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95岁高龄的中国艾滋病防治活动家、河南艾滋疫情“吹哨人”高耀洁医生溘然长逝。对她的报道和评论很多,我在此以自己的一些记忆和视角做些忆述,以缅怀这位伟大的中国中州女性。

    我最早听到她的名字,是2000年代初的收音机里。在当时舆论较为宽松、官媒较开明的时期,包括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一些媒体,都报道了她的事迹。她与黑箱政府抗争、为民呼喊的事迹与精神,让幼时的我心灵颇受震撼,对我价值观的塑造和人生选择影响甚深。

    高女士出生于山东省,不过她自12岁起直到2009年的约70年间,都是在河南省上学、工作、生活、抗争。我也是河南人,与高女士算是同乡。所以,我对于高女士更有亲近感,也对她致力终生的河南艾滋“血祸”事件,很是关注了解。

    1990-2000年代的中国,经济虽然迅速发展,但由于此前数十年战乱与政治运动的破坏,大多数国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而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农民,更是贫中之贫。我幼时就耳闻目睹家乡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生活仍然捉襟见肘(如一日三餐吃不上肉、连可换洗的衣服都没有的窘境,农村孩子上不起学也是平常事)。就这样,当时的农民还需要交农业税及相关苛捐杂税,负担沉重。在贫困与法治缺失下,官员腐败也很猖獗。

  河南“血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些河南官员勾结医疗机构,怂恿农民卖血挣钱,官医勾结倒卖血液,拿走绝大多数收益。而那时中国医疗条件同样差劣,共用输血器具让艾滋病毒交叉传染,大量农民染病。而毒品、性交易等问题也加剧了艾滋泛滥。一些村落男女老少整村染病,如后来被媒体报道而知名全国的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

   但在艾滋蔓延的当时,河南地方政府却如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对待任何当地丑闻一样,压制有关艾滋传染的信息传播,禁止受害的艾滋感染者维权,乃至将艾滋病人“圈禁”在“艾滋村”令其自生自灭。艾滋病患及其家人得不到起码的医疗和生活保障,成千上万的病死和自杀,勉强活着的也生不如死。而这种隐瞒也导致人们缺乏对艾滋病的了解和重视,更不知道如何预防和治疗,使得艾滋疫情进一步扩散,更多人染病和死去。

   这些身份大多数为河南农村村民的男女老少,可能会像几十年前因大饥荒死去的父辈们那样,像几百上千年历史上这块多灾多难土地上死于饥荒、洪灾旱灾、战乱的祖辈们那样,屈辱又沉默的死去,埋葬在黄土里,生死都是尘埃。甚至一些艾滋病人尤其女艾滋病人还背上了“卖淫者”、“得脏病死了”的骂名,遭受二次伤害,生前饱受歧视,死后还被侮辱。而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医护人员,普遍对这些熟视无睹,乃至一些人从肮脏的血液交易中赚的盆满钵满。即便有一些有良心的官员和医护,也选择沉默。

    正是在这时,在河南重点医院当医生的高耀洁女士,勇敢的站了出来,为那些无权无势、没有话语权、因政府腐败与诱引而卖血患病、却得不到起码救治反而饱受歧视打压的老百姓,四处奔波和发声。高耀洁女士作为医生,以其专业知识告知中国中央政府、世卫组织、中外媒体,河南的艾滋疫情有多么严重、艾滋病患者及其家人/遗孤多么绝望与无助、倾力投入并公开透明防治艾滋多么必要和迫在眉睫。

   但她遭到的阻力是巨大的。这个黑箱政权不允许有损害政权形象的、负面的信息传播,更不愿意承担诱使农民卖血导致染病、艾滋蔓延无法控制的责任。高女士被软禁、恐吓、骚扰,受尽不义对待。但她坚持不懈,绝不放弃发声。即便其家人朋友在压力下被迫离开她,她孤身一人也坚持抗争。严格说,也并不止高耀洁一人呼喊和抗争。同样是河南医生的王淑平女士,也站出来呼吁关注艾滋蔓延及政府渎职问题,也同样遭到迫害。但相对于沉默的绝大多数,高女士和王女士是孤独的。

  高女士的呐喊,终于让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一些有良知的中外人士开始帮助她,让她有了更多平台和更大声音。尤其是部分媒体界和法律界人士、政治异见群体,以及一些海外国际友人,对帮助高女士及促进艾滋问题的关注和解决,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相对于河南地方政府对艾滋疫情的隐瞒和压制,当时较为开明的中国中央政府,在高女士不断努力下,终于逐渐承认了河南艾滋问题的严重性及地方政府的渎职行为,派遣工作组调查艾滋病问题、救助艾滋病患者,并为艾滋病人去污名化。当时的国务委员、卫生部长吴仪女士,就为防治艾滋贡献良多。成千上万艾滋病人得到救治免于死亡,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和预防艾滋免于患病。而那些已死去的艾滋病人,也算得到一些告慰。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高女士所救的命难以计数,对中国艾滋防治功莫大焉。但她并没有得到政府善待,即便在中国政府承认了她所说的艾滋问题后,她仍然被当做“维稳对象”监视和骚扰,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又经历许多风波后,她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

   关于河南艾滋问题、高女士奔走呼号及受迫害的更具体情况,有许多报道,我不再赘言。

   高女士的这些作为,彰显的是当今中国最为稀缺又急需的几种品质和精神:求真、勇气、担当、同情心。在人们普遍精致利己、遍布谎言、冷漠无情的大环境里,做到这些正常社会里不难做到的事,是难上加难。高女士做到了,她像黑暗中的明灯,让昏黑的世道有了一点希望的光亮。万马齐喑的沉默,就是邪恶的帮凶。仗义执言的义人,胜过天使的美丽。

   距河南艾滋血祸事件已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大陆、河南中州,广阔土地上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各种苦难中。无论是新冠疫情及封城隔离政策,还是烂尾楼、水旱灾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都让人民饱受折磨。如今的中国,可谓千头万绪、百弊丛生,亟待变革。

   但可悲的是,人民继续的普遍沉默,国家政治和政策仍然不透明、媒体比血祸事件时更加缺位。面对不公不义,人们不愿意站出来,而是“各扫门前雪”,精致利己。尤其是有较高身份地位、掌握种种资源与话语权的社会精英,对公共事务冷淡、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极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环境的犬儒化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化。

   这令人心痛,但又无奈。而这也更加反映了高耀洁女士的伟大。英雄,就是在逆境中挺身而出者、为众人不敢为者、为天下苍生请命者。“大旱望云霓,国难思良将”,如今的中国更需要高耀洁女士这样的英雄。

  而英雄之外,更需要政治体制的改善、民主法治的健全、社会保障的提升。这些才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的根本。但在可见的中短期内,对于中国是否能开启变革、走出困境,我是很悲观的。

  高耀洁女士最近十多年虽居美国,却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和人民。她抵美时已年逾八旬,仍然不知疲倦的著述、演讲、与各界人士会谈,把呼吁世人关注和解决中国艾滋问题及中国官方各种隐瞒、渎职、腐败问题,当做生命中的第一要务。

    她家乡中原地区的亿万人民,这几十年来,乃至上千年里,经常被各种统治者和外来者侮辱践踏,没有权利与尊严,也被同胞鄙视厌弃。而饱经侮辱与损害的中原人民,很多自身也自暴自弃,如行尸走肉,得过且过、任人宰割。而她却没有去侮辱与厌弃,没有放弃和“恨国”,反而对受难者们格外关爱,像对待自己亲生骨肉那样对待家乡的人民。仅这一点,高女士就德行比天高、心灵比水净、爱国爱民之志比烈火还热诚。

   直到去世前夕,她仍然记挂着家乡的人民,在给朋友的信中,念念不忘那些因家人感染艾滋去世而成为孤儿的“艾滋病孤儿”,希望他们得到照料和健康成长。她在遗嘱中告诉人们,希望把她的骨灰撒入黄河之中。她从没有忘记祖国和家乡。

  高耀洁女士撰写的回忆录,也详细讲述了她历经民国建设、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中共建政、饥荒、文革、改革开放、邓江胡温时代更迭……的人生历程。她的忆述很珍贵,让那些或被尘封的或被扭曲的历史,展露出客观真实的面目。无论讲述民国文化教育发展与民风之善同时战乱的侵害,还是大饥荒和文革的惨酷给她及千千万万人带来的刻骨铭心,都让读者如在眼前,深受触动。她的人生,是一个世纪里国人苦难的纪录片,是中州儿女风采的活化石、是饱经风雨又坚韧不拔的中国女性的缩影和鉴证。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为家乡有这样一位巾帼英雄而自豪,也自愧不如高女士的勇敢、不及她的学术精深。她的事迹与人格,在我幼时就深深打动了我,我相信也必然感动了千千万万的国人世人。高耀洁女士的灵魂是不朽的,她的事迹与精神,将激励一代代炎黄子孙、中州儿女,为祖国的繁荣进步、大众的福祉,而奋斗与献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耀洁女士在防治艾滋的生涯中,整体上一直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和专业主义,并明确拒绝“中医治疗艾滋”等反科学/伪科学的医疗迷信行为,颇为值得称赞。虽然高女士在个别方面仍然不够完全专业(如反对使用安全套防治艾滋,就被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指出其有悖国际医疗共识),但整体上仍然是基于科学和专业,没有误入歧途。这在伪科学大行其道、各种官方与民间“治疗艾滋病”骗子横行的中国,是珍贵且不易的)

(今年8月和10月,我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示高耀洁女士事迹海报,呼吁世人关注中国防治艾滋、与黑箱政权作斗争的这位巾帼英雄)

作者 editor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