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逆境崛起
(46)查尔斯•刘
如果有人问,你一生中最困难的是哪一年?我会回答:1985年。这一年,我39岁。四通还没有满周岁,便遭受非常严苛的“清理整顿”,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这一年,也是我们最辉煌的一年,四通不仅没有被摧垮,而且开始起步筹备后来为四通赢得巨大成功的核心产品:四通中英文电子打字机。
四通打字机,这是四通真正的传奇。创造这个传奇的第一功臣,是王缉志。在加盟四通之前,他已经有过在微机系统上作汉字文字处理的摸索和实践。四通曾对员工做过一次普遍的人才类型的性向分析,王缉志是典型的发明型人才。他很早就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16 点阵字库,而且很早就提出要让电脑能唱歌、会说话。早期电脑中有两张重要的板卡:汉卡和声卡。在这两个领域,王缉志都是早期的开拓者之一。后来,四通上马开发打字机,在技术方面,他是主将。
但是,公司立项做打字机开发,对我而言,这一创意的火花,来自一位港商,他叫查尔斯•刘;给这一火花加油助燃使之燎原的,则是日本三井物产的石田邦夫。
这是两次偶遇。人的一生中,充满了各种偶然。在这些偶然中,往往孕育了重大的机会。而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带红领巾的时候就熟悉一句誓言:时刻准备着!对了,时刻准备着,这是人生成功的秘诀。
查尔斯•刘是香港 COLEX公司的老板。他正准备投资深圳大学办一个合资企业,刘控股,任合资企业的董事局主席。1985年初,我和李玉到深圳出差五天,拜会了深圳大学的罗校长。在老罗那里,第二次见到了查尔斯•刘。
查尔斯•刘是一位奇人,满脑袋是创新的点子,活力四射,经常突发奇想、语出惊人。据说,香港的第一块电子表,就是他们的产品。在那个年代,他们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手提电脑:COLEX-2000。他还是一种新型建筑材料——涂塑钢材的供应商。深大的教学楼和宿舍的门窗,就是采用他提供的产品,这种涂塑钢材门窗,无论是色彩、质感还是密合性能,都比当时流行的铝合金门窗要胜一筹。
在谈到COLEX-2000的市场前景时,查尔斯•刘不经意一句话,犹如石火电光,让我全身一激灵。他说,如果这样的手提电脑增加了汉字功能,就可以用来替代传统的中文打字机!我刚想接过这个话题,他却是火花四溅,转移了目标,大谈起如何养鹅和制作鹅肝酱了。
1985年1月23日晚,查尔斯•刘在雅园宾馆设宴招待我和罗校长,雅园是当时深圳的一家高档宾馆,曾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和外国贵宾。现在,查尔斯•刘在此设宴招待我,别有深意。
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讲究的大餐,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为什么人们说“吃在广东”。这是一桌极品山珍海味,除了活鱼、鲜虾、燕鲍翅肚参,还有穿山甲!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药用动物,也上了餐桌。
席间,他突然宣布,要聘我为他投资的深大合资企业的总经理,而且,要给我5%的股份。当年刘邦设坛拜将,查尔斯•刘是设宴拜将。我一看当时的场面:罗校长不动声色;原定的总经理应启瑞大惊失色,便明白他事先并没有和深大方面沟通,而是他突发奇想的决定。
在北京,我还有一个四通;在美国,还有一个等待我合作的赵教授。我婉转地说:我们可以从汉化COLEX-2000开始合作,先平行地走一段,将来条件成熟了,也许就可以并轨运行了。
查尔斯•刘表示赞同,并立即拿出了两台COLEX-2000,一台交给应启瑞,一台交给了我。我第一次见到COLEX-2000的真身,外形更像一台手提示波器,3×4吋的小屏幕电子管显示屏,结实的手提把,机身很有一点分量。在当时能把电脑小型化到这个程度,已属不易。但和精巧的日本电子产品比,还有相当的差距。
1985年1月25日晚,刚从深圳回到北京,赵鉴芳教授就在西苑饭店设宴招待我们。席间,我谈到COLEX-2000的汉化和新一代中文打字机的想法,他极感兴趣。饭后,又送我和李玉回东总布家里,并留下来继续深谈。从雅园到西苑,从深圳到北京,从香港到美国,一个合作项目的蓝图在徐徐展开。
这一切,都让来势汹汹的“清理整顿”暂时中断了。但开发中文打字机的想法,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那个年代,中文打字的方式非常落后:笨重的铅字盘,几千个常用汉字排列在字盘里,经过专门训练的打字员,要非常熟悉铅字的位置,在用到它的时候,移动机械手,把这个铅字抓出来,利用杠杆原理,把它敲打在专用的蜡纸上,然后再去油印。只有相当级别的单位才配备这样的打字机,而且常常是放在机要室,因为打字出来的文件,盖上红圆大印,就代表了一种公权力。
据说,当时在联合国,要找中国代表团,不需要看路标,只需要听声音。因为那种“嗒、嗒、嗒”沈闷的打字声,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结束这个落后时代,彻底改变了中文打字方式的,是四通。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经这样评价四通打字机:以前,中国没有一种人人都可以使用的打字机,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个打字机时代,这对社会进步、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现在有了四通开发的打字机,不仅可以补上那个失去的时代,还帮助我们迎头赶上了全新的电脑时代。
(未完待续)