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尹县长只见过两次面，却老忘不了他。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从北京到西安，住在朋友老张家。那时老张的独子正是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还是个小毛头。才高二的小伙子，他已器宇不凡，张口闭嘴都是保卫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这小张身上一套草绿军衣，因为舍不得换下来洗，领口和袖口都油污发亮了；臂上套着五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得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其时，他和另一位红卫兵正要往陕南的兴安县，去点燃革命的火种。据说那一带的革命形势远远落后，连个红卫兵组织都没有，因此西安“红总司”总部决定派两位得力的干部去开展工作。小张是主动要求去的。他本来就是兴安人，十二岁时才随父母迁到省城来，这一次，除了革命需要，还可以重游旧地，探亲访友，堪称公私两便。当然在那时候是绝对不能说公私两便，否则非受批判不可。因为当时正在破私立公，只能用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来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我正好办完差事，还有半个月左右的差假，而西安的名胜古迹如大小雁塔、碑林和半边坡的出土文物，早在以往的出差中就游览过。既然觉得待在西安也无聊，就接受老张的建议，同小张他们去陕南，看看汉中盆地的景物。
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才越过秦岭，到达兴安。这一路除了山还是山，车子老是处于倾斜拐弯的状态。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很不自在，即使到站下车，走在路上身子仍然往一边倒似的。秦岭真是一座厚实的大屏风，岭南岭北两样风光。来前西安已是草枯树凋，秋意萧条，但此地却是一片浓绿，乍疑置身在江南。
小张把我安置在他的亲戚尹老头家里，自己和同学要住到县立中学的宿舍去。尹老头已七十开外，身板仍很硬朗，年前才失去老伴，现在自己住着一大间砖屋，床榻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洁。对我们这些远客的来访，他显然由衷地欢迎。我们一进门，他就笑眯眯的，扔了旱烟袋，卷起袖管，忙着做饭了。小张和他同学也学习解放军传统，搁下行李卷就动手给他挑水、劈柴。
吃罢晚饭，小张俩正要动身去县中，一个戴眼镜穿干部服装的男子跨进门来。小张乍见了他，愣了一会，才腼腆又勉强地向来客喊了一声表叔，接着就把我们介绍给客人，向我们说：“这是我的远房表叔。”他把“远房”两字咬得很重。
因为不知道客人的姓名，我和小张的同学也客气地用“表叔”向他招呼。刚一介绍完，小张就慌张地拉起我的手腕看表，嘴里说著「不早了，怕学生宿舍要关门”，急急忙忙地催着他的同学，一起扛了铺盖卷就走。
小张这位表叔对这匆匆碰面又分手，似乎感到又惊讶又莫名其妙。除了殷勤地向我们点头微笑外，他诧异的眼光一直追随着小张膀子上的红袖章。这个人身材很高，虽然黑黑瘦瘦的，腰板却挺得很硬，年轻时想必体态很威武的；看人时，目光凝注着对方；听人说话时，头微倾过来，唯恐听漏似的，脸上的表情既温和又谦虚。五十岁不到的年纪，一身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洗刷得很整洁，布鞋布袜，真是中国由南到北典型的老干部模样。
他坐下来和尹老寒暄，话了一回家常后，才客气地向我盘问来历。一知道我是外地人，专诚到陕南来游历，他似乎放下了心，向我表示欢迎外，他还带着中原一带人特有的纯朴自谦的口气说：“我们兴安是穷乡僻壤，除了这一眼望不到边的秦岭、大巴山外，就只有一条汉水了。北边山里倒有一些瀑布，还值得赏玩。可惜近来又搞运动了，抽不开身，否则我非常愿意陪你去走走。”
也许“运动”这个字眼使他想起什么，他的脸色竟暗了下来，轻轻地叹了口气。尹老头扭亮了唯一的一只灯泡，给他端了一碗开水。他没有喝水，发呆地坐了一会，就告辞走了。
第二天，好客的尹老打破了多年来日食两餐的习惯，一早爬起来熬粥。我睡了一夜好觉，疲劳全消，这才想起在西安买的一些腊肉、牛肉干、肉松等，赶紧检出来送给尹老。喝粥的时候，我谈起这位“表叔”，才知道他竟是兴安县长，也姓尹，和尹老是本家。
“他起义有功做了县长，虽然是党委书记抓实权，但大家都爱戴他尹县长。”
原来尹县长在解放前是胡宗南手下的军官，占据过秦岭东南的一些关口，手下有好几千名士兵，因为秦岭地势险要，虽攻必不可下，早有地下党人奉令给尹上校做思想工作。那时尹上校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手下的兵多是秦岭山区的子弟，对他也颇信服的。当他毅然决然向共产党投诚时，部下也是一面倒。
“这样，不费一粒子弹，陕南三个县便插上了红旗。”
尹老一说完，便点燃了旱烟，猛抽了两口，舒畅地吐口气。他眨巴着老花眼，似乎这往事的回忆，还颇令他激动。
“我们虽是本家，但我也不是凭空给他涂脂抹粉──你问问这方圆四十里的人去。他起义投诚时，不求自己封官发财，只要求保障手下的士兵安全，给机会改过自新。这样的人，怕也不多吧？”
我同意。“这样的人确是不多。”
“现在是谁出身好谁就吃香。可是土改那阵子，他老家的工作组给他娘划了贫农，他却要求重定。说他爹在时，农忙常雇人打工，按理得定为富农才合乎政策。后来总算划成中农。”
“这样说，尹县长表现还挺积极呢。”
“嘿，你还不知道，三反、五反时，他是县里唯一过了关的干部。我们县的党季书记换了几个；头一个就是三反五反查出贪污下台的。”
“党委书记怎么换得这么勤呢？”我不免诧异了。
“唉，咱们这个县比较复杂，加上是个穷山区，生产老是上不去嘛。生产上不去，什么问题都来了，解决不了就撤党委的职。说实话，解放以来，产量翻了番，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些，但哪能同关中一带比呢？你刚从关中来，你就晓得：那八百里秦川，种一季能坐吃两季的。咱这里可差远了！十年九旱，人民政府虽尽过力，可是天时一不好还会闹饥荒，啃树皮吃草还是有的。前几年收成坏，我曾回山里老家一次。邻家的大姑娘不能出来见客──没有长裤穿。原来她娘早把布票变换粮食吃了！我这是自己人说话，相信你不会给我一顶反革命帽子戴。”
我严肃地摇摇头。“我不是党员，而且最恨背后给人打报告。”
尹老不屑地“呸”了一声，表示与我同感。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里也是够瞧的。人说话要凭良心，我活了七十多了，在解放以前，比这个苦的也经历过。──困难时期这段日子里，干部和老百姓一样没有吃的，所以撤了个党委书记，大家也就没啥抱怨了──也幸亏这个三年困难，否则连尹县长也要下台哪！”
“怎么，他犯了错误不成？”
“大鸣大放时，他说了几句，主要是自己带头批评农业政策。谁知突然来个反右，差一点给戴上右派的帽子。他爱人本来在县中工作的，也调了职，不是叨着尹县长起义的光，有政策明摆着，早给下放回陕北窑洞去了。本来要培养尹县长入党的。他也打了报告上去了，这下反右，一切全完了。话又说回来，他也并不真想入党。他曾对我说过，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一辈子也学不到手。本来，在反右以后，也风传着要罢掉他的县长官位。可是六○年春夏，我们连着碰到空前大旱，玉米、麦子颗粒无收。农民情绪坏透了，地也不愿种了，抢粮、偷窃的案子发生了好几起，政府的救济粮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不但不好撤尹县长的职，还特地派他抓农业生产去。那两年，他亲自下到农村，号召农民坚持生产，同时放宽限制，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恢复自留地，搞包产到户，还有自由买卖的集市──”
“哎呀，尹伯伯，”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您还提这三自一包的事！要知道，这文化革命，就是追究这三自一包的责任呀！北京的大字报已经不指名的点了刘少奇，要批判这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啦！”
“有这回事？”老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大了嘴瞪着我。
“怎么没有！”我压低了嗓门说。“我亲耳听过好些人在议论了。”
“我当真老了，跟不上形势了──”他泄气地摇着脑袋，额上几根白发也跟着颤抖起来。突然，他又固执起来，锁紧了眉头，使得一张脸活像一只干瘪了的橘子。“我不懂，”他赌气地说，“那时候，不这样做，农民不造反啦？”
“快别这么说！”我赶紧警告他，“你这位亲戚如果推行了这一套，少不得也会挨批判的。”
老头听了倒笑出来，不在乎地说：“批判算什么！不要说当干部的挨批判是家常便饭，连我这个小小老百姓，这几年来，在大会小会上，也不知被批判过多少回了。”
“说的是。据说这次是为了反修防修，主要挖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根子，其他具体执行的人，还不是消消毒就算了。”
“哪就是了，”老头同意地说，似乎气消了些。“尹县长推行三自一包那一套，可是执行上头的命令，哪会是自己发明的？从反右以来，他这县长的官也是挂名而已。”
虽是那么自我辩解一番，然而自这次谈话后，尹老就挂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脸色，沉默寡言起来。没事时他就坐在门口矮凳上，抽一口旱烟，神经质地眨巴着眼睛，似乎独自在揣摩什么事情。
事情确是变化得很快。我才不见小张两天，小小的县城就出现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宣告当地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号召居民、学生起来革命，更要干部“引火烧身”，自己跳出来批判自己。
整个县城的精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尹老的房屋在西头，我站在路边，翘首东望，本县的重要建筑物──最远是县中、小学和电影院，中段是县政府、百货公司和汽车站，靠西头是县医院──都尽收眼底。那几天，常看到中学生拎着一桶煮面糊，拿了板刷，在墙上大把地刷上面糊，然后贴上大字报。进城办事的农民都好奇地站着瞧，年轻的还指指点点的谈论几句。偶然传来马达声响，人们的注意力立刻转过去。原来是山里开来的拖拉机，正招摇过市，小小拖车上挤满了一张张兴奋的，被风吹日晒得又红又亮的脸。车子过后，大家的眼睛又回到斗大的墨字和煽动性的标语上：
揪出推行资反路线的ＸＸＸ！
谁捂盖子就和谁斗到底！
ＸＸＸ必须低头认罪！
ＸＸＸ东窗事发，末日来临！
陕西红总兴安造反团奋勇前进！
那几天，在街上都可以听见人们大声议论县党委挨轰的事。红卫兵要召开批判大会和斗争会，批他抗拒“十六条”，抗拒运动，贪污腐化，还准备把他游街一番。正在这热火当头时刻，县立小学的大门口突然刷出新的大字报，斗争矛头指向另一个干部。等我听到这个消息，走去看时，大门口已经围上三四层的观众了。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挤进了里圈。
这篇大字报标题是：“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底下小标题是：“提防捞了小虾，溜走大鱼！”它要大家合力揪出县府内真正的阶级敌人和潜藏的地痞流氓；说他一向伪装积极，谎报成份，剥削成性，他的“地主婆”老婆从来都抗拒改造云云。我本来不知道这影射何人，后来听了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才明白指的是尹县长。
火终于烧到尹县长头上了。明知这是时势所趋，绝无可免的事，我仍然喟叹了一声。
那天晚饭后，小张来找我，给我送来了第二天去汉中的汽车票。我提起白天看到的大字报，顺便问他，这位“县长表叔”究竟怎么回事。
听到表叔二字，小张刷的红了脸，鼻孔一扇一扇的，隐约有气愤之意。他开始抱怨组织工作难搞，说这山区的青年思想又落后又顽固，而且压根儿不懂政策。原来刚成立不久的造反团，不知被谁幕后操纵，突然刮起一股歪风，要“先整县长，再捉党委”。
“准是一小撮保皇狗干的！”小张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想保走资派，就转移斗争大方向，打起落水狗来了。”
“怎么，你表叔还是一个老运动员吗？”我好奇地盯着小张问。
他耸耸肩。
“他最多也不过是漏网的右派。我表叔──”
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立即迅速地摇晃了一下脑袋，似乎下决心要甩掉这层亲戚关系。
“谁都知道尹飞龙多年来是挂名的县长，大张旗鼓地搞他完全脱离大方向──这才真叫捞小虾，溜掉大鱼！那党委书记贪污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民愤大极了，却轻轻放过。我怀疑就是他在幕后操纵一部分红卫兵，制造分裂。可是我一提出要捉黑手，有的反而说我有意包庇亲戚，真他妈的！”
他越说越有气，不胜委屈似的。条凳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一拳打在饭桌上，碗碟差点震破。我吓了一跳，却也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我望望尹老，他漠然地眨巴两下眼，依旧抽他的烟。偶而他冷眼端详着小张，但也不说什么。
那天，自从日头没入山峰后，便刮起了风。入黑以后，更是呼呼作吼，一阵紧似一阵。小张怕天气有变，不肯多留，翻上衣领遮风，便匆匆走了。尹老开了灯，便去收拾饭桌，烧水封火。我理出一个手提袋，准备第二天随身带走。
我们漱洗完毕，已经九点半。在这山城里一般人家这时早已进入梦乡了。正准备熄灯上床时，我突然听到有叩门的声音，很是轻微。尹老正坐在床沿，弯着身脱鞋，好像毫无所闻。我好奇地拔去了门闩，只见一个人影随着呼啸的山风闪进来，还随手替我把门带上，动作干净俐落得很。在摇曳的灯光下一看，竟是尹县长。我不免惊讶起来，这么晚了，他还来串门。
他立刻向我们表示歉意，说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搅我们休息。
“我难得碰到北京来的同志，忍不住想请教几个问题。”
我招呼他在饭桌边坐下来。尹老又套上了鞋子，也过来作陪。
尹县长摘去了帽子，除下了眼镜。也许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竟掏出一块手帕，专心地揩拭起镜片来了。一去了眼镜，他那黑黄的脸似乎放大了些，笼罩着惶惑和疲倦的神色。因坐的近，我注意到他左眼角有一道疤痕，直拖到耳边，右手背上也有寸把长的手术缝痕。这些大概是他从前当过军人的表记吧，我想，否则他现在的模样，怎么也叫人想像不出他曾是大字报所指的“军阀”。我不知道他是否晓得自己被贴了大字报，我是不忍心提起。
沉默了一阵，他突然盯紧了我的脸，很诚恳地问：“究竟为什么要搞这文化革命？”
我从他急切的语调，已能想像他心中所受的困扰。然而我那时候，也不明白这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却只管把报章上看的，耳朵里听惯的，对他背诵如流。
他似乎越听越糊涂，头大大地歪向一边，眉头也皱了起来。
“我还是不明白，这文化革命跟我有什么大关系。”
听完我说了一大通后，他才开口，同时慢条斯理地把眼镜四平八稳地戴上。
“我从来不是县里的第一把手──连第二都不是。不搞组织，不管宣传，不曾出谋画策过。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共就是一个脑袋，随党怎么改造──至于我的历史，解放以来，也交代过五六回了，还有什么隐瞒、谎报呢？”
这最后一句其实是自言自语，说完头就挂了下来，用右手撑着。手背上的伤痕像一条吃净的葡萄枝梗，映着灯光，红得发亮。
我和尹老都不知说什么好。尹老干咳了两声，又在衣袋里摸索火柴，然后点起那根相依为命的烟管。
我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向尹县长递过去，但他摇头，说一向不吸烟。我就自己点了一支，开始好心劝他，要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群众，更要相信批判从严，但处理从宽。一根烟烧完，我嘴也说干了，再说就要纯粹扯谎。
他一直细心地听着，不时还点头附和，虽然神色间掩藏不住一丝苦笑。
“我并不担心我自己，”他爽直地说，“这就是无儿无女的唯一好处。我只是觉得遗憾。至于遗憾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好像是我从来不曾做一点事，不曾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贡献。”
“你不能想得太多，”我说，“我们都不能想得太多，每个人尽了本份就是对国家有贡献了。”
但他凄然而笑，否定地摇摇头。
“我知道共产主义时，已快三十岁了，”他回忆地说。“那时，我也不清楚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否一定能实现，实现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十五岁时被拉去当兵，吃了多少的苦头。那时心里只想着怎么熬过去，向上爬，有一天做到团长，师长，将军──我从来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当有人向我谈到共产主义是教人为别人活着，为中国老百姓做事，我开始感到自己真渺小，真肮脏，觉得自己一向都白活了。我记得，我曾经感动得手脚冒汗，握在手里的马鞭子变得水淋淋的──但是我毕竟是个老粗出身，小时候没有好好读过书，解放以来，虽几次参加学习班，可惜文化水平太低，总是读不懂马列主义。我有时候相信，它们是专门给知识份子看的，或者本来就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反右以前，组织上曾经辅导我学习刘少奇的论党，还有一些心得。到底是中国人说的话。现在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前天我们才从仓库里搬出几套来，全落满了灰尘。”
我告诉他，刘少奇已经靠边站了，那本《论党》变为大毒草，因为引了孔孟的话。他不仅是惊讶，简直是胡涂了。
“孔孟的话又有什么不对呢？”他问我。“我以前学过一个毛主席的文件，上面也引了孔孟的话呀！”
“那当然不同，毛主席引用的嘛！”我顺理成章地说，“别人用便是别有用心，妄想复古！”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比他清楚多少，所以我赶紧换个话题。
“你为什么两次报成份不一样呢？”
他一听，愕愕然望着我，像被人揪住辫子不放似的。
“我确是谎报，”他坦白承认，一脸的懊悔莫及。“我向党投诚后不久，被编在一个学习班里，每天学习优待俘虏的政策。干部号召大家向党坦白，交心。有人带头向党交代，供出来的罪行真是吓坏人，枪毙他都有余，可是都被宽大处理，丝毫不追究。我们这些官兵都感动得流泪了，人人争着找干部谈心、交代，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挖出来，把自己说得越坏越光荣似的。我那时还遗憾自己的老子不是军阀或特务头子。所以，填表的时候，报了个地主，至少显得可信一些──哪个不都以为我们是地主恶霸出身的？五三年时，我家乡考核土改成绩，工作组把我家划为贫农，因为解放时我家正好无田无地。本来是有几亩地的，四八年给我妹妹作嫁妆了，两老靠我汇钱过日子，比自己种地好多了。我当时觉得，定为贫农实在是对党不忠实。那时家父已经去世了，我就给当地县委写了信，请求划为富农。以后县里通知我母亲，说改成为上中农了。倒是我妹夫倒霉了，就因为添了那几亩地，被划成富农，成为黑五类份子。夫妇俩背了包袱，感情也不融洽了──。”
渐渐地，他嗓门干哑起来，终至哽咽不成声，只剩惨笑的样子，我除了叹息一声，也无话可以安慰他。
“夜了。”
尹老第一次开了口。他不知何时已收起了旱烟管，正两手交握着，焦虑地望着尹县长。
山风显著的减弱了，相伴而来的是沙沙的雨声，细细碎碎的，像春蚕啃桑叶一般。尹县长如梦初醒似地站起，套上了帽子，又不知所云地自言自语了几句。尹老直摇着头，默默和我送他出门。尹老把门边的伞给他，却被婉拒。看着他高高的身子消失在黑夜和风雨中，尹老才闩上了门，立刻熄了灯。我们彼此一语不发，摸着黑上了床。
第二天我出发去汉中。
一星期后，我又回到兴安。正是落日时分，山峰、树木和屋宇都沐浴在夕阳里，一片金光灿烂。汽车站里四面贴满了大字报，还有色彩鲜艳的连环画和宣传画，花花绿绿的，令人应接不暇。我提着行李袋，在那两条板凳的候车室里走了一转。只溜眼一下那些标题，便知道尹县长已成众矢之的了。我想踅到县立中学看大字报，经过戏院门口时，看到大幅的标语已经盖住了电影广告，“停止营业全力闹革命”的通知封住了售票窗。
县政府大门前冷清清的，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勾着头，弯着腰，在打扫台阶；另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旁边监视，悠闲地吐着烟圈。这也许就是挨头一炮的县党委书记，不过我没有心思打听罢了。街上人来人往，比前几天热闹些；其中很多是戴红袖章穿绿制服的中学生。到处都是触目的红颜色，红纸标语，红色大字报和红色招牌，在夕阳里，一片红得冒火的景象。我仔细瞧瞧这街上两旁的铺子，原来都换上了新名称：“工农”百货公司，“战斗”饭馆，“红卫兵”照相馆，“卫东”小吃铺，“东方红”戏院，“为民”农具修理厂──。
我远远就望见中学的门口聚了一大群人，走近时，才知道有人在辩论。那人群挤得密密麻麻，针都插不进似的。我本想往回走，突然听到辩论的一方，声音似乎很熟悉。谁呢？我好奇起来，决定看个究竟。于是，我背靠校墙，把行李袋做垫脚石，然后扶着墙，站上去看。是三个红卫兵在辩论，一个招架两个。那单枪匹马的，是个方脸浓眉的少年，显然只有固守的余地了，满脸通红，嘴里粗声粗气的，不停地用手抹额头的汗。他的两个对手，因为占了上风了，很得意，竟唾沫横飞，昂头瞪眼的像斗胜的公鸡；其中特别神气活现的正是小张。他也是脸红脖子粗，但盛气凌人，头挺得比谁都高。
“我还是一句话，”方脸的少年不服气地挣扎说，“我们要本着党的政策，是起义就既往不咎，这才合乎毛主席的教导。”
“呸！”小张愤怒地驳斥他，“你还没有学通毛主席的教导哪！毛主席还说过：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怎么样？现在是给阶级兄弟报仇的时候啦！”
“瞧！人家能大义灭亲，你这立场，又站在哪儿啦？”另外一个气势汹汹地责问。
“杀人偿命，还能有二话吗？”小张再迫了一句。
“血债要用血来还！”另一个索性提高嗓门喊起来。
有几个学生跟着唱和，那方脸少年仍然顽强地争辩，但声音却被割碎，终至淹没了。
也许旅途劳累，我突然感到头昏眼花，心口作恶，便连忙跳下来，捡起手提袋，迎着微弱的夕阳走向尹老的家。一路上，耳朵里似乎仍震荡著「杀人偿命”的呼喊。
刚到尹老门口，最后一线阳光已消失无踪了。我又饿又累，只想躺下来休息，然而一推门进去，就大失所望了。屋里坐着两个客人。一个是与尹老一样年纪的白发老头，他正捧着一本红色《毛主席语录》，秦腔十足地念着。另一个是老太婆，身体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手里的小红书。听到我进屋的脚步声，老太太才醒过来似的，坐直了身子，诧异地盯住了我。她嘴张得老大，下巴脱节似地挂了下来。念书的老头停顿了一下，相了我一眼后，又喃喃念下去。尹老头从床沿站起来，与我点点头，又坐下去，捧着一本小红书，手却搁在膝盖上，也不打开书页，只默默地望着它。
我把行李袋放在一周前睡过的小塌旁，自己打水洗脸去。我开始后悔又回到兴安来──我本可以由汉中直接经西安回北京的──只不过要回来取一个挎包，兼替北京的朋友买一只木澡盆，谁知偏赶上人家在整尹老！他已自身难保，家里再住个外地来的，岂不使他难上加难！我一边抹脸，一边下了决心，只要一弄到车票，立刻就走。
尹老也来舀水淘米，升火熬了一锅粥，又切了一碟腌菜端上桌来。老头老太看这情景，才如释重负地起身，随手拎起他们屁股下的小板凳走了。他们前脚才出门，尹老便去碗橱里端出一碗湖南腊肉来。这还是我从西安捎来的，他没舍得吃，特意留着。
我告诉他，我打算第二天便回西安。
他连着点头。“早离开这里好。”说完，他埋头喝粥，绝口不提自己的事。
我们才放下碗筷，办学习班的人又来了。这次是另外两个：一个老太婆，另一个是四十开外的妇女，剪短发，神情泰然自若，很像是个干部。
“尹老头，你想了没有呀？”这中年女子一推门进来就问，锐利的眼光把桌上的碗盘来回扫过两遍。
“我实在不晓得，”尹老漫应着，管自收拾着碗盘。
“你开动脑筋，回忆回忆嘛！”她很有耐性地说，同时找个最舒适的，又背墙又靠桌的位置坐了下来，准备长期固守似的。
老太婆也在桌子另一边坐下，从兜袋里掏出《语录》，板起脸来瞧定了尹老。
“也不过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中年女子又说了，“他还是你儿子手下的人，多少人都知道这回事，难道他就不曾给自己老子提一句？十八岁的小伙子呀，活蹦跳的，竟让尹飞龙这个军阀、恶霸给一枪送了命！这是阶级仇恨呀，能不给他报吗？你自己的儿子又是怎么死的？文化革命嘛，就是要算这笔总帐！”
“我儿子是陕西解放前一年死的，”尹老头平静地回答，一边仔细地揩抹着饭桌。
“怎么死的？还不是给尹飞龙当炮灰！他顽固反共，把青年子弟押去当炮灰，真是罪大恶极！你这大把年纪了，还顾忌什么？快站出来跟他划清界线！”
“包庇亲戚会罪加一等！”老太婆也插上嘴。“别看他常来看顾你，那是黄鼠狼拜年，不安好心哪！他不做亏心事，何必这么积极想封住你嘴呢？”
屋里已经黑得脸都看不清楚了，尹老却没想到开灯，只自己闷坐在床沿。我疲倦得直想躺下来，终于忍不住去扭亮了灯。乘着这两个女人打开书翻找《语录》时，我开了门溜出，到县中找小张。
小张的名气似乎不小，一找便着。原来他当上了造反团的副司令兼宣传部长，独自坐镇一个办公室，还配备了女秘书。办公室门上新添了“宣传部重地，闲人莫入”的红字。这里人进人出，灯火辉煌，一派彻夜工作的气氛。小张自己一身崭新的绿军服，腰里扎着宽皮带，红光满面，一副少年得意的模样。
我本来想问他何以改变了对他表叔的看法，但是有女秘书在旁监视着，我也只得压下自己的好奇。我只告诉他有急事想赶回北京，明天得离开县城，请他设法解决交通工具。他倒答应得很爽快。
“包在我身上，”他拍拍胸脯说，“明天一早就有消息。”
也不过半个月光景，小张似乎变了不少，言语、动作都像在演说，神情充满了自信──简直是骄傲。
事情既已讲妥，我起身告辞。
“就走了？还早吧。”他夸耀地捋起左手袖子，仔细瞧了一眼手腕上新添的一只表。
我笑笑，也不说什么，就离开了这“宣传部重地”，自己在街上蹓跶。才九点钟，但行人稀少，多数铺子已打烊了，很多住家也熄了灯。这时山风吹来，倍感夜凉如水；镰刀似的月亮挂在山巅，耸入云霄的群峰，在朦胧的月色里，显得阴森森的，宛如窥视的猛兽，伺机要围扑过来。
我顶着寒风，从街东踅到街西，再踱回来。所有铺面全落了锁后，我只得回尹老家来。那两个女的仍在劝说，而尹老嘴里叼了旱烟，仍是洗耳恭听地坐在床沿。我累得连连打呵欠，看了手表，已经快十点了。那干部模样的妇人见我看表，就起身说：“你们早些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她很快的就同老太婆走了。
到底是山区人家，富有人情味──我想着也颇为感动──办学习班也想到让人早休息。在外地，不都是轮番作战，从早上八点直干到深夜一、两点吗？
因为疲劳过度，我在熄灯上床后，发觉全身骨节全散了似的，酸痛无比。在阖眼前，我勉强挣扎着，向对铺的尹老劝两句：“你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吧，尹老。这种‘谈心说服’的学习班，无日无夜的，不达目的不罢休，你又何苦呢？还是相信党，相信群众，把事情搞清楚就算了──”
我的声音越说越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最后竟至淹没在黑暗里。
良久，才传来尹老一声拖长的苦笑。
“我老头自己也搞不清楚哩。我也只是听说有个兵因为作战时违抗命令，被尹飞龙亲手枪杀了。我又不认识那个兵，又不曾眼见，有什么好说的呢？要干掉尹飞龙，就干掉好了，偏去挖这种烂陈帐！我儿子是跟共产党打仗死的，我又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就伴着我的叹息，一起带进了梦乡。
第二天，出乎意料之外，小张居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搭乘当天飞机的介绍信。我并且摇身一变，成了他们造反团的特别观察员，连飞机票都不用花钱买。起飞时，小张还来挥手作别。我隔着机窗向他挥手，可惜转眼就失去了他的影踪，连兴安县城也不见了。机窗外，除了山，还是山，是连绵不断，万古千秋，伟大的秦岭。
六八年春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在北京东单公园里闲步，无意中撞见了小张的堂弟。在西安时，只见过一面，还亏他先认出了我，向我打招呼。他穿了一身臃肿的棉衣，挎了个腰包，正一个人坐在条凳上削鸭梨吃。惊喜之余，我在他身边坐下，同他聊起来。他是和一些红卫兵代表来北京告状的。原来陕西红总司已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彼此文攻武卫，纠缠个不休。他们这一派先发制人，派代表到首都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
我打听了西安的近况，问起他的伯父和堂哥来。“你哥哥更得意了吧？”我略带顽笑地问，“现在做到什么官啦？”
谁知张小弟听了，脸顿时发暗。
“我哥哥不怎么好──”他有些口吃起来，好像拿不准该让我知道多少才是。“他已经三个多月不回家了，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伯父为他气得发了胃病──”
我听了也很为我的老朋友难受。张小弟说，他们哥儿俩不巧是对立派。小张那一派武斗搞得凶，头头都受到通缉；可能风声紧，他躲起来了。
“你们兄弟俩也太抛头露面了，”我不客气地批评起来，“现在什么时候啦，还让你们继续造反吗？马上都要军管了。年轻人不晓得学习，不重视组织纪律，成天打架，争权夺利，这样下去难保有好下场！”
听到我对红卫兵的苛责，他很不好意思，辩解地说：“我们是有缺点，找伯父也是这么说来的。我还是头一次离开陕西哪。我啥事也不出面，我这次是抓了个机会到北京来玩的。不像我哥哥，他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爸爸说他是让胜利给冲昏了头脑。枪毙尹县长那一阵子，他真是红得发紫──”
“你说什么？”我立刻打岔。“枪毙尹县长？”
他点点头。“六七年初的事。”
“什么罪名呢？”
话一出口，我随即向他摆摆手，心里说不出的愤慨、失望和凄凉的滋味。
“算了，那些罪名我全知道，牵强附会到极点！他是向应号召起义的，何至于死罪？”
“当时都认为是革命需要，不枪毙个把人不足以树立威风，扩大影响。事后大家也觉得过份了些。我们派还有人想替他平反，只是时候还不到，不曾提出罢了。类似这样的事也不止尹飞龙一个。
正说着，一阵风刮来，泥沙纸屑都卷起在空中翻腾，太阳早不知被驱赶到何方去了，满天昏昏惨惨，一片黄蒙蒙。我眯紧眼，头顺着风势躲，脸皮被风沙刷得麻痒痒的。那黄土高原长大的少年却毫不在乎；风刮得疾时，他还兴奋地张开两臂，想捕捉一把似的。风过后，他又拾起了话头。
“我到兴安那天，正好赶上开公审尹飞龙的大会。我记得，一宣读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后，尹县长头向前栽下去。如果不是后面两个红卫兵拉着他，他大概会昏倒。他老婆想冲上台去，嘴里直嚷着：‘讲政策，你们讲政策呀！’她当场就被人架走。这一来，群众反应不热烈了，只有会场前部和两旁的红卫兵鼓掌欢呼。我哥哥立刻跳上台呼口号：‘血债要血来还！’‘处决军阀、恶霸、反革命尹飞龙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起先，我们还跟着喊，可是声音越来越稀，越来越低。我当时好像喉咙被什么堵住了，胸口饱胀得难受。到最后一句毛主席万岁时，只剩下台上的人跟着喊。大家一看，跟着喊的竟是尹飞龙！他双手被人架在身后，眼镜掉了，但头却昂起，腊黄着脸，鼓直了眼睛，低沉有力地喊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都呆了，全场不作声，只听着他一个人喊。”
“啊──”我长长吸了一口气，胸口也胀饱饱的，说不出话来。
“本来，有人提议公审时，照例用铁丝箍住他的嘴，怕他喊反动口号。可是有人说不必要，谅他没有这个胆量，终于没用。现在眼睁睁看着他喊毛主席万岁，绑架他的人又不敢用手捂住他的嘴──怕犯错误。忽然，后面的观众骚动起来，往台前拥挤，任大会主席怎么喊‘加强革命纪律’，全不理睬。红卫兵慌忙抢上台，霸住了，不许群众上去。主席只好宣布立即枪决，唯恐生出乱子。于是四五个人把尹县长拖上卡车，预定游街的节目也取消了，就直接往乱石堆开去。您知道沟口的乱石堆吧？”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坐板车进山，曾经过那里──两旁悬崖绝壁，中间是山沟冲出的一片扇形乱石地带。
“尹县长被绑在一根预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桩上。当举枪对准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嘴唇也咬出血来。大家吓坏了，对着这样的囗号怎能开枪呢？非让他停止喊口号不可！我哥哥正好有两条大手帕，就上去把他的嘴堵上了，刽子手这才开了枪。这一次，一声欢呼都没有，也没有人想走近去看，尸体就孤零零地斜挂在木桩上──我偏过头不敢看，一个农民却盯着我问：他这么喊毛主席万岁，怎么还枪毙他？”
“你怎么回答呢？”我说。
他苦笑地耸肩膀。“我叫他少管闲事。”
又刮过一阵大风，暮色就提早降临。
我们都沉默了。
“那尹老先生还好吧？”我想起那好客的老人。
他摇摇头说：“他已经去世了。”
接着，张小弟站起身，说要回去开会，匆匆走了。我也不问尹老是怎么死的，脑子里只是反覆地涌上一句平日诵熟的毛泽东的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来源：可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