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污”运动：“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胡乔木、邓力群搬倒周扬并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包括对王若水的严厉的处理，其过程竟然同时是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清污”运动；而这场“清污”运动又包含着一个妄图搬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阴谋——被史家称之为“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起初，胡乔木、邓力群向王若水等人宣称得到中央同意的处理报告其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当时胡耀邦要出国访问，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后来也没有找。显然，胡耀邦有意想把事情压下来。邓力群2006年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一书中也说，他们于1983年4月20日把一个月前曾经上报、现在修改过的报告以及其它材料再次报送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他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他邓力群就回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周扬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但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
于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大概这个时间（可能五月份），周扬也托薄一波给邓小平送了十八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
史家一般认为，邓小平当时终于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力群在他的《自述》一书中，也承认邓小平八月份找胡乔木谈了一次话，是缘起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邓力群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邓力群就把帮胡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龚育之等把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之后，他们反复作了修改。
1983年10月12日上午，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王若水说，很容易看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不过是借邓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而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论。他说，多年以来，王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归纳出王若水言论中有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邓力群对王若水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王若水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像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场。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像“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胡话虽然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在当时刚刚使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会议组织者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10月12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第二天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12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并不伦不类地搭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若水的命运也决定了。
会后，全部的宣传机器都发动了起来。
10月19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
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
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胡乔木、邓力群在〈通知〉中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为“清除精神污染”。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标题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
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
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十二届二中全会原定的“整党”反而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11月1、2、3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清污”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它有关消息。“精神污染”这个词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胡乔木、邓力群把“清污”运动搞得来势汹汹，正好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或开明的文化官员，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开放改革特别是这个方针政策的统筹实施者；他们企图在中央高层酝酿“倒胡”——邓力群觊觎总书记的高位早已是司马昭之心。
胡耀邦1982年9月当上总书记。提拔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不满意，他们喜欢的人是邓力群；而胡乔木、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多次起劲地反胡耀邦，这一次又找到了机会。
开展“清污”运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参与对“精神污染”的大批判。
“文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这一场“清污”运动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亦不堪设想。幸好，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和习仲勋等人头脑比较清醒，连手作了抵制。此时邓小平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支持胡赵等人的抵制。
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讲了话。书记处作出两点决定：
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
一场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闹了二十八天，终于半途而废——正是史家所言的“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说：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提了。”
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胡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
不过，此时历史的诡谲又表现出来。“清污”运动刹车之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又有了新的不满。问题在胡耀邦过后继续在不同场合，如同日本外宾谈话，同上海领导人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1984年12月底召开中国作协四大，由于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开成了一个最“自由化”、最得人心的大会（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倡宽松，呈现一派反左景象，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非常难堪），这些情况当然让陈云等老人发怒。邓小平终于同意端出胡耀邦（1986年北戴河期间，邓小平已下了决心，发话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把胡耀邦这个人看错了。”“六四”以后，邓改变了说法：“当时没有看错，后来却不行了。”）。1987年1月16日，在另一场称之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胡耀邦被赶下台。不久，一个传说甚嚣尘上：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了（例如，1987年6月下旬，王震找王首道，谈邓力群当总书记好。见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虽然，也是因为邓小平一句话，邓力群最后也垮了台。但这些权力斗争并没有改变王若水等人的命运。事实上，在1987年8月，王若水进而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勒令退党，王拒绝后被予以除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