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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最高领袖产生的一般规则
苏共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是比较神秘的，但神秘背后也有一系列规矩可循。
首先，苏共前任最高领导人不实行指定接班人制度，但存在暗示接班人的做法。列宁在“政治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没有指定任何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只是评价了党内六名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希望全党能够注意到这些，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和稳定。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但他在接班人问题上有过强烈的暗示。他让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作总结报告就是证明。赫鲁晓夫晚年曾产生过退职的想法，他准备让时任克格勃主席的谢列平接任自己的职务。他甚至建议谢列平到列宁格勒担任一段时间的地方职务，经受锻炼，取得资历，然后再回到莫斯科承担重任。然而，谢列平没有看出赫鲁晓夫的一番苦心，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赫鲁晓夫还准备将中央书记科兹洛夫选为自己的接班人，遗憾的是此人身体欠佳，一病不起。赫鲁晓夫只好勉为其难地将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没想到勃氏会抢班夺权，成为赫氏的掘墓人。至于勃列日涅夫，他大力提拔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也是别有意图的，只是没注意到这二人身体都不争气。但是，苏共新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是不受长眠九泉之下的前领导人所左右的。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职位上调开，但斯大林却担任此职务长达31年。斯大林暗示马林科夫为自己的接班人，然而他死后半年，赫鲁晓夫却成了党中央第一书记，并大张旗鼓地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权力更替的关键点上，苏共新的最高领导人总是按照不规范的轨迹产生出来。
其次，苏共新的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竞争产生出来的。不过，这种夺取最高领导人的斗争不是公开进行的，而是在政见分歧的掩饰下进行的。在权力竞争中，谁占有通向权力之路的有利位置，谁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苏共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接班定律：执政的最高领袖年事已高或患病期间，是苏共最高权力更替的关键时刻。这个时期的人事安排富有特别意义。从把什么人安排到什么位置，就可以判断出谁将是苏共未来的最高领导人。
第一，苏共最高领袖总是从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领导人中产生的。这样的领导人并不多，一般只有三四名。可见，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书记是成为苏共最高领袖的两个必备条件。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于1964年7月调任中央书记，10月便取代赫鲁晓夫成为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原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安全委会主席，而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几个月他卸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调任中央书记，随后在勃氏去世后便成为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在同时兼任这两个职务的条件下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
第二，所谓“候补总书记”或者“第二总书记”的位置。在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领导人中，谁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谁就处于“候补总书记”位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和干部政策的中央书记的位置实际上就是“第二总书记”的位置。勃列日涅夫时期，苏斯洛夫去世后，由安德罗波夫占据这个位置。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分别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处于“第二总书记”的位置。
第三，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职务历来是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阶梯”。勃列日涅夫在任时，苏斯洛夫担任此职务，苏氏去世后，安德罗波夫继任此职；安德罗波夫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契尔年科担任此职；契尔年科当政后，戈尔巴乔夫接任此职。
美国苏联问题学者塞维林.比亚勒在1980年出版了他的《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一书，他在论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继承和苏联骨干的更替问题时指出：
苏联在过去60年的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狭义的继承，就是换了三个最高领导人。每次继承都带来了很深刻(尽管深刻程度并不相等)和重要的变化。一个新的第四次苏联的继承正在迅速来临，并且实际上可能已经开始。许多因素表明，这一临近的继承极有可能同上次1964年10月罢黜赫鲁晓夫之后的继承同样重要，甚至可能同斯大林去世以后的那次继承同样重要。
许多苏联问题分析家不约而同地把“继承”这一术语同“斗争”和“危机”这二个词联系在一起。斯大林之后，更不用说列宁之后，这二者的联系无疑都得到了证实。斯大林去世后，在领导集团和政治骨干内部出现了削弱实力的、很激烈的权力和政策的分歧和斗争时期，并且造成了制度上本质和方向的深刻危机。不过，赫鲁晓夫之后的继承格局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那场密谋和他被免职这一事实可以被说成是一个危机。但是，在随之而来的继承中，权力和政策方面的分歧和冲突尽管明显地存在，却并没有超出“正常”水平，并很容易就被这一制度吸收了。而且这种分歧和冲突也没有对制度的运转产生明显的、重大的破坏性影响。不管你怎样运用想象，也不能把这种分歧和冲突称之为制度性的，或深刻的领导危机。
赫鲁晓夫统治的最后几年，比之他下台后的那段时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权力斗争和政策之争，以及对制度运转的更大的破坏，出现了一个危机局面。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赫鲁晓夫之后的继承缺乏戏剧性，看上去相对来说平稳一些，就小看这一继承的重要性及其对制度的影响，那就错了。尽管它没有重复以前历次继承出现的“斗争”和“危机”，但还是对制度运转的深刻变化起了触发和催化作用。
很可能即将到来的继承仍会缺乏激烈冲突的戏剧性，缺乏制度性危机的因素。毕竟苏联在最近15年内，已经演进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和可治理的政体，一座庞大的、例行运转的官僚大厦，它有深厚的社会根基，有既定的政治惯例发挥着强大的缓冲作用，消除冲突，并且在行政管理上具有防止分裂和瓦解的特长。不过我们还是必须指出，即将到来的继承不管会显示出什么特点，它一定会在关键的八十年代影响这个国家的结构和国内外政策。
比亚勒的预言仅仅在五年之后就在苏联成为现实了: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发动改革，逐渐改变了苏联国家的结构和国内外政策。
苏共最高领袖产生的程序
当苏共前任总书记去世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确立总书记人选。每一个政治局委员都有权提名。总书记人选确立后，再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指派一名有威望的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全会上提名新的总书记人选。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此项人选是经过政治局认真讨论通过后，向中央全会提出的。中央全会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新当选的中央总书记发表简短的施政演说。赫鲁晓夫下台也基本符合这个程序，先是倒赫派秘密串联，随后突然召开中央主席团(政治局)会议，迫使赫鲁晓夫同意辞职，然后再召开中央全会，通过既定事实。由此可见，苏共中央总书记产生的关键环节，不在于中央全会，而在于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有提名权，中央全会只有表决权和通过权。但也有例外，1957年6月，莫洛托夫等人在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占大多数，企图罢免赫鲁晓夫，然而，随之召开的中央全会扭转了局面，罢免了莫洛托夫等人。
在许多人的意识中，戈尔巴乔夫的上台颇为顺利，一切按既有程序进行，没有什么争斗。然而，真相是这样吗？1998年，俄罗斯作家尼古拉.津科维奇在《权力与争斗》一书中，以《戈尔巴乔夫有过竞争对手吗？》为题，用档案文件为依据，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真相。下面，节选此文段落，以飨读者：
《绝密。惟一的一份。工作记录》
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乌斯基诺维奇•契尔年科在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中心临床医院去世。
到他办公室里来取文件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都惊呆了。所有的一切都说明，这里的主人病情极度恶化。在总书记的私人保险柜里，人们没有发现秘密文件，却发现了几叠钱。写字台的抽屉里也放满了钱。……
在讨论即将举行的葬礼程序时，党内元老们毫不怀疑，又一个时代湮灭在俄罗斯的历史深处。一颗新星正在升起，这颗新星注定将为这个时代画上一个硕大的句号。
但在当时，即使是最大胆的人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年迈睿智的政治局委员还是年轻的中央书记，都为戈尔巴乔夫唱过赞歌。在神秘的政治局档案室里，保存着一份封面标有“机密。惟一的一份。工作记录”的文件，它在不久前刚刚解密。这份文件使我们了解到政治局讨论总书记候选人人选时的情况。
从形式上看，这一人选是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选举出来的。只有二十八大改变了多年的传统——总书记及其副手是在代表大会上产生的。实际上，一切都是由政治局决定的。克里姆林宫11位最难以接近、最神秘的大人物从自己人当中推选出了一位杰出的列宁主义者。
在（克里姆林宫主任医生）恰佐夫通报了契尔年科去世的病情诊断后，大家开始讨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问题。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第一个发言: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当你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时，你一定会想到米•谢•戈尔巴乔夫。依我看，这一定会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
为了说明自己所提建议的理由，这位党内最老的元老指出了他所推举的候选人的主要特点：戈尔巴乔夫有旺盛的工作精力，有把一切做得更多更好的追求。第二，戈尔巴乔夫从来不把个人权益放在首位，他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三，戈尔巴乔夫具有丰富的党内工作经验。
政府总理吉洪诺夫说：“我的意见是毫无保留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合适人选。”
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说：“我们今天要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这里指的是继承党的事业和保持党内领导层的连续性问题。中央总书记负责组织中央委员会工作。因此，担任这一职务的应当是能够符合高标准要求的人。”
他的这番话完全符合民间所流传的他是戈尔巴乔夫主要竞争者对手的角色。在发表继承党的事业、保持党内领导层连续性的具有预见性的发言时，格里申仿佛早已料到了一切。难道他真的预见到什么了吗？
但他也同样是用高调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依我看，戈尔巴乔夫最符合中央总书记的标准。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农学院经济系，有丰富的党内工作经验。因此，我认为，除了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外，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提议。至于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地支持他……”
从文件上看，罗曼诺夫也谈到了保持党内领导层的连续性问题。但是，与民间所流传的罗曼诺夫是戈尔巴乔夫竞争对手的传说不同，在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上找不到能够证实该传说的丝毫证据。相反，罗曼诺夫宣称，戈尔巴乔夫是他们当中能够确保党内领导层连续性的惟一人选。
库纳耶夫：“不论这里如何讨论，哈萨克斯坦的CP员们将同意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巴纳马列夫：“对于这一职位来说，个人的理论修养、坚定的思想信念及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具备这些素质……”
库兹涅佐夫：“我完全拥护今天政治局会议作出的提议……我们祝愿戈尔巴乔夫取得成功……”
杰米契夫：“我相信，我们今天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至于年轻的党内领导层成员，他们也都发出了同样抑扬顿挫的歌唱——简直就是一群歌喉响亮的夜莺。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无疑具有政治活动家的所有优点……推举他为总书记，将唤起我国人民的自豪感，提高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威望。”
雷日科夫：“我认为，我们今天作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非常了解经济问题。这对于苏共中央总书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永远都是您的助手。”
多尔吉赫：“我完全赞同同志们推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我们大家一致认为，他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更肩负着未来……”
索洛缅采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济米亚宁、戈比丹诺夫、罗萨科夫也做了同样的发言。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为总书记的集体画像添上了自己的一笔。有的指出了他“擅长分析，具有机敏的头脑”，有的指出他具有“丰富而全面的经验”，还有的则指出了他的“谦虚和朴实”。
在听完了歌唱自己的颂歌后，戈尔巴乔夫说，他以非常激动和不安的感情来接受这些话。他指出：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是——政治局会议是在团结的气氛中举行的。
“我们不需要改变党的方针路线，”戈尔巴乔夫说，“这一路线是惟一正确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方针路线。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尽一切努力，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地搞好我们的工作……”
大家感到奇怪了吧？感到失望了吧？结果，不曾有过争夺总书记职位的任何斗争！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会议，原来也是在统一和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的。那么，人们对于似乎能够接替去世的契尔年科位子的格里申和罗曼诺夫的议论是从何而来的？1988年，利加乔夫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讲到的激烈斗争又是怎么一回事？
从这一绝密文件上来看，政治局会议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果真如此吗？
从此以后请别再相信文件
俄罗斯人向来习惯于虔诚地相信文件，特别是档案文件。如果文件上注有“机密”的字样，并且标注着是惟一的一份，而且涉及到的又是与克里姆林宫权力更迭有关的转折性关头——那简直能让他们信服得五体投地！
但世界上不曾有过绝对客观的文件。文件也是人写出来的，而且经常要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
听完了战友们的发言后，戈尔巴乔夫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情况进行了总结：“到会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都在这里发表了意见。据我理解，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参加30分钟后将要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向全会提出我们的一致建议。”
“30分钟后将要召开……” 请大家注意这一细节。它证明，政治局会议是在召开中央全会半小时前举行的。文件上标注着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日期——1985年3月11日。
“好的。”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们赞同戈尔巴乔夫的结束语。
“考虑到阿•葛罗米柯今天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我们可以委托他把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提议提交到苏共中央全会上进行审议。”戈尔巴乔夫说。
于是，会议工作记录又记下了与会者表示赞成的叫喊声：“好的，可以委托葛罗米柯。”
在通过了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后，大家转入讨论第二个问题——关于召开苏共中央临时全会的问题。工作记录中，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这样的：
“有人提议于1985年3月11日召开苏共中央临时全会。全会将审议一个问题——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做：在全会召开前，我们先研究一下所有的预备问题。而在17时，我们将在中央全会会议厅召开全会。到那个时候，我想，所有参加全会的人都能到达莫斯科。”
大家看出点什么了吧？如果政治局会议是在3月11日举行的——文件上注明的也正是这一日期，那么，怎么能提议临时中央全会也在3月11日召开呢？他建议在剩下的半个小时里研究所有的预备问题。他还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即在30分钟内，所有的与会者都能来到莫斯科。
这里显然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在讨论第三个问题——契尔年科葬礼的问题时，这种荒诞的感觉就更为明显。文件中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下面所说的一段话:
“建议于3月11日14时通过电视和电台播送通告。3月12日在报刊上刊登……”
细心的读者会问，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在3月11日16:30才开始讨论的话，戈尔巴乔夫怎么能够定于14时向全国通报国家元首去世的消息？
那么，怎么能够出现这种事情呢？答案只有一个：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而且是在不同的时间开的。但是文件却只整理了一份。仓促中，编写文件的人没有注意到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和其他荒唐之处。
这就是说，还是隐瞒了一些东西，还是有过交锋？而这份像糖浆一样甜蜜的工作记录只是为历史、为后人准备的：瞧，它说，还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如此热爱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热爱这位惟一的、无与伦比的总书记候选人。
上述苏共政治局会议记录的内容对于红色中国的国民来说应该并不陌生。特别是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回忆起当年“四人帮”与周、邓的争斗，更是感到彼此彼此。这种寡头政治领导更替在表面上给人以平静顺利之感，实则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其中的内幕大都不为外人所知。这种表面看起来一团和气的原因，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最高领导层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周密考虑的政策，并且这项政策能得到其追随者的遵循。这项不成文而成惯例的政策之所以能持续推行，主要是由于下述原因：领导人都喜欢看到周围都是自己熟悉的面孔。由于核心领导集团的同一性和紧密性，在苏联的条件下，精英阶层中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人，几乎不可能改变或修正它。
这就是政治局文件出纰漏的根本原因。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