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8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40）
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论述了民族接近和融合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其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各民族接近和融合。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民族接近和融合是团结各民族共同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战略口号。十月革命前，列宁针对沙皇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政策，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自决权问题时提出，主张民族有自由自决的权利，并不是要各民族分裂或建立小国家，而是要他们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大国家，并促进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第二，民族接近和融合是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口号。列宁主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要超出国家和民族界限，各民族人民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要相互接近和融合。共产国际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主要政策是，各民族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革命利益要联合、团结和融合起来。第三，民族接近和融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列宁提出: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各民族相互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
从上文可见，如果把列宁的这一观点同他关于社会主义和民族关系发展前景的乐观估计联系起来，那么，列宁关于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想当然。但这对后来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形成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科斯在其《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对于苏俄从各民族的分裂到各民族的联合进程，即布尔什维克所实践的民族接近和融合，用具体事实作出如下分析解读:
看一看1920年时的(苏俄)帝国，我们不禁对它的千变万化感到不胜惊奇。对于一部分民族来说，从革命中获得的独立已是长久的既成事实。这首先是由于外部支持的结果。如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与波兰接壤的苏俄西部地区各民族就是这样，它们的独立地位在战争中得到了巩固。此外，高加索地区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也是如此。
另外，有些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却没有那么稳固，因为它们没有外部世界的支援，或者虽有这种支援但又突然失去了。如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远东共和国、布哈拉和基瓦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随着内战和外来干涉的结束，苏维埃政权把它的权力范围从俄罗斯本土扩展到了异族的领土。这些异族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涉及到本地利益的问题上通常都享有一种有限的自治权。
怎样把这些千差万别的民族组成一个能够生存和可以管理的国家呢？怎样把那些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归并于这个国家呢？办法是逐步减少它们的独立性。1920年至1921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政府与所有相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各种双边协定，同它们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和军事联系，确定了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下的各人民委员会的共同行动范围。从法定意义上来说，这是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协定，但事实上，用奥韦尔的话来说，这些平等国家中有一个“比别的共和国更为平等”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实施红军那一套部队编制的军事领域以及在外交实践中，这种不平衡表现得特别明显。虽然从法定意义上来说每个共和国都保持着自己的组织机构，但实际上只有乌克兰在一段时间里还拥有外交上的特别代表权。外部世界认为这种组织形式上的差别是虚假的。特别是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上，只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接到了邀请并代表它的伙伴国发了言。当时，乌克兰感到这是放弃自己的主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并明白地说出了这一点。
在逐步地完成这种已经带有一体色彩的联合的时候，格鲁吉亚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受到西方社会主义者的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故乡。这样，格鲁吉亚共和国也就成了已与孟什维克决裂的布尔什维克的对头。这种情况对于1921年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斯大林说得明白，1917年那时给予各民族以自主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联合的时代了，这个联合也应包括格鲁吉亚。由于它桀骜不驯，所以必须强迫它加入联盟。对于这种强迫联合的方式，列宁一直是反对的。1921年2月，红军开进了格鲁吉亚。列宁要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注意团结那些孟什维克和知识分子，但是他首先希望的是限制这种在国内进行重新征服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避免国际上的议论。可是从根本上来说，他显然不怀疑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性。1921年5月21日，已处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的格鲁吉亚像其他共和国一样，与俄罗斯联邦签订联盟协定。
由于这些双边的协定，一度处于四分五裂的旧帝国各民族从1921年起，通过能保证一定的共同行动的一整套契约性联系而联合成了一个整体。然而，要取得超越各民族差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种联系是不够的。当地党内外的一些民族干部和民族优秀分子纷纷起来反对俄罗斯联邦领导人推行的政策。他们越来越有力地揭露这种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统治政策，并渐渐地把苏维埃政府与被它取代了的旧帝国政府相提并论。布尔什维克认为，1920年以来的过渡状态——各方面受俄罗斯联邦支配的独立的民族政权的存在——无疑会助长这种怨恨，而且会碍于建设一个他们一心追求的新国家。
所以，在1922年，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囊括所有民族的联邦计划，从而跨入了一个组建他们的国家的第二个阶段。联邦制，这对列宁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了。直到1917年以前，他一直是反对联邦制方式的，他认为这种方式将使民族差别长期存在下去。但是，从1917年起，他发现在旧帝国内存在着广泛的离心倾向，于是他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为了不至于过多地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他同意把不愿与俄罗斯分道扬镳的各民族按照联邦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如果说在1918至1921年开始，这一做法还只涉及到俄罗斯领土内的民族，那么从1922年开始，这一做法已扩展到整个旧帝国。这种联邦的组织形式应保证俄罗斯民族和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平等，表现出苏维埃平等主义完全不同于“各民族的大监狱”。然而，在怎样设计联邦制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想法却不一致。在这方面，负责提出国家组织计划的斯大林的思想很明确。这个苏维埃联盟必须以俄罗斯联邦为榜样，然后，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联邦都要以苏维埃联盟为榜样，这就是斯大林设想的以俄罗斯联邦为榜样的联盟。按照1918年宪法建立起来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虽然包括了8个自治共和国和13个自治州，但它的特点是集中的程度很高，几乎不存在有权威的地方权力机关。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由于党和人民委员会严格控制，集中程度都非常高。以致一个出席党的八大(1919年3月)的代表这样说:“在英国有这样一句名言: 除了不能把女人变成男人外，议会是无所不能的。而在我们这里，是人民委员会权倾天下，它甚至似乎能把女人变成男人。”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把俄罗斯联邦作为联邦制的样板，就是鼓吹把集中化也扩大到别的地方。1918年，列宁也提出过同样的联邦制设想。当时他说：“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联盟制，正是把我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统一的、民主的、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步骤。”
在二十年代初，当布尔什维克谈论联邦制的时候，他们头脑中的计划似乎是很清楚的：建立一个保持一定程度的民族同一性的国家，民族同一性的程度由保证整体团结的中央机构来掌握和调节。这种相当简单的为大家所接受的观点说明，在1922年8月10日建立的负责起草联邦宪法的委员会里，斯大林占了优势。它还说明，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计划再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样板。建立联邦就是要还处于独立地位的各共和国都加入俄罗斯联邦。加入俄罗斯联邦后，这些共和国将享有一种“自主的”(而不是主权的)地位，承认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权力机构为新联邦的权力机构。因此，很清楚，这是俄罗斯共和国版图的扩大，而不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上文说的关于俄罗斯联邦与相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签订双边协定之事，其实早在1919年就已经开始了。
为了赢得内战胜利，1919年4月，俄共(布)中央发布了一个决定，论证了各条战线红军指挥的统一和整个铁路网运输管理的统一的必要性。决定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军事部门和供给部门在工作中要最严格地遵守和执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相应部门的指令。决定强调，乌克兰的铁路是俄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莫斯科的交通人民委员部直接管理。4月23日，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约.瓦采季斯向党中央提交一份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形势的报告。该报告论证了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置于统一指挥之下的重要性。列宁看了报告后，于4月24日写信给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埃.斯克良斯基，提出要迅速起草一份中央给各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的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5月，列宁和斯大林起草了《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
鉴于:
(1)俄罗斯联邦必须同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结成联盟，进行自卫，抗击共同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黑帮、白卫反革命势力。
(2)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是统一指挥红军的一切部队，最严格地集中管理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人力和资源特别是所有军事供给机构，以及铁路运输……
俄共中央确认:
(1)在整个社会主义自卫战争期间，把红军的供给事宜全部交由俄罗斯联邦国防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统一领导，是绝对必要的。
(2)在整个社会主义自卫战争期间，把各兄弟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铁路运输和铁路网归由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统一领导和管理，是绝对必要的。
(3)在各兄弟苏维埃共和国设立独立的红军供给机关和独立的交通人民部是同国防利益不相容的；在战争期间，必须把这些机构改组为俄罗斯联邦红军供给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下属机关，由俄罗斯联邦红军中央供给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直接管理和全权管辖。
(4)一切有关红军供给、铁路运输和铁路网管理的法令，凡同俄罗斯联邦调整红军供给、铁路运输和铁路网管理的决议和法令相抵触的，均应予以撤销。
上面的决议是打着兄弟关系的旗号干着父子关系的事情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6月1日通过了《关于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军事联盟的决定》。随后，各共和国经过”多次磋商”，“一致同意”将各自的军事组织及军事指挥、国民经济委员会、铁路运输管理、财政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这些重要部门都被老大哥俄罗斯悉数掌握。接着，1920年9月30日，俄罗斯联邦与阿塞拜疆签订了关于军事、财政、经济联合的条约。1920年12月28日，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签订了军事和经济联合“工农同盟”条约。1921年1月16日，俄罗斯联邦同白俄罗斯签订了军事和经济联合的“工农同盟”条约。这样一来，苏维埃俄国将这些邻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实行“工农同盟”，为取得内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后来成立苏联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下面接着看唐科斯论述列宁的联邦制计划如何实施:
斯大林的(联邦制)计划提交给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得到了最听话的一些共和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赞同，但却遭到了坚决要保持双边关系的乌克兰的暗中批评和格鲁吉亚的公开反对。斯大林强硬地对格鲁吉亚领导人说，各独立共和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俄罗斯联邦最高权力机构作出的决定。格鲁吉亚人感到似乎又回到了沙皇统治的时代，他们表示要以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独立。格鲁吉亚人的反对和乌克兰人的犹豫并不足以阻止这一计划在多数人支持斯大林的委员会上获得通过。但是，这一计划后来送到列宁那里后受到了列宁的批评。
1922年秋，列宁已病得很厉害。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见到他的人都为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大为震惊。但是，在他最后逐渐减少了活动的时期里，民族问题是他的主要忧虑之一。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失望的心情觉察到将要出现的问题。他知道这个计划会引起人们反对，他明白这个计划不但不能促进国际主义，反而会加深民族情绪。他所希望的是在一个新的共同体内消灭民族之间的界线，而不是加深民族主义。还有，革命和革命以后的那些年代都无可辩驳地向他表明，社会意识是按照它本身的节奏和固有的规律发展的，绝不以人为的力量和不符合它的愿望的制度为转移。
在四年的时间中，作为一个唯意志论者的列宁发现，一个政党，哪怕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单凭愿望是不足以改变社会的精神面貌的。各种情况曾一度有利于实现这种愿望，并使他利用动乱发动了革命。但这一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和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就超越了那种渴望得到土地、国内和平和民族独立的社会意识。从1921年开始，列宁就看到只有靠长期的教育才能改变这种思想状况。要把民族意识变为国际主义觉悟，还需要很长时间、坚强的信心和十分的谨慎。列宁就是这样主要着眼于教育来对待改变社会意识问题的。对于列宁来说，斯大林的唯意志论的(联邦制)计划犹如一颗落在他头上的炸弹，使他震惊。他得到的关于反对这一计划草案的消息证明，必须重视和照顾社会意识，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会加深民族矛盾。所以，列宁以他的全部精力来反对这个他认为是“给独立主义者帮忙”的计划。他指责斯大林“太急躁”，责备他想无视人类的真实感情。
针对斯大林的联邦方案，列宁提出了照顾到民族敏感性的另一种方案，这就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所有各共和国组建一个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新的国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和其他共和国一视同仁。“平等”这个词是当时列宁思想的关键。民族差异和仇恨只有靠平等来消灭，平等能保障每个国家再也不遭受以往那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统治。由此可以看出，自1918年以来的各种事件是怎样使列宁的思想逐渐成熟的。他立场坚定，但从不与他碰到的障碍直接冲突，而是极力绕开这些障碍继续前进。他在1922年遇到的障碍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他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眼下的抉择将决定苏维维各民族之间未来的一切关系。而且，这种抉择还将决定将来的革命，因为当时革命到处都在退却，苏维埃国家将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向渴望革命的人提供样板的国家。
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列宁一个人。一直充当列宁的忠实助手的斯大林拒绝听从列宁的意见，他在政治局委员面前批评列宁的立场，指责列宁奉行“民族自由主义”。但是斯大林看到没有人追随他，于是就屈服了。他乖乖地按照列宁的意愿重新制订并公布了一个新的计划，就像新计划的产生根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冲突似的。经过这样修改的计划得到了各民族CP组织的通过，只有格鲁吉亚人除外，他们仍寸步不让地坚持只有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他们才加入联邦。
列宁是一个杰出的策略大师。本来，他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利益出发，把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看作是解决民族之间矛盾的根本之道。因此，他支持民族自决独立也好，支持民族接近融合也好，都是以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引起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革命为衡量标准的。他认为解决民族问题要以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为转移，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列宁对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本质和特殊规律认识不足，对当时国内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估计错误，试图以策略上的引导达到各民族趋向统一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支持各民族分离和独立的要求。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改变自己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并没有引起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而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也不可能在他期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起得到解决。此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非俄罗斯民族的复兴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的“自由的”民族统一、融合也被各民族要求发展所代替。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只好采取讨好“异族人”的策略，他说: “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的不够要好。”
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