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18)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71)

上文阐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基本作用及演化进程,下面接着阐述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来龙去脉。

苏共中央政治局是苏共的权力核心,自从成立起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核心领导地位,并发挥重大决策职能。政治局是苏共的大脑和心脏,是苏联政治机制的权力中枢。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变革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内部设立领导核心的思想始于191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此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 “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织处理日常工作”。

1917年11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第一次设立最高政治机构——党中央政治局。其任务是在最近时期有效地行使政治领导,解决为准备武装起义而带来的紧急事务。

政治局作为常设机构于1919年3月开始活动。当时举行的俄共(布)八大作出决定,中央委员会下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关于政治局,决议规定: 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所有其余的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并享有发言权。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并且就自己在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作报告。这种结构设置表明,中央政治局解决中央全会闭会期间最重要的问题,但必须向中央全会汇报工作。可见那时党中央全会的地位十分重要。党的十大决定,为了领导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必须保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领导体制。

在斯大林执政后期,政治局又有变动,政治局内部出现一些设置,使政治局本身的职能受到削弱,其工作由政治局内所设立的各种委员会来担当。举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决议为例:

斯大林提议:
一、政治局外交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今后不仅过问外交问题,还要参与国内建设及国内政策问题。二、六人委员会加上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沃兹涅先斯基,称七人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书记 约.斯大林(签名)

中央政治局设立这样的委员会,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其结果是政治局部分委员不能参与国家最重要的事务的决定。

1952年,联共(布)十九大把中央政治局改组为中央主席团。中央主席团“在前后两次全体会议之间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中央主席团委员扩大为25人,候补委员为11人,并在中央主席团中设立由9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斯大林又从9人常务委员会中挑选出5人组成一个核心班子。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决定一切问题,而这些决策又都是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作出的。这种做法架空了政治局的职权,违反了苏共党章。斯大林扩大中央主席团成员也有准备将一些老政治局委员淘汰出局的意图。

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就决定,“认为有必要根据党章的规定,将苏共中央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改为一个机构即苏共中央主席团”,“为了使领导机构更有效率,决定主席团由十人和候补委员四人组成”,这样,中央主席团又成为苏共的领导核心。

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进行了部分修改,把中央主席团又改为中央政治局,“领导党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的工作”,从此以后,苏共的核心机制一直是中央政治局。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戈尔巴乔夫将政治局变成了联邦化的机构,其政治局成员大部分是由各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组成的。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中央政治局的作用下降,因为这些地方党的第一书记不可能每周都到莫斯科来开政治局会议,这就限制了中央政治局作用的发挥。

前德意志民主共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在其回忆录《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一书中,对东德党的政治局一些情况的阐述,有助于我们对CP政治局有深入的了解。现将此书的有关文字摘录如下:

1989年秋天,对于政治局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社会上出现了种种猜测。参加这个权力机构最核心圈子的同志们,即以总书记昂纳克为首的21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对于他们讨论了什么以及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没有透露过任何情况。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权力中心的职能,人们只能作一般性的描述。

政治局的基本职能之一是,阐述党的核心教条,主管解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条,从而也是负责识别“偏离者”的当局。

1946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理事会第一次从自己成员中选出了政治局。当时的成员既有来自社会民主党的,也有来德国CP的,起初他们试图走一条“德国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但在苏军的压力下,以乌布利希为首的斯大林主义者很快就得以贯彻自己的意见。1950年,保尔.迈克尔是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成为大规模清党运动的受害者,他的罪名是充当了西方特务。每一个党员都要遵守严格的党的纪律,少数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为贯彻不同的政治路线而在党内建立派别是被禁止的。在党内提出了“向苏联学习就是学习胜利”的口号。

1953年,在斯大林去世后以及6月17日的起义过程中,当蔡塞尔和赫恩施塔特两位政治局委员要求实行改革和要求乌布利希下台时,他们都被剥夺了权力。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对党的机关的全面清洗便开始了。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在这之后,再次出现了改革尝试,卡尔•席尔德万试图反对乌布利希的斯大林主义路线,进行改革,但又被乌布利希的大规模清洗运动阻止了。

权力的更迭只是在乌布利希把昂纳克请进政治局以后才得以实现。昂纳克主张把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必须使人们较早地感受到制度的优越性,而不应当像迄今通常的做法那样,以正在进行“建设”为由,安抚人们看到美好的未来。他以这样的基本思想路线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不仅赢得了某种程度的好感,而且比他的前任在无可比拟的程度上得以独立于莫斯科,但这却使莫斯科把昂纳克的道路谴责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

按照苏共党章规定,政治局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工作,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但政治局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机构,实际上解决党和国家的一切重要的问题,其权力十分广泛。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一直是党的决策中心。它讨论和处理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外交问题。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由政治局制定并由其提交给中央全会或党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1957年5月10日,《纽约时报》总编辑特纳•卡特勒奇问赫鲁晓夫: “我对苏联领导机关通过决议的程序问题很感兴趣,反映苏联集体领导的观点的决议的通过程序是怎样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否定期召开会议?在会上是怎样通过决议的?主席团会议是否作纪录?在主席团会议上是否有各种意见的冲突?” 赫鲁晓夫回答: “苏共中央主席团定期开会,每星期至少一次。此外,苏联部长会议每星期至少也要开一次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当中央主席团会议研究问题的时候,常常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主席团委员都力求尽量深刻地研究所讨论的问题。主席团的委员们在讨论过程中通常是取得一致观点的。如果在某一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的观点,那么这一问题就由简单多数票决定。当然,常常有些问题争执得很厉害。在民主的讨论程序下这是很自然的。”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 “如果仅仅拿政治局工作的对外政策的方面来说,应该说,这个领导机构应该有、实际上也有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经验,以便能胜任各种复杂的任务。此外,这是一个应该不断地和精确地发挥作用的机构。它也正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政治局经常地和深刻地研究对外政策问题,及时地和有远见地作出决定。”

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说: “政治局的工作是根据在集体原则、在讨论的气氛下进行的,在辩论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提出并坚持自己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的方案。如果认为我们只是对总书记的意见彼此随声附合,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常就原则性的问题产生争论,提出并讨论各种看法,辩论多次地拖到不止一天,但最终我们总是取得一致。”

政治局也解决重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苏共人事制度的程序是: 一个有“全联盟”重要性职位的候选人,要先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再由主管人事安排的书记进行复审,最后由政治局正式通过。这种任命程序涉及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大型企业公司领导、各州领导、各共和国领导和驻外大使,等等。工作越重要,所需要的批准级别越高。如果一个机构被认为有着“全联盟”的重要意义,那就意味着要由政治局批准。

有关共产党政治局的真实情况,请大家接着看《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的论述:

政治局的第二个基本职能是把意识形态基础转变为实际政策,以确保国家的日常职能正常运转并得到控制。这在计划经济中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必须预先考虑到复杂的经济进程的各个细节并作出相应的安排。例如对于制鞋工业,政治局不仅要知道该产生多少双鞋子,而且还必须在五年计划中规定,公民在这个时期内要消耗多少根鞋带。由于无法确地知道对于决策所必需的事实依据是否能报到政治局及其机构,也就无法避免不断地出现根本性的错误决定。

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办法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关的各个社会集团的代表在政治局里坐到一起,其成员就是党中央书记、地方的专区书记、部长或群众团体和工会的领导人。据此,也可以认为,政治局代表了全社会。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未起过作用,因为这些利益代表者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都必须从属于同一个党的。国家和党的职能从来没有分开过。

由于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作用,一些政治局委员明显地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埃利希•米尔克作为国家安全部部长无视他的上司,主管安全事务的中央书记埃贡•克伦茨、作为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京特•米塔格,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控制着若干政府部门,甚至控制了工会。

政治局不受任何民主的监督,却要求人们把它的决议理解为具有约束力的对社会的指示。如果人们相信好几个政治局委员在人民议院调查委员会面前所作的证词,那么,就可以想像到,昂纳克依靠他的几个主要帮手几乎像一个专制主义的君主那样实行他的统治。维利•斯多夫告诉人民议院调查委员会,他作为总理虽然从职位上讲拥有决定权,但他只能从行政的角度把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和总书记事先不经他同意作出的指示付诸实施。赫尔格尔是中央负责安全事务的特派员,他说他对米尔克和昂纳克在安全机构中推行的计划一无所知。甚至主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书记赫尔曼也把他审查新闻媒体的做法归诸于总书记的指示,而他只是充当了忠实的执行者而已。

根据他们的政治履历,这些政治局委员可以分为两类:老年人的代表,他们年轻时曾是积极的共产主义抵抗战士;另一类成员是战后才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但这是否真是两个相对均衡而又构成权势之争的集团呢?那些较为年轻的人对党内外的反对派思想是否采取较为灵活和开放的态度并且借助这些思想来丰富自己的统治知识呢?他们对那些进行游行示威的反对派是否有过秘而不宣的同情感?是否有一些政治局委员曾不顾老人的反对试图把戈尔巴乔夫给他们示范的“公开性”,即把那种公开的自我批判的讨论引进政治局呢?

政治局和组织局、中央书记处的关系

在1920年代初期,苏共曾经对苏共最高决策机构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论证。一种意见是,中央决策机构应该细化分类。中央委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建立中央经济局,与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平行。列宁坚决反对这个方案,仍维持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设置,并将政治局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当年的苏共党章规定,政治局负责政治问题,组织局负责组织问题,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但自从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许多人对此提出质问,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提出批评。在俄共(布)九大上,马克西莫夫斯基等人批评列宁“在组织局和政治局的问题上引起了混乱”。列宁不得不就“关于组织局和政治局之间的分工问题”进行分析。列宁说: “我们看来,组织局管调配人员,政治局管政治问题。如果这样分工不对,那么究竟怎样给这两个机关的工作划分界限呢?莫非要写一部宪法吗?” “把政治局同组织局截然分开,把它们的工作划分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成为政治问题,甚至委派一个房屋管理员,都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如果谁能提出别的解决办法,那就请提出来好了”。列宁还表示: “就算你们能把组织局同政治局领导分开,试问,这样一来,政治领导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由人来领导,那又怎样领导呢?如果不是调配人员,那又怎样领导呢?难道可以强迫不能胜任的人去执行一定的指令吗?”列宁还说: “把组织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是不行的。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 他还指出: “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利,它就不能指导政治。我们虽然在调动某些人的时候也犯过错误,但我还是认为,中央政治局在其整个工作期间做到了尽量少犯错误。这并不是自我吹嘘。政治局工作的好坏不是由各种委员会,不是由我们党所指派的那些人来检验的,而是由白卫分子来检验的,由我们的敌人来检验的。” 俄共(布)十二大一项决议中规定: “中央委员对组织局的决定有异议时可以向政治局提出”,这就确立了政治局的最高核心地位。1952年组织局撤销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政治局不能改组书记处。

上文提到东德党的政治局连鞋子和鞋带的生产都要管,未免可笑。下面再从《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中摘录东德党政治局会议是怎样进行的文字:

政治局的会议通常开得很平静。会议在每星期二的十点钟开始。我们总是提前一点到场,而昂纳克(中央总书记)则相当准确地在十点差一分急匆匆地进来。首先由记录员、政治局办公室主任宣读上次会议的决议记录。接着昂纳克主持讨论。除了由总书记事先列入计划的议程之外,还要讨论某些日常问题,比如说计划完成情况。所有预案事先都由总书记看过。相当大一部分有关经济问题的预案先要经过米塔格(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过目,即使不一定是他主管的部门提出的,哪怕是由副总理提出的预案,事先也要经米塔格看过。由于这些预案事先都已得到总书记批准,实际上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因此,几乎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而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来是需要深入讨论的。以我的专区为例,曾经有一个加速柏林市住房建设的决议案,这是在1984年讨论的,内容是每年要把新建住房从二万套增加到三万套。这个计划超出了柏林市住房建筑的能力。但是,根据一项加快住房建设的决议,这个决议未经讨论就被原则上通过了。

对于原则上不进行辩论这一点,我们从来不认为是不好的。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准备工作做得扎实与否的标志,因为“领导的一致意见”建立起来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风也类似。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形式上向中央委员会负责。本来,中央委员会是更高一级的机构,它应当作出关键性的决议并且要监督政治局。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早已颠倒过来了,而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某种意义上是压在中央委员会头上的盖子,它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当局。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基本上是根据政治局规定的方向确定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预先协调好预案,确保不出现复杂情况。政治局就是一支部队,它的总方向原则是一致的,这样,我们也就对所作的决定集体负责。正如昂纳克被推翻之后表明的那样,只要人们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参与决定”,他们对所作出的决定常常是根本不清楚的。

这个机构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有时也在政治局讨论个别危急事例,并把个别情况变成特殊情况,借以显示这些是不允许发生的。这种情况使人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如何无视现实的。

举一个例子: 比朔夫斯韦尔达县的劳动者向总书记提出抱怨,说那里的肉类供应不正常。于是就拿到政治局来讨论。为什么那里的肉类供应很糟糕?因为那里的肉店职工在夏天休假,店铺关门了。这个例子显示了两点:第一,它表明领导观察国内情况是多么仔细;第二,如果肉类供应出现问题,那么,原因不是肉的生产、储存或销售没有搞好,而是因为地方上经营管理不善,允许所有肉店在同一时间休假。作出的批评结论是:“这是对人不够关心的表现。”这样,党的县委组织遭到了斥责,因为他们没有作好工作。

类似事情只有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发生,因为它有一个政治局。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5月7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