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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2）
阿夫托尔哈诺夫对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真正目的用具体的事实陈述如下: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意见，说斯大林之所以采取清洗的方法只是由于基洛夫于1934年12月被害。这样，斯大林的大清洗被描写成是针对杀害基洛夫这一恐怖行动而采取的反恐怖行为。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我关于斯大林的“规划政策”的断言就会显得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是，事实有利于“规划政策”这一说法。因此，赫鲁晓夫断言，斯大林只是在党的十七大(1934年)之后才走上了在党内采取搞恐怖行动的道路，是不能说服人的。
从1925年起，定期进行总清洗的方法，已成了斯大林借以建立和巩固迄今仍然存在的党的寡头统治体制的基本武器。清洗成了不仅迫害党内真正的反对派，而且也迫害党内和人民中潜在的反对派的万能手段。清洗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有思考能力的党。只有通过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党内各种各样有批判头脑的共产党员才能达到这一点。有批判头脑的人恰好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和在革命之间，在国内战争之前和国内战争期间加入党的那些人。这些人在斯大林当上党的总书记之前就成了党员，对于斯大林来说，他们是他走向个人独裁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们中的许多人直到生命终止时仍然是有思想的人。正因为如此，对于斯大林来说，他们是危险的。这涉及党的上层。但是党的成千上万基层群众也表现出了某种不听话的现象。党的基层群众开始提心吊胆地和批判地看待斯大林迫害自己的上层对手这件事。因此，党的清洗既是针对党内持反对立场的上层，又是针对党内基层群众中潜在的反对派的。
清洗的情况如下:
第一次——清洗大学和机关党组织——1925年；
第二次——清洗农村党组织——1926年；
第三次——总清洗——1929年至1930年；
第四次——总清洗——1933年；
第五次——总清洗，形式是“更换党证”——1935年至1936年。
第六次——对党、军队、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大清洗”——1936年至1939年。
每一次新的清洗总是伴之以从党内开除一大批党员。在每次清洗之后立即宣布吸收一批人入党，不过只吸收无保留地奉斯大林为伟大领袖、把他的寡头统治视为真正的党的那些人。
是否能用事实和文件来证明，斯大林的清洗不仅是为了消灭党内事实上的反对派，而且还为了警告任何潜在的反对派？是否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清洗归根结蒂和主要是为了:
第一，消灭列宁的党；第二，建立斯大林的新党。
甚至我们能够得到用来分析的那些文件也证明，情况就是如此。
让我们看看这些文件。
1928年11月，中央全会根据莫洛托夫作的《关于吸收工人和调整党的发展》的报告，决定同时开展两个运动: 一、吸收新党员，
二、清洗老党员。
这项决议说: “一、力争不迟于1930年年底，使党的半数成员是来自生产的工人……五、审查和把异己分子清除出党的工作……应当更加坚决得多和更加系统得多地进行。”
斯大林需要来自生产，而不是来自政治的“工人”。他需要的是参加投票的工人，而不需要有头脑的工人。有头脑的工人，列宁培养出来的CP老干部被列为“异己分子”，遭受“更加坚决和更加系统”的清洗。
斯大林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党政实际上的一把手，从1930年代中期起成为党和国家全权独断专行者，是苏联历次政治清洗运动的策划者、发动者和最高决策者。大清洗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属于斯大林的专利。在他的名言“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论断下，苏联从1925年到1952年，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戕害了千百万人。这笔账在俄罗斯已经得到清算，笔者将另外撰文阐述此事。下面评论斯大林之后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斗争方式上的变化。
赫鲁晓夫的党内斗争方式
这是一种从暴力走向非暴力的大批判斗争方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清除贝利亚的斗争中动用了军队力量，有效地制服了贝利亚的克格勃机构的极端力量。从此，克格勃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局面和恐怖时代结束了。赫鲁晓夫用一种强制力量制服另一种强制力量，使苏联政治走向新道路，社会走向新生活。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党内斗争不再引入强制力量。只有一次例外。
赫鲁晓夫在党内斗争多次使用了舆论大批判方式。在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后，他在全国发起一场大批判热潮，猛烈批判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罪行”，把批判“反党集团”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结合起来，旨在把莫洛托夫等人在政治上批倒批臭。
赫鲁晓夫给反对派扣上“反党”的帽子，表明他还没有彻底摆脱斯大林在政治上搞垮政治对手的作风。但是，赫鲁晓夫却完全抛弃了斯大林那一套极端的做法。他没有把莫洛托夫等人流放或驱逐出国，更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或从肉体上消灭，而是给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权利。这是苏共党内斗争由残酷无情向文明进步迈进的重要步骤。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罗依.麦德维杰夫1982年出版了他的《赫鲁晓夫传》，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在处理与国内政治同事的关系上，他在长时间内同样是圆通自如的。他接班继任于斯大林去世之后。斯大林根本不想为自己身后的接班人问题操心费神，他显然以为自己会长命百岁。结果在他撒手尘世之际便出现了一场尖锐的权力之争。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最终获胜，脱颖而出，表明他自己不但敢于同贝利亚这样可怕的对手进行较量，而且还能够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这一班似乎在政治上比他更为精明的权力竞争对手一齐赶下了台。
麦德维杰夫在该书第十一章《六月全会: 第一场宫廷革命》中叙述了赫鲁晓夫是怎样转危为安，把莫洛托夫等人赶下台的:
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这次会议非比往常，持续了三天，克里姆林宫卫队也增岗加哨。在所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弗.科兹洛夫(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一人缺席。会议开始后，一连串的指责落在了赫鲁晓夫头上。主要是批评他在经济工作中搞“唯意志论”，而且一意孤行。但是，在赫鲁晓夫这些对手的心目中肯定会认为，他对斯大林问题揭露过了头，全面损害了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这一运动本身的威望，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不过他们没有公开说出来。换言之，争论的焦点在于应当重新考虑二十大的所有决定和这次大会上同意采取的国内外方针。赫鲁晓夫的对手们由于指望着轻而易举即可大获全胜，因而预先就讨论过如何处理赫鲁晓夫本人的问题。如果他承认错误，可以给他一个较低的官职(农业部长)，否则不排除逮捕他的可能性。听任他下台后自由自在也许是危险的，因为在大多数人民心中，而且在构成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的各地州委书记当中，赫鲁晓夫还深孚众望。中央主席团打算选举莫洛托夫出任第一书记，取代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则断然拒绝所有对他的指控。他为自己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的所作所为大加辩解，并提出自己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得到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的有力支持。居多数的七位主席团委员则发言反对他，他们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虽然所有主席团候补委员也支持赫鲁晓夫，但他们只能以咨询身份参加主席团会议。出人意料的是，在长时间讨论的过程中，谢皮洛夫改变了立场站到了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一边。
最后，主席团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拒绝服从这个决定。他声明，自己是被中央全会而不是中央主席团选到这个位置上的，现在只有中央全会才能把他调离这一职位。因此，他要求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中央主席团驳回了这一建议，但是莫洛托夫一卡冈诺维奇集团并未能把主席团这项决定付诸实施；他们过于相信主席团多数人通过的一项正式决定。早在1953年斯大林尸骨未寒之际，一个由15人组成的集团就在他的坟墓旁解决了有关权力分配的问题。但这次历史却没有重演。此外，(以朱可夫为代表的)军队和(以谢罗夫为代表的)克格勃仍对赫鲁晓夫矢志不渝，因此，以武力逮捕赫鲁晓夫的应急计划也付之东流。
赫鲁晓夫的命运被他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消息传到了某些中央委员那里，其中就有谢罗夫。他们马上通知科兹洛夫，他随即同一批中央委员由列宁格勒赶到了莫斯科。他们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但主席团却驳回了这一要求，甚至拒不会见这些提出要求的人。接着，后者又向主席团递交了一式正式的请求信。其中写道: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已经得知中央主席团正在不断开会的消息。我们也知道，你们正在讨论有关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领导机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党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参加，是不能决定的。对我们党的领导问题，我们中央委员会委员不能漠不关心。”
这封请求信没有起作用，然而聚集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人数却在不断增加。他们有的是从附近各州驱车前来的，有的则是从边远的州府和共和国飞到首都的。克里姆林宫卫队是由谢罗夫指挥的，以他为首的一个中央委员代表团破门而入直抵一间办公室，里面正在举行主席团会议；他们再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主席团的多数派认为赫鲁晓夫实际上已经被革职，因此决定派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来与代表团会面。赫鲁晓夫则坚持认为他也应当参加谈话，随后米高扬陪着他一起出来了。
起初，双方一会面举止都很粗暴。伏罗希洛夫对谢罗夫破口大骂，谢罗夫则以骂对骂毫不示弱，接着又揪住伏罗希洛夫的衣领威胁说，如果主席团反对举行中央全会，那中央委员们将无需批准自行召开。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现已在莫斯科，他们不会允许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由主席团对党的领导问题独断专行。结果主席团被迫同意举行中央全会。当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后，中央委员会中占压倒多数的成员都表示支持赫鲁晓夫。
这次会议从6月22日开到29日。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题为《关于党内形势》的报告。莫洛托夫也得到了一个发表讲话的机会以详尽阐发他的观点。全会上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支持赫鲁晓夫(以前的对手眼下也转到多数人那边去了)。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登台发言表示悔过，马林科夫在发言中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当全会对有关决议投票通过时，只有莫洛托夫一票弃权。他这个集团里其他人都投票赞成了这个谴责他们自己行为的决议。
7月4日，报刊上发表了全会决议和有关全会工作的简讯。决议提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但对参加这一集团的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以及其他人则只字未提。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还是中央主席团委员，其他职务也未变动；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则被解除党内任职，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也未入选已增至15人的新的中央主席团。7月29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也被撤消，谢皮洛夫外交部长职务由葛罗米柯接任。
据赫鲁晓夫说，这次中央全会的两天之后，卡冈诺维奇曾给他打过电话。两人的对话如下:
“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你已经多年了。我恳求你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待人民(敌人)的那种方式来处理我。”
“卡冈诺维奇同志，你的话再次证实，你曾想用怎样的办法来实现你那些卑鄙的目的。你们想使国家倒退到个人崇拜时期所存在的那些秩序中。你们想要屠杀人民。你以小人之心去度他人之腹。但你们却错了。我们坚决遵循列宁主义的准则，并将继续如此。如果你们能像所有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工作的话，你们会得到工作，也可以安心工作和生活。”
赫鲁晓夫遵守了诺言。这个派别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莫洛托夫被外放驻蒙古大使；马林科夫下放为一个大发电厂的厂长；卡冈诺维奇担任一家企业的经理；谢皮洛夫则去了一所高校任教师。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被免去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以赫鲁晓夫获胜而告终。然而，赫氏不是斯大林，他没有把反对派赶尽杀绝，而是运用了高超的政治策略和斗争手法。虽然中央主席团11人有7人反对他，但他明智地只揪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而暂时放过了其他反对者。这样免得给外界造成赫氏在主席团处于孤立地位的印象；而且七个主席团委员和一个候补委员突然同时被撤换，可能会给人以发生政治危机，或者赫氏搞了政变的感觉。
勃列日涅夫的党内斗争方式
这也是一种非暴力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比较和缓的党内斗争方式。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党内分歧非公开化，斗争方式和手段较为隐蔽，分歧多是通过转弯抹角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二个特点是“冷处理”方式。勃列日涅夫对较为激烈的党内斗争不主张采用公开分歧、激烈辩论的方式解决，而是采取“冷处理”方式，给斗争“降温”，使党内斗争趋于缓和。
第三个特点是“麦秸”方式。勃列日涅夫在把政治对手从台上推下时，往往给对手在台下铺上一层麦秸，以免摔得过重，让对手“软着陆”。例如，1967年6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关于苏联对以色列的政策问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在会上激烈地批评了政治局在处理近东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近东的这场“六日战争”使苏联国内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都有所增加，而党却没有对整个民族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在国内民族关系复杂化并在有些地方发展到冲突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却视而不见，假装一切正常。不管叶氏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批评，同时得罪了苏联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于是，全会的第二天，他便主动找勃列日涅夫，要求辞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要求给他安排别的工作。四个月后，叶氏被任命为苏联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副部长。又过了八个月，他成了苏联驻丹麦大使。当时勃列日涅夫亲自打电话，对此表示遗憾，并询问对方有什么困难，甚至答应为叶氏女儿解决住房问题。这种“麦秸”方式是一种缓冲的斗争方式。
第四个特点是这时期不再给斗争失败者扣上政治帽子。“反党”、“反人民”、“人民的敌人”等字眼不再出现在反对者的头上。
第五个特点是对反对者的处理有独到之处，或者明升暗降，或者是派到国外当大使，或者以“健康”为由迫使其退休，不再使用斯大林式的暴力极端措施和赫鲁晓夫式的把对政治对手开除出党的党内非常措施。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党内斗争不再出现一个“反党集团”，也不曾因党内斗争而死一个人。
戈尔巴乔夫的党内斗争方式
戈尔巴乔夫重视运用辩论方式，主张采取平等辩论原则，强调在党内争论中不要带有个人偏见和感情色彩。在“公开性”原则下，苏共内部辩论十分激烈，对持不同政治主张见解的人，不扣帽子，从轻进行组织处理。如1987年10月“叶利钦事件”出现后，戈尔巴乔夫仍任命叶利钦为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这在以前是很难想像的。
政治活动具有一定的平衡性。这种平衡性是由各种政治因素的作用形成的暂时稳定态势。但政治因素不仅具有惰性，而且还具有活跃的特性。一旦活跃的政治因素积极地发挥作用，就会导致原有的政治平衡状态的消失，形成一系列的动荡和裂变。这些动荡和裂变达刭一定程度后，又会形成新的稳定态势。苏联在改革伊始时的政治趋势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叶利钦事件”引发苏共中央决策层的动荡。动荡是以一系列政治反应表现出来的。但是，当时这种政治动荡对最高领导人并不具有危险性。戈尔巴乔夫迅速地采取了保护自己的措施，稳健地控制着政治局势。对于叶利钦来说，这个事件最直接的消极后果就是失去了高官位子。同时，人们普遍对叶利钦的政治能力表示怀疑。当时，许多人认为叶利钦是一位不成熟的政治家，将会成为苏联改革连续剧中的次要角色匆匆而过。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多年来苏共党内生活处于不透明状态，“叶利钦事件”具有爆炸性和戏剧性，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的含义。此事为叶利钦在苏联乃至全世界免费做了政治广告。叶利钦由一位不出名的苏共高官一下子变成了苏联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成了苏联反潮流的代表人物。这种政治地位具有历史性，而这种具有历史性的政治地位赋予叶利钦以非同寻常的感召力。但是，叶利钦还需要特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发挥独特的超乎寻常的政治作用。如果在斯大林独裁专制的情况下，他的行为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的环境下他就会成为一面旗帜，尤其是高层决策失误越多，他的威望就越高，其积聚起来的政治能量就越大。由此看来，政治活动的无穷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和意外性。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