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33）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6）
美国学者比亚勒在其《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中对苏联社会稳定的四个因素都作出客观中肯的分析。上文剖析了第一个因素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工作实绩。又指出第二个因素是:
日益增长的居民欲望的性质
苏联政权的稳定，如果不谈居民欲望的性质和水平问题，则无从谈起。如上所述，迄今为止，人民欲望提高的最重要的方面还局限在物质上。而非物质方面欲望的提高，无疑将会对政权的稳定带来威胁。
显而易见，苏联各个阶层的人今天在许多非物质方面的要求和愿望，与20年或25年以前相比已经不同了。今天，各阶层的人都希望摆脱反复无常的骚扰和恐怖，而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大家都渴望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水平的生活环境。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期望得到更多的艺术自由；他们希望生活在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验和犯错误的环境之中。他们希望得到经常享有的不受选择限制的有利条件，从而安心从事不带这个政权意识形态色彩的工作。
具有创造能力和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精英，强烈希望不要再与非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发展的主流隔绝。各专业集团希望有更高程度的业务自主权，获得更多的专业情报和资料，能够在内部讨论和内部发行的书刊中更自由地探讨他们的专业。
流亡在外的持不同政见者瓦•查利泽认为，在苏联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仅仅是一座冰山的顶尖，在知识分子乃至骨干人物中，每一个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背后都有几十个抱有同样想法的暗藏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他们缺乏公开活动的勇气、能力、机会或愿望。我们不可能知道查利泽的看法是否正确，但他正确地描述了那些抱有最温和见解的持不同政见者集团。即使查利泽的看法正确，但从这个政权稳定的观点出发，也应当看到，在一小部分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一大批不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区别。这一小部分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比较容易对付的；可以使他们分化、孤立和抵消。在稳定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充其量只能证明有更多的不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存在，当局则会把他们放在一边不管。不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会造成不稳定，他们对政权的威胁只在于: 他们有可能在不稳定的条件下积极活动起来。
然而，人们也可以像作者一样认为，查利泽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夸大了不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范围。根据刚刚谈到的苏联社会各集团提出的非物质需求和愿望来看，我们所谈到的可能不过是这些愿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某些观点的部分巧合。而关键性的是，第一，对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他们需求的范围和程度，只是持不同政见者纲领的一小部分；第二，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必须通过改变制度来实现，而其他各种集团却希望在制度范围内通过压力的手段，使政策放宽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这就是说，非持不同政见集团和阶层并不希望改变制度，而是要在制度内解决问题。而且，他们的需求和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愿望，并没有被制度的领导人忽视。事实上，他们这些需求是以斯大林去世后的时代已经发生的变化为基础的。这些变化——扩大专业自主权、扩大言论自由和扩大同非社会主义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威胁政权的稳定。苏联领导集团已经逐渐相信，这种变化只要掌握和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就会有助于提高这种制度的效力和工作实绩，或者说，为了提高效力和工作实绩，这种变化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这些愿望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让它们触及这个政权认为对它存亡攸关的那些问题。
现在，尽管这些集团和阶层的愿望与那些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愿望有部分的巧合，但只要他们不同意持不同政见者所提出的更广泛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所选择的手段，他们就构不成对这种制度的威胁。此外，只要这个政权有机会，而且这些阶层表示愿意放弃他们的非物质愿望来换取物质上的需求——而这也正是这个政权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直在做的——这个政权就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他们的这些愿望。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持不同政见者”活动活跃。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曾经给“持不同政见者”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和进行“解冻”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后来有人把他们称为“二十大的产儿”。但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一些单个的人，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才由单个的人发展成运动，并几乎存在于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参加这一运动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观点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民众的思想情绪，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困扰苏联领导人的一个棘手的社会政治问题。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1965年。这年冬天，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在国外发表批评苏联的著作而遭到逮捕。12月5日，二百多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集会，表示抗议，结果二十多人当场被捕，四十多名大学生事后因此被开除。1966年这两名作家被判刑，由此引发了新的更为广泛的抗议运动，造成更多的人被捕。逮捕、抗议、更多的人被逮捕，如此循环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出兵镇压，苏联知识界以各种形式表示抗议。此后，一些领头人被逮捕，大批人遭到斥责、警告、搜查，有的人被开除党籍和被单位除名。1968年苏联开始出现地下刊物。七十年代以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苏联国内外得到进一步发展，著名核物理学家A.萨哈罗夫等著名人士也加入其中，后来还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汇合在一起。
比亚勒在他的著作中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轻描淡写，因为他看到在当时苏联社会稳定的状况下，持不同政见者掀不起大浪，而苏联民众对物质上的追求，构成了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书中写道:
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苏联的公民无论地位高低，物质上的需求和愿望的提高，非常引人注目。在过去15年里，一阵唯物主义狂热征服了苏联所有的阶级和阶层，一股捞取商品、追求生活享受的风气席卷全国。而更为惹人注意的是在同西方的情况相比时，第一，确切地说，这些要求对于一个工业国家来说是非常低的；第二，这些要求——尽管常常没有得到实现——远远没有超过苏联条件现实可能的范围。换句话说，尽管物质要求超出了现实，人们还是不相信，要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苏联居民物质要求的提高，并没有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这些要求的提高，没有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即没有约束性地越来越削弱领导集团向社会实行它自己那一套优先次序的能力，从而带来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使这些日益增高的物质欲望转化为政治上的压力，以至压倒整个政治制度。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形势是，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和对这种要求的限制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已经使这个政权把它的优先次序朝着消费者第一的方向进行部分调整。
在居民压力程度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继续使人民生活有改善，局势就可能会继续稳定下去。而在我们估计苏联社会中这些错综复杂的压力时，就会看到苏联领导人现在对某些愿望显然比过去顺应多了。苏联领导人顺应了哪些压力呢？这里，苏联领导人所顺应的当然是苏联经济分配方面的变化、苏联人第一次在分配方面得到了有限的机会，通过选择商品来反映他们的要求。这也与经济计划重视物质刺激有关。但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关心可以说成是对工人的一种预反应，它不是关心工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是担心，一旦工人利益得不到充分考虑，他们可能采取破坏性和危险性的行动。东欧国家工人的不满，特别是波兰工人暴动的教训，对苏联领导人不会不起作用。一个国家如此高度重视稳定，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比较活跃，又没有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居民的欲望又长期得到鼓励，而且由于对外开放而比过去更有可能进行物质上的比较，党就不得不更加注意从物质上满足居民的要求了。只有这样，它才能继续剥夺文化自由，压制大部分政治自由，而维持政治上的稳定。
苏联居民物质欲望的提高，不需要进行什么解释。问题是这种日益增长的欲望为什么没有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准备谈以下四点:
第一，苏联居民，尤其是中老年一代的态度和行为，主要是过去形成的。居民在欲望方面的克制，在一个几十年过度沉迷于乌托邦许诺的制度下是十分惊人的，而正是这种过度的沉迷部分地说明了这种克制。苏联社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府的许诺一出口就马上贬值的社会。
苏联人民只相信他们已经得到和能够得到的东西，而对将要得到或可能得到的东西则很少幻想。
第二，用西方发达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苏联的生活水平，甚至在许多年的大幅度提高之后，仍然还是非常低的。目前，苏联人买食品用的钱仍然要占家庭开支的50%；淀粉类食物仍然占食品的三分之二左右；城镇新鲜蔬菜很少，更不用说水果了；肉也很少能在商店定期供应；一双鞋穿不了几个月就会散脱，一套新衣服看上去好像是20世纪初的样式；那种合用厨房和浴室的公寓式住房最近几年才开始摆脱。在这样一个社会，正常的消费欲望都是平庸不高的。在一个公众看不看豪华生活的地方、消费者见不到广告的社会，欲望似乎就这样持续下去。于是，不高的消费欲望就使它们长期能在苏联的条件下得到满足，不致于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变得难以对付。
第三，在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确定人们欲望的时候，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标准为基础。我们认为，对于苏联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个标准不是西方，甚至也不是东欧CP国家的标准，而是他们自己的过去。我们往往夸大苏联在最近十多年向西方开放对苏联公众的影响，殊不知，他们有一段长期孤立的历史，而且目前这种开放也是相当有限的。一般的苏联公民得不到西方生活的全面生动的材料，而歪曲西方生活的数据和材料却大量提供给他们。能到西方去的，几乎全是大小领导人物，这是他们特权地位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于一般的苏联公民来说，西方生活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他们提高欲望的标准。这个标准，只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以及和他们地位相等集团的过去。还应该指出，这个所谓的过去，即使在城市地区也往往指的是农民的过去。同这种过去进行比较，就只会提高对现有改善的评价，只能削弱他们的欲望。
对于各类大小骨干和部分专业阶层来说，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能够读到外国书刊，有机会同外国人接触，还可以到国外去访问，或者听到别人的介绍，他们对西方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为了防止潜在的不满，当局就使这些阶层在生活水平方面比普通苏联人高出许多。而这些受益者，把自己的优越生活同其他同胞相比，由此产生了某种感激之情，甚至感到有些受之有愧。
第四，我们如果简单地只把苏联说成人们欲望不高并且十分满意的一个和谐社会的话，那就不对了。苏联公民通常满足欲望的程度并不高，因为即使要使他们不高的欲望得到实现，也得经过对现状的反复报怨、不满和无休无止的争取才能办到。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不满情绪和未能满足的欲望，只有很少的例外才能用一种可能对制度不利、有害而不危险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个重要的安全阀，特别是对国营市场供应的不满的安全阀，是有地下市场，即黑市或其他非法交易。)有些专门设置的渠道把人们的不满汇集起来，它们往往把批评从中央当局转达到地方机构。(汇集申诉的主要渠道是最接近公民的地方苏维埃。)这使人们感到，表达不满的作用，一方面对政权是一个安全阀，一方面对下级机关是一种压力。个人的异常行为(酗酒、旷工、怠工等等)也能起到表达不满的渠道的作用。(旷工是苏联工业的严重问题，它反映了人们对工作和收入的相当程度的不满情绪。)
由于当局对非官方的传媒和组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人们几乎没有通过自治集团的组织或罢工之类的行动，以一种更为激烈和独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限制发牢骚，是苏联当局驾驭居民欲望的一种主要方法。只有在这些限制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波兰，工人阶级才取得了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实际否决权，而苏联离这种程度还很远。
学者保罗•霍兰德对苏联和美国社会做过一个精彩的对比，他说: “苏联制度稳定的关键，在于它能够驾驭居民的欲望，而不在于克格勃的威力。” 只要苏联居民把他们的欲望集中在物质成就上，只要他们螺旋式上升的欲望仍然比较低并且能够部分地得到满足，只要他们按照传统的苏维埃渠道来表达不满情绪，苏联政权就能够维持它的稳定的主要支柱。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局面，苏联经济发展方针总体上是向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倾斜，振兴农业的努力，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的接近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有明显改善，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和生活保障水平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生产的低效益，生活与生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首先，居民实际收入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接近。1960一1965年，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和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幅度比率为1.9比1；到了1965一1980年，两者的比率为1.4比1。
居民实际收入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接近，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更加注重消费，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缺少生产发展的保证。
其次，居民的工资提高接近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61一196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增长1%，工资增长率为0.54%。到了1966一1970年，这个数字变成1%和086%，1971一1975年为1%和0.65，1976一1980年为1%和0.84。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苏联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这说明职工工资的提高越来越缺乏生产效益提高的保证。
第三，在社会生产效率和效益下降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好降低积累率，提高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二战前，苏联的积累率一直在30%左右，1950一60年代降为25一26%，到了1980年下降为23.9%。
从上可见，勃氏执政后期，随着生产增长速度的放慢，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相当突出。一方面，社会生产效率得不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日趋缓慢，使得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日益削弱；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苏共领导人又特别强调福利主义，提出了“一切为了人”的口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经济政策不得不进一步向消费方面倾斜。
尽管苏联领导人在经济政策上越来越从重生产向重消费方何倾斜，尽管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了。原因有三:
第一，由于消费基金和居民收入过度增长，而消费品生产的发展相当落后，市场供应趋于紧张，排队抢购现象开始出现，实际上出现了隐蔽性的通货膨胀迹象。
第二，为了保持价格稳定和市场商品供应，政府不得不在增加对职工和居民的各种生活补贴的同时，大大增加对消费品特别是农产品产销环节的补贴，这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三，由于过分强调福利主义，进一步刺激了人民群众的消费心理，大大提高了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值。
这一时期苏联在居民的衣、食、住、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方面虽然有了很大进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在现代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面，则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据西方学者估计，在八十年代初，苏联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苏联城乡居民家庭总开支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比重占30一35%，而西欧国家为20一25%，美国则只有17一19%。据苏联学者的估算，苏联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体为美国的50%左右。而按苏联官方的统计，在八十年代初，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达美国的80%，农业产值已达85%。这就说明，苏联在人民生活方面赶超发达国家的进展仍落后于在生产发展方面的赶超发展。
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补苏联由于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高积累、高速度为标志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所欠下的人民群众消费债。这种“补偿”既取得了明显成果，也带来了新问题——日益增长的居民欲望得不到满足，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有力的挑战。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