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30）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3）
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政治学教授塞维林•比亚勒出版了他的新著《苏联的稳定和变迁》。该书在美国学术界乃至决策者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者以比较客观和现实的态度，力图联系历史变革和国际斗争的背景，全面地考察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试图摸清苏联的强大和虚弱之处。
当时他就指出: “勃列日涅夫时代很可能要以一个成就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过去无法匹敌、而且在可能预见的将来也无法匹敌的时代，载入苏联史册。” 他认为，这个时代是苏联历史上政治最稳定的时期。它巩固和加强了工业大国的地位，军事上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均势。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有迅速的提高。
作者在分析苏联政治稳定的因素时，还阐述了有助于社会稳定们各种社会进程；涉及到苏联社会人心思定、政策放宽、体制改革、消费基金比例的提高、农业的优先发展，干部的专业化、知识化，科技革命，社会科学管理等等。同时也指出经济效益差、技术落后等消极因素的影响。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农业上的得失，干部选拔，社会流动和民族问题，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分析和见解。
作者还分析了苏联对外关系上的成败对其稳定的影响，苏联对外扩张的势头和限制；分析了苏联关于当前国际局势的观点和苏联对外政策的趋势；指出“苏联军事实力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资源的不平衡”；侧重谈到了苏联的苏美中心论、军事因素的作用及其关于缓和的观点等。
该书篇幅不算长，但还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它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论点，对于研究苏联的兴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值得借鉴。下面摘录部分内容并加以述评，让读者能从中思考探究红色帝国兴亡的前因后果。同时对Z国的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该书的第二部分是《苏联政治稳定的性质和程度》。分为四章，第四章是《稳定: 几点分析》:
在作一般概念的分析时，或在研究衡量特定国家或制度的政治稳定的程度时，最通常使用的标准有如下几个: 消极的标志是没有暴力、没有机构变革、没有强烈的反对现行制度的政治运动；积极的标志是政府的长期存在、宪法的持续、决策的有效，以及合法性的拥有；所有这些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认为是对制度的积极接受和支持。
一个政治上稳定的国家不一定同时在社会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是稳定的。政治领导集团的不稳定也不一定表现为总的政治不稳定。
在谋求弄清稳定的条件时，出现了不少号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稳定的理论。其中有一个理论值得专门引述，因为它最直接地论及了苏联的情况。(这里我认为对中国的情况也适用。)
1962年4月，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教授就“独裁统治的稳定性”发表了一番渊博的讲演。他列举了一系列条件。(他认为)一旦这些条件不具备就将“造成或可能造成一种形势，使现代独裁统治受到分崩离析的威胁，或可能有突然覆亡的危险”。
(这些条件是)
第一，要维持一种持久的紧张急迫状况。
A.要有国内外的敌人，如果没有就制造这样的敌人；
B.要驱使本国国民承担艰巨繁重的任务，使他们受到福利标准的强大压力或者至少使他们感到不拼命干就会大大妨碍这些标准得以改善的强大压力。
第二，要不停地运用独裁政权。
第三，要把独裁者的形象塑造成一个超级智慧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的化身。
第四，要利用一套所谓不变的和无法改变的价值标准体系，用这套体系来证明独裁统治的行动是正当的(其中也许包括坚持一种最终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后，就会使独裁不必要了。但是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现在活着的这一代人仍能见到的这段时间内，还要不断保持这种独裁)。
第五，要禁止任何背离这些价值标准和信仰的表现，同时采用威胁和镇压行动。
今天，人们可以更加肯定，要么是格申龙克的“稳定条件”出了什么毛病，要么是苏联的政权已经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过程，修正了它的稳定条件。格申龙克的稳定条件很好地描绘了苏联发展的改造(以及在国际上处于防御的)阶段，但是似乎不大能适用于它的“成熟的”和“已确立的”阶段。
在集中研究像苏联今天这样“成熟的”CP政权的稳定条件的理论中，或者在能够导引出这些稳定条件的理论中，综合得最完整最清晰的要算是塞缪尔•亨廷顿和克莱门特•穆尔了。他们的结论可以概括成这样: 已经确立了的一党制制度的稳定条件，是同这个党能保持自己作为唯一的合法性的泉源的能力是相等的。这转过来又要求政治骨干能够同化技术管理骨干，能够集合和仲裁集闭利益，能够抵销具有批判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能够动员人民大众朝党的目标前进。
本章分析所根据的有关稳定条件的总的论据大体如下:
一、苏联政界显示出防止其他社会领域的不稳定条件转化为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很高的能力——这将指明，作为政治稳定的突出条件，政治因素比社会因素具有更大的分量。
二、苏联的经验说明，政治骨干内部的关系及政治骨干同其他社会骨干之间的关系，在影响政治稳定上，比起政治骨干同其他骨干以及政治公众和一般公众之间的关系来，是占最主要地位的。
三、就稳定条件而言，在苏联的条件下，顺从的类型和程度比支持的类型和程度更为重要。用阿.埃茨俄尼的话说就是，苏联的“领导机构像是为了在崎岖的道路上奔驰而造的吉普车；它们被造成了能以较少的支撑来装运较重的货物的车子”。
四、苏联的政治制度表明，特定政策对于政治稳定比民众内部的一般化支持更加重要，政策就是针对民众的，政策的潜在影响和民众关系最大。
五、在苏联的制度里，就政治稳定而言，实质上的支持比程序上的支持更加重要，即比政治骨干和其他骨干以及一般行政机构在制定政策时所提供的程序上的支持更加重要。
六、对苏联政治稳定来说，动员一致比形成一致更为重要。所谓动员一致，就是把社会范围的看法从统治的上层传达到下层成员以减少他们之间的分歧的过程。所谓形成一致，是指把一个社会单位成员们的看法向上转达给统治上层使他们中间的分歧减少的过程。
七、最后人们应该强调，政治骨干和其他骨干中间的设想的一致对苏联的政治稳定来说，比以职能为基础的各种不同设想的协调更为重要。骨干们设想的一致是指形成他们对世界和对他们自己的观点所根据的背景材料的那些设想的一致。
上面的论述主要是针对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稳定”而言的。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苏联历史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苏联社会的消极面方面，忽略了苏联也有积极性的一面。比亚勒的小册子则将苏联“稳定”的一面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苏联为什么会持续存在七十多年。他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各个方面客观地介绍给读者，让大家对苏联这头“大象”能有全面的了解。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长达18年之久(1964一1982年)，占整个苏联历史的近四分之一，比列宁(1917一1924年)，赫鲁晓夫(1953一1964年)和戈尔巴乔夫(1985一1991年)执政时期都长得多，仅次于斯大林时期(1924一1953年)。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军事实力则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比其他各个时期都高。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桎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有利的时机，未能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就使得苏联这个世界老二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在各个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所以，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8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剖析这一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揭示后来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官方在1960一70年代曾经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认为苏联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1980年代以后，这样的说法已经逐渐消失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另一个概括是说这是一个“停滞”时期。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来的。所谓“停滞”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勃氏执政后期，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日趋僵化，教条主义日趋发展，各级领导部门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官僚主义之风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和党内外缺乏民主气氛等等，确实使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停滞。但是，如果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整个时期都说成是“停滞”时期，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都说成是处于“停滞”状态，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以无可辩驳的数据，实事求是地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分析，让读者不致于盲人摸象，片面地看问题。
比亚勒在《苏联的稳定和变迁》第五章《苏联的稳定及其根源》中，将苏联这头“大象”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他在文章一开始就指出:
关于苏联的新闻报道乃至学术报告，有一种谈论困难、苦恼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明显趋势，这种趋势已发展到使我们对苏联内部状况的概念受到渲染和歪曲的地步。苏联现实中有哪些主要方面不与“问题”相关呢？它有经济“问题”、民族“问题”、科技落后“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居民欲望的“问题”，在过去15年多的时间里，人们所写的关于持不同政见“问题”的东西比任何别的问题都多。人们可能以为，持不同政见在苏联生活中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事实，并且决定性地影响到苏联的内政和政策。当然，苏联生活的所有这些和其他方面，无疑都是真正的“问题”领域，都是真正被公认为薄弱环节和潜在的危机点；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些真正的问题的存在，而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单独地或者结合起来造成任何类型制度上的危机。
在比较认真地研究苏联问题的观察家中，有些人认为，由于所谓缺乏合法性，苏联的制度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另一些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危机状态的持续上，认为有些危机状态是十分深刻的，虽然经过反复努力和调动种种资源，都未能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对于前一种看法，人们目前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苏联政权的稳定不过是它在最近25年没有垮而已。同时，他们提出苏联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是极其片面的。他们几乎把合法性同是否有立宪民主制的存在等同起来了。对于后一种看法，人们应当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政治上的稳定与没有危机状态和没有对制度的挑战等同起来，而是要看这个政权能否解决、缓和或甚至可以撇开不管这些危机，看它能否在各个时期适应与这些危机长期共存的状态。
勃列日涅夫时代压倒一切的特点，是这个国家社会政治上的稳定，这种稳定伴随着并且支持了我们已经清楚说明的政治领导和各种骨干之间的稳定。苏联的政治制度没有显示政治上分裂的迹象。苏联行政结构的集中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现在比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时加强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决定性的牵扯尽管强大，但它在统一制订政策的进程中，是能够控制的；要求参加决策的种种压力也是能够约束的。党的机构的统筹和协调作用仍然明显。在苏联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和维护自己权利的离心力，不仅没有产生政治上分裂的迹象，而且在过去15年中，没有一次发展成可以称得上是对莫斯科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严重挑战的局面。
苏联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中，已经避免了文化教养上的代际差距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区，人们会谈论一种发展中的青年文化，但人们很难设想有一种积极反对老一辈人的价值标准的带有政治意义的青年革命。苏联虽然避不开居民日益增长的欲望浪潮的冲击，但这些并没有演变成为那种被夸大的、无法实现的和互相冲突的欲望的恶性循环的格局，以至压倒和破坏政治进程。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居民的这种日益增长的欲望几乎完全局限于物质领域，而很少直接侵入文化和政治领域。
苏联专制制度的一大功绩，是它能够遏制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广泛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政治后果。这是出乎它本身的预料的，因而使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们大为震惊。令人奇怪的是，这种遏制并不需要借助于大规模的政治恐怖，而且，除了满足政治上最起码的和对国内无害的要求之外，也没有去满足持不同政见者的任何其他要求。在对待持不同政见的问题上，苏联骨干们表现的灵活、自信和机智比他们的任何批评家所预料的都大。今天，持不同政见的问题在国际上所引起的影响和反应，远远大于它在苏联国内造成的任何后果。
在过去15年中，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里种种事件和潮流杂然纷呈。在这种背景映衬下，苏联制度的稳定就显得特别醒目了。
肯定地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危机折磨着苏联。事实上，它的整个历史是一条充满危机状态的无尽的长链，这些危机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确，苏联还远远没有进入一种正常状态，正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它的领导仍然赞成和致力于高度的号令动员的努力。
有些严肃的学者提出，有一个腐朽没落的进程正在腐蚀苏联的政治制度，但是，甚至他们这些人也把它的破坏性的后果看成是一种长期潜伏的危险，而不是目前危及生命和实力的明显的危险。所有的人显然都不会毫不犹豫地断言什么“当前的共产主义的危机”。一位西方专家最近指出: “到目前为止……苏联制度已经肯定无疑地表明，它能够遏制外来的挑战，或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挑战的损害。而且，看来没有哪一种已经看得出的将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在本质上与过去苏联制度已经证明能够有效地对付的那些挑战有什么不同。”
在苏联的兴亡史上，勃列日涅夫时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勃氏在苏联执政18年，国家情况错综复杂，对这一时期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立场来评价。这个时期既有成绩，也有问题；既有发展，也有停滞。这是稳定和平静的时期，也是保守和僵化的时期；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也是导致苏联在十多年后垮台的危机潜伏时期。所以，人们如果要研究苏联垮台的历史原因，最应该研究的应该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而且，当今Z国的情况与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我们应该进行深度思考的地方。
比较起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政治局势最稳定的时期。在勃氏执政的18年间，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国内未发生战乱，党内斗争也不像过去和后来时期那么尖锐和激烈，政策变动不大，重大人事变动不多，党政机构和干部队伍比较稳定。国家保持统一，民族问题趋缓，社会秩序良好，社会形势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不安。
经济方面，在勃氏执政的前十年(1965一1975年)，苏联经济的发展比较快。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一1975年)的工业总产值是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218%，国民收入为186%。这就是说，苏联的整个经济实力大体上翻了一番。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是苏联历上最大和最高的。
与经济有所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职工月平均工资，1965年为96.5卢布，1981年增至172.7卢布；集体农庄庄员的月收入，1965为51.3卢布，1981年增至120.6卢布。戈尔巴乔夫后来也不得不承认: 苏联人民“对近20年来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一倍，主要食品价格没有上涨这一点感到满意”。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人民生活，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
军事上，勃氏上台后，利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的良机，完成了加快发展核武器的任务。到七十年代初，苏美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已形成均势，苏联在数量上已超过美国，而在质量上稍逊于美国。1972年5月，苏美两国在对等威慑和同等安全的前提下签订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协议的签订本身，就是承认和肯定双方形成的核武器均势。
对苏联来说，取得同美国的核武器均势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安德罗波夫曾指出，苏联“取得这种平衡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这标志着苏联已成为一个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性军事超级大国，而美国已不再能对苏联进行单方面核威胁。此后，苏联的世界影响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苏联在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经常处于进攻姿态，已完全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军事实力，已达到苏联历史上的顶峰。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