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80年代先后任系主任和总支书记、多次保护过我和其他“言论出格”教师的冯已经去世六年多。在她去世前十来天，因为一位同事和朋友回国探亲，几人相约到华阳探望她。约好要去的，还有当时已经很高龄的老田头。大家一早就到了，她状态一如既往的好，陪我们茶叙、饭聚、散步，下午很晚才离开她家。十天后，噩耗传来：她因心梗离世。
记不清是那次聚会还是之前聚会闲聊中她说起曾不明原因摔倒过。得知噩耗当天在跟她儿子通话时，他告诉我心梗会导致不明原因跌倒。最后发病，也是在卫生间突然跌倒。送华阳医院，按骨折治疗。考虑华阳医疗条件有限，转院到离华阳最近的三甲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详细询问情况后，怀疑是心梗。经心内专家会诊判断确认了，于是做转科准备。医生嘱咐，发生过心梗后一周内是危险期。但周二发生第二次，抢救40分钟后醒了。依然跟医生、跟家人、正在成都的大儿子谈笑风生，还发微信给小儿子：手不方便，这段日子就不给你发微信了。周三再次发病，再次抢救过来……当晚，觉得自己挺好，执意不让大儿子和刚从外地赶回来的小儿子在医院看护。周四凌晨四点发病，再没救过来。从发病、按骨折治疗、转院、确诊、反复发作，到离世，一周多。
六年多过去了，我从川大毕业到民院，跟她接触的点点滴滴，至今难忘。几周前随校车去新都果香园，跟几位同事、朋友一起喝茶还聊起她。
初到系里时，系主任是老红军Y，没几年就退休了，冯接任系主任。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认为大学教师是自由职业，怎么授课、讲什么内容，按我自己的研究。还在老红军任系主任时，讲课内容就被打小报告，还好，她不同于知识分子，不知道人性、人道主义正是被污名化为“精神污染”大加批判的，在教室外悄悄听我讲课后，出于直觉，认可人性、人道主义。私下对人讲“讲的好嘛，没什么不对”。
接任Y的冯，讲授国际共运，她真诚信仰共产主义，对自己的专业有相当深入研究，虽然观点正统，但在这个方向讲得很有深度，为学生对现实的思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她为人正派，当发现所讲与现实反差太大，同时随着共运史上越来越多事披露出来，她愿意尊重事实，愿意重新思考。那些年，她努力了解思想界传播和酝酿的新观念，自己的观念在跟新观念碰撞中不知不觉间在发生变化，在研究和讲授中形成独到观点。老田头也是，对自己讲的一套很信，也很能讲，但“左”得要命。有一天兴冲冲拿他一篇《社会主义加速度发展》给我看，差点没把我给笑晕，然后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事变之后，这位过去入了地下团的“科社”信仰者经历了一番思想和情感的彻底变化。
那个时候，年轻教师大多争取入党。她和老田头希望我也申请。田知道我喜欢收集挂历中的世界名画，有次去串门，告诉我又有了，我催促赶快拿出来选。他提条件：你写申请，就都是你的了。我回一句：“我可不想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我的长子权！”他问：啥啥啥……。我说：自己猜！后来有次冯拿“红豆汤”“长子权”自嘲和开玩笑。我就知道，老田头告诉她了。
开始评职称了。学校觉得我有竞争力，决定推我到省里争取破格名额。通知我时，我很意外，但还是提供了包括著作、论文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事后知道，校学术委员会投票时，是冯的关键一票使我得以过半。送省里后，在几所大学送去争取文科破格的，只有我通过了。老田头私下告诉我：你到处得罪人，她为了不错过投票，放弃了一个重要学术会议。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谁是学术委员，也不知道她是，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人了。我想，可能因为直接从助教评高职，一些委员不大能接受。
那时，她经党内选举，已经是系总支书记。主持系里“政治学习”是苦差事。她对活动内容作了很大改善，但“政治学习”称谓洗脑意味浓厚，我很抗拒，表示只要叫这，就不参加。她觉得我过于任性，但认为不是没道理。也知道不止我一人反感“政治学习”提法。于是改成“主题研讨”，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我言无禁忌没少给她惹麻烦，总被打报告。被打报告的不止我一人。“主题研讨”会上大量“出格”发言，使得她经常被校党委叫去。为了保护教师，尽量跟校方周旋。
最严重一次是闻名遐迩那年春的一天。是三四月一次全系教师会上。会议刚开始，她说了处在那位置一个常规提法——“共产党员是先进分子”，我平时开会带本书和一叠卡片，只顾抄卡片，一般不发言，发言多半出格。那天话钻进耳里，腾一下站起来：哪里先进了？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信，我不信！”“现在申请的，哪个敢站起来拍胸口说‘是为了……而奋斗？’” “説先进，该自己内部会上说。”我一位同学也冲“先进”说会上发飙。特别是“上船分杯羹”说，我和同学惹恼很多人，她则又气又伤心。
第二天，我到教学楼上课正巧看见她骑车来校，很高兴喊了声“冯老师！”可她头一扭，不理我。我才意识到头天下午把她气哭了，还生我气呢。但很快到了清明，大事当前，不生我气了。
后来经历了19个月特殊处境，1991年回家，才知道那天事情闹大了。下午一散会，校党委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即通知她去党委。她很反对我们的发言，但校党委追究时，她态度如常，打掩护，做解释，保护了所有说“出格”话的教师。但第二天看见我时，气还没消。
那年大事件，还没到秋后，公民权利就遭遇清算。尽管只参加知识界的表达活动，跟学生活动没关系，但有司习惯了阴谋论思维，非要在学生背后找“出主意”的。其实学生中藏龙卧虎，哪里需要背后有什么人？但有司认定了有，第一目标自然是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不仅“一惯”而且还“系统”的“自由化”。多次交道后大失所望，指我“社会生活经验还不如中学生”，于是转而找我背后子虚乌有的人。冯一向保护教师和学生，又参加了一些签名，于是成了审查重点。可她承受着很大压力，决不说昧心话。有司询问，她始终实话实说，问到我，她说我缺心眼，“不会阴谋诡计”。有司立即接过话：“是的，肖……根本不懂我们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后来听她讲起这次对话，有司接过“不会阴谋诡计”回的那句话差点没把我给笑岔气。笑过之后，也知道这句话潜台词险恶：肖不懂“我们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你冯懂！
实际上，失去人身自由期间，专案组警察就想从我这里问她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各单位人人过关的恐怖气氛下，搞背靠背揭发，冯对我和其他言论出格教师的保护，使她处境险恶。她不违心地说对方想听的说，按对方逻辑就是不配合。结果后来受了党内处分，职务也撤消了。老田头也受到警告处分。
其实，冯对她的信仰感情很深，一直艰难而痛苦地在曾经深信不疑的理念中挣扎，我觉得她始终抱有幻想，希望通过改良还能回到“正途”。我知道她对我的观念很有保留，而且有根本性分歧。但她是可以使人跨越任何观念差异而希望与之保持长久友谊的人。
她去世后，我有时会想起她的信仰。我觉得，她一直在一种真正的终身学习中不断自我校正，观点上跟她的老校长谢韬越来越有相似处，对于她一直保持她的信仰。我很理解。
2006年，87岁高龄的谢韬写了在海内外掀起波澜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涉及的问题重大，谢老十分慎重，写出后陆续给很多人看过，征求意见。年底，老田头送来谢老文章，说谢老希望听听意见，约了四五个学界人几天后在冯家里见面。聚会前，我们都仔细读了文章。那一两年，跟谢老有几次近距离接触，知道谢韬实力深厚、勇气非凡，读后还是非常震撼。文章直击问题根源，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容延宕；直言不讳提出，制度好不好，不看自我标榜，靠事实说话。
但文章的意义并不在于把这些已有的共识表达出来，而是在深入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提出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抛弃了“共产主义目标”，抛弃了暴力革命，转而倡导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列宁崇奉暴力革命，其实继承的是布朗基主义衣钵，这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给中国的主义。斯大林比列宁更崇奉暴力，得其真传并发挥到极致的毛自称“马克思+秦始皇”，谢韬看来是“斯大林+秦始皇”。
对长期被污名化的第二国际，谢韬从理论、从历史真相以及通过对欧洲社民党前世今生的梳理，作了有力辩护。他重点介绍了北欧、特别是瑞典民主社会。一方面证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成功，另一方面跟我国现状对比。而我国跟这些国家之间的讽刺性反差过于刺眼。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看到谢老这些文字，再反观现实，都不能不发出疑问：跟人家比，有何资格谈“社会主义”？
文章引起在场每个人的震撼和共鸣，但都提出了不同意见，由于各自观点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些意见甚至很对立。几个小时，谢老一直非常仔细地倾听。冯长期从事国际共运研究，对谢老文章所涉问题、特别是第二国际及其现代后裔的发展情况非常熟悉，提出的见解很有价值。
谢老最后拿出去时，文章已经在不同场合、不同圈子传阅，已经听了各方意见、跟很多人进行了切磋。谢老的认真，令人感佩。
2007年，文章在炎黄春秋全文发表。掀起的波澜，就不说了。
对于冯，她的小儿子说了一句话：“妈这一辈子干干净净，最后走得也很利索。”我觉得，这是最适合她的一句话。她身上那种精神上的干净和大气，现在很难找了。
202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