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05
自由主义自从在近代欧洲诞生以来，经历了多次挑战。其中近乎致命的全局性挑战，掐指而计，可算两次。尤其令人鉴戒的是，这两次危险的挑战，都来自自由宪政体系内部。第一次是1930年代，德国，意大利，日本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藉由西方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动荡机会，试图击毁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宪政体制。第二次挑战的高潮开始于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为标志，新法西斯主义向自由主义宪政体制的核心部分发起冲锋，力图打破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理念的自由主义体系。拜登2020年胜选，相当于二战中太平洋战场的中途岛海战，扭转了战局，吹响了自由主义力量反攻的号角。但是，自由主义尚未奠定胜局，反攻的路程还相当漫长。
值此自由主义处境艰难之时，与保守主义者对比，大脑前部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要大一些的自由主义者（参见Denworth），有百倍的责任维护自由主义秩序，推进自由思想的传播。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者的大脑更在意新颖，细节，和复杂性，也因为自由主义事业是人类唯一的美好道路。为了要充分理解这条美好道路的特性，我们有必要对美国自由主义的义理情怀和行影踪迹，做一番考察。
自由主义的定义
大英百科全书的“自由主义”条目解释说，自由主义源于西方文化的两个特征。一是西方文化对个性的关注，二是欧洲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对抗性特征。由此而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人类的理性特点，认为人类有能力通过政治对话和妥协解决争端。
如同美国学者奥特曼（Eric Alterman）所指出的那样，欧洲近代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启蒙思想家们不遗余力地论证，个人身上存在的理性，优于王权，教士，和贵族地位所依赖的神性。由启蒙思想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休谟（David Hume），和康德（Immanuel Kant）相继创立的思想，主张解开社会传统束缚，还个人以自由，赋予受治理者以投票权，确立政治领域受治理者同意权的原则，废黜所有形式的世袭特权。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打破传统，面向未来的思想意识。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如同密尔在其名著《论自由》中论述的那样，自由主义的理念中，包含一种超越自我的不懈努力，以促进他人的福祉。就是说，自由主义倡导的是社会所有个体的自由，是利他而非排他的（参见 Reeves）。密尔的这个理念，后来又发展成平衡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的设想，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中独树一帜，成为自由主义理论通往未来新境界的桥梁（参见 Ikenberry，Traub）。由此而言，许多人在新冠疫情和枪支管理方面，过分强调自我感受而不顾及社会整体的安危，实质上是违背自由主义理念的。具体而言，只求免戴口罩的舒畅而不问病毒传播的危害，坚持随意持枪的快感而忽视大型凶杀案的灾难，属于排他性的利己，践踏了他人追求福祉的自由。
从古典自由主义走向现代自由主义
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自由主义的成功给自己带来了危机。市场经济体系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现代大公司。公司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控制力形成了新的社会束缚力量，改变了个人与经济实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自由主义体制中的平等问题愈发突出了。工业社会中财富聚集于少数人手上的现象，严重妨碍了普通公众的自由权利，使得一大部分人无法自由地追求个人所望。
与保守主义对待平等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等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思想，成了现代自由主义者应对不公平问题的理念。现代化的自由主义不仅继续倡导个人追寻自由的权利，而且主张向每个人提供实现这种权利的手段。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就是使用国家公权力制约现代大公司，并以税收方法合理再分配财富。如果说，现代保守主义倾向于把私人公司看作社会个体，享有与个人同样的自由权；那么，现代自由主义则侧重于把私人公司视为权力拥有者，需要加以约束（参见 Starr）。至于国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现代自由主义的看法是中立性的，既不把国家看作必要之恶，也不把它认作善举之源。在宪政体制的约束和自由媒体的监督下，国家的公权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为维护和增强公民的自由权利做出积极贡献。
若论最早对现代自由主义作出明确阐述的政治领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汉森（Per Albin Hansson）是一个值得圈点的例子。汉森在1928年议会的一次辩论中，把瑞典比喻成＂人民家园＂。这个家园的理念基础是团结性和共同感。它不把任何人看作特权者或无足轻重者，不允许任何人轻蔑他人，不允许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这个家园需要推倒所有造成拥有者和不幸者的社会经济障碍。（参见 Klosko）
这里，现代自由主义的平等与和谐观念犹如清澈之泉，沁入肺腑。日后，汉森长期担任瑞典首相，直接参与了北欧模式的建造。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别
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相对应，在纯哲学概念层面，自由主义可以有消极（negative sense）和积极（positive sense）两个类别。消极自由大致对应古典自由主义，积极自由则和现代自由主义相呼应。这个纯哲学问题的讨论，是由英国政治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1950年代末期引发的。伯林认为，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消极的意义，另一个是积极的意义。消极自由指的是清除实现自由的妨碍，屏障，限制，它为个人提供实现自由的可能和方便。＂消极＂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这种自由令社会减除了一些东西。积极自由指的是让个人具备实现自由的行动要素，以自我追求所想所愿。＂积极＂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这种自由令社会增加了一些东西。
消极自由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吻合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和实践的理念，如解开社会传统束缚，废黜所有形式的世袭特权，和赋予受治理者同意权，都是为个人自由地寻求所思所想，扫清外部障碍。 积极自由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吻合在于：现代自由主义所构想和实践的平等和公正理念，向中下层人士提供实现自由理想的手段这样的做法，都是直接给个人准备自由行动的必备要素。
伯林在哲理层面的深邃思考，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让我们得以更加透彻地理解现代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的区别。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现代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同源一说，存在思想史的严重逻辑问题。这种说法，意谓现代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绪走两端，同等有效。思想史的实际情形却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于自由主义，如同双翼之于飞禽，不可或缺。古典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初始阶段，其主要目标是打碎中世纪套在个人身上的枷锁，着重于消极自由当属自然。但在思想史的逻辑上，自由主义是需要积极自由部分的。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的密尔，开启了对积极自由的思考，就是明证。自由主义在20世纪着重积极自由部分，发展成现代自由主义，是有思想史内在逻辑理由的。反观现代保守主义，不仅在实践中固守过时的观念和制度，而且在理论上死抱消极自由。这种抱残守缺做法的悲剧性结果是，保守主义者连消极自由都不能坚守。
美国自由主义的特色
与欧洲自由主义的源起截然不同的是，美国自由主义并不是从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开始的。当欧洲的知识分子们知识分子忙于著书立说，为下一步的社会革命或改良奠定理论基础时，北美殖民地的各层级人员，展开了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实践。虽然北美民众中不少人了解欧洲启蒙思想，但北美自由主义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和实用性的，是北美殖民地民众对于当地实际生活问题的“自然”结论（参见 Congleton）。北美殖民地的政治文化在发端之初就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
与欧洲大陆面临的问题不同，北美殖民地没有传统的特权阶层需要推翻。北美有广阔的土地，但缺乏劳动者，而新到的欧洲移民又是不受土地束缚的自由民。这样的社会状况让殖民地决策者很快发现，相对开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加上相对平等的法律保护，容易吸引劳动者长期定居。那些相对闭塞和向精英倾斜的制度，则难以吸引长期定居者。于是，英属殖民地各个地区的制度设立，都向宪政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方向移动。拥有土地的自由民成为殖民地的主体居民，居民代表大会成了决策体系的组成部分。到美国宪法的制定时期，许多＂国父＂们都熟悉各殖民地的政治活动，因而具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验。美国的自由主义成了如此当然的政治生活必需品，以至于20世纪以前，＂自由派＂（Liberal）这个词语都没有大量使用。
不过，也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不是思想启蒙的结果，而是＂自然＂的政治社会经验结晶，对自由主义的传统做改动就变得十分困难。当欧洲知识界改造了自由主义思想，演变出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从而带动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时，美国公众的一大部分却依然恪守古典自由主义，不愿跟随知识界自由主义者推动进步的努力。
美国很幸运，在追求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成果时，没有像欧洲那样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又很不幸，在追求现代自由主义的社会成果时，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此外，美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了历代自由主义者另一个特别的课题：如何应对种族主义。美国自由主义的这个与种族主义鏖战的特色，比它的经验主义起源特色，更富有戏剧性，也更为悲壮。从理论上讲，古典自由主义追寻个性解放的理念内核，包含反对奴隶制度的因素。美国早期具有自由主义的学者和政治家中，有人意识到了，黑奴制度有悖自由主义理念。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这种自由主义理念，最终体现在内战后颁行的宪法修正案第13，14，和15条。种族压迫受到了初步的法律遏制。可是，当美国种族主义从刚性的黑奴制转变为相对比较柔性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投票压制，和其他隐蔽形式时，古典自由主义着重消极自由的缺陷就明显暴露了。表面上＂自由＂的非裔人，在缺乏进一步帮助的社会环境中，依然无法取得平等地位。他们的＂自由＂是残缺的，令他们无法自由地寻求他们的所愿所想。逻辑的结论是，全面推翻种族主义，需要包含积极自由因素的现代自由主义，来推动社会平等的实现。没有非裔，拉丁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的平等地位，种族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而平等正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进步时代与自由主义
20世纪的头20年是美国的进步时代。在这个思想舆论极其活跃的时代，美国自由主义经历了重大发展。
在知识界，美国特色的哲学理论，实用主义（Pragmatism）或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奠定了自己在人类思想史的地位。这个哲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为美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位与胡适亦师亦友的公共知识份子，敏锐地洞察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重大缺陷，认为消极自由已经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明确指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不应当再被看作自由社会的当然原则，明智的社会管控是体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手段。他辛辣地抨击道，古典自由主义是哲学史上散布最广的谬论（参见 Festenstein）。
杜威的思想，在知识界为美国自由主义的转形做好了准备。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担任总统期间，推动了许多进步主义的改革措施，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实践，做了初步的准备。值得一提的有经济方面的反垄断法，有关所得税的第16条宪法修正案；政府监管方面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法案；和有关妇女投票权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
所有这些进步举措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削减特权，增进平等。杜威的现代自由主义理念，有了现实生活的例证。
罗斯福新政与自由主义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政时期是现代自由主义狂飙突进的岁月。危机中的美国，冷眼以对保守派的反对叫嚣，热情地接受了自由派大旗下的改革措施。紧急銀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联邦紧急救援署，公共事业振兴署，陆续出台。这些法案和行政事业机构，不仅复活了衰败中的美国经济，更是改变了社会经济运作方式。国家那只看得见的手，起到了市场所不能起的作用，救社会所急，补市场之缺。最值得大书一笔的，当数社会安全法。这部1935年通过的法案，向退休者提供了国家保障的基金，并向工伤者和失业者提供了保险救助。这是美国划时代的进步，是对＂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形成的丛林法则现象的巨大纠正。
罗斯福新政的理念基础，在他1941年国情咨文报告中的＂四大自由＂概念里，有清楚表述。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宗教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是综合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形成的现代自由主义理念。前两项突出了古典自由主义消除个人发展障碍的特点，后两项则体现了现代自由主义提供个人发展条件的观念。如此思路，与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自由主义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美国自由派从此在思想脉络上，建起了一座连通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桥梁。有学者把四大自由比喻为以安全为核心的第二部＂权利法案＂（参见 Alterman）。可谓恰当。
然而，罗斯福的理念建设，有一个令人遗憾的重要缺陷。正如政治学者克劳斯科（George Klosko）尖锐批评的那样，罗斯福那一代美国政治领袖，哪怕在立场上属于自由派，都深受洛克那种强调个人主义的古典自由思想影响。就算他们主观上意识到要摆脱陈年窠臼，客观上也是难以全面做到。于是乎，明明已经开始了福利社会的进程，向大部分公民提供了国家保障为基础的社会保险，罗斯福和他周围的决策者们，却极力避免使用＂福利＂这个概念，白白浪费了向公众普及＂福利＂概念的最佳时期。结果是，开启了福利国家进程的同时，新政实施者们启动了＂福利＂概念的污名化工程。尽管知道社会保险法案具有国家福利性质，罗斯福却把它描绘成一种商业保险类的项目，强化了贫穷者不配享受福利的观念。有学者用＂旧瓶装新酒＂的策略成功为罗斯福辩解。可是这种辩解在对历史后患的考量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考察二战后欧洲和美国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表现，我们轻易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罗斯福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美国公众的观念里植入“福利”概念。长期以来，“福利”在美国公众眼中，是极度负面的，几乎是懒惰穷困的同义词。这不能不说是新政的一大失误。
民权运动与自由主义
新政在涉及经济平等的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方便后来的改革者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计划实施时，通过了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两个法案，进一步扩大了四大自由的覆盖范围。
在种族平等方面，罗斯福为了得到民主党内南方保守派的支持，与他们达成了政治妥协，没有着力推动反对种族歧视的措施。结果是，四大自由理论上隐含的族裔平等，需要由后人在实践中开创。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落在了遭受种族歧视最甚的非洲裔活动家身上。在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民权运动的殊死推动下，1960年代的四个民权法案，标志着族裔平等的长足进步。1964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和职业场所的种族歧视；选举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确认少数族裔的登记和投票权利；移民和归化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废除了国籍出生地配额；1968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8）禁止租房中的种族歧视。
由于民权法案补上了新政缺失的重要内容，现代自由主义的凯歌终于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唱响了。
现代自由主义遭遇的逆流
现代自由主义的成功震动了市场经济的绝对信奉者们。面对现代自由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浪潮，他们开始了反击。首先倡导回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是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他发出严厉警告，英美社会逐步抛弃经济自由的做法，将会损害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而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计划是强制的，因而是劣等的；而自由市场的竞争排除了来自权威的强制和独断，因而是优等的。
稍后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更加直接了当，在1970年推出了著名的弗里德曼原理（Friedman Doctrine）：商家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公司只对股东负责，而不对社会和公众负有任何责任。所谓有社会良心的商家是知识界的无知玩偶，只能伤害自由社会的基础。在其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弗里德曼悍然断言，关切社区而非利润的公司，会导致极权主义。
由于新政成功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在实践中对它的全面挑战一直到了1980年代，才在英美两国展开。罗斯福以后的几十年间，新政成果都基本在位，哪怕是共和党执政时期。不过，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在美英相继执政，弗里德曼受聘为经济顾问，讨伐新政的逆流掀起了滔天巨浪。
正如新政的基础是经济改革，里根倒行逆施的基本点也是经济改造。所谓里根经济学的主要理念有四个组成部分：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投资资本收益税，大幅减少乃至消除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和控制货币供应量。对比罗斯福的新政措施，里根经济学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行为，是对四大自由的严重挑战。里根两个任期后，美国的国民收入差距大幅拉开，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明显，国家债务增长了3倍。二战后美国国家债务与GDP比例逐步缩小的趋势，就此终结。
在种族主义问题上，继尼克松“南方战略”收编了原属民主党的南方保守派后，里根把共和党的“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发挥到了极致。在确定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后，他于1980年8月来到密西西比州的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发表了支持州权的演讲，意在获得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华莱士（George Wallace）支持者的选票。在一个三K党人16年前私刑处死3名民权活动者的城市，表明自己对州权的青睐，就是在向白人至上主义者致意。更有甚者，为了与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同一个层面上交谈，这位“最杰出的交流者”（Great Communicator）把南方流行的对非裔的蔑称“strapping young buck”（壮实的年轻公羊），改成“strapping young fellow”（壮实的年青家伙）后使用，描述领取救济的人。南方白人一听就知道，里根意指何人。（参见 Haney-Lopez）
里根的反动举措，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很快就在他的任期后触发了经济和社会危机。但是，由于共和党和保守派在里根时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四个民主党总统任期，都没有能彻底扭转美国社会的倒退势头。滚滚逆流终于在2016年把一个民主社会的作乱者，从泥沙碎石随处散布的沼泽滩头，涌推到政治大潮的风口浪尖。这位视人间法则于不顾的煽动家，丢弃“狗哨”，赤裸裸地抨击起“政治正确”来（参见 遐思客a），用直白的种族主义言辞，撩拨白人的种族情绪，以族群对立谋取选举利益。在经济领域，以一己私利为最高目标的商场玩家，承继里根以后共和党荒谬的“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用巨额国债来支撑大幅减税，劫贫济富。最后，在新冠病毒大传染的引爆下，一场经济危机席卷美国。在社会领域，崇尚弱肉强食精神的墨索里尼崇拜者（参见 遐思客c），在美国宪政体制的几乎所有具备漏洞的地带，向法治发起挑战，最终箭头直指美国制度的核心部分：选举。法西斯主义的狐狸尾巴翘动在世人眼前。
新千年的钟声刚落不久，美国现代自由主义不得不直面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现代自由主义的不懈进取
现代自由主义的哲学理论，已经由站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肩膀上的杜威和罗尔斯（John Rawls）奠定了。它的核心理念是，为寻求自由的个人提供平等和安全的社会保障；并对国家作用持中立立场，允许国家在宪政体制框架内合理干预社会运行。
面对前所未见的危机，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已经出台，和将要出台的法案和行政令，都显示了明确的新政风格。实质上，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新时代新政。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在帮助市场走上可持续的正当道路，缩小贫富差距，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服务，消除种族歧视。现代自由主义不仅在哲人的书斋里低声吟诵，也在社会的田野中奋力耕耘。
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由于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长期不懈努力，“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概念已经进入民主党主流。2016年，桑德斯在竞选中提出应该通过法案，规定＄15为每小时最低工资，并做了“医疗保险是人权而不是特权”的声明。但是这样的主张，就是在民主党内，都被认为过于极端。到了2020年，民主党主流赞同＄15为每小时最低工资的设想。总统拜登则声明，全民医疗保险是努力目标，手段是通过扩大可负担医疗保险覆盖面，逐步达到全体覆盖。桑德斯弥补了罗斯福新政在“福利国家”理念上的缺陷。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民主党已经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大体同步。
这就表明，现代自由主义在美国的选民支持率，过了半数。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加历久弥新，一是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今天，面临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激战的我们，可以对康德的名言做一番延伸阐释。现代自由主义，既是星汉里那颗指引社会方向的导航北斗，又是我们心目中束缚个人行为的律法准则。
它的绚烂光彩，永远是渴望自由的心灵咏叹思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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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得到志同道合的亲友们的审阅，特此由衷鸣谢！（作者遐思客曾专攻历史学，获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和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美国）。现在从事IT工作，业余时间喜好阅读文史哲书籍和思考历史问题。）
来源：美国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