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65）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18）
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将苏联议会抛在一旁，同九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领导人一起制订新联盟条约草案。8月15日，苏联新联盟条约草案正式发表，并决定于8月20日签订新联盟条约草案。新联盟条约草案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CCCP)，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也是苏联CCCP)。新苏联是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它是在各平等共和国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条约参加国自愿赋予它的权力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条约规定了联盟的结构；苏联的管辖范围、苏联和各共和国共同管辖的范围；联盟机关的组成等。新联盟条约扩大了各共和国的权力。苏联和各共和国的关系由条约、苏联宪法来调节。
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最多还能存在半年，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最高苏维埃都将不通过新宪法，也不参加联盟条约的审定工作。这就使最高苏维埃“联盟”议员团感到愤怒。他们主张应该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来批准新联盟条约。他们呼吁保留苏联的联邦性质，强烈批评新联盟条约草案，认为该草案“将导致国家分裂”。“联盟”议员团两主席之一科甘表示: “最终的决定将由代表大会作出，我们将在代表大会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奉行的是“瓦解国家的一贯方针”。“联盟”议员团协调委员会主席布洛欣批评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向共和国“让步”。“9+1”进程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感到不满。尽管7月12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但卢氏强调，联盟议会“是稳定的保证，维护苏联完整的重要工具”。在8月16日新联盟条约即将签订之时，卢氏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立场在新奥加廖沃“9+1”进程中没有得到反映，如在条约的名称和基本原则中必须反映全苏公民投票的结果。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苏联的国家名称和性质也表示了相应的立场。在新奥加廖沃各全权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立场得到了详尽的论证。但是，这一立场在条约的最后文本中“没有得到反映”。所以，这个问题应需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讨论，也可能需要全民公决。卢氏还认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预先声明要确定给联盟预算独立的税收进项，但遗憾的是，这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在联盟条约草案中“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的反映”。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一项准则，以避免“法律大战”，即不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止共和国法律。共和国中止联盟法律和通过协商一致的程序或苏联宪法法院的判决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但这一点没有在新联盟条约中得到“反映”。卢氏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然后还要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
在签署联盟条约之前，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秘密达成协议，要求戈氏在签署条约不久就立即解除苏联三个强力部门的领导人职务。他们虽然搞的是秘密会谈，但后来从紧急状态委员会那里发现了这个谈话记录。
此时的苏联已进入生命倒计时。苏共保守派为了苏联不被分裂和保住苏共的执政地位，悍然发动了“八一九”政变。此事已在前文有交代，这里不再赘述。只把《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的一节《1991年8月政变及其后果》给大家摘录出来: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和联盟政权的最后失败，是由1991年8月未遂政变划上句号的。未遂政变进一步加强了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实力。它促使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其中大多数早就在谋求独立了——走向了独立之路。
……1991年3月初，戈尔巴乔夫突然向赞成资本主义的势力发动进攻。他攻击民主派是“典型的右翼反动派”，指责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进一步下降了。再一次发生的矿工罢工，破坏了他统治的合法性。罢免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主席职务的企图给自己惹火上身，反而使叶利钦的地位更巩固了。唯一的亮点是三月的全民公决得以通过。4月，戈尔巴乔夫看到自己斗不到叶利钦，便再次改变策略，但这又更让叶利钦得势了。
现在，叶利钦优势在握，或者也许是考虑到三月全民公决对联盟的认可，他提议和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举行谈判。戈尔巴乔夫接受提议，于是“9+1”谈判开始了。(波罗的海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没有参加)4月23日，九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签订一项新的联盟条约，它将在保留某种联盟形式的基础上赋予各个共和国以实质性的权力。叶利钦因此停止了原来对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
接着，戈尔巴乔夫又把进攻的矛头从民主派指向了强硬派。7月，他在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新的苏共纲领草案，从而激怒了保守派。8月初，新联盟条约谈判在条约的具体细节上达成一致。没有参加谈判的亚美尼亚宣布它也希望重新参加谈判。新条约的签署定于8月20日举行。
“八一九”政变的直接原因正是即将到来的新联盟条约的签订。政变策划者把新联盟条约看作是联盟国家的最终解体。
为了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政变领导人指出，他们将制止向资本主义下滑的趋势。他们是在政府而不是在党的名义下采取行动的。所有的政变领导人都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党的领导人。
政变领导人声明，他们将尽力向苏联人民保证奉行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改革方针，支经济多样性，包括私营企业的作用。
然而，不管政变领导人试图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如何，政变在苏联还是被理解成复辟旧的、改革前的体制的图谋。由于他们已经把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第一鼓吹人戈尔巴乔夫撇在一边，他们就无法再理直气壮地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保护伞了。安全部门和军事部门高级官员参与政变，更强化了这种印象：这是一次企图回到旧体制的阴谋。
紧随着政变领导人企图掌权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更清楚地显示了当时三大阵营的力量平衡，在苏联的发展问题上，它们所持的观点各不相同。鼓吹回到旧体制的那班人，虽然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发现应者寥寥，不管是在普通老百姓中，还是在党国精英中。在苏联的大多数地方，除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外，虽然政变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有力的抵制，但也没得到什么积极的拥护。一旦强烈的、决定性的反抗在莫斯科出现，政变领导人在采取坚决行动方面的犹豫不定就暴露无遗了。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在号召党国精英复辟旧体制这件事情上，政变彻底失败了，而这正是群众不再需这种体制的最终表现。
尽管有证据表明，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变革方向在大多数老百姓那里十分走俏，但它的积极支持者还是发现自己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一样不受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改革虽说是以普通劳动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但它从来就没有激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一直坐视不理。即使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也没有掀起过一丝丝反对政变策划者的波澜。
然而，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立即就从他们位于首都的大本营里站出来反对政变。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威胁说政变者将得到应得的报应。保卫“白宫”即俄罗斯议会的人数据说只有二万人，这个数字远远少于早些时候的莫斯科大游行。这似乎是鼓吹即将在该国实行新体制的最核心的力量了。俄罗斯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依告诉群众: “我们或者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活着，或者我们继续让自己做着‘社会主义选择′、盼望着′共产主义前景’，活着却像猪。”一位俄罗斯商人说，一些俄罗斯新资本家参加了这次冲突，他们雇用保安人员帮助保护了当天白宫外的游行示威。从叶利钦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主席以来一直明争暗斗的两大阵营，现在终于公开决裂了。保守派掌握了联盟中央的舵，而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则以俄罗斯共和国为大本营相抗衡。而戈尔巴乔夫与社会主义改革派倒成了旁观者。
面对叶利钦及其盟友的反击，政变领导人未能釆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显然，政变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在党国精英内部孤掌难鸣。他们希望戈尔巴乔夫参加进来，赋予他们的行动以合法性，也希望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开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得到圈外人的任何有力的支持。一旦认识到他们有多么孤立，他们就只有放弃了。
政变的迅速失败暴露了不管是保守派立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在党国精英中所受到的支持都已经是多么的微弱。叶利钦及其盟友在击败保守派之后，认为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的时机已经成熟。和政变领导人一样，叶利钦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依据，就签发了一份把俄罗斯境内一切苏共财产的所有权转归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命令。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不久，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把中央机关转交给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指定的立法委员会。这时，联盟政权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个人——总统戈尔巴乔夫。
随后，戈尔巴乔夫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保留某种形式的共和国联盟。但随着叶利钦迅速接管了苏联的财产和机构，就不再有什么联盟的可能了。谁也不想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于是各个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联盟的愿望现在在所有的共和国中都占了上风。那些一度担任共产党一把手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纷纷步叶利钦的后尘，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取缔了共产党组织。例如在乌兹别克，总统卡利莫夫把共产党的名字改换成人民民主党，就接管了前乌兹别克共产党的财产，而该党的首脑还是同一个卡利莫夫。
1991年12月初，叶利钦最终埋葬了建立新联盟的一切努力。他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一切权力，接着和另外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脑举行会晤，宣布苏联解体，组建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向一切前苏联共和国开放，但其中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31日，苏联正式解体。
“八一九”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迅速失败的结局？除了叶利钦激进派坚决反击的因素外，苏联保守派的表现萎靡不振也是重要因素。
第一，这次政变行动搞得虎头蛇尾，很不认真，未做充分准备。政变策划者只是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前两天才开始聚会的。第二，紧急状态委员会思想矛盾，前怕狼后怕虎，既将坦克开到莫斯科街头，又害怕使用武力。帕夫洛夫说，“我反对使用坦克”。事后调查表明，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没有明确下达坚决攻打“白宫”的命令。第四，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仓促行事，从一开始就三心二意，缺乏统一的思想。帕夫洛夫称病入院；其他人也不积极，亚纳耶夫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第五，苏共中央对紧急状态保持“惊人的沉默”也是其失败的一个原因。紧急状态局面出现后，苏共内部明显分为两个阵营，以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他几次主持召开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但在会上多数人反对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另一派是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领导的，虽然没有公开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也没有支持它。8月21日伊瓦什科发表声明，要求戈尔巴乔夫出来讲话。总体上苏共中央的暧昧态度使紧急状态委员会失去强大政党的支持。只有极端民族主义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表示支持。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两位美国左派人士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一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给我们作出了解答: 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也就是说，这个惊天动地的变革，不是下层民众推动的，而是上层人士的自我了断。这是为什么？请大家看该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苏联体制的终结，并未经历什么实际的暴力和流血冲突。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体制垮台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一不复存在了，其经历的过程是如此平和，让全世界都感到难以置信。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一过程定性为一次革命，虽然是一次特殊类型的革命。
社会经济体制被来自下层的革命所扫除，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在这种传统的革命中，社会体制的下层被统治者揭竿而起，打败旧的统治集团，推翻该集团借以统治的体制，再开始从事建设新体制这一艰巨工作。法国大革命是此类历史事件在现代世界上的典型。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则是20世纪的例子。
虽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通过革命被推翻的，但这种革命与传统的革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该体制的终结是一次十分不同的社会进程的产物。它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党国精英们在这种革命口号下结成联盟——每一次革命都包括各种集团和阶级的联盟。亲资本主义联盟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家这个新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苏联内部的特权集团，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还是在物质财富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知识分子在这种革命过程中特别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党国精英才是这种联盟的中坚分子。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都由他们组成，他们代表着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相互照应的另一种势力。新的资本家阶级绝大部分是从他们中产生的。正是这些党国精英们支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最终使政治对手缴械并打败了其他两部分人。
很难在最近找到一次历史事件，可以和苏联1991年的革命相类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它有点相似。这是日本在西方势力的强大炮火面前蒙羞之后，通过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帮人来掌权的革命。新的统治者决心用在西方找到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来取代日本的封建体制。他们废除了旧体制的核心制度，包括阶级特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利用国家的力量去开展新工业的建设工作，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然而，明治维新同苏联党国精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拒绝、对资本主义的偏好有着重大区别。日本的封建精英由武士、官吏和大封建地主混杂而成，他们中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不得不在1866一1868年花了两年的时间去战斗才能赢得政权，这点和苏联实质上是和平的演变不同。日本在对外来政权所强加的军事和政治的羞辱作出反应时是如此激烈，而苏联却是世界上两大强权之一，根本没有受到军事征服之类的严重威胁。
苏联垮台的独特性，根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殊性。历史上其他强大的社会体制，都有这样一些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多少公开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它的统治集团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它的合法性全部建立在这一主张上: 体制的运行是为了普通民众。这种统治集团只是把自己的体制维系在历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纽带上，一旦面临物质私利，这种纽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许多纯粹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苏联垮台中发挥了作用。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黔驴技穷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苏联特殊的多民族框架，它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此外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特殊天才，这个人就是叶利钦。
假如苏联不是一个以多民族共和国为基础的国家——就像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那么，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终结就不会引发其国家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是改革年代兴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核心在俄罗斯共和国活动所酿成的副产品，也是该联盟为确保掌权而要求瓦解苏联的人为结果。
苏联垮台中所牵涉到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一1991年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把党国精英从苏联体制一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体系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党国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就什么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么都有了。
不管大多数人在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何，苏联体制渐渐驯化普通公民，在他们中间，已经见不到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把改革叫做“革命”，但他从来就未能发动普通民众，苏共70年的等级统治已经教会他们远离政治了。戈尔巴乔夫的行事作风是官僚型的，不是群众动员型的。他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努力，靠的是共产党机构，而这个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自上而下、官气十足、乱统乱治的。所以，要想动员普通民众积极拥护他的革新了的社会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不管这个目标是如何诱人。
这样就把苏联体制1991年的命运完全留给党国精英以及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的盟友们去决定了。一旦理解了苏联体制的这种结构特征，改革所导致的惊人后果，以及结局又是如此惊人的迅速而平和，就不再显得惊人了。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