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84）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36）
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对苏联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决定进行“根本的改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对苏联后期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是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说到底是如何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苏联自赫鲁晓夫施行的改革开始，多次触及到这个问题。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强调要正确处理集中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相互关系，主张把经济管理中的集中原则问题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灵活地结合在一起。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看法，苏联官方的观点有过几次反复。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从苏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实际出发，指出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新经济政策”由然而生。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商品货币关系还应不应该存在？对此，苏联理论界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苏联现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基本特征。但是，斯大林只是将商品货币关系仅仅局限于个人消费品的流通领域，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否认公有制企业之间存在着买卖关系。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长期实行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的制度，不许生产资料自由买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此外，斯大林还主张用产品交换取代商品买卖，以限制国家和集体农庄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这种主张对集体农庄商品生产的发展也很不利。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理论界对上述观点和主张虽提出过异议，但这种传统的观点和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包括商品货币关系在内的各种理论观点。戈尔巴乔夫强调，“应该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所抱的成见和在按计划领导经济的实践中对其评价不足的现象”。他还指出，商品货币关系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健康地发挥作田，能够创造这样一种局面和这样一些经营条件，在这种局面和经营条件下，经营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该集体的工作质量，取决于领导人的本领和首创精神。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便开始批判商品货币关系中的教条。一些学者针对1970年代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指出，不应当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源归结为19世纪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影响，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源在于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极权国家的实践的否定。这些论述表明新经济体制探索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学者马龙闪在其《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一书中认为，斯大林否定市场关系和商品货币杠杆作用是有历史渊源的。他对此这样写道: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继而也取消了商品市场，完全把苏联纳入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变成一种反资产阶级的、反商品市场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思想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他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有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领域。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19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俄罗斯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国，本能地有重农抑商的传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俄罗斯人既恐惧又仇视，坚持维护旧的农业帝国专制集权体制。所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搞专制集权有天然雄厚的社会基础。十月革命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便当然成为新沙皇——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最爱。
苏联传统的中央集权型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带有指令性。这种计划体制的理论依据是，计划就是法令，计划任务一经下达，企业必须努力完成。这种说法是斯大林提出来。这就使计划成为皇帝的敕令。在苏联工业化的初期，由于国内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国家用行政命令方式给企业下达生产任务，对于确保工业化的实现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正因为如此，苏联实行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在社会主义各国都被采用。然而，实践证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仍具有商品性，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复杂，市场需要千变万化，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为各经济部门规定详尽的计划任务，并以指令形式下达到企业，就难以确保计划的科学性，计划与实际的背离也就难以避免。实际上，苏联东欧国家中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外，其余各国在实践中虽然保留了这种体制，但指令性计划指标普遍减少，而且改进了计划编制程序。在理论上，苏联理论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认为指令性计划并不是惟一可行的形式，他们认为，“用经济定额代替某些指令性指标”，“这并不意味着改变计划领导原则，而只是改变计划领导的方式”。
指令性计划经济对于经济核算持轻视态度，这也是导致企业经济效率低迷的原因之一。要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就必须实行自负盈亏。但按照传统的观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都是全民的财产，因而全民所有制企业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时，如果盈利，利润应大部分上缴，亏损则由国家补贴，绝不允许出现企业破产现象。正是在这种传统观点支配下，苏联企业的经济核算都是走过场，因而不可能完全实行自负盈亏。实践早已证明，在国家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情况下，在不存在竞争、缺乏压力的情况下，企业也就不可能充满生机和活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核算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苏共二十七大的文件中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实行经济核算制，明确了经济核算制的实质，即企业对自己的工作的亏损承担全部责任，而国家对它们所承担的义务概不负责。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记者弗雷德.威尔在其《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对苏联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作用作出如下评价:
在改革的年代里，经济学家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也经历了这一激进化的历程，但他们激进化的影响要更加深远。改革包括许多方面，但如何改革经济是中心主题。作为研究经济如何运行、如何发展的专家，经济学家在重建社会的争论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其他的苏联知识分子一样，经济学家也曾被要求支持官方意识形态，这包括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中央计划优越于“无序的市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财产等等。在官方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最大的禁忌，因为它意味着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卖命。
过去，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重复着这些观点，但对它们并不那么全信，基至一点都不相信。即使在改革之前，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苏联经济学家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自由市场和私有制是构建经济体制的惟一合理的方式。苏联经济学家虽然教着他们应该教的，发表着正统的马列主义著作和文章，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怀疑起了自己的所教和所写。
在苏联体制下，职业经济学家以往的影响并不大。真正的经济决策掌握在党的政治局手中，其次是各经济部门和国家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很少有人是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在改革之前对他们也很少有什么影响。主管经济的官员们绝大部分具有管理者和工程师的背景。拥有这些背景的人很少看得起理论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后者都是些脱离现实的人。
但随着公开性引发的争论越来越自由，经济学家们开始在公共论坛上积极地、有效地推销他们的观点。公开性启动了和在其他知识分子当中一样的激进化历程，苏联经济学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信仰了。戈尔巴乔夫似乎特别重视他们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最高政治领导层不断转向经济学家，要求他们为经济改革制定新的计划。现在，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已经举足轻重了。
这些苏联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和一切鼓吹西方经济思想的人一模一样。虽然也有例外，但改革后期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都被西方的极端观点迷住了，这种观点就是所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它源于19世纪英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简单化的观点。它认为，解除管制的市场力量能够在经济效率、技术进步、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方面均能导致理想的结果。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经济理论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它被一种中庸的理论所取代。后者认为，虽然市场力量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政府也必须提供出一个调控框架，以便防止出现诸如严重萧条、收入过分不公、垄断势力发展、环境破坏、工作条件不安全等社会病患。到了1970年代，这种古典的自由市场学说在西方经济理论学当中开始复辟，并从此和干预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一争高低。
自由市场经济学对苏联经济学家的重大影响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
虽然苏联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的问题有亲身体会，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无序市场所带来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急不可耐地接受了自由市场的信条。1991年由英国、苏联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苏联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全部苏联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
并不是所有的苏联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自由市场理论，少数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观点，认为市场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调节。但在整个改革期间，占压倒多数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拯救苏联经济的惟一道路是自由市场和私有化。
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上的选择路径是怎样开始的呢？
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可以集中使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苏联的经济建设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弊端，其突出表现是: 在生产领域，排斥市场的作用，禁止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其结果是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不高；在分配领域，国家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平均主义现象比较严重，严重影响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随着这种体制固有弊端的日益暴露，虽然苏联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在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模式，没有一次能得到反映生产力状况的“彻底改革”，究其原因是没有突破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传统认识。正因为如此，苏联理论界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见解的改变，对于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前所述，苏联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阶段，也没有超越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毕竟有所改变。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一方面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逐步推广生产承包责任制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另一方面鼓励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在农村逐步实行家庭承包制。对个体经济的政策也有所改变。还准备在国内建立合资企业。
在计划工作方面，首先是大大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过去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多达一百多项，后来减为18项。苏共二十七大决定，以经济定额取代某些指令性计划指标，进一步改革计划体制，并改变中央管理机关的工作重点。
在收入分配方面，逐步增加企业利润留成，扩大企业对留成利润的使用权。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进一步将职工个人收入同他们的劳动成果联系起来，加强对企业和劳动者的物质刺激，消除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在价格体制方面苏联虽然保留了高度集权的传统，价格决策仍在国家手中，但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价格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不断加强。为了推动某些新产品的研制，还给企业某些定价权，对高质量产品制定优惠价格。在外贸出口中，价格的作用也有提高。为了鼓励出口，国家规定高质产品的批发价格可加价30%以上，同时对完不成高质产品出口的企业实行价格惩罚。综上可见，当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是朝着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方向发展的。
但是也由此可见，苏联这次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并不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这是因为，作为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和核心——价格机制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主要产品的价格以及工资、利率仍主要由国家来决定，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因此，从总体上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阶段仍然没有超出计划经济的范畴。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指出: “把经济作为统一的国民经济整体来进行计划管理，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大成果和优越性，是实施党的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改革是“使集中的经济领导具有崭新的面貌”，这种“崭新的面貌”即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就是指导性计划经济的模式。
这种“指导性计划经济模式”能不能实现，此时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呢？《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苏联改革三年后，全世界各大媒体对苏联经济的困难作了极为夸张的报道。从1988年到1989年，基本消费品的短缺更加严重了，苏联公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无尽的排队中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的食物要定量配给。照片上空空如也的柜台似乎描绘了这个体制正挣扎在死亡痛苦线上。
这些报道构成了对苏联体制崩溃的最一般的解释。这就是说，难以运转、难以改革的经济体制的崩溃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难以运转的事实，在1980年代末就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试图改革苏联这种日渐衰败的经济，但是他们改革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寻求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拒绝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公有制，势必阻碍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尽管戈尔巴乔夫作了改革的努力，苏联经济状况依然日渐恶化，经济“崩溃”或“爆炸”了，消费品的短缺证明了这一切。由于戈尔巴乔夫试图拖延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死亡，他最终被鲍里斯.叶利钦及其领导的政治运动所抛弃。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知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乃是惟一可行的选择。
以上关于苏联崩溃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之一是它局限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社会转型理论。它假定了一种经济体制有可能突然变得“难以运转”，并据此认为以另一种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的社会革命是必然的归宿。这样一种理论通常被称为“机械论”，因为它的灵感来自于机械装置领域。的确，一台汽车发动机在某些设计精巧的环节上变得突然难以运转和停止运行，会让倒霉的主人除了重新买一台新的发动机甚至一辆新的汽车外，别无选择。
然而，这种情况是不能套用到一种经济体制上的。……
大多数经济体制，如果不是很完善的话，都有令人惊奇的调节能力。苏联经济体制在大的改革前，在1950年代赫鲁晓夫和1960年代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期已经进行过较小的改革。但是在1980年代，人们并没有机会认识到苏联有能力进行改革以克服那个时期面临的问题。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推出他们主要的经济改革方案几年后，改革者迅速地被所谓的革命团体夺取了权力。到1990年，苏联经济体制日渐走向分割，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彻底粉碎了一切改革的努力。
那么，事实是不是真是如此呢？下面接着看这二位美国左翼人士的阐述。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