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36）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9）
比亚勒在《苏联的稳定和变迁》第五章《苏联的稳定及其根源》最后写道:
至此，我们已经集中讨论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政权稳定基础的许多进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展开。首先，我建议分析一下苏联制度的合法性，这是我们认识其稳定性质和机制的核心因素。然后，我建议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目前对苏联稳定威胁最严重的和长期存在的国内问题——民族问题，来说明我们对苏联稳定问题的一些看法。
比亚勒以一个学者治学的严谨态度，对苏联的社会稳定进行了不回避现实又不溢美实际的论述，让读者了解了一个真实的苏联，而不是一个想像的苏联。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发展了50年的惯性，使勃列日涅夫这么平庸的领导人沾了光，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的领袖。这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现实的使然。全面地看，勃氏执政的18年，是先发展后停滞的18年。比亚勒用客观的笔端，描绘了苏联社会稳定的深层次根源，把一些现实完整地揭示给大家，让人们无法否认或歪曲。一座宏伟的建筑后来坍塌了，才会引人关注；而一座茅草棚散架了，有谁会去注意呢。
第六章《苏联的政治稳定和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正本清源的问题。下面让我们看比亚勒是怎么论述这个问题的。
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权稳定的核心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正是这种政权的合法性，有助于承受由于官方和个人对实际情况的见解上的差异而引起的紧张和不安，有助于经受物资短缺、生活贫困、愿望落空和政治秩序上的缺陌。这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
“合法化信念的强弱，影响到一种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否……合法性一旦建立起来，它就可以为政权实施的方式起到最有效的辩护作用。它是反对改变政治制度结构的最有效的理由。而反过来，对政体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则是对它最有破坏性的挑战。”
……撇开其中某些理论暂时不说，我只想说，合法性的中心含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它表现为公众的消极服从与合作；
这种服从，至少是部分地建立在与政权的正规联系上，即建立在政治骨干们的信条、价值标准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
它表现为对基本的决策集团的积极支持；
它表现为掌权者中间在“办事章程”问题上的一致。
如果说合法性问题的形成、维持或可能的瓦解，对任何政权的长远命运极为重要的话，那么，它对苏联政权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苏联政权毕竟是从一场少数人领导的革命中产生的。经过十多年对社会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革命，它发展成了一个羽毛丰满的政权。拿破仑于1813年致梅特涅(奥地利首相)的信中的一段名言非常符合苏联的情况: “各位国王陛下生而为王，可能在遭到20次失败以后还会重回他们的首都。但我却不能，因为我是一名突然发迹的士兵。在我不复强大和可畏的时候，我的统治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像苏联这样的一个“革命”政权，它实际上放弃了有利于其“制度管理”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政策，它把繁衍现有的社会关系作为它的主要目标。像这样的政权，人们如何验证它是否已经达到了取得过去没有取得过的合法地位的程度呢？是否只有人们对合法化的原则的重大怀疑表现为暴乱和明显的反制度行为时，才能从内部剖析判明这种合法性呢？更重要的是，是否只有在竞争性的自由选举中才能在实际上考察现代的合法性呢？
首先，许多一般性因素有利于苏联政权合法性的发展，或者使之有可能衡量这方面的主要趋势。
第一，尽管苏联革命是由少数人进行的，但它却包含了建立一个合法政权(至少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即确实有其民族依据。所以，它至少有可能从传统上唤起支持和服从，尽管这种支持和服从最初可能距革命骨干们申明的目标相差很远。
第二，一种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就可能并且通常也就会有助于人们对这种制度的接受。而且，人们对这种制度的接受可能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政治机构只要通过它们长期的存在就能施展其正规的权力。
第三，衡量合法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这个政权在经历了重大的制度性考验之后，能否生存下来；看它经历了把制度的合法性置于危难之中的危机关头之后，能否生存下来。对苏联的这种严重考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人们对苏联怎么和为什么能经过二战而幸存一事是怎么想的，苏联的幸存和胜利却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可能是最有力的)促进，而这种合法性只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在许多方面结出果实。另外一个这类严重的考验，尽管其代价小得无法比拟，则是苏联碰到了所有独裁者所碰到过的最危险的转折点，即这位独裁者的逝世和继承的难关。众所周知，当时他们曾向公众发出过“不要惊慌”的呼吁。苏联政权也渡过了这个难关。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它在这场考验中所付出的代价都是相当低的。在过去十年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考验，即在战后的苏联第一次公开出现了不同政见。但人们也会得出这样的判断: 目前苏联政权已经表明它能够压制或抵消不同政见，而不致于在国内对其制度的稳定性带来什么重大的消极后果。
从上述论点来看，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政体没有关系，即一个国家是实行君主独裁还是议会民主，与这个国家的合法性无关。这种情况肯定会使热衷于褒扬欣赏西方民主制的一些人感到沮丧，但它却是国际社会普遍的现象。难以想像联合国会以是否民主与独裁政体作为接收会员国的标准；也难以想像一个民主制国家会以政体为由不与一个极权制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一般性因素有利于苏联政权合法性”。而这个“一般性因素”首先就是“公众的消极服从与合作”。道理很简单，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任何政权都不可能存在。所以，苏联政权的存在和稳定，就是其合法性的标准。
现代国家治理实践表明，任何一个政党取得执政权以后，都要在民众中不断增强和扩大执政的合法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是执政党取得权力和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是比法律和法令更为重要的因素。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感、支持率、拥护程度越高，这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就越稳固，执政的时间就越持久；反之，一旦失去民众的认可、支持和拥护，其合法性就会随之消失，政权也就会随之易主。虽然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得不到民众认可和支持的政权能够依靠强权进行统治，但终究还是会因为合法性的丧失而失去执政地位的。
同时，执政党同民众的关系又是动态的，民众对执政党执掌政权的认同感、支持率和拥护程度不可能经久不变。这又决定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一次性解决。因此，执政党就必须适应不同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条件，不断地寻求和拓展新的合法性来源，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和长期执政提供稳固的保障。
而从苏共执政的实际历程来看，由于长期在已经固化的封闭体制下运行，所熟悉所习惯的是一套多年不变的行政命令方式，根本谈不上与时代同步，因而其执政合法性也就呈现出一种时而上升时而下降、高涨与危机反复出现，直至最后终于丧失执政权的复杂过程。
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的国际地位达到历史最高点，苏联的影响力已经步入全世界。苏联民众大都感到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强大国家的公民。斯大林个人的威望也达到历史最高峰。而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在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所以，比亚勒在他的著作中指出: “不管人们对苏联怎么和为什么能经过二战而幸存一事是怎么想的，苏联的幸存和胜利却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可能是最有力的)促进”。
勃列日涅夫主政的前半期，可谓是苏共执政合法性的次高峰。勃氏上台后，在经济发展方面革旧布新，成效显著，从而使苏联的综合国力在1974年前后达到历史最高值，在全球战略态势上还一度出现苏攻美守的局面，使得人民对政权的认同度也随之升高。这可以说是苏联的“黄金时代”。
比亚勒在阐释了为何是政权的合法性之后，接着写道: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因素在生存能力上证明了苏联政权的稳定性。但是这些因素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证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方式和程度呢？特别是在什么意义上，它们可以不仅通过关键性的危机形势、而且通过日常职能和“正规的”长期的政策来证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呢？合法性可以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回旋余地，来承担犯错误、甚至推行被认为是与主要公民集团利益背道而驰的具体政策的风险。
在这方面，就必须对合法性的概念进行更加严密的研究。大部分关于合法化的理论，可以根据他们认为什么是经过同意的主要合法化原则而分成若干种。但是，他们都不问经过“谁的同意”的问题，而经过谁的同意的问题对一个政权的合法化的原则的确立，特别是它的坚持是至关重要的；也有的对这个问题不加区别、笼统地回答说，就是经过“居民” “国民” 或“公民”的同意，如此等等。
我认为，这种笼统的对合法性的理解，对不偏不倚的社会研究水平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应当分清: 第一，一个具体的政权的合法化原则的实质是什么；第二，有些阶层或集团接受这些原则往往对政权的合法性非常重要，这些阶层或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特点和地位是什么；第三，在这些集团或阶层中靠什么“机制”维持其合法地位；第四，政权获得并且保持合法性的水平和方式是什么。
在讨论合法性时，亨廷顿和穆尔就第一个问题对“成熟”的苏联制度、对合法化原则的实质进行了分析。而我却要从第二个问题——“谁的同意”——着手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区别是绝不可少的，一方面是这个政权在社会骨干中合法化的形成及其维持的过程和程度，另一方面是它在广大社会阶层中，在“公众”中合法化的形成及其维持的过程和程度。我们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这里再把它延伸一下，即苏联政权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奠定了一个广大群众支持的基础。这个基础，既包括有一个比较大的积极支持这个制度的阶层存在，又包括有一批群众认为这个政权代表他们自由行动是合法的和“自然的”。这两种因素，在苏联群众参政的现象中是很明显的，这对衡量这个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合法性是极为重要的。
一位分析家能以某种理由认为苏联的人民参政的程度确实很高，也能以分量相等的理由认为苏联的人民参政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就要看人们的观点如何了。首先，进行这种判断，要按我们前面谈过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划分而定——对于“高级政治”通常是某种近于普遍的漠不关心，而对于“低级政治”则通常是高度的活跃。进行这种判断，更有赖于人们如何解释参政的含义。假如人们把“真正的” “令人可信的”参政解释为仅仅是自发行动，是完全自愿和一般没有经过一个什么中心协调的行动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把苏联的这种现象说成是当局对社会所进行的“渗透”，是党所进行的社会“动员”，是“传送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说法，而不会用“参政”一词。
另一方面，假如人们只是简单地观察由社会引导的苏联公民的活动，就是说，既不是个人活动，也不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活动，而把这些活动解释为参政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为苏联公民这种水平比较高的参政感到震惊了。而且，在苏联的条件下，大部分社会活动，由于它们产生的形式，或者由于当局观察其影响的方式，都带有它的政治含义，人们就会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参政”了。
第一种看待苏联人民参政的方法，似乎过于局限于群众运动、人民专政和包含着专制的政权的时代了。同时，把发生在先进的自由民主政体的理想化的参政，简单地解释为唯一“真正的”和“令人可信的”参政，也是一种非常民族中心的观点。
这并不是说，用诸如“渗透” “动员” “被控制”和“被协调”之类的词来形容苏联的参政不对。总的来说，用这些词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人们在承认所有这些以后，能否不承认苏联社会中的参政为其制度职能所起的作用，与民主社会中那种“令人可信的”参政的作用是类似的。问题的关键是，“令人可信的”参政”和“被控制的”参政之间确实存在的区别，把人们的注意中心从它们对参政者和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转到它们产生的方式上去了。而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恰恰是参政的作用问题。在写关于苏联的参政问题时，人们在了解这种参政的性质和区分它的表现形式上，固然处于不会令人羡慕的地位，但在估价这种参政对参政者和苏联制度的影响上却是不怎么困难的。
政权合法性问题，中心点是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和服从。这一点同国民的教育水平有关。而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往往又会产生与社会变形之间的矛盾。
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一个国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在阶级内部会出现更多的社会集团。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需求等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工人阶级中操纵电脑工作的人和从事笨重体力劳动的工人，知识分子中的一般职员和普通教育、医务、文化工作者与高级管理人员和党政官员的待遇、处境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和要求也迥然不同。实际上，当时的苏联已经出现了若干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他们对社会的态度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趋势。
首先，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量的增加，使全社会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明显增长。他们相对来说更关心政治，特别是关心“高级政治”，希望更多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对官僚主义的领导和僵化的社会体制不满意，希望能更多地体现自己的价值。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越是年轻的人受的教育越多。1952年，苏联工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1%，1973年达到5.6%，而不到30岁的年轻工人中占到7.5%。年轻人对自己的处境更为不满，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强烈。
其次，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苏联人对国外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尤其是从事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涉外工作和有机会出国的人。他们已经看到并切身体会到苏联国内的实际状况并不像官方宣传得那样好，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同国外特别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也希望能改变现状。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特别是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充当开路先锋的多半是科研机构和从事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且中青年人占多数。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参与政治，改变社会现状，那么当时的社会现状又是如何呢？
第一，作为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苏共领导人思想严重僵化，他们把任何改革都视为异端。苏联社会中官僚主义盛行。由于实行终身制，上层领导人严重老化，生活特殊化。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盲目乐观，自我安慰。
第二，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水平也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食品供应不足，住房紧张。与此同时，少数上层人穷奢极欲，为所欲为。
第三，知识分子阶层和工农阶层中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技能的人对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表示不满。1960年，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差为1:1.5，到1980年缩小到1:1.1。在缩小脑体劳动差别的口号下，知识分子收入降低，这使他们感到自身价值被贬低。通过使知识贬值达到脑体劳动相接近的目标，其结果不仅影响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影响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积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
第四，苏联长期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各级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广大民众对此无能为力。如果几十年前全民教育水平较低时人民尚能忍受，或者寄希望出现“明主”，那么，随着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迫切希望通过完善法制，甚至通过参政改变制度来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
社会变形与苏联全民教育的水平的提高必然产生碰撞和矛盾，这种情况本身就要求社会变革，要求能产生一种能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机制。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僵化保守的状况远不能与此相适应，结果是为后来的激进改革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一上台提出改革，就能迅速得到大多数人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欢迎的缘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迎合了大多数苏联人希望改变社会现状的要求，将群众的积怨化为摧毁原有社会制度的巨大力量。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对苏联高层来说，对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对社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点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是一个教训。这就是人们说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