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往靠单一的野蛮的军事实力决定的国际秩序不同，“四个北约”交织下的世界体系具有了长期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了为这个世界提供持续进步和向善的综合能力。
“911”曾改变了一切，但世界秩序将回到“911”前重塑。
国际秩序的转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秩序还处在冷战笼罩的两极格局之下，“美苏对抗”或所谓“东西方对抗”构成了整个冷战时代的主轴。实际上，这是整个自由世界和极权世界的对抗，较量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领域全面展开。绝大多数被迫选边站。苏联为首的“东方”基本上把全部的资源、全部的力量都用在这种对抗上，国民完全被禁锢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像螺丝钉一样活着。整个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没有正常的市场交易，没有国际贸易，更没有人的自由流动。国际关系仅限于领导人之间浓情蜜意的互访。“世界与我”，其实没有关系。而欧美世界则一直在正常的进步和发展之中，个人的生活、自由、市场、科技、企业、文化娱乐和体育比赛都没受到太多影响，制度优势尽显。由此对比就会发现：什么是“正常国家”，什么是“不正常国家”。
国际秩序的建立其实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的大家庭”。
中国是在邓小平领导和推动的改革开放开启后，才游离于这种对抗之外，才走向“正常国家”。为时不远。
苏联崩溃和东欧剧变后，两极对抗结束。两种制度竞争中，自由制度完胜。过去30年的国际秩序更像一种是自然演化式的，自发的，放任的秩序。世界像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的历史哲学一样运行，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四处灭火。
这种秩序也并非不好。每个向往正常发展的国家在和平共处的氛围中，日益开放，日益全球化，分享着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好处。世界的一切都在“全球化”体系中重构，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
挑战者还是出现了。但在“挑战—应战”的历史逻辑中，“应战”并非总是正反馈。而当负反馈不断出现，而且双方总以“负反馈对负反馈”的对抗方式出现时，旧秩序的垮塌就为时不远了。
世界秩序终于在经历“远古的丛林法则—殖民时代—冷战—全球化”之后，即将开始新一轮转换。
并且，未来图景已日渐清晰。
新北约：自由世界保护伞
苏联崩溃之后，北约寻求转型。
作为和华约抗衡的军事集团，在华约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自行解散之后，北约的使命也面临结束，它继续存在的价值曾被质疑。
但很快，北约找到了更具积极、更有建设性和使命感的新使命。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之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勾画了北约的新使命：北约将转型为自由民主国家保护伞，尤其是新生的民主国家保护伞。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扩张到哪里，北约的保护伞也将延伸到哪里，为自由世界的扩张保驾护航。这样，世界民主化的新成果将会被巩固下来。世界将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越来越多，极权国家越来越少，也将越来越安全的世界。所以，北约东扩变得不可避免，因为东扩将是它实现其使命的形式。之前消极防御性质的北约，具有了某种进攻性。
这种扩张不会仅在欧洲，在不久的将来，北约将会进入亚洲、非洲和美洲，首先会把这些洲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或政治实体纳入北约，然后鼓励更多的国家追求民主，然后把军事保护伞伸进这些国家。它的使命不仅在外部保护这些国家免遭非民主国家侵略，而且在内部确保这些国家不会再回到非民主时代。当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独裁、专制和其他非民主国家将被孤立，最终的景象是，它们将陷入到民主国家的包围圈中。
从顺序看，北约实现其新使命的战场首先在欧洲，并且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在东欧十国和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之后，重新回到独裁陷阱的俄罗斯已经面临孤立，而在北欧四国入盟以后，俄罗斯在欧洲将只有白俄罗斯一个朋友。它将真正进入到北约的包围圈中。
亚洲今天还能保持现状，是因为亚洲大多数国家过去数十年一直在为进入全球化而努力，在努力融入由美国和欧洲缔造并引领的现代世界体系，国际秩序暂时没有遇到来自亚洲的大的挑战。这样，北约向亚洲东扩显然还缺乏动力和必要性。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亚洲军事冲突可能性增大了。只要亚洲进入军事动荡，亚洲国家的不安全增加，它们一定会寻求北约的保护，它也将如约来到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将会是最早被纳入北约的国家。下一波将是已经实现民主但根基不够牢靠的国家，像泰国、马来西亚等。然后，亚洲的民主国家每增加一个，北约的保护伞就会伸到那里。不能顺利转型的国家，面临的是和俄罗斯相同的命运。
民主力量的扩张
民主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艰难的演化过程。现代共和制自由国家最早诞生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然后在尼德兰（荷兰）革命（1588年）再度生根发芽，英国光荣革命（1688年）确立了坚实的根基，形成了可持续性制度。18世纪末（1775—1789），美国的建立是真正民主国家的开端。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鼓舞了很多国家。但直到20世纪初，民主国家仍处于绝对少数。但是，它作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在引领着世界。数量虽然少，但它最有力量、最有生命力。中国曾是亚洲第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民粹展开拉锯战，挫折不小，到1941年，全世界还剩9个完全民主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西德）等国家加入民主阵营，西方民主国家主流体系形成——英美法德意日加拿大，也是后来的“七国集团”，这也是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框架。但也有部分之前的民主国家和准民主国家被苏联绑架重回极权体制（东欧诸国）。
冷战不仅是自由和极权的对抗，而且也是两种制度的人心之争。
在冷战后期（1974—1990），大约有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体变成了民主政体。冷战结束后，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加入民主阵营。民主阵营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
迄今为止，尽管不少国家出现反复，但世界民主化的趋势没有改变，“颜色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花运动”、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黄色）”、缅甸“番红花”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乃至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持续发生。全世界著名的独裁者萨达姆被处决、埃及穆巴拉克下台、也门萨利赫流亡、利比亚卡扎菲暴毙于乱枪之下，是这波运动的震撼性结果。
民主世界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北约1999年对南联盟的有效打击是新一轮扩张的开端。全世界选举制民主国家2019年已达122个，目前已在120-130个之间。世界上民主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
“现代世界”的容量被不断扩大。
“经济北约”杀手锏
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经济上对中国的接纳。而仅仅两年前，因为美国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和随后的撞机事件而使两国关系低迷。但这两件事很快就解决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进入全球体系，利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资金、技术、企业、市场等帮助发展中国。这才是这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因此，两个曾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的事件慢慢淡化了。
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GDP总额仅为11.09万亿人民币，2021年，GDP达114.3万亿，是前者的十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此期间，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好、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人个人财富也急剧增长，企业家群体和富人群体开始涌现。2001年，中国人均GDP 0.87万元（刚突破1000美元），2021年达到8.1万元（达1.2551万美元），而1978年中国全国GDP仅0.37万元，人均只有400块人民币。举世公认，中国人自己能感受到，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这期间，中国无论和美国还是整个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处在一个基本舒适的阶段，虽然小矛盾小冲突不少，但根本性冲突并不存在，而且随着贸易额的增长，双方的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大量中国人自由流动到美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飙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国无论如何不应成为现有秩序的挑战者，除非我们非常愚蠢。
但时过境迁，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几年内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和平共处到相互指责，不像之前的领导人处理两国关系那样，在发生矛盾后快速沟通，快速降温，重回正轨。这一波矛盾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调和的性质和趋势，最后从指责上升到对抗。双方关系岌岌可危。
实际上，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中美关系面临冲突和触礁后，我就意识到新的世界贸易体系——经贸北约——的即将到来。
但“911”改变了一切。
不仅“新北约”人心涣散，“经贸北约”更是无从谈起。直到奥巴马时代，全球繁荣的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受益方中跳出了挑战者，同时作为旧帝国价值固守者的普京出兵克里米亚。
“911”曾改变了一切，但世界秩序将回到“911”前重塑。
作为WTO最重要的建立者——美国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贸易平台，把在全球化享受了巨大红利但不想像西方愿意看到的那样进行政治转型的国家，慢慢从这个体系中清除出去，至少，使它边缘化。
这就是奥巴马时代的TPP。
TPP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平台，和WTO主要强调经济市场化指标不同，它将贸易体系和现代世界的国家价值观、国家治理结构、国家的内政联系起来。要求申请国国内法律法规、劳工、人权等必须符合条件。实际上是变相的政治制度要求。我把它理解为“经贸北约”。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本是在中国入关后最初由新加坡等几个小国酝酿。起初只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数个以经济和贸易为核心的多边谈判组织之一。2009年，美国在反恐领域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加入TPP，并宣布将借TPP设定21世纪新的贸易准则。
TPP被赋予了新的贸易和政治使命，不再是单纯的贸易平台，更重视贸易伙伴身份和价值观。实际上，这是在美国推动的以“北约转型”为战略核心的民主扩张线路图被本·拉丹的恐怖袭击打乱之后，美国转过身来对付恐怖主义。识时务的中国领导人迅速抓住机会，中美关系步入蜜月期，中国顺利加入WTO。
美国在完成反恐任务后，经过10多年时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民主扩张线路图的战略性重构，是“新北约”体系的延伸。像克林顿—奥尔布赖特的重构军事北约的雄心一样，奥巴马推动建立的“经贸北约”，进攻性和意义一点不比军事北约小。只不过，如果中美关系继续往前走，中美互视为伙伴关系，而不是过去十年持续倒退，冲突不断升级。那么，美国建构“经贸北约”的决心不会有那么大，甚至不会得到国会的支持。或者，它仅作为一种遥远的战略，在政治家们脑海里存在。但是，现在提前了，很快将成为现实。
TPP的使命把非民主非法制非共和政体排除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新的世界贸易成员将主要由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或展示向这种国家形式发展的意愿的国家组成组成。新的贸易规则将会有不同的关税标准，TPP成员之间的零关税和非成员的高关税，更重要的是对非成员设立很多非关税壁垒，将导致非成员无法获得先进的科技产品、知识产权和教育等服务，也很难进入全球市场。TPP将由此重构全球的产业链和经济版图。
在此情况下，这将迫使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么选择继续推进政治转型，要么被排除在TPP之外，被排除在世界最重要的供应链和业链体系之外。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火药味加剧，矛盾开始表面化，贸易战打得热火朝天，但他戏剧性地否定了TPP。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大松一口气。但拜登政府卷土重来：一个更加充满明确价值观和进攻性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出笼。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和斐济14个缔约国。美国显然希望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的力量和国家号召力，重塑全球产业链体系。它是TPP的升级版，秉承着同样理念和价值观。
“科技北约”的构建
毫无疑问，在军事北约成熟，“经贸北约”蓝图画定之后，“科技北约”也将呼之欲出。极有可能会和“经济北约”达步伐相一致。
事实上，几年的中美贸易战，最有看点也最致命的就是几个科技事件，包括对华为的芯片断供，对华人科学家的特殊对待等。现在谈论的“脱钩”，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科技脱钩。“科技脱钩”的本质是一个“科技北约”出现。一旦“科技北约”形成，对很多后发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科技、军事都会形成致命打击。
“科技北约”的建立步骤可能是这样的：先是禁止一些特定的高科技向圈子外国家出口，然后是有针对性对这些国家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制裁，禁止和美国等高科技公司发生关系，再然后是限制双方的科技人员合作和交流，包括基础研究，甚至禁止留学生。
四个“北约”交织下的新秩序
三个“北约”是一个互动关系。
实际上，四个“北约”在一致行动：政治北约（自由民主的国家联盟）、军事北约、经贸北约和科技北约。政治北约统领着其他三个“北约”。它们的行为逻辑很清楚，政治北约和军事北约在显性层面，而经贸北约和科技北约在隐性层面。实际上，现在的欧盟，即将成形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军事北约与“科技北约”将会形成强有力的互动关系。欧盟和IPEF在经济体层面进行扩张，把符合条件的经济体纳入其中，建立起一个独特的经济贸易网络，然后北约的军事保护伞将会适时地伸进来，而“科技北约”作为一种无形而有力的力量存在着。
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未来世界的图景：自由民主国家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北约）、经贸联盟（经济北约）和科技联盟。在这个四个联盟的基础上缔造新的世界体系。和以往靠单一的野蛮的军事实力决定的国际秩序不同，“四个北约”交织下的世界体系具有了长期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了为这个世界提供持续进步和向善的综合能力。
转型、对抗还是接受边缘化？
形势是挺严峻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是主动转型融入世界主流，继续改革开放之路，分享世界进步的果实，成为世界和平的力量，还是选择对西方对抗，让历史循环而不是前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国家需要像邓小平那样能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气魄宏大的政治家。
对抗，已完全不具有可行性。民主阵营在军事层面的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核武器对目前的西方国家的威慑力正在下降，尤其是对目前唯一拥有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TMD和NMD的北约集团。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可以看出，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完全不对称。因此，今天也不会再有“冷战”，不会再有“世界大战”，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对抗性，只有“中心—边缘”结构。要么进入体系中，要么游离在边缘外。
中国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中国是最近一波全球化中最重要的参与国之一。经济、科技已完全嵌入到全球化的结构之中。90%以上的中国人是靠市场、靠全球化吃饭，要走回头路是很艰难的。只要政治领导人顺应潮流，机会是摆在眼前的。
主动融入（转型）、被边缘化、还是对抗——这是当下很多国家面临的选择。作为“对抗”选项，我想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都选不起，直接的对抗是毁灭的前奏。但是，大量独裁、专制和宗教极端主义国家是抗拒转型的。转型后，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巨额财富，他们的特权，他们坐拥的江山，他们的不可一世，将烟消云散。他们不能接受一个转型的世界，尽管这对国家对国民最有利。他们既想从全球化的世界中得到好处，但又不愿意放弃拥有的一切。
于是，未来世界的可能情景出现了：一个不断前行的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主宰的世界，它们之间进行着经济、贸易、科技、体育、文化活动，他们之间人员相互流动。他们拥有相对公平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科技、繁荣的经济、蓬勃的体育竞赛和文化艺术，自由而富足的人民。
而另一个世界则是一群孤立的国家，贫穷的人民。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往来，有外交和可怜的贸易，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领导人之间的一杯酒、一席话、隆重访问和隆重接待的关系。这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有限，然后大家都一起穷下去，一起骂美国，一起幸福着，像今天的朝鲜、委内瑞拉、缅甸和即将到来的俄罗斯一样。
一个繁荣的共同体外，几棵孤立的星星。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想想，过去40年人类如此和平共处，其实并非常态。想想冷战时代两极对抗的情景，想想中国在计划计划经济和文革中的岁月。其实，离去并没有多远。
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现在问题重重，麻烦缠身，靠它们建构“永久和平”的是不是一厢情愿，黄粱一梦。但是，别忘了，他们的所谓麻烦是在解决他们的人民的诉求中产生的，他们一直是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行的。
这就是一个对的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这就是未来的世界图景。俄乌战争，开启了这个图景的重建。
但历史不会终结，它在演化之中。
作者张赋宇：企业人，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