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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8）
比亚勒认为苏联社会稳定的第四个原因是:
社会和政治流动
在苏联所有的社会进程中，有一种进程为防止不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安全阀，为使各社会阶层与政权保持积极一致提供了关键性的基础。这就是总的社会流动的进程，具体地讲则是政治流动的进程。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之内的民主程度和选拔大小骨干的开放与否，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人们把开放选拔作为衡量标准，看它是否放宽尺度，让各社会阶层容易爬到拥有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地位，让代内(两代人内部)和代际(两代人之间)的政治和行政权力流动，那么，就会把英国那样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看作有一套相当封闭的、不民主的选拔制度；而恰恰相反，像苏联这样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却拥有所有发达社会中最开放、最民主的选拔制度了。
苏联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阶级、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现象。今天，与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相比，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平均主义思想更不容易实现了。在斯大林之后，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人民参政的机会也显著增加了，但这些不平等现象在苏联社会中却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它们也不会分散人们对这个社会内部高度政治流动性的注意力，这就是说，不会分散人们对有可能从较低的社会阶层进入骨干行列的开放程度的注意力。
原来的布尔什维克的骨干人物，都是来自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的。然而，从三十年代，特别是从大清洗以后一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苏联国家领导人和各级职能机构的主要官员，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最具独占性的权力机构(党的机关)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如此。在这方面，现在使工人阶级出身的个人成为骨干的流动方式是否与过去不同。过去，它部分地是代际流动，而大部分是代内流动；而今天则基本上或主要是代际流动了。
1956年至1966年苏联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情况如下:
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主席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67人，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占87%。
二、中央委员会委员67人，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占73%。
三、部长会议成员107人，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占76%。
四、州和加盟共和国党政领导人276人，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占82%。
五、重要的经济部门领导人185人，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占72%。
六、重要的军事领导人65人，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占74%。
应该指出，那些在三十年代后期、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就成为骨干的人，不仅是工人家庭出身，而且在青年时期都从事过体力劳动。最近成为骨干的那些人，主要虽然还是来自工人家庭，但他们在进入政界以前本人却很少是工人或农民。代内流动很少，反映了最近几十年，特别是普及中等教育以来，苏联从教育上提高青年工人阶级水平的生活方式上所出现的变化。(苏联关于抽查一些党的机关干部的社会出身的统计数字，似乎更加合乎实际。据调查，1974一1975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摩尔达维奇、拉脱维亚、塔吉克的29个市、区的党的机构中，82.6%的党务工作者是工农家庭出身，其中，56.3%本人是工农出身。这和如今Z国的“红二代”普遍把持权力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下面是作为社会结构最基本的阶级结构、城乡结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构和地区之间差别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社会政治流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阶级结构的变化
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社会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种说法一直沿用到勃列列日涅夫时代。1937年苏联阶级结构的情况是: 工人和职员占总人口的36.2%，集体农民和合作化手工业者占57.9%，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占5.9%。1965年，苏联阶级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工人和职员已占到75.4%，集体农民和合作化手工业者占24.6%，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已完全消失。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时，工人和职员已占到86.7%，集体农民和合作化手工业者降到13.3%。
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城乡人口结构变化较大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农村人口急剧减少。1965年，苏联城市人口占53%，农村人口占47%。1982年城市人口已占到64%，农村人口已降到36%。从1965年到1982年，苏联城市人口增长了约5000万人，农村人口减少了1050万人。而同期苏联人口总数只增长了3950万人。这意味着苏联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大批农民迁居城市的结果。
苏联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人口向大城市集中。1945年，苏联百万人口城市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1965年为8个，1981年增加到20个。
三、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人口数量的变化
苏联一直比较重视教育工作。从教育经费投入情况来看，1965一1982年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最高为1966年的14.49%，最低为1982年的9.73%。
教育经费投入很大，各类学校增长较快，特别是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1965一1982年苏联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增长了36.8%，中等专业学校在校人数增长了24.5%。而同期苏联人口增长了约17%。这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高校和中专在校人数的增长速度皆高于人口增长速度，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增长速度高出人口增长速度2.16倍。
另外，从每千人拥有的高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人数也可以看出苏联全民教育素质的提高。1965年每千人拥有高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人数为346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26人；1982年则为670人和76人。1982年全国从业人员中有84.6%的人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比1965年提高了30.4个百分点。
随着全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出现了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教育程度接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缩小的趋势。知识分子阶层在扩大，它的增长速度高于工人和农民。1960一1970年苏联脑力劳动者人数从1970万人增长到3980万人，1982年达到4200万人。工人和农民的教育程度也显著提高。1965年工人中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每千人中为467人，农民中为305人，到1982年已分别增长到800人和655人。1982年，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职工中，每千人拥有的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分别为785人和984人。这说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正在接近。
四、地区之间差别的变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在阶级结构、城乡结构、千人拥有的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方面，出现了总体差距缩小、个别项目距离拉大的情况。在工人和职员所占比重普遍增长、农民数量普遍减少的前提下，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人和职员所占的比例有所接近，而农民的比例却有所扩大。1959年，只有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职工人数超过70%，摩尔达维亚和塔吉克还不到50%；到1970年，除土库曼占66.4%外，其余14个加盟共和国皆超过了70%。1959年拥有职工最多和最少的共和国的比例为2.4:1，(哈萨克与摩尔达维亚)，1979年缩少到1.4:1(哈萨克与土库曼)。但农民的比例则拉大。1959年最多和最少的共和国之比为3.2:1(摩尔达维亚与爱沙尼亚)，1979年则为5.1:1(土库曼与哈萨克)。
从统计数字看，各加盟共和国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这是共同之处。由于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同，民族构成不同，各加盟共和国工业发达程度不同，城市人口增长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俄罗斯联邦1970一1982年间增长了9个百分点，白俄罗斯增长了16个百分点，立陶宛增长了14个百分点，而土库曼没有增长、塔吉克减少了二个百分点，吉尔吉斯增长二个百分点。这表明，各共和国城乡人口结构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小，有的甚至拉大。
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居民受教育的情况。1970一1982年间的数字显示，无论是10岁以上千人中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还是国民经济中从业人员千人中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都有较大的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大体上相近，只是原有的基数存在一定的差异。相比之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居民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
比亚勒在指出苏联各级干部文化素质方面的特点后，又指出苏联选拔干部的特点:
苏联选拔政治和行政大小骨干的开放，一部分是由于苏联有意制定的政策，一部分则是自发的社会进程发挥作用的结果。
首先，这只能在鼓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向着大小骨干方向发展的思想气氛中才会出现。苏联对工人阶级象征性崇拜的官方思想，为支持工人阶级分子进入骨干行列的愿望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为他们同其他家庭出身的人进行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苏联骨干中工人阶级出身占优势一事之所以在苏联得到广泛宣传，正是因为这一点从思想上对苏联统治者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这能证明苏联的权力来自人民。这也能鼓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进入骨干行列。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 人们通常总是追求他们认为能够得到的东西，而避开他们认为(不管是否正确)得不到的东西。
第三，提拔非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进入骨干行列的最容易的办法，显然是从大小骨干本身的家庭成员中选拔。然而，这种选拔却在各级行政机构中遇到了官方强大的阻力。党的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它担心在职能机关和地区中安插效忠个人的家族集团，就会抵制上级当局的影响和监督，分散中央的权力。党的政策是:积极鼓励把党员的家庭成员纳入大小骨干的行列，而不鼓励从骨干家庭成员中选拔。
第四，吸收新的大小骨干的主要的先决条件，是他们的文化程度，于是教育成了进身的主要渠道。在苏联，高等教育这一关对非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些人是有利的，尽管这与官方的努力相反。但只要研究一下苏联各高等院校毕业生中的有关集团的阶级成分，人们就会看出苏联高等教育中阶级歧视的因素。但是，从选拔工人阶级出身的人进入骨干的观点出发，苏联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的绝对人数，已经多得使这些毕业生中有关的阶级成分无足轻重了。
第五，工人阶级分子进入大小骨干行列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是这种前程对他们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专业人员和“上层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显然是不愿意走上直接干这一行的道路。对政治骨干(党的机构)来说，尤其是如此。(最高领导人的子女情况可作为使人感兴趣的说明。我曾追索斯大林之后的政治局委员的49个子女的从事职业的类型。他们中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一个是卷进严格意义的政治的。他们的职业绝大多数是科学、艺术、新闻、外交。)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人们就会怀疑在工人阶级晋升的道路上就会有更多的障碍了。
专业人员、特别是骨干家庭出身的子女，不愿意干政治这一行的倾向非常明显。除了上边谈到的官方在实际中不鼓励以外，还有许多原因使这些人不愿干这一行。对于专业人员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其父母职业的吸引力，不论是医生、工程师，还是科学家，都可能具有重要性。对于那些大小骨干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其父母职业的反面教训，连同他们自己由于家庭的支持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自由”职业、艺术或外交界，则可能是个关键。
他们的父母深知政治行业的危险和艰辛，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一个比政治性职业“更好的”前程。他们把能够指导其子女沿着不同的、有吸引力的和地位高的道路发展，看作是他们从政的特权收获之一。而他们的子女则看到他们父母工作的单调不安和辛苦。他们一方面认为享有特权是理所当然甚至是世袭遗产，同时，他们却被其他地位高的职业所吸引。
相反，有抱负的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在追逐地位高的非政治和非行政的工作的过程中，就遇到了那些出身于专业人员和骨干家庭的训练更加有素、后台更加强硬子女的激烈竞争。而且，在渴望得到随着政治骨干地位而来的物质和权力的同时，他们也许还会把政治和行政工作的实际理想化。
不管影响这种选拔人材方式的原因如何，但是，这种工人阶级向着政治和行政骨干行列的代际流动的高比率，对苏联制度带来了十分重大的后果。对工人阶级来说，这种总的社会流动和具体的向骨干行列的流动，已为这个制度提供了最为显而易见的保证。
在苏联，也许没有什么工人阶级家庭，父母不对其子女未来的工作抱有希望，并对其实现存在着合理的期待。而苏联社会早就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创造了一种不能不导致至少部分地同政权积极地保持一致，并大大削弱任何反对政权情绪的环境。
在苏联，还有另外一种重要观念，即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向上流动及其在领导班子与骨干中占优势，是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有关的。今天，社会上呈现一种明确的“我们”和“他们”两词并存的局面。通常，“我们”指单纯的“一般”老百姓，而“他们”则指各级掌权的人。然而，这种划分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可能会掩盖一种同样真实而且对于稳定问题甚至更为重要的现象。这就是“我们”和“他们”有一种文化教养的共同感，而“我们”又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他们毕竟都来自同样的社会渊源；他们有着很相同的生活史；而看一看他们的思想感情、民族特点、风俗习惯、文艺爱好、语言文字等等，一切的一切，他们在文化上彼此相近的程度是惊人的。特权阶层可能会把苏联社会中的“我们”和“他们”彼此分开，但渊源和文化又会把他们联系起来。
比亚勒在书中客观地指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选拔各级干部时唯才是举，并不搞门阀门第那一套，对苏联社会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选拔、配备干部的主要原则是:
第一，强调按照业务和政治双重标准选拔干部。衡量党员干部的标准是“明确的政治目标、务实精神和最后的工作效果”。
第二，强调提拔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勃氏在苏共二十三大报告中强调: “应当更积极地提拔受过地方实际工作巨大锻炼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到苏共二十四大时，已有一些边疆区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以及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其他工作人员，被提拔到中央机关担任部长、国家委员会主席和其他领导职务。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一1975年)期间，据统计就有355名党的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提升为州委书记和共和国机关领导人。
第三，强调地方领导干部从本地干部中选拔。苏共二十四大指出，中央始终不渝地执行提拔地方干部的方针，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从中央派人去担任地方党的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工作，其中包括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职务。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并未真正做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掌握实权的第二书记一般都由俄罗斯人担任。
第四，强调从工人农民中选拔领导干部。勃氏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现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州委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边疆区执委会主席、州执委会主席的80%以上，苏联各部部长和各国家委员会主席的70%左右，“都是从当工人和农民开始工作的”，“大型工业企业的经理中，有一半以上当过工人”。他认为，不断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补充领导干部是苏共干部政策的基础，它能够清楚地体现工人阶级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领导作用。
第五，强调选拔国民经济专家担任领导干部。勃氏执政时期，非常强调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有合格的政治条件，而且要掌握经济专业知识。到苏共二十六大时，已有四分之三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三分之二的市委、区委书记受过工程技术教育或农业专业教育。
勃列日涅夫时期选拔、配备干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选举制、任命制、征聘制。选举的方式一般用于组成党、团、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机关。苏维埃则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任命是这一时期苏联任用干部的基本方式。凡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一般由上级任命，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般由机关领导人任命。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科技单位和高等院校及一部分专业人员实行征聘制。
苏联长期以来对干部的任用主要采取任命制，即使是民主选举也流于形式，实际上由上级内部指定，民主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因此在干部选拔中，存在着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但买官卖官现象在苏联官场似乎没有发现。看来这种现象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而在苏联那种严格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似乎没有买官卖官的能力。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