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外子从苏北来信，说他们劳动快结束了，大概九月中旬可以回南京；正好九月十五晶晶将满四周岁，他计划带孩子去逛中山陵。“来南京也有三年了，”他在信中说，“还没有瞻仰过明孝陵、中山陵，心里总觉得对不起金陵的山水。”
不是外子提醒，我真还想不起晶儿的生日。这几年在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生日也忘了。除了每年岁末，同事们奔走相告，要我拿购物证到粮店买一斤富强粉面条──毛主席的寿面──外，对于我，生日已成了历史名词。
接信的那天，我下班后去学校附设的幼儿园接晶晶回家。路上，忍不住把他爸爸的打算告诉了他。孩子听到久违的父亲要带他出去玩，立刻喜形于色，圆乎乎的小脸绽开了笑容，就在路上跳跃起来。
忽然，他仰起小脸问我：“妈妈，生日是什么呀？”
“生日就是生下来的日子。”我信口回答。
瞧他一脸似懂非懂的神色，我才悟起这个名词的抽象性。那时，我正怀着老二，已经八个月了，肚子挺得山一般高。拉着晶晶的小手搁在我肚子上，我告诉他：“再过一个多月，娃娃就要出来了。他出来那一天就是他的生日。”
“生日！”
也不知懂了还是不懂，他只管高兴地喊叫，蹦呀跳地往前冲。我在他后面跟得很吃力，赶到宿舍区的大门口时，望着节节上升的台阶，只剩下喘气的份儿。我们住的虎踞关宿舍，一排排的平房沿着清凉山建筑，一个大围墙之内住了两百多户教职员工。我们的宿舍单元，正好在半山腰里，这大热天里，一上一下，我都要出一身汗。那天，晶晶顾不上同大院子里的小朋友打招呼，一路雀跃而上。
“奶奶！”他兴冲冲地喊起来，原来是我雇请的老太太出来接他了。
因为离预产期近了，外子又不在家，对邻的王阿姨替我做主，雇了这位老太太，好帮着照料晶晶，将来我生产时，替我熬月子。老太太姓安，苏北人，性子倒也颇爽直，才住进来两天，已经同我们母子混得很熟了，一家三口过得颇为融洽。
“奶奶，我生日啦！”晶晶迫不及待地嚷开来。
“爸爸要带我……三三陵！”
“什么，三三里？”安奶奶正六十开外，有些耳聋，听成了城南一条家喻户晓的老街名。
“是中山陵。”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上来纠正，心里突然懊悔起来。这孩子口无遮拦，如果到处去喊他要过生日，人家岂不以为我们做父母的满脑子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这样一想，我赶紧拉了他回家来。一跨进门立刻叮咛他：再不许提生日的事，否则有一天他会变成老反革命了！孩子当然弄不清生日提不得的道理，不过，“老反”的意义他是晓得的，马上绷紧了小脸，不住地点着小脑袋瓜。看那严肃的模样，我放心了，就让奶奶带他去洗手吃饭。
但孩子究竟憋不住好消息，等他吃过饭去对门王家玩时，便告诉了王阿姨的独子冬冬。冬冬七岁，刚从幼儿园升上了小学一年级，因为是紧邻，又同过幼儿园，与晶晶一向很要好，时常玩在一起。
“文老师，听说晶晶的生日快到了，是吗？”
那天晚上，王阿姨过来坐谈时，劈口便问。
“嗳！”我怪难为情地承认。
王阿姨是幼儿园的保育员，正好看顾晶晶这个小小班──三岁到四岁的孩子。她有耐心，又会唱歌，孩子们很服她。许是广东人的天性，王阿姨非常活泼健谈，加上出身是“城市小贫民”──我从来弄不清这是什么行业，有人说是无业游民，我可从不敢求证于王阿姨──属于红五类份子，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时嗓门特别响。承她看得起，与我常有来往，晚上料理完家务后，不时过门来与我聊几句。
她丈夫与我同一个教学组，目前也同外子一样在苏北的五七干校里种田。因为我俩都是独自带个孩子过日子，上班外又兼家务，不免就互相帮起忙来。早上买小菜时，我替她捎带一把；在家务料理上，她常替我出主意。譬如雇保母的事，不是她替我张罗，我自己准一筹莫展。
“我家冬冬是八月二十九生日，才过去没几天，我也没给他庆贺，”王阿姨带着遗憾的口气说。“等他爸爸回家来，也叫他带孩子去逛一趟玄武湖吧。”
“那可好，”我说，“秋高气爽的，你们全家去玄武湖划船，照张相多好！”
“可惜没有照相机呀！”她说。
我想借她我们那个卡隆照相机，但怕她一口拒绝，自己反而难堪，因此话到舌边，又强咽了下去。还记得去年的事，我热心得很，把照相机借给我们的党员组长。谁知道他一看是日本货，当场便摇头拒绝。这以后，我连这个来自军国主义国家的照相机都怕亮相了。
王阿姨坐下来以后，便不停地张嘴打哈欠。瞧她一脸倦容，我不禁关怀地问：“你昨晚上夜班，今天休息过来没有？”
她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赶紧把手捂上嘴。
“我上午、下午都躺着，就是睡不着。”
说完，她立刻伸长了颈子左右张望。见厨房门关着，猜是安奶奶在里面洗澡，又看晶晶在另一间房里已经上了床，这才凑过头来，低低地问我：“你晓得施老师的女儿小红吧？”
“当然，”我说，“她不是同晶晶一道在你的小小班里吗？”
小红的父亲与我恰巧同系，由于出身好，很早就入党。文化革命中他以造反出名，成了红人，目前正被江苏省委借去办一个学习班，审查省里的一个中级干部。小红妈妈也是教员，正在苏北劳动。因为夫妇都不在南京，小红一向是全托，日夜住在幼儿园里的。这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小脸颊喷红的，很讨人喜欢。夏天里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还曾接她来家玩过一次。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对人说才行！”王阿姨的嘴凑上了我耳朵。
“一定！一定！”我满口答应着，爽性走去把我的房门悄声带上，然后回来拉了王阿姨在书桌旁坐了下来，自己靠着她坐在床沿。
“昨夜，”她仍然压低着声说，同时倾着上身，俯着头，唯恐说的话被第三者听去似的，“十点多钟，孩子全睡了。政工组的老王领了广播室的老邵，扛了部录音机来，我们幼儿园的主任亲自陪着。他们一来便叫我把施红叫醒。孩子睡得像死去一般，怎么弄也不醒。我只好把她抱去餐室，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才半睡半醒地睁开了眼。王组长亲自把餐室的门关紧了，接着就和我们主任盘问起小红来，老邵打开录音机在一旁录音。先问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接着就问她：有人教你喊反动口号没有？小红闭上眼睛只管摇头。问了一阵，主任急了，说：有小朋友听到你喊反动口号──”──说到这里，王阿姨的整张嘴几乎塞住了我的一只耳朵──“毛主席坏蛋，喊了没有？这下小红似乎知道厉害了，使劲的睁大了眼睛──你知道小红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像荔枝核般亮晶晶的──她就这么干瞪着眼，瞧瞧王组长，又瞧瞧主任，一边只管摇脑袋。他们轮流劝她，哄她，交代政策，叫她老实，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只要承认就算了──最后，主任只好把汇报她的小朋友名字讲出来。这下，孩子才记起来似的，承认是说了，但立刻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哄了好一阵，她才止住了哭声。我以为事情就完了，谁知他们接下去又追问她：为什么喊这反动口号？小红又是摇脑袋。老王说，这口号哪里听来的？爸爸说过？摇头。妈妈说过？摇头。老师讲过？摇头。哎呀，文老师，你不知道，我真吓得冒冷汗！”
说到这里，王阿姨直起腰来，两只小眼睛朝上翻，做出晕厥模样，一只手轻轻拍着胸脯，似乎犹有余悸。
“我那时偷看了一下手表，不得了，十二点了！孩子已经熬不下去，瞌睡连连，眼睛闭呀闭地。最后一次问她：听见妈妈喊过没有？她就闭着眼点头了。等问她什么时候听到，她怎么也说不上来。折腾了一番，实在没有结果，他们才让我抱她回去。一上手，小红便呼呼睡去了。倒是我，下了夜班回家，整天想着这件事，竟阖不上眼。”
难怪她阖不上眼，我一路听下来，大气都不敢出。
“你说，这些全录了音？”我不能相信。
“那当然，”王阿姨说，“而且进了档案！”
“档案！”我伸手抱住我的肚子，感到一阵寒心，“天，这孩子才多大呀！”
“可不是！”王阿姨出跟着叹息。“四岁不到，比你们晶晶还小些。”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摇着头，同被逼供的小红一般，还以为在做梦似的。我想着：施老师总算出身好，但他妻子可听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干什么都特别卖力，现在女儿闯了这个大祸，可怜夫妇还蒙在鼓里呢！可怜的小红，四岁不到就留下了录音口供，存进了档案，长大后没事就好，万一出点纰漏，肯定旧事重提，那时可就是“自小一贯反动”了。
难怪王阿姨睡不好，我这间接听闻的人也深为震动，夜里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里老浮上小红那张眼睛滴溜溜转的红脸蛋。
这以后，我每天都向王阿姨打听事情的进展。先是王阿姨本人做书面检讨，以后是主任向校方做检讨，接着校方派人到小红妈妈的老家天长县调查。这下子，我又转而为那做妈妈的担忧了。可叹施老师，长年在外省奔波，调查别人，可曾想到自己的妻子也在被人调查？
一个星期天晚上，安奶奶正在厨房里刷锅洗碗，晶晶缠着我给他讲一本小人书《智擒大特务》。正讲到一半，王阿姨敲门进来了。她一进来便东张西望，两只细小的眼睛闪闪发光，那神情是紧张、兴奋，又透着神秘。我心想：小红妈妈要倒楣了！找出了两粒软糖，我把晶晶哄到他和奶奶的房间里，叫他自己看小人书，回来就顺手把自己的房门轻轻带上。
“小红妈妈怎么啦？”
我急着打听，也来不及给王阿姨让座，只给她指了指书桌前的椅子，自己先捧着肚子坐在床沿，拉长了耳朵，准备听新闻。
“小红妈妈？”
王阿姨倒瞪了我一眼，接着就是摇头又摆手。
“不是小红妈妈，是晶晶呀！”
“晶晶？”我莫名其妙地反问一句。
“哎呀，怎么告诉你才好……”
她一屁股坐下来，然后连人带椅子向我挪过来。
“是这样，”她压低了声音，上身俯向我，下巴几乎压在我肚子上，“冬冬说，他下午同晶晶在一起，听到晶晶喊……喊反动口号！”
“反动口号？”我还是摸不着头脑。“什么反动口号？”
“哎呀！”她急得坐不住了，弹起来，把前额顶着我的太阳穴，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来：“就是：毛主席坏蛋呀！”
“什么！”我大叫一声，也跟着弹了起来。
“嘘！小声点！小声点！”
王阿姨一把抱住了我，又把我按落在床沿。我好像全身瘫痪了，身不由己地随她摆布，脑子里一片空白，嘴里不知所以地念着：反动口号……反动口号……。
“孩子还小呀，”王阿姨向我劝解，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可以教育过来的，好好同他讲，不要打他吧。”
好半天，我才在纷乱中理出一个问题来：“除了冬冬，还有谁听见？”
“不知道。”说着，王阿姨皱起了眉，歪倾着脑袋思索。“好像就是他两人在玩。”
为了弄清底细，我决定找冬冬。安奶奶步出厨房，正拉围裙擦手。看我挺着肚子，摇幌着步子，手里还拽着王阿姨，她连忙问：“什么事？”
“就回来！”
说着，我急急把王阿姨拖回家。冬冬看到我这样，吓坏了，小眼睛抡得滚圆，手也摇头也摇地直说：“我没说！我没说！晶晶说的！”
问了一阵，我才知道是下午两人在院子里玩，嘴里乱喊这个坏蛋，那个坏蛋，而晶晶在喊完爸爸坏蛋、妈妈坏蛋之后，就溜出这句最最喊不得的话来。
“这孩子，非得重重揍他一顿不可！”
在惊吓之后，我的愤怒开始抬头。捧着肚子，我恨恨地在水泥地上顿起脚来。
“光打不能解决问题呀，文老师，”王阿姨又劝说起来，“要从根本上着手，常教育他爱戴毛主席，引导孩子热爱领袖。”
“怎么没有……”
才一张口，我觉得一阵委屈，喉头顷刻被封住似的，眼泪便涌出来。
不爱戴毛主席？真是从何说起呀！孩子爸爸为了怕他生在异国，特地专程赶回中国；而没有出娘胎，便取了“卫东”的学名在等待；才几个月大，便举在头上认毛主席的像；妈妈还不会喊，便先会毛呀毛地叫了。能说孩子不爱毛主席？在襁褓中，一见到主席像，便条件反射地眉开眼笑，手舞足蹈了。我们大人也一向不落后，六九年，全国疯狂地推行“忠字化”运动，我白天上班，夜里还抽出四小时去轮流绣巨幅的毛主席肖像；响应造反派的号召，除了厨房和厕所，家里所有的走道和每一面墙都贴上了毛主席的画像、诗词、字画等，一直到江青发觉全国推行下来有庸俗化的倾向后，下令取缔，才奉令取下来。
“不要哭了，文老师，”王阿姨仍在劝说，“肚子这么大了，不能动气的。孩子还小，还可以教育过来。”
听王阿姨那口气，好像晶晶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更加伤心。想放声大哭一场，又怕哭声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反而扩大了事情，只好张大了嘴呼气，无声地擦着成串挂下来的眼泪。
肚子里的胎儿这时突然动起来，那本来会给我一种神秘和幸福的感觉，现在却转为一次意外的、痛楚的刺激。我忘了擦泪，双手赶紧捧住了肚子。
“冬冬，”王阿姨已经转身去叮咛她儿子了，“你可不许出去同人家讲晶晶的事！说了，我可要揍你，晶晶也不同你玩了！”
冬冬瞪着同他妈妈一模一样的眼睛，一上一下地点着小脑袋，那模样严肃得像个老头子。
我憋了一肚子气回家。安奶奶刚给晶晶洗完澡，正在房里给他穿衣服。看见我气呼呼地撞进来，她吓了一跳。
“文老师，怎么啦？”
我来不及回答她，便问起晶晶有没有说反动话的事。孩子仰起胖胖的脸，张大了嘴，眨巴着眼睛，好像什么事都记不住，一双小手揪弄着潮湿的头发。
“冬冬说，你喊了……毛主席”──说到这里，我压低了声音，习惯地环视了四周一下……“坏蛋……喊了没有？”
“要死啦！”老太太一听，狠很地蹬了一脚。
这下，孩子似乎记起来了，整个脸立刻僵住了，眼光怯生生地盯着我。
“喊了没有？”我再逼问。
“喊了……”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为什么喊？”我一气，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他一脸的呆相，不吭一声，只傻傻地张着嘴，眼珠像死鱼一般暗淡无光彩。我虽在盛怒中，却也可怜起他来，但怜悯的念头刚一滋生，心底便敲起了警钟。多少家长都说过了：一个小孩可以偷，可以抢，但万万不能犯政治错误！想到这里，我狠了狠心，吃力地弯下了腰，打了他两个巴掌。晶晶吃惊地捧住了脸，“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要死！”老太太又是吓了一跳，一把拉开了孩子。晶晶更加嚎啕大哭起来，双手捂住了脸颊，哭得一脸都是泪。
“可不许说了！”安奶奶也板起脸数落他。“反革命才说这种话……再说，准打烂你嘴！瞧把你妈弄成这样子！快说你以后不再说了！”
晶晶抽搭搭地吐出来：“不……说……”
“走，再洗脸去！”说着，奶奶也不等我说什么，立刻把他拉到厨房去了。
怎么办？我心里不断地问着自己。
失神落魄地踱回自己房里，我关了门，往墙上一靠，马上闭了眼──但愿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必忧虑。其时，脑子里是纷乱一片，好像波涛汹涌，载浮载沉，不知何处是岸；弄不清是为晶儿着急，还是为自己挂虑；想立刻写信告诉外子，又怕万一信被检查，倒留下了铁证，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也可以减少他几日的焦躁。
焦躁也还是暂时的，我最担心的是他对孩子的失望，而后者会令他多么伤心！他迢迢千里而来，如今郁郁不得志，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看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盼望着将来能成为八亿众生中的普通一份子，不背任何思想包袱，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这么谦卑的愿望，眼看在孩子四岁时，便遭破灭的威胁，能不令他伤心吗？
我想着，想着，越发觉得不能告诉孩子的爸爸。就是他回来了，也不能告诉他。但是，怎么叫别人也不提起呢？我想：我可以明告安奶奶，相信她也会合作；而对门的王阿姨，则可以暗示她。王阿姨和外子是同乡，他们广东人很讲义气的，相信还不至于去向学校反映或汇报这件事吧。至于她丈夫，我倒比较踌躇了。老王是我同事，出名的积极份子，一向紧靠党员和上司的。虽然他太太与我处得很好，然而，因为我中过美帝国主义教育之毒，他一向对我敬而远之。今后──我下了决心──可要对王老师特别小心，得罪不得的。王阿姨也不能得罪──连冬冬都得罪不起！
想到堂堂一个大人，却要防范起一个七岁大的毛孩子，自己都感到脸红。都是晶晶闯的祸！我恨恨地想着，离开了墙，踱向书桌，充耳不闻从隔壁房里传来的抽泣声。肚子里的胎儿又动了起来，一股电流般的感觉立即传遍了全身。我抱紧了肚子，赶紧坐下来。
书桌上，靠墙站着一堆毛泽东的著作，语录、诗词、选集和全集都有。有精装本，有简装本，有横排版，直排版，还有袖珍本，甲种本，乙种本……真是名目繁多，应有尽有。我叹了口气，仰头望着贴在墙上的毛泽东半身像。墙上的人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对适才发生的事全无动于衷，沉静、冷漠得令人望而生畏。
这时，冷不防，肚子又被胎儿踢了一脚。我惊得浑身发麻，接着便感到一阵隐隐的钝痛。我抱紧了肚子，默默地说：你不要着急吧，等你出世，我一定要找个借口把这张像拿走……。
就这样，我在屋里盘算，思索，焦急，叹气，直到深夜了才熄灯上床。
天亮时，安奶奶起来烧早饭。我一看手表，六点多了，得赶去菜场买小菜，只得快快起身。因为一夜不曾阖眼，眼皮像铅般重。一举步便感到头沉脚轻，身子像失去了重心的陀螺，摇摇晃晃的。一手扶着墙，我才能弯身拎起菜篮。老太太瞧我这模样，不放心得很。
“你没睡好，”她说，“再去躺躺，我去买小菜。”
我摇摇头，不知所云地说：“他爸爸就回来了。”
“你就别告诉他了。”她看出我的心事，倒颇果决地替我出主意。“我瞧你也别这么担心事，这点大小的孩子说一句话，能把他宰了不成？在我们淮安县，农民赌咒发誓都要抬起毛主席来的，骂起来才厉害呢！骂的人都是三代老贫农，也没有人把他们怎么样！”
安奶奶的爽直憨厚给了我些安慰，但是我无法使她明白，知识份子和农民的政治待遇是多么不同。
晶晶起来了。除了眼角有些微肿，他仍是眉开眼笑的，早把自己闯的祸抛到九霄云外了。
“妈妈，我今天生日？”他捧着碗，稀饭也来不及喝，便又提起。
我板着脸，不理睬他，心里真是好气又好笑。孩子到底是孩子。瞧他白白胖胖的脸满是新奇和稚气，我立刻又想起他同班的小朋友小红来，而那深夜逼供的一幕立即浮上脑海，只是这次换了晶晶而已。这一想，对著白花花稀饭，我竟一点胃口也没有。
安奶奶为了给我开胃，特地把别人送她的一瓶杭州臭豆腐乳打开来，请我尝了一块。感谢她的一番好意，我总算把稀饭胡乱吞下了肚，只是食不知味，辜负了这名闻遐迩的臭腐乳。
差一刻八点，我领着晶晶开门出来。一如既往，隔壁的申家也同时开了门，卓先生中山装笔挺的，昂着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出来，卓太太随后跟上。瘦削矮小的卓太太一见了我，立刻堆上了一脸笑容。
“文老师，早！”
“早！早！”
我忙不迭地招呼，一边留神他们夫妇的脸色。卓先生似笑非笑地对我点点头，立刻又昂起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了。卓太太停下来，摸了一下晶晶的后脑勺后，也急急跟上她丈夫走了。我故意放慢了步伐，磨蹭了一阵。不久，卓家的两个儿子也跑出来了。他俩都是初中生，肩膀上挂着红卫兵的袖章，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气。看到我们母子，兄弟俩一个咧嘴笑笑，一个喊声“晶晶”，也匆匆去了。我揣摩着这两个红卫兵的神情，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估计并不知道晶晶的事，心中才略为松了口气。
这卓家也是我要提防的对象。当初学校把我们分到这个宿舍，一个大门进来，一共三户人家，我们和王家门户相对，卓家居中，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王先生来自南京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个教授，但因为祖父在国民政府做过官，为了表示能划清界线，他一向很积极，一切唯党的马首是瞻。听说红卫兵运动初起时，公布不许雇请保母，他立刻把冬冬的保母连夜解雇。可怜冬冬生下时才两斤八两，从医院的暖气箱出来后，便一直是这个老太太捧在掌心里带大的。四年了，感情很深，临走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和冬冬哭成一团，惹得王阿姨在旁也陪了不少眼泪。只有王先生锁紧了眉，一声不吭。
他家是我们这个大院子里第一户响应红卫兵解放保母的号召，为了表扬，红卫兵敲锣打鼓地来把贴在门上的“喝令解放保母”书撕下。这以后，失业的保母太多，生活成了问题，迫得向周恩来请愿，于是中央又悄悄传下来，准许酌情雇请。正好王先生到苏北劳动，王阿姨有时要上夜班，就有把老太太叫回来的意思，但王先生硬是不同意。可怜王阿姨，在零下气温的冬夜，把冬冬用大棉袄裹成橄榄球似的，背着上夜班。有时大雪纷飞，我可怜孩子，硬是把他留下来同晶晶一道睡。就凭这件事，我对王先生又敬又畏。
卓家是党员夫妇，一向受重用，不是派出去开会，便是审查有问题的同事，从来不得闲空到农村去劳动。正因为劳动少，他俩对劳动特别热心，逢人便宣扬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如何伟大正确，要一辈子走到底云云。尤其是卓先生，精于政治词令，又口若悬河，总摆出一贯正确的面貌。人家背后不服气，喊他“左出奇”，当面可是没有勇气问他：你什么时候去走一趟五七道路？卓家的孩子更是青出于蓝，文革初期，他们还是小学生，却晓得组织了一些小朋友，在我们宿舍里抄家、查封，几条皮带抡得呼天价响，个个杀气腾腾的。提起卓家兄弟，宿舍里的男女老幼，哪个不怕个三分？
“记着，晶晶，”我告诫自己的孩子，“以后再不许到卓阿姨家玩！”
虽然这么叮咛过，我想最保险的方法无如把孩子尽量关在家里。
九月十三日，一早醒来，我心便卜卜跳。外子中午便回来了。盼望了很久的事，一旦来临，喜悦中偏掺杂了一份疑惧，一颗心既提不起，又放不下，干愣愣地压在肚子上。
刚梳洗完毕，安奶奶喜色洋洋地开门进来了。原来她悄悄地清早四点钟便爬起来，赶到龙蟠里的自由市场，买了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又到公家市场去排队，买到了两条黄花鱼。看着一大篮丰盛的小菜和她那皱成一团的笑脸，我是又高兴又惭愧。在中国住了几年，我却一直没有养成为口腹之欲而牺牲睡眠的习惯。
上班时，我照常带晶晶出门。安奶奶说：“他爸爸就回来了，今天还送幼儿园呀！”
“妈妈，我不去！”晶晶乘机撒娇了。
“还是去吧，”我想了想说，“奶奶好做事。”
孩子很失望，正好这时王家的门开了，小冬冬挎了书包跟妈妈出来。两个孩子一见面，说起话来，晶晶什么都忘了。刚好卓家的门也“呀”地一声开了，一家四口蜂拥而出。
“早！早！”
“早！早！……”
就这么互相道早，纷乱了一阵之后，大家才各走各的路。
这是一个大好的艳阳天，朝阳照得一切明晃晃的。通往幼儿园的小路上，两旁是成荫的法国梧桐，阳光滤过梧桐叶，在小石子路上投下了斑斑剥剥的影子，随风摇曳，多采多姿的。我脚踩着树影，脑子里却忙着捕捉适才邻居们的神情：那“左出奇”仍是昂头挺胸，高不可攀的神气；他太太摸了晶晶的头没有？两兄弟喊声文阿姨，便匆匆跑了，是赶着上课去，还是避免同我们多接触？王阿姨呢，更不好了！她只同我道声早，便急忙扯着卓太太聊起天气来──她同党员这么热烈，不会把晶晶的事说出来吧？
走着，想着，头就疼起来了。晶晶却是蹦呀跳地往前冲，我跟着他，额头立即渗出了汗，肚子立刻感到一阵阵发紧。一手挥着汗，一手按着肚子，气喘吁吁的，我好不容易把他送进了幼儿园。他班上的小朋友都来了，我瞧见小红蹲在地板上搭积木，粉红的罩衫隐约露出她母亲用大红绒线绣的“爱劳动”三个字。她突然抬头，等认出了我，便嫣然一笑，喊声晶晶妈妈。我勉强向她微笑了一下，立即转身走开，很快眼眶就湿了。
中午回家时，意外地发现晶晶坐在他爸爸膝上，乐得脸上开花似的。
“你怎么啦？脸色这么坏！”
看到我，外子似乎吃了一惊，立即放了晶晶，走过来，一把拉住我，扶到床沿坐下来。
“没有什么，”我说：“走急了。”
晶晶爬上了椅子，开始翻看书桌上的一堆小人书。“妈妈，你看爸爸给我的书！”
我睨了一眼，都是千篇一律的逮特务的连环画。我嘴上不说，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些小人书，它们使得孩子们满脑子的特务概念──晶晶便以为世界上除了好人，其他全是特务──好像人民中国成了特务充斥的国家。
与外子久别重逢，本来有多少琐事要倾诉，谁知道四目相望了，竟无从说起。瞧他晒得红里泛黑的脸，倒显得健康硬朗，头发铰得短短的，身上还穿着洗成灰白色、补钉上又加补钉的蓝布衣裤，这模样跟南京郊区的公社社员真的相差无几。
安奶奶在厨房里烧黄鱼，黄酒和鱼香弥漫了整个房子。外子望着我一起一伏的肚子，嘴角泛起了笑意，却说：“好香！”
“吃饭了！”安奶奶喊道，“晶晶洗手去！”
晶晶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堆书，爬下椅子到厨房去。
“你买小人书要注意，”我赶紧对他爸爸说，“书里头毛主席肖像多的就别买了。”
“你放心，”他会意地微笑说，“同事们早告诉我，像雷峰、王杰这种连环图画，隔一两页便有毛主席肖像出现，最好不买。不少孩子因为用蜡笔着色，无意中涂坏了毛主席肖像，惹了不少祸了。”
说到这里，他俯身向我，放低了声音说：“买书的同事都悄悄地把毛主席像撕掉了，我也如法炮制，彼此心照不宣就是。我们一定要管晶晶，这个年纪最讨厌，说懂又不懂。不许他在地上瞎画着玩，也别给孩子任何粉笔、铅笔之类的东西。他要万一闯了祸，像我们这种背景，真是跳到海里也洗不清！现在家里多住了个保母，说话更要小心些。这年头，真不可不防。”
“是……是……”我连着答应，赶紧避开了外子的眼光，肚子却又隐隐的痛起来。
在饭桌上，安奶奶和外子都忙着挟鱼挟菜给晶晶，把个小饭碗堆得高高的。
“晶晶，在家听话吧？”他爸爸问他，“干了什么坏事没有？”
“没有！”他大言不惭地回答，忙着用汤匙把鱼肉塞进嘴里。
奶奶盯了他一眼，就不作声地扒饭吃。
外子频频劝我吃鱼：“怀孕的人最要吃鱼，磷和钙最丰富。”
看他容光焕发，黑红发亮的脸满是久别还家的喜悦，听他津津乐道自己如何学会理发、补衣，我压下了忧虑，打起精神把午饭吃了。
下午出门上班时，碰见了冬冬的爸爸。他正扶着一部自行车进来，一只手上拎了个大号饭盒，一望而知是上新街口有名的大三元饭店买烧鸭回来了。我招呼他，他客气地点了头，黝黑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线白牙。
晚上，吃过了晚饭，外子等着热水洗澡，我和晶晶照例端了张板凳到院子里闲坐。南京的天气，一到九月，早晚就凉快了，晚饭后到室外坐一下便暑气全消。整个夏天，好些人家都是把晚饭搬到院子里来吃的。黄昏的时候，一眼望去，大院子里层层落落的布满了小桌小椅。教职员工，男女老幼，都汗衫短裤，一手扇子，一手筷子，笑语喧哗，热闹得很。
这晚，我们照例坐在王家的厨房窗外。王阿姨下班晚，这时才在烧晚饭，一阵阵菜香和蚝油味溢出窗外来。好不容易把王先生盼回家来，王阿姨现在是聚精会神地在烹调拿手好菜。她在厨房里来回走动，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这真是新鲜事儿，一向还以为王阿姨只会唱革命歌曲。我只看得见她上半身，竟是穿了一件笔挺的鲜红色凉短袖衬衫，新理了发，脸上兀自笑眯眯的。
她是典型的南方女子，一向穿着时新，但这么鲜艳的颜色可还是第一次见到呢。看她忙得这么高兴，我反而不好意思招呼她。这时，院子里好些刚回来的教员，乘吃饭的时候互相招呼问好，那气氛简直比大节日还热闹。
约莫九点半，晶晶和安奶奶已上了床。外子和我正收拾着要就寝，忽然传来孩子的哭声。我听那声音是冬冬的，不胜讶异，把刚脱下的衬衫又套上了身。
“你少管闲事吧。”外子劝我。
“瞧一下就来。”
说完，我赶去轻轻开了门，发现卓家的门早开了条缝，卓太太探出头在倾听。
“怎么回事？”我问她，“冬冬哭得这么伤心！”
“不知道呀。”说着，她把门缝开大了些。
冬冬爸爸本来提高了声音在说什么，这时像拔掉了插头的收音机，突然了无声响，连冬冬的哭声也压下来了，只剩下隐隐的抽泣。我和卓太太听了一阵，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彼此关上了门。
“什么事？”外子躺在床上问我。
“没什么，”我说，“冬冬哭了一阵。”
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是很纳闷。对门而居也几年了，难得听见冬冬的哭声；王氏夫妇一向宝贝儿子，平常连大声呵斥也舍不得的。想着，我竟莫名其妙地心虚起来，隐隐觉得是晶晶带累了他。那天夜里我又睡不安宁，动不动就睁开眼，感到心惊肉跳的；肚子像千斤重担，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故意让门开着，希望冬冬会过来玩，但他们一家三口竟没有一丝影踪。我怂恿外子带晶晶去逛明孝陵和中山陵，他说星期日车太挤，还是明天──正好是晶晶生日──去，可以避掉人群。他倒是好久没有去逛新街口，便提早吃中饭，然后兴冲冲地带着儿子上街去。
下午，煤炭店的工人送来了我们家的配给煤基，一共一百个，一古脑儿堆在门口。安奶奶不许我动手，自己四个一叠地来回搬，往厨房里的水槽下堆放。我既帮不上忙，便拿了一把扫帚，把四散的碎煤屑扫拢来。无意中一抬头，对面的门不知何时裂了一条缝，冬冬的小眼睛在夹缝儿里闪烁。
“冬冬，”我一边扫，一边招呼他，“妈妈呢？”
“睡午觉。”他细声细调地回答，同时把门缝张大了些，露出一张小脸来。
“你昨晚为什么哭呀？”我也学着细声细调地说话。
他瞧着我，小眼睛眨一眨，可是不作声。
“爸爸骂了你？”
他愣了一阵，才慢吞吞地说：“他打我。”说完小眼睛又眨巴眨巴地，似乎还感到委屈。
“真的呀！”我一惊讶，扫帚失了手，把一个煤基撞了下来，登时跌得四分五裂的。
“瞧！”老太太赶回来看见了，心疼得很，连忙夺了扫把，自己扫起来。
“爸爸为什么打你呀？”我乘机赶过去，肚子贴着门缝，悄声问他。“你干了坏事吗？”
“我说反动话。”
“什么！”我吓了一跳，一时也糊涂起来。“你说的？到底是谁说的？”
他点点头，接着又摇起头来。
“我以后不说了，爸爸叫我不要跟人家说……”
“冬冬！”
突然传来王先生的叫喊，冬冬吓得缩回了脑袋，“砰”地一声把门阖上。
“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太也听得一知半解地，煤屑不管了，直起腰来，瞪着眼问我，“到底是谁说啦？”
“也许晶晶根本就没有……”
心里好不容易燃起一线希望，肚子却被那记闭门羹一振，又一阵发紧作痛，话也说不下去。
“你怎么啦？”老太太看我双手抱着肚子，连忙关切起来。
“没什么，”我说。但手一摸下腹，整个缩成个硬球一般，心里也有些慌张。
“我去躺一下。”
可哪里躺得下去呢？只是焦躁地抱着肚子，在自己房里来回转圈子，等他父子俩回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传来晶晶在窗外的喊声：“妈妈！”安奶奶连忙去开门。孩子兴高采烈地跑进来，手里抱了个盒子。
“妈妈，鞋子！爸爸要带我去山山陵，我生日！”
我奔出来，一把扯住了他。
“给我来！”
我吃力地，连拖带拉把他弄进自己房里。他爸爸刚进门，一看这情景，立刻跟过来，嘴里一叠声地问：“什么事？什么事呀？”
我把晶晶拉到书桌前，指着毛主席像，压低了声调，板起脸问他：“不许说谎，晶晶。冬冬说他讲反动话，他讲了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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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听“反动话”三个字，又望着毛主席像，一张脸先冻住了。
“反动话？什么反动话？”外子马上紧张起来，两只手牢牢地抓紧了晶晶的肩膀。
“晶晶没说！”孩子大声否认，来回摇晃着脑袋瓜，胆怯地盯牢他爸爸。“我不说，是冬冬说的！”
“啊……”
我大大舒了一口气，相信上回是王阿姨弄错了。长久压在心上的一块铁板突然彼抽掉，一刹那间我整个心都往上飘起来。
“他说什么？快说呀！”他爸爸急得团团转了，连着催他，使劲地摇着孩子的肩膀。“他说什么？在哪里说？”
“院子里……”晶晶期期艾艾地说，一只手指着窗口，“冬冬要我说毛主席……坏蛋……我不说，冬冬说了！”
“什么时候的事？”他爸爸追问。
“我看，准是昨天下午的事。”安奶奶突然插口，她不知何时已跟进房里来。“昨天下午，他们俩又在院子里玩了好一阵。”
“昨天？”
我愣住了，似乎一头又从云端栽了下来，原来竟是一场失望。
“还得了！讲这种反动话！”外子已经吓得脸色铁黑，虽然儿子这次没讲，他却恨恨地摇着孩子的肩膀。晶晶吓得哭起来。
“还哭！”外子大声斥责，“你自己讲了没有？快说！”
孩子哭得更响了。我自己忽然觉得头晕眼花，却被安奶奶抢过来，一把抱住。
“不好，瞧她脸色！”
就这样，我当天便被送进了医院。挣扎了一夜后，我终于早产了，生下了老二。
同事们常好奇又羡慕地说：“文老师，你两个孩子同一天生日呀！”
我总是笑笑说：“感谢毛主席呀。”
真是感谢毛主席，这以后，王阿姨竟成了我的莫逆之交。连她丈夫见到我，也是含笑又点头，亲如家人般。
来源：可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