大姐就是这样的君子。
当我向崔大姐汇报工作的时候，引起了在旁的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的关注。他是崔大姐的儿子——魏东。三十多年后，他是美国硅谷一家知名大企业的软件工程师。我们巧遇成为朋友。他对我当年去他家里汇报工作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这样安排之后，一切都名正言顺了。我们一帮年轻人在老沈的调度下，干得热火朝天，风生火起，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和当时号称九零三四部队的其它单位，完全是两个世界。什么是九零三四部队？说的是九点上班，点一下卯，看一份报纸、喝一杯茶，十点回家；午休以后，三点左右再到单位露一下脸，聊几句天下大事、四海风云、家长里短，四点就下班。
所长冯康先生对我们非常满意。说我们是“有任务、有手段（指有L-330）、有团队，是最有希望、状况最好的一支队伍。”为了老先生的这句夸奖，若干年后，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了他，这也是后话了。
管理系统初步调通以后，便是大量的数据录入。L-330也搬到了科学院计划局。这个项目初战告捷，被评为科学院1983年度的科技成果三等奖。算是对我的额外奖励，院里指名给了一个公费出国进修的名额。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就学了两年基础课，专业课一门不门。到中科院计算中心以后，零零星星自学了几门，但不成系统。现在有机会出国深造，对我来说，十分难得。
因为是公费，英语要通过教育部的英语水平（EPT）考试。工科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一般还行，而听、写能力几乎为零。匆忙参加了一次考试，很惭愧，才得了57分。于是，所里让我脱产集中补习英语。
在我补习英语期间，听到一个消息。为了我们研发的这个系统，科学院计划局新设了一个电子信息处。在大家心目中，这个处的处长非沈国钧莫属。但十分意外，他的助手、那个年轻的小邬，被任命为处长，老沈将要在他领导下工作。这对老沈来说，情何以堪！
如果那时候有现在的所谓以年龄划线，或许对老沈是个安慰，毕竟有个说法。不，那时候是严格论资排辈的年代，不管是论年龄、论资格、论能力，都应该是老沈。也许是小邬有背景？也许是因为老沈在文革期间有造反派的案底？无论什么原因，对老沈的打击是明显的，因为这意味着，老沈在科学院的仕途上走到了末路。
处级，在仕途上是一个重要位阶。在官本位的中国，这相当于县团级。戴晴曾在一篇文章里调侃官场中这个级别的芸芸众生：说这些人“孜孜矻矻、抖尽招术往上爬”，“想升处长的叫‘升处’（牲畜），已经当上了处长还想爬的叫‘处升’（畜牲），正在作著的叫‘处类’（畜类）。”
看来，老沈这一辈子和“畜类”无缘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第一时间拨通了给老沈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老沈的嗓音有些嘶哑，十分落寞。我约他出来散散心，请他到复外大街的燕京饭店大堂喝咖啡。科学院院部在三里河，离燕京很近。
老沈是智商极高、说话一点就透的那种人。我没有，也不需要说任何不着边际的安慰话。我只是提了个建议：“老沈，找机会出来自己干吧。”
他眼睛一亮，诚恳地说：“只要你小万领头，我一定跟你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